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要素详解《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异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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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要素详解《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异同
七大要素详解《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异同
关于《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军事思想中战略要素问题的对比探究及现实意义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是不同历史时代、战争环境和文化土壤条件下的产物。
两书均足以算是中西方传统军事学术的代表。
通过对两书军事思想中战略问题的对比探究，从各个具体的战略要素展开论述分析，显示出中西方对军事战略问题思考的异同。
可以为思考未来军事学术走向提供帮助。
同时，战略要素问题也能为现代的军事运筹提供良好的素材。
（一）概念的界定
“军事”是军队事务的简称，中国古代称呼为军务，是与一个国家（或者政权、集体）生死存亡有关的重要事务以及法则。
“战略”一词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
在西方，“strategy”一词源于希腊语“strategos”，意为军事将领、地方行政长官。
后来演变成军事术语，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
在中国，战略一词历史久远，“战”指战争，略指“谋略”。
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对战略进行全局筹划的著作。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通常包括战争观、战争问题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建军指导思想等基本内容。
中国和西方在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两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文化的交流较少，军事学术上的交流更是少之又少，在兵学史上也就同时独立地开出了两朵奇葩，各有其特色，东西兵学交相辉映。
（二）两书的成书背景
西方的军事学术真正开启的时间是在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后。
之前的军事学术更多的是和战争史紧密联系的，其目的并不是叙述战争的指导原则，而是记述战史。
随着资产阶级产业革命的发展，军事战争的武器装备、军队体制、作战形式和后勤保障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拿破仑战争的爆发，欧洲一些出色的将领比如劳埃德，比洛，卡尔大公等人开始对军事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各种新的观点。
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这些著述中的最为人所熟知的。
世界的历史是从战争开始的，同样，中国历史也是从远古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开始的。
中国的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战例资源。
《中国军事史》所集《历代战争年表》，起自公元前26世纪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止于公元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
据《年表》统计，在大约4500年的漫长岁月中，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共3791次。
正是由于有着如此之多的战争经验，中华大地上才孕育出了丰富的军事思想，体现出独特的军事思维。
频繁不断的战争，曾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向前发展，正是在这些战争中，人们开始对战争作理论思考。
战争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这是当时人们思考的问题。
评价一场战争好还是不好，不能只看当权者说些什么，而是要看它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认为：
战争的胜与败取决于战争发动者是否有德。
因此，有德之战必胜，无德之战必败，成为中国古人看待战争的第一个结论。
“德战思想”不仅打破了“天”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无德之君是可以取代的），将事业的成败和人的生死祸福的决定权从天那里收回到人自己手中。
而且使人们判断战争行为的正当与否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
赞赏有德之战和叱责失德之战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战争观。
通观以后的重要兵学著作，也都是按照这一条总的思路逐步展开的。
孙子的“道”，吴子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尉缭子的“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武为表，文为里”的著名论断，都是“德”的观念在多层面的展开。
（三）两书简单介绍
《孙子兵法》相传为孙武所著，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经典性的军事学术著作，是对春秋以前中国古代战争经验的最高的理论总结。
它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包容了丰富的兵学学术思想，而且蕴涵有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特有的人文意识，所以被学者们称为古代东方兵学智慧的结晶。
