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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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

论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为，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

“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标准准那么，“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

“尚中”的大体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大体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大体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大体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

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

“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硕和进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关键词：

中庸、时中、中正、中和

TheInheritLogicalityofConfuciusTheoryof“TheMean”

Abstract:

Confuciustheoryof“TheMean（Zhongyong）”hasitsInheritLogicality,（Zhongyong,usuallytranslatedas“TheMean”,meanstoattainduemeasureanddegreeandtoavoidextremes.）theauthor’sviewpointcanbesummarizedasthefollowingfourpoints:

First,thelogicalstartof“theMean”theoryis“Shangzhong”,（whichmeanstolaygreatstresson“theMean”always.）Theessenceof“theMean”is“Shizhong”,（meaningtoadheretotheprinciplesof“theMean”allthetime.Thiscanalsobeexplainedas“toseizetherighttimeandattainduemeasureanddegree”.）“Zhongzheng”isthe“canon”of“theMean”,（whichmeanstofollowtheprinciplesof“theMean”inaccordanceofthemornsofthesociety.）“Zhonghe”,（meaningtoattainahighlyharmoniousstate,）istheidealtargetofthetheoryof“theMean”.

Thebasicconnotationof“Shangzhong”is“nottooverdoandnottounderdo”or“nomuchandnoless”.“Shizhong”means“nothingwrongandnothingrightbecauseofthatjudgementtoathingvariesatdifferenttime”.“Zhongzheng”is“proprietyandrighteousness”.“Zhonghe”ahighlyharmoniousstateofthenature.“Shangzhong”isaconceptbelongingtotraditionaltheoryoriginally.Andtheconceptsof“Shizhong”,“Zhongzheng”and“Zhonghe”weredevelopedfromthe“Shangzhong”byConfucius.Theseconcepts,whicharethemajorpartof“theMean”theoryofConfucius,hadgreatlyenrichedandexpandedthetheoryof“Shangzhong”.

KeyWords:

theMean、Shizhong、“Zhongzheng、Zhonghe

“中庸”思想，起源甚古。

相传早在氏族社会，帝喾便“溉执中而遍天下”。

[1]（五帝本纪）尧舜时期，又有所谓“允执其中”的说法。

[2]（尧曰）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一书，更是鲜明地表现了“尚中”的偏向，如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被《易传》及后来的易学称为“中爻”的二、五两爻吉辞最多，合计占%，差不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其凶辞最少，合计仅占%。

[3]（p146）足见其对“中”的重视。

春秋末期的闻名哲学家孔子，十分重视对三代文化的传承和宏扬，在他的思想中，也包括了丰硕的“尚中”观念。

以此为起点，孔子建构了自己的“中庸”思想体系。

本文即对此予以简要的剖析。

一、尚中：

中庸的逻辑起点

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

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那么。

如：

“子贡问：

‘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

‘然那么师愈与？

’子曰：

‘过犹不及。

’”[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

商，卜商，即子夏。

二人均为孔子门生。

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判说：

“子张有些过度，子夏有些赶不上。

”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度”，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那么是：

“过度和赶不上一样不行”。

在那个地址，孔子衡量门生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又如：

“子曰：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

孔子以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第二，也必然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

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

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第二。

“中”也是成绩“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那么：

“子曰：

‘质胜文那么野，文胜质那么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雍也）“文质彬彬”也确实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

“棘子成曰：

‘君子质罢了矣，何以文为？

’子贡曰：

‘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卫国医生。

“鞟”即皮革。

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讲一样重要，假设把两张兽皮的毛全数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

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养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警告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

“好勇疾贫，乱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2]（泰伯）朱熹说明说：

“好勇而不安分，那么必作乱。

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那么必致乱。

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那么一也。

”[4]（P105）“好勇而不安分”确实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那么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

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本源却是一个：

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

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

“子曰：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2]（雍也）。

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可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准那么的，其曰：

“吾知乎哉？

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头而竭焉。

”[2]（子罕）“两头”，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情形的两个方面”。

[6]（p160）总之“叩其两头”是孔子在熟悉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进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式，此种方式，其核心即为“用其中”。

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表现那么是：

“子绝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

“毋必”，不绝对确信。

“毋固”，不拘泥固执。

“毋我”，不唯我独是。

“子绝四”，那么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我”四种毛病。

[4]（p87-88）在那个地址，“四毋”的核心仍是“中”。

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那么，或许能够谓之“允执其中”。

这说明，关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同意的态度的。

二、时中：

中庸的内在本质

若是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那么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硕和进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

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假设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

