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docx
《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论述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转型中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如何体现的？
从单纯的时间性概念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指1917年至现在的文学，近年来人们一般又把它称为中国20世纪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它的诞生之初被叫做“中国新文学”，这一称谓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性概念，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一种革命意义的显示。
其发展转型过程既是中国文学本身现代化的过程，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艺术显示。
而对中国新文学具有本质性影响的是西方文学思潮。
它是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西方文学史上曾今存在过诸多的文学思潮，如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这些文学思潮使中国新文学具备了真正的反封建的“现代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统现代化发展转型的推手。
其中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从“五四”时期开始，起源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便同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一道输入中国文坛。
但由于社会的需求，浪漫主义的潜质与影响，被人为地忽视。
实际上，每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总是浪漫主义以其理想主义的激情因素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魅力，激活着沉闷而压抑的中国文坛并赋予它全新的文学形象。
1917—1927年文化整体批判时期，受近代日本文学和欧美文学的影响，以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创造社作家为主体而形成的浪漫主义作家群，从个人的生活感受出发，强化了个性解放的思想主题。
他们的作品，如《天狗》《沉沦》等，抒发现代青年情感压抑的苦闷，深刻描写“五四”时期的某些极端主义情绪，以对传统的全面反叛和对偶像的彻底破坏，直接反映了“五四”时期的积极进取精神，以及已经觉醒了的青年一代的思想状态。
30年代以后，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我们仍可以从戴望舒、艾青等人的诗歌以及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中，发现许多作家依旧在以饱满的激情，讴歌光明，赞美自然，抒发个性，颂扬反抗。
这无疑是“五四”浪漫主义精神的延伸和发展。
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实践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
赵树理对“五四”浪漫主义发展为成熟的革命浪漫主义，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历史中介作用。
他最有代表性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是《小二黑结婚》。
它所反映出的高昂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很快便辐射到李季、孙犁等解放区作家的创作当中，从而使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成为真正的现实。
而且，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把“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意识做了彻底地清除，将浪漫主义的理想与主观因素进行了充分地发挥，并注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理念，基本上奠定了建国以后各种题材作品的创作模式。
现实主义最早引入中国的时候叫“写实主义”，随后在“五四”时期，“写实主义”开始成为新文学界亟欲引进的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美学模式，通过强烈的“似真”感唤起读者的恐惧与怜悯，从而达到一种类似悲剧的净化的作用。
我们可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看到鲁迅、茅盾、老舍等人对于现实主义的吸收与转化，他们的开拓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力。
1928年左右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新阶段。
一方面，现实主义为作家提供了一个观照社会现实的客观冷静的批判视点，另一方面，作家又时常对现实主义无法促成更有力的社会效应的消极性深感不安。
因此，虽然对“革命文学”论争中粗糙的文学工具论有所不满，鲁迅、茅盾最认同文学在批判之外还应该提供变革社会现实的政治方向的指引。
随后左联成立，新文学与政党政治开始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随后引进的“新写实主义”“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在试图修正、取替旧的“不足”的“五四”写实主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规范。
这一规范在不同时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挑战，这些质疑与挑战在左翼文学的框架内通过对“真实性”等问题的辩护提出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尽相符的文学理想。
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取代的原因一方面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另一方面，与大跃进的社会文化气氛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文学“理想”的性质有关。
1980年代初期，官方文学界有重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努力，但成效不大。
历史变革所释放出来的文化空间，使得人们有可能跳脱开主流现实主义的框架去汲取别的美学资源。
整个80年代，现代主义与“寻根文学”的文学潮流都对现实主义的美学范式进行了冲击。
但是，从普通读者的接受来看，现实主义仍然是主流的美学品味，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实验潮流过后，随着文学刊物商业化格局的调整，现实主义很快又再度占据中心位置成为90年代文学期刊选稿的标准。
现代主义文学属于20世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文学不主张用作品去再现生活，而是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
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故事往往是荒诞的，主题往往是绝望的。
现代主义早在上世纪初就传到中国。
作为一种创作手法，经历了文学黑暗的禁闭年代之后，上世纪80年代末这种思潮在本土演得空前热闹，尤其是文学理论界。
中国本土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84年前后），新时期文学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
84年前后，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渐渐脱离了“群体”，他们要奋力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强化民族精神，对传统的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启迪民智，唤醒民心。
基于这种现实和文化心理诉求的欲望，再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渗进，他们看到了表现我们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可以借鉴的方法。
但是，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一些刊物只给这些作品挂上“探索性作品”的标签。
其实，这个时期所谓的“探索性”作品在一定程度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创作手法，对民族文化作全方位的反思，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消极的批判，对愚昧落后的痛惜，更注重表现人的个性，注重人的潜意识以及心理历程，对现代不合理的事以讽刺。
有些作品在模式上摆脱了传统的情节而建立新的情节观念模式。
除了少数作品有图解存在主义、带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倾向外，大多数作品具有进步的意义！
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应该属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让人的生活、人的命运在神话的氛围里展开”。
这种整体构思，深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而且莫言也毫不回避这种影响和启示。
周立武的《巨兽》，明显吸收了象征主义的手法。
那个神秘的巨兽是山林的统治者，它吞噬了许多猎人而继续向猎人挑战，不断地吸引着一代代的猎人。
可是年轻的猎人从父辈的死看到了人的怯懦劣根：
人为什么不能活着证明自己？
难道英雄就是死亡的符号？
揭示了这种难以跨越的传统道德观念。
总之，新时期本土文学创作，不管采用哪种创作手法，对于那些有成就的作家而言，或多或少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创作手法，并因为这些手法的渗入，使本土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繁荣景象。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继承、超越和悖离，它们都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