现存分13篇，为《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和《用间》。
据传现存版本是为曹操校订。
按照东汉班固的观点，当时的兵书可分为四派，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而《孙子兵法》归之于“权谋”一派。
《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进行观察、研究和分析的结晶，是世界军事思想史上第一部自觉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系统地总结战争经验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
它既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又是可以算是一部哲学著作，其受到了黑格尔哲学很大的影响。
它不仅奠定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基础，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全书分八篇，为《论战争的性质》、《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草稿）》、《战争计划（草稿）》。
这是克劳塞维茨的遗著，是由其妻子玛丽•冯•克劳塞维茨整理出版的。
（四）《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各自提出的战略要素
《孙子兵法》六千余字，可总结为两字“算”和“诡”。
“算”，即谋划，计算。
《始计》篇即是讲庙算。
“算”的目的是衡量双方实力，尽量做到集中力量，以强攻弱。
“诡”，即“诡”并非一种固定观念，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其义为因利制权，即必须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始能达到造势的目的，而并无一定常规可循。
孙子在《计》篇中列举了十二条诡道的内容，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因为诡道并无常规可循，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通过“诡”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
这也是《孙子兵法》归入“权谋”派的原因之一。
所谓“权谋”，就是以正来防卫国家，以奇用兵，先用计谋而后发动战争，兼顾战争的形势，包括阴阳在内，使用巧妙的作战计划，便是权谋。
换言之，即是以战略为中心，从政治到战术为止，讨论到广泛的“计谋”的一派。
《孙子兵法》把战争的要素归结为“五事七计”。
“五事”者，即道、天、地、将、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七计”者，即“主孰有道？
将孰有能？
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
兵众孰强？
士兵孰练？
赏罚孰明？
”通过这“五事七计”的全面考量来得出胜算的多少，这也是中国最原始的军事运筹。
《战争论》将构成决定战斗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五类：
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字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
“第一类是精神要素及其作用所引起的一切；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等属于第二类，即物质要素；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它们的几何数值有计算价值则属于第三类即数字要素；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属于第四类；最后，一切补给手段等属于第五类。
”我们通常认为东方更重视精神作用，但事实西方兵学的大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便将精神要素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上。
《战争论》中对“战略”一词给出了一个较好的定义，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
“上兵伐谋”。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将对战略的探讨放在仅次于战争本质的地位上。
西方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东方有“德战”之说。
此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战争性质上的探讨，中西意见可谓不谋而合。
而在战略问题上的讨论，中西似乎各有千秋。
（五）两书对战略要素探讨的异同
（1）精神要素
战争的胜负是要靠实力作为基础的。
在实力基础之上，精神要素可为战力的倍增器。
“投之亡地然后存，险之死地而后生。
”这句话出自于《孙子兵法》中的《九地》篇。
昔日韩信破赵正是靠此获胜。
孙子认为要发挥精神要素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道”，但此“道”非儒家所深究之道，而仅仅是“令民与上同意，故也可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韩信破赵成功源自于他破魏的功绩让士兵们笃信于这个主将，而马谡失败也是由于没有这个基础。
《孙子兵法》对精神要素的描述只此寥寥数言，虽已掷地有声，为后世军事将领所重视，但仍缺乏系统的描述。
《战争论》弥补了这个缺憾。
克劳塞维茨提出：
主要的精神力量重点是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在战争中这三者在不同的场合作用发挥的大小有所不同，具体说明在不同的战场环境中何者表现更为明显。
在战争中，有些时候精神要素远比物质力量重要。
精神要素既不能用数字明确地表达出来，也不能明显地划分成等级，人们只能看到或感觉到。
但是，它们始终贯穿于整个战争领域，同推动并支配着整个物质力量的意志紧密地融合成一体。
理论为物质力量制订每条规则时，都必须考虑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比重。
