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郑伯克段于鄢中郑伯的无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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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郑伯克段于鄢中郑伯的无奈
浅析“郑伯克段于鄢”中郑伯的无奈
摘要：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首年记录的几件大事之一，简单的记录了郑伯和共叔段的兄弟斗争。
《春秋》并没有对这件事做明显的评价，但是后世的解经注传大家普遍认为是其对郑伯的评价。
如今看来至少如此解说也许存在着诸多的疑问无法解释。
其一，时间的问题，二十多年的时间，是对郑伯是否蓄意杀段的最好怀疑；再者，段的结局在所可以查阅到的史料中是逃往共地，并非是被郑伯所杀；其次，郑伯即便是要杀段，又何必等到段要造反的时候，期间是否存在更好的方法；以及这两兄弟的母亲姜氏在兄弟二人之间起到的破坏作用。
这几个疑问不得不令人怀疑究竟是郑伯刻意杀段，还是在姜氏的一味偏袒之下，段欲取而代之，郑伯迫不得已的反抗。
关键词：
郑伯；段；姜氏；克；
引言
《春秋》在“郑伯克段于鄢”事件中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的很清楚，而在对事件的定性上就不太明朗用了一个“克”字来记录战事，这就给后代留下了太多的疑问和猜测。
《春秋三传》针对郑伯和段的事情做出的注释，这三种注释中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就是在郑伯和段的事件中这三家都认为孔子对郑伯和段是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郑伯的批判是主要方面，因为郑伯是处心积虑的要杀死自己的弟弟。
这种评价几乎主导了后世对郑伯和段兄弟之斗的道德评价，那么看过《春秋》原文，很难直观的看到孔子的态度，只有一个“克”字，用的不同寻常、令人深思。
而三家的评判基本都是由这个“克”字入手，从而得出《春秋》记此事是为了说明郑伯的恶。
且不说三家对“克”字的解释在意义理解的角度讲是否符合孔子当初的用意，但就其说郑伯蓄意杀段就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不可否认孔子对郑庄公是有一定的批判，但并非是专讲郑伯险恶用心杀段的不善，不然何必用“克”字？
一、“克”解释出的罪名
在“克”段的问题上很难得到一个公允的解释，因为孔子在编纂所用的克字太多鲜、怪，在《春秋》的一万多字里，记载战争的事件不少，但是只有在“郑伯克段于鄢”中用到了“克”字，其它用到“克”字的地方却都不是隐含着战争的意思。
那么“克”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孔子在此处偏偏用到了“克”这个字
（一）三家说“克”
《左传》的解释是：
“如二君，故相克。
”大抵意思是:
郑伯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是兄弟，更像是两个对等的君王，所以他们之间的战争应该叫做克。
这种解释是完全苍白无力的，放眼春秋乱世《春秋》记载在册的战事四百八十余次，所以司马迁说：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
”如此之多的军事行动中齐桓公和公子纠是兄弟相争，而且有管仲鲍叔牙辅佐，堪比二君了，那么也没有用“克”字。
《公羊传》的解释是：
“克之者何？
能杀也。
杀之则曷为谓之克？
大郑伯之恶也。