相比之下，现代主义文学在摒弃传统文学以“反映论”为中心的创作原则之后，又试图建立起以“表现论”为中心的新规则和范式。
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反传统推向极端，不仅反对现实主义旧传统，也反对现代主义新规则。
否定作品的整体性、确定性、规范性和目的性，主张无限制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规范、模式、中心等等对文学创作的制约。
甚至试图对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形式及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
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艺术审美范围被无限扩大，街头文化、俗文学、地下文化、广告语、消费常识、生活指南等，经过精心包装，都登上了文学艺术神圣殿堂。
文化被“技术化”、“工业化”之后，原来由文学家、艺术家个人创造的文化精品，现在大量地被电子计算机设计、生产出来。
尤其是电脑流行，录音、录像、激光盘的大量复制生产，文学艺术不再是阳春白雪，而成为人人可以任意享用的日常消费和商品。
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人的文化意识，导致了广泛的“反文化”、“反美学”、“反艺术”倾向。
在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不再试图去表现对世界的认识，既不像现实主义那样冷静地观察批判外部世界，也不像现代主义那样的去痛苦地感悟内心自我。
它注重展示主体生存状况，认为世界是荒谬无序的，存在是不可认识的。
对事物的本来因素，对社会，对客体，对人只作展示，不作评价，不强加预先设定的意义，其审美价值与内涵让读者去思索归纳。
不仅不相信外在物质或历史的世界，也不再相信人的智性或想象的内在世界。
从认识论走向了本体论，进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再追求文学的终极价值，把一切崇高的信念、理想都看作是短暂的话语的产物。
把严肃性当作一种拙劣模仿、故作深沉而加以抛弃。
面对混乱的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异化，他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去思考社会、历史、人生、道德等问题，不再竭力去认识和阐述世界，不再承担文学艺术家崇高神圣的社会职责与历史使命。
后现代主义作品一方面表现出文学与哲学融为一体，具有精深的哲理性。
另一方面大量再现幻觉、暴力、颓废、死亡内容，展示人生的荒诞痛苦。
那种附庸风雅，严肃庄重，精英意识荡然无存。
作品充满了颓废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绝望情绪。
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种形态的。
如先锋小说，这批作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场，虽不是文革的直接参与者，但深受其影响，表现最突出的是被遗弃的孤独感，与传统价值观念有所远离，与英雄人物有所隔膜，对现实感到迷茫困顿，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较矛盾。
代表作品有刘索拉的《混沌那个哩登愣》《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染的《世纪病》，刘毅然的《摇滚青年》等。
马原、格非、苏童、余华、孙甘露等的作品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很深，创作思想与评议风格的后现代特色鲜明。
《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天风船》《虚构》《青黄》《访问梦境》《信使之函》《褪色鸟群》《雨季之瓮》《黑手高悬》等都是代表之作。
此外王朔的消费小说也体现了后现代反对理性、崇高，提倡世俗化欲望全面扩张的特点。
《浮出海面》《千万别把我当人》等塑造了一批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是真正独立但从社会体制角度看是零余人的形象，将传统的人的归属感解构，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解构思想深处具有后现代的影子。
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和新体验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小说的深远影响。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2007-7-318:
56:
15 杨鹏 阅读202次
引言：
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
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
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
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
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
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
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
刚刚从十年文革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
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
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
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
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
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
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
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
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
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
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
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
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
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
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
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
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
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
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
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
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现代主义：
先锋的舞蹈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文革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
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文革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
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
《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
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
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
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
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
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
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
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
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
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
代表性的文章有：
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
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
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
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
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
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
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
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
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
“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
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
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