在战争中，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剑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利刃。
在这点上，这两本书的作者不谋而合。
（2）物质要素
尽管精神要素是至关重要的，但物质要素毕竟是战力的基础。
战争还是要凭实力争胜负的，即使战胜如果没有实力来维持战果，那胜利也便是虚话。
关于物质要素，《孙子兵法》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论述：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这大意是说：
土地经丈量而知其面积的大小，由此联系到养活人口的多少，又能联系到物质资源的丰富或贫瘠，由此决定了供养士卒的众寡。
一般说来，士卒多的居优势，士卒少的居劣势，由此推知，把上面几项相互联结，便可以权衡双方实力大小，最后决定了是胜还是败。
严格地来说，战争是胜还是败，还取决于许多别的因素，远不是上面说的这么简单；但《孙子兵法》在此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看到了战争的胜负并非突兀而至，而是有多方面量的积累作准备的过程。
这一见解是超越前人的。
克劳塞维茨将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比例等作为物质要素。
不得不承认，在大战略的眼光上，克劳塞维茨是逊于孙子的。
克劳塞维茨将物质要素仅局限于军队本身，同时兼顾了一些军事后勤问题，但他忽略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问题。
可以推想，他在书中的一个重大的漏洞（即忽视了战争准备的问题）和他这个思维盲区是有关联的。
但孙子的缺陷没有讲军队的合理比例和阵型如何编成（这倒是《孙膑兵法》的重点），当然也可能孙武并没有想细化每一个环节。
所以说，这两本书在讲到物质要素时是互补的。
（3）地形要素（自然要素）
关于地形要素，这是两书都很重视的，当然不只是这两本书，任何和军事战斗有关的书籍都不会忽视对地形的研究。
地形不仅同军队的后勤有关系，同军事行动本身也有十分密切而永久的关系，对战斗过程本身、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地形对军事行动发生的影响有三个方面：
妨碍通行、妨碍观察和对火力的防护。
他很详细地论述了在山地、江河、沼泽地、泛滥地、森林地、要塞、设防营垒等不同地形条件下如何进行进攻和防御。
而孙子不仅讲到了地形，也讲到了“天”，孙子讨论的其实可归之于自然因素，即他所说的“天”和“地”。
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必然要受到所有自然条件的影响（尽管各种自然要素影响程度不同）。
孙子说：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都决定着战力的发挥。
天，即“阴阳、寒暑、时制”等气候条件，它不仅对一般的军事行动有影响，对古代很常用的以少胜多方式——火攻的实施，作用更为直接。
可以说，在自然要素这方面的叙述，孙子更胜一筹。
孙子花了十三篇中的四篇来论述地形和作战的关系，孙子在《行军》篇中论述了行军作战如何利用地形要素的问题。
“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
”这是孙子对当我军和敌军在山中作战所提出的作战思路，控制着高山，设营于谷地，如此方能以山险为屏障，以谷涧为待机位置。
这种利用自然形势所造成的防御工事，不但胜于人为的防御体系，而且还替国家省却了一笔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开销，何乐而不为呢？
何况，谷间潺潺流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草木的繁茂也正可为战马之秣粮。
然而，选择扎营的山谷时务必切记：
我们所处之地必定要高于敌人的营区。
这样才能收地利之实效，控制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控制。
在《行军》篇前，孙子曾再三说过“高地之敌不可攻”，所以假使我们所处的地势优于敌方，那么在战事之中，我们必是主动的一方，毋庸忧惧敌人的觊觎。
孙武的这短短的一段话说明的就是“处山之军”应该如何部署的原则。
而其下文将分别说明面临各种状况时，例如江河、沼泽、平坦旷地、丘陵、“六害之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我方应该采取的适当行动为何。
但需重视和注意的是这种应付手段除了顺应自然环境之外，参战者的生理状况和心理因素也必须事前了解，列入考虑的范围之内，否则断不可能收取宏效。
《地形》篇中，孙子将地形分为六种，当然这是东方式的分法，西方的军事家们还是无法如此分类地形。
六种分别为“通、挂、支、隘、险、远”。
此六者究竟为何意，我将以自己的理解来一一解释。
平坦而畅行无阻之地曰“通”，多所障碍之处曰“挂”，两军对峙之地曰“支”，狭隘而进出困难之地曰“隘”，险阻难行的所在曰“险”，迢迢千里之地曰“远”。
这六种地形为中国兵家必须详为研判的地理知识。
西方无须分如此之细，只需按照自然地貌分类即可。
罗马军团在西方能横行天下，但与东汉一战便大溃而降。
这不是说明东西方孰强孰弱，而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罗马兵团在欧洲战场可大开大合，只需分平原，山地，江河，沼泽等不同地貌采取不同方式发挥其技术军队的优势同蛮族作战即可。
而在东方，罗马军团作为技术型军队十分依赖后勤的特点就注定他得考虑更多的地形要素，它也只能采取东方式的地形分类方法。
孙子在《地形》篇中就分别阐述了这六种地形在战法上的应用。
在《九变》篇中孙子谈到了在面临九种情况的异变中君命可以有所不受，而这九种情况中有六种也为地形情况。
再加上《九地》篇中补充的三种地形，共为九类。
《九地》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篇幅最长的。
从内容上看，似乎是上篇《地形》的姊妹篇。
在本篇中，孙武主要论述了在这九种地域作战的用兵原则，但比较出彩的是他强调了要善于掌握兵士在不同作战地域的不同心理状态，以便采取相应的作战策略。
可以说，在地形要素的探讨中，孙子更胜一筹。
人们对中西方军事思想的差别往往有这样的一句概括：
东方重谋，西方重器。
何谓“谋”，谋划也。
何谓“器”，兵器也。
分析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就要结合他当时的客观环境。