孔子一贯重视“时”，其曰：

“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2]（学而）强调“时”关于治理国家的重要。

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妥其时那么闭慎而观”[8]（二三子）。

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

曰：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

”[2]（乡党）因此，孔子专门强调：

“君子务时。

”[8]（二三子）

孔子的奉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

“仲尼曰：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当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当中庸也，小人而无顾忌。

’”[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确实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

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罢了矣。

’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我那么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期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

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他们的不同的地方。

孔子说，不动摇自己意志，不辱没自己身份，这是伯夷、叔齐的特点。

柳下惠、少连降低自己意志，屈辱自己身份了，可是言语合乎法度，行为通过思虑，那也只是如此算了。

虞仲、夷逸逃世隐居，放肆直言。

行为廉洁，被废弃了也是他的权术。

[2]（p197）而孔子以为自己与他们不同，乃是“无可无不可”。

如何明白得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孟子·公孙丑上》的一段评论正好能够做其注脚：

“（公孙丑）曰：

‘伯夷、伊尹何如？

’（孟子）曰：

‘不同道。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那么进，乱那么退，伯夷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

能够仕那么仕，能够止那么止，能够久那么久，能够速那么速，孔子也。

’”又《孟子·万章下》载：

“孟子曰：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

“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能够速而速，能够久而久，能够处而处，能够仕而仕，孔子也。

’”由孟子的评论可知，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确实是“能够仕那么仕，能够止那么止，能够久那么久，能够速那么速”，或“能够速而速，能够久而久，能够处而处，能够仕而仕”。

不难看出，孔子与其他诸人的区别在于，其他诸人固守一节，而孔子那么“无可无不可”。

因此孟子说：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之谓集大成。

”[4]（万章下）“圣之时者”即“随时而处中”。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或“时中”观念，还能够从下面的几那么材料中表现出来：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以其兄之子妻之。

[2]（公治长）

子曰：

“宁武子，邦有道，那么知；邦无道，那么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2]（公治长）

子曰：

“……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那么仕；邦无道，那么可卷而怀之。

”[2]（卫灵公）

孔子在这三那么材料中谈到的三位人物，其具体境况虽或不同，但却有一个一起点，确实是他们都能“识时务”：

南容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常总有官做，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也不致被刑罚。

孔子看中了他这一点，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宁武子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常便显示伶俐，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便装傻。

孔子很佩服他“装傻”的本领，慨叹其中有一样人学不到的微妙。

蘧伯玉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常就出来做官，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

孔子因此誉之为“君子”。

三位人物的“识时务”，尽管要紧表此刻政治方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能够算是“随时而处中”吧。

由此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因应时变，或见或隐，或贫或富，其准那么在“时”；因此孔子强调“君子而时中”。

孔子晚年，对《周易》情有独钟，在其研究《周易》的进程中，对“时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在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时中”的观念更为突出。

如《艮》之《彖传》曰：

“艮，止也。

时止那么止，时行那么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9]本那么《传》文，专门申明了“时止”、“时行”之意。

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

“时止时行”，确实是“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也确实是“时中”。

“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

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

有经有权，故能变通。

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

变通趣时，即转变日新。

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

而识时务，能日新，就能够够常保通泰。

此所谓“日新之谓盛德”[9]（系辞传）。

三、中正：

中庸的标准原那么

前面说，“时中”确实是变通趋时，这种“变”，并非没有标准，其标准确实是“礼”，“礼”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标准原那么。

孔子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2]（里仁）朱熹《集注》引谢氏曰：

“适，可也。

莫，不可也。

”[4]（P71）“无适”、“无莫”正是“无可无不可”。

但是，“无可无不可”必需服从一个标准，那个标准确实是礼义。

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

“礼乎礼，因此制中也。

”[10]（仲尼燕居）

在《论语》中，有很多材料反映了“中庸”与“礼”的关系，如孔子说：

“恭而无礼那么劳，慎而无礼那么葸，勇而无礼那么乱，直而无礼那么绞。

”[2]（泰伯）过度恭顺，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度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不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度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不免盲动闯祸；过度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不免尖酸刻薄。

恭顺、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道德，但孔子以为，若是发挥不妥，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很明显，在那个地址，“礼”是成绩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标准原那么。

又如：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能够弗畔矣夫。

”[2]（雍也）“博学”是孔子所提倡的一种学习态度，如其曰：

“君子不器。

”[2]（为政）即君子不该当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

而若是想有多种用途，无疑需要博学。

但孔子同时又强调，“博学”不能走极端，必需“约之以礼”，以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不离经叛道。

孔子专门重视“礼”在“中庸”中的意义和作用，要求“君子之行也，度于礼”[11]（哀公十一年）。

“度于礼”，即是“就有道而正焉”。

[2]（学而）从那个意义上说，合于礼确实是“正”。

孔子很强调“正”，如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2]（子路）“身正”确实是行为合于礼。