”简单的讲“克”就是“杀”的意思，那么夫子为什么说“克”而不是说“杀”呢？
是为了突出郑庄公处心积虑要杀段的恶。
《公羊》的解释比较《左传》就直接了很多，克的意思就是杀，无论是在字面的意思或者是史实上讲郑伯是杀了段，而且用的方法比较的阴险狡诈。
这种说法看似是可信的，但是《左传》详细的讲述了经过和结果“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段最后是逃走了，跑到了一个叫共的地方。
这和《公羊传》的说法不仅在结果上有了出处，本质上也有了差别。
况且真如《公羊传》分析的事为了突出郑伯的恶那就更不应该用“克”字，太过于隐晦。
《谷梁传》说的是：
“克者何？
能也。
何能也？
能杀也。
何以不言杀？
见段之有徒众也？
”这种说法就比较婉转，同时将其它两家的说法综合起来，克的意思还是杀，不过解释做能，不叫能也不叫杀的原因是段是有势力的。
这种说法综合了前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和《公羊传》的相同，第二种说法和《左传》的意义相同。
也是不具备说服力的。
（二）“克”字政治意义上的道德评价
“克”字到底作何解释？
从先秦古文献看来，“克”解作“能”最为常见，比如《诗经·大雅·荡》的一句：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但是放在“郑伯克段于鄢”中明显是不合适的，反而会使解释离题千里。
按照能的解释的话，“郑伯克段于鄢”整合全句的意思，便是郑伯能攻打段，这隐隐约约有在道德舆论上有应允的意思。
那么《左传》中的“讥失教也”、“谓之郑志”又当作何解释？
从诸多的解释中都很难找到“克”字在整句中的恰当解释，就不得不回到《春秋》本身寻找。
像段和郑伯这样性质的军事行动，在整部《春秋》中是否有相似的可以引为左证。
前人做过这样的工作，结果只有在这件事中用了“克”。
同是兄弟之间为了君位王权的争斗演化成军事行动，做臣弟的心图不轨、犯上作乱，“齐人杀无知”用的却是杀。
相同的事件却用不同的字来概括，孔子在这里用的“克”究竟是为郑庄公兄弟专用的特语，还是在春秋时期对于不同烈度的战争、不同的战争结果、同的战争方式有其一套固有的称位？
恰巧《左传·庄公十一年》记录了有关各种战争的记述：
“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这段话详尽的讲述了不同形式、不同结果的战争的不同称呼。
敌人还没有陈兵列阵的时候突然发动进攻取得胜利就叫做败某师；敌我双方陈兵烈马展开的激烈交战叫战；受到敌人攻打溃败而逃的叫做败绩；在战争中俘虏敌方将领叫做儁；伏击而胜是取某师的意思；周王室的军队打了败仗叫做王师败绩于某。
按照这样的解释，同时假定《左传》对《春秋》记录的史实描写准确无误的。
那么“克”的解释当做“儁”来讲，也就是说在郑庄公和段的战争中最后的结果是郑庄公的军队在同段交战时俘虏了段。
单单看《春秋》这种可能似乎是存在的，但是在对照《春秋三传》对其解释来说就不在合理，甚至有些不符合逻辑。
《春秋三传》统一认为郑庄公用了种种计谋要杀害自己的弟弟，那么在这次战争中属下活捉了段，依照《公羊传》、《榖梁传》的解释，郑庄公是一定要杀掉段这个心腹大患。
如果郑伯杀掉了段，那么这两家的解释是说的过去的。
但是《左传》的记录中段并没有死，而且最后逃到共地，这就很难解释清楚。
毕竟《左传》所作的注解是那么的详尽，栩栩如生，更像是一场短暂的宫廷戏。
也不能排除《左传》的注解有不当之处，《春秋》里没有明确的记录段最后是逃往共地了。
对于这点《左传》早就作了解释“不言出奔，难之也。
”孔子不说出奔是有难言之处的，有何难言之隐。
《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也就是把问题都推到了《春秋》本身。