西方的主流军队在历史的很长时期内都是技术型军队，例如希腊联军，罗马军团等（中世纪的欧洲军队除外）。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克劳塞维茨更多地想的是自然要素如何与他的技术型军队相结合即可。
故他对自然要素的探讨也就没有孙子那么详细了。
（4）数字要素（几何要素）
几何要素可以算是西方军事思想的独特性的贡献。
所谓战争中的几何要素，就是兵力配置的方式。
在战术中，几何学是关于军队运动的理论基础。
几何要素包涵在西方军事战略所概括的数字要素之中。
上文已提到，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它们的几何数值有计算价值则属于数字要素。
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提出：
“在战略范围，空间广阔，时间很长，更为重要的是战斗胜利的次数和规模，而不是联系这些战斗的几何形式，几何要素的作用要小得多，这是一条已定的真理。
”我个人认为他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西方军事概念上的“数字要素”乃至几何要素可算是西方军事战争问题的一个创造。
在战术上的作用已无争论。
我要讨论的问题是战略中几何要素的作用。
假想有一支军队开入战场作战，这个指挥员第一件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他个人对于战争本质的认识一定要完全和政府当局相同，就像我前文分析的那样，对于战争本质的思考是该放在第一步的。
其次他就要仔细研究战场的情形，并且选择一个最适宜的作战基地。
这个基地的选择和预定的战争目标进一步决定了作战区域的划分。
战场指挥员此时要设法争取第一个目标点，要选择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点的一条作战线。
这些线有的是永久性的，有的是暂时性的，其选择的标准就是以能够达到最有利的方向为原则：
这个方向具有极大量的有利机会和极小量的危险。
一支军队沿着这些作战线行动时，又会有一个作战正面和战略正面。
这些军队的主力在这个作战正面上或是防守线上所暂时占领的位置就是战略位置。
当军队接近它的第一目标点时，或是它开始受到敌方抵抗时，那么它就要攻击敌人，或是采取某种行动以强迫敌人撤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支军队可能要采取一两条战略调动线，这些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暂时与一般作战线不相符合，这二者不能被混为一谈。
当军队前进时，在战略正面与作战基地间一定要建立各种补给线、仓库等后勤上的设施。
当我军差不多达到它的第一目标点时，假使敌人还是挡着它的进路，那么就会有一场战斗发生；假使胜负难决，那么战斗就会继续发展下去；假使我军获得了胜利，它就要确保这个第一目标点，或是继续前进以达到第二个目标。
假使我军兵力有足够的强度，可以扩张胜利的战果，或者是已无要塞需要加以围攻，那么当然就应该继续向第二个更重要的目标进攻。
假使这个目标点距离颇远，那么就必须建立一个中间的支援点。
一两个已经确实占领的城市可以当作暂时的基地；假使没有这种合用的基地，那么就应该留有一支小型的战略预备队，以来保护我军的后方。
当部队要渡过大型的河川时，他们一定要选择良好的渡河点和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
以上是我举的一个几何要素在战略上运用的例子，通过这个很简单同时也是一场战争的基本操作框架可以清楚地明白数字要素（几何要素）在战略上同时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的军事战略问题探讨中，几何要素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中国的古代的兵书中只出现过几何要素在战术上的运用，即战术上兵力配置，如《孙膑兵法》和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中就有相关的阵型设计。
（5）统计要素
至于《战争论》所提出的统计要素，这里的“统计要素”是一个在西方军事语境中的概念。
它的内涵其实就是后勤问题。
军事后勤问题是中西方战争都极其重视的问题。
其实许多时候，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保障。
这个要素中西方观点比较统一，我就不再多述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因粮于敌。
“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芑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孙子又就如何达到因粮于敌的目的，提出“取敌之利者货也”，用重赏去激励部队因粮于敌。
所谓“胜敌而益强”，这才是战场后勤工作的最高境界。
（6）统帅要素
《孙子兵法》中提到的“五事”：
道、天、地、将、法。
“道”可为政治因素，也可为精神因素，只不过古往今来很多人对孙子的“道”理解错了，认为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的“道”，故只理解为政治因素。
“天”和“地”很明显，是自然要素。
《孙子兵法》第三篇《谋攻》篇中提到了“伐交”，也就是说外交因素。
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固然是军事战争的首要问题，但那是大战略问题，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军事战略问题。
剩下的“将”和“法”主要体现的就是军队要素。
虽然，《战争论》中未把军队要素列为战略五要素之一，但其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讨论军事统帅问题和军队的武德。
可见，军队要素在两部书对战略的论述中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孙子认为将帅是“国之辅”，“国家安危之主”，“民之司命”。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孙子指出军中统帅必须具备下列5个条件：
以丰富的专业知识促进工作效率，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士卒，让仁爱的行为惠及众人，以勇气和毅力面对战场的挑战，更要以严格的纪律约己束人。
为将者，当以智、勇应敌御侮，以仁、信、严统军御众。
至于“法”，不能仅理解为法规制度，而应包括编制装备、通信联络、军事训练、管理教育、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即“曲制、官道、主用也”。