由“正身”，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颜渊）也确实是要以礼为标准，衡量人们的品级名分，以令人们的品级与其名分相当。

名分相当，就合乎礼，也确实是“正”。

其实，“正身”也好，“正名”也好，实质都是“以礼法中”。

“以礼法中”，确实是把礼作为中的标准准那么，能够说，孔子讲中，其尺度确实是礼[1]。

而其讲礼，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中”。

前引“恭而无礼那么劳，慎而无礼那么葸，勇而无礼那么乱，直而无礼那么绞”，确实是以礼“制中”的专门好例证。

《礼记》说，“富贵而知好礼，那么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那么志不慑”[10]（曲礼上），“故君子有礼，那么外谐而内无怨”[10]（礼器），也说明礼具有致中的作用。

这诚如荀子所说：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

比中而行之。

曷为中？

曰：

礼义是也。

”[12]（儒效）

四、中和：

中庸的理想目标

从“中”的层面明白得“礼”，那么“礼”的实质能够谓之“和”。

“和”也是先民十分重视的观念之一。

孔子很注意体会“和”的价值和意义。

其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2]（子路）“和而不同”，确实是求同存异，恰如其分。

这一点，春秋时期齐国闻名政治家晏婴的有关论述，或可作其注脚。

晏婴说，“和”，若是用烹饪形容即是：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婵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11]（昭公二十年）用现代术语说，“和”确实是多样性的统一。

“同”，犹如“以水济水”，“假设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假设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同上）用现代术语说，“同”确实是没有不同的绝对的同一。

“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事实上也确实是“中”。

从那个意义上说，“中”与“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尽管咱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孔子已经形成了相当做熟的“中和”观念，但于相关文献中也不难发觉，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包括着“中和”观念的：

孔子说：

“政宽那么民慢，慢那么纠之以猛。

猛那么民残，残那么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11]（昭公二十年）这是孔子评论郑国闻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

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知他的交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同上）。

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并引《诗经》“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的诗句，称赞子产的为政之道是“和之至也”。

孔子所引诗句，出自《商颂·长发》。

大意是说，不相争也不急躁，不强硬也不柔软，施政行令很宽和，百样福禄集如山。

[13]（p681）孔子以此形容子产的“宽猛”之论，以为这是达到了“和”的极点。

子产身后，孔子“出涕曰：

‘古之遗爱也。

’”（同上）孔子用“和”归纳子产的“宽猛”之论及《商颂·长发》中所表现出来的“适中”思想，说明孔子已经意识到了“中”与“和”的内在关系。

关于“为政”，孔子还说道：

“为政以德，譬假设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为政）“北辰”，即与地球自转轴正相对应的天球北极，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日和周年视运动中，天球北极是不动的，其他恒星那么绕之旋转。

故前人称北辰为“天枢”。

孔子以为，统治者以德治国，就会使自己像北极星一样，在必然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围绕着它。

可见，“德政”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犹如天体运行之和谐，自但是然。

或许正是基于这层体认，孔子曾对其门生子贡说：

“我不想说话了。

”孔子不想说话的缘故是：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2]（阳货）不难想象，当孔子说这段话时，其对天人和谐的感受是何等的强烈。

孔子是一名音乐大师，其音乐欣赏水平之高，常人难以企及。

他在齐国听到《韶》乐，竟很长时刻尝不出肉味[2]（述而）。

这种境遇的取得，恐怕与他对天人中和之美的独特体认不无关系。

而孔子对音乐作品的评判，也常常以中和之美为原那么。

如其评判《关雎》说：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八佾）而当孔子听到鲁国太师挚演奏该乐时，感觉满耳朵都是音乐。

[2]（泰伯）

生活中的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2]（述而），即温和而严厉，有威仪而不凶猛，庄重而安详。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孔子在家闲居，很整齐，很和乐而伸展。

这可能确实是圣人的中和之象吧。

这种气象，看似平常，却表现了“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因此“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2]（子罕），其境遇深不可测。

《易传》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9]（系辞传），或许确实是这种“中和”境遇的写照吧。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觉，孔子的中庸思想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传统的“尚中”观念为其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孔子结合“时”与“中”，使传统“尚中”思想由静态单一的结构（“无过无不及”），进展成为一动态变易的系统（“无可无不可”）。

同时，孔子又发挥自己精研礼学的优势，以礼法“中”（“礼乎礼，因此制中也”），使“无可无不可”的动态变易系统始终遵循着“经天纬地”之礼而展开，并由此直契天人秩序之美，使中庸上升为一种对天人和谐之美的体认与追求。

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式，又是一种行为准那么，更是一种理想目标。

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它能令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那么，它能令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那么帮忙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

“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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