如果说儁的说法是正确的，难么回到《春秋》来看,“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的解释是：
在五月份郑庄公和段的战争中庄公俘虏了段，地点是在鄢。
这样的解释有些过于胆大，一下子推翻了《春秋三传》的注解，就是记录了简单的一场兄弟之战，其结果是弟弟被哥哥的俘虏。
后面的一切解释就显得像是多余的。
《左传》里的记录到是很有意思：
“不言出奔，难之也。
”这就很令人费解了，孔子究竟在记录这段事实时有何难言之隐？
这件事是发生在郑国，孔子是鲁国人，作为旁观的角度记述于己无关的事实，怎么会存在难言之隐？
这就要从《春秋》的成书上开始考证，相传为鲁国史官依据鲁史所写后经孔子编辑而成的通史。
这就很有讲究了，说明孔子只是对历代的鲁国史官所写的鲁史进行精简和提要。
依照这种说法清朝的严启隆在他的《春秋传注》中给了一个相对而言能令人信服的解释：
“此外事之首也，史于外事，凭告则书。
郑既来告，必告段罪。
故没其母弟之亲而克播于诸侯。
克段于鄢，既郑伯之告词，不当说以罪读也。
圣人作经，即本鲁史旧文，其所罪庄，别自有在，不以庄之兄弟义为义，罪庄若何？
子曰：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实始郑庄。
当是时，周室虽衰，王纲未解，郑庄公才略十倍诸侯，使其乃心王室则上尊共主，下率诸侯，犹可致周室复兴，使礼乐征伐归还天子，而今日伐卫，明日伐宋，相仇相党迄于射王，苟无郑庄，乌至而启春秋之乱哉。
揆嗍所繇，实自克段之日为始，有克段然后有伐卫之兵，有伐卫之兵然后有东门之役，有东门之役然后有入郛之师，有入郛之师然后有长葛之围，有长葛之为然后有华督之弑。
事之相应，不可断绝。
经于外事不加笔削，从其始而备存之，未尝专以兄弟为义，故罪郑庄不在克段，罪克段不在克段之文，克段之文盖郑伯告文也。
”严启隆的观点主要是说克段之事是郑庄公告诉鲁国的外交告文，郑国是怎么告诉鲁国的鲁国出于记史的准确性就怎么记录。
孔子之所以将这件事编辑在春秋的首篇，是为了说郑庄在对周王室的态度上，是有违背春秋礼法纲常的。
再者说鲁史记事，记内必然强于外事，外事如何通告给鲁国，鲁史便怎样记录，没有记录的以孔子的学问和谨慎是不会妄加笔语的。
对于这种说法赞同的不在少数，清朝的姚舜牧的《春秋疑问》提出了疑问，郑庄公再坏是郑国的事，鲁《春秋》为什么要记载？
原因是：
当时鲁国和宋国结亲，成为一党；齐国和郑国结为一党，而宋国郑国则有着解不开的世仇。
《春秋》记载隐公元年九月鲁国和宋国在宿地结盟；隐公三年八月宋穆公去世，同年的十二月齐僖公和郑庄公在石门结盟，癸未葬宋穆公，隐公四年夏，鲁隐公与宋殇公相会于清地，宋殇公、陈桓公、蔡人和卫人攻打郑国，同年秋天，鲁国公子翚领兵会合宋、陈、蔡、卫攻打郑国；隐公五年，邾人、郑人伐宋，宋人伐郑国，包围长葛。
到了隐公六年，局势为之一变。
这年秋天，郑国人来鲁国弃怨修好，同年夏五月，鲁隐公与齐僖公相会，在艾地结盟；隐公七年夏，齐僖公派他的弟弟夷伯年来鲁聘问；郑庄公派宛来鲁国划归祊地，庚寅，鲁国入主祊地；隐公九年冬，鲁隐公于齐僖公在营地打败宋军；隐公十一年夏，鲁隐公与郑庄公在时来会面；同年秋，鲁隐公与齐僖公、郑庄公进入许国、鲁国。
鲁宋决裂，鲁齐联姻。
”
郑庄公在春秋战乱之际所表现出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确实算的上是雄才大略。
但是作为鲁国的后代，力图重塑礼乐的孔子看来，郑庄公的奸诈狡猾，对周王室和各诸侯的危害之大，被列在《春秋》首年的大事件中，是有一定的例子作用的。
这样推断孔夫子未免有些“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以上两种观点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解释了“克”字在特别之处和其在历史上的可能性。
“克”字的使用有其特殊的意义，但是一味将其解释为是孔子对郑庄公阴险的