军队战斗力主要体现在现在实力和指挥艺术上。
前者决定于“法”，后者决定于“将”。
《战争论》中给出了“军事天才”的概念，当然这里的“军事天才”并不是宣扬“天才论”，而是指的是军事人才，或者说成是军事将领和军事统帅更为恰当。
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天才必须具备完善的勇气；必须具备卓越的智力和果断精神；必须具备荣誉心、坚强等多种精神力量。
在到处都充满危险的战争领域，军人应具备的首要品质就是勇气，勇气包含两种：
个人敢于冒险的勇气和敢于负责的勇气！
其次军人需要很高的智力。
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形象点说，战争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里雾中。
我始终认为一场标准意义上的战争应是作战双方零失误的较量，因为无论一个国家多么的落后，凭一国之人力选出一个军事人才也是可能的。
作战双方更多的只能是智力和硬实力的较量。
但同时战争大多数都不是标准的，战争领域充满了偶然性，智力平庸有时碰巧也能辨明真相，勇气非凡偶尔也能弥补失算，这样的例子尽管偶然性很大，但在历史上的长河中还是为数不少的。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是会暴露无疑的。
何况战争的每一个计划和部署都是和生命有关，这就使得智力变得更为重要。
“综观形成战争气氛的四个要素：
危险、劳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就可以理解，要想在困难重重的战争中顺利前进，需要在感情方面和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
”我们需要的是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等多种精神力量。
对于指挥员来讲，地形判断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军事行动要求指挥员必须具备智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智力是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力量，不管军事行动从现象上看多么简单，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也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的。
这点同孙子“为将五德”将“智”放在第一位是多么地契合啊！
综上，我个人认为，选择一名合格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7）情报要素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是孙子对知敌情的论述。
这一段话不仅提出“先知”，而且确认“先知”为“动而胜人”的先决条件，即“知”为“计”的基础。
而对情报的收集上，孙子创造性提出了“三不可”，“不可取于鬼神”，这个很好理解，不过在孙子生活的时代这点已难能可贵。
“不可象于事”，曹操注：
“不可以事类而求。
”即不可通过类比的方式获知敌情。
“不可验于度”，即不能仅通过对数据的简单分析来推测敌情，不能用计算方法来推测未来的趋势。
孙子认为“先知”唯一的途径就是人，通过能知敌情的人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对敌情乃至敌情演变趋势作出正确的评估和判断。
情报要素在孙子的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
这是知敌情的必备条件。
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的克劳塞维茨对情报的价值则几乎完全予以否定，他说：
“战争中有许多情报都是矛盾的，甚至于更多的情报都是虚伪的，而极大多数情报都是不确实的。
”这两位战略大家再对待情报的态度上有如此大的差距，又当如何理解？
我可以试作这些的解释。
克劳塞维茨所分析的客体是在作战层面上的情报。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眼前情况复杂，既难获得准确及时的情报，又难对接收的情报做出精确的判断、评估和反应。
可怜的情报+时间压力+直觉判断，这些因素经常会让真实情况扭曲。
而孙子所重视的情报是在战争计划和准备层面上的，而不是仅针对眼前的情况。
他注意的是长期的预测和准备，制订的是总体的计划，所以两者对情报的态度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孙子提出情报获得的途径是靠“用间”，用间有五种：
“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
”这样的分类固然是适应孙子那个年代的情况，但直到今日也仍然不失其价值。
即使是在现代的环境中，用间的方式也不过是这五种而已。
在该篇的末句，“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这直接指出了情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照应首篇的“庙算”，精确点出了“算”与“知”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
（六）现实意义
英国战史大师富勒将军有云：
“除非历史可以教导我们如何观察未来，否则历史就不过只是一种充满血腥的传奇故事。
”简言之，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即为鉴往知来。
研究战略思想亦是如此。
《孙子兵法》毕竟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代兵经，而《战争论》亦是19世纪的作品。
在当前和未来的世界中还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许多学者孜孜不倦投入其中的研究课题。
我试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本文所整理阐述的孙子战略思想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现代的战争是信息化战争，一切战争单位都要转化为信息单元。
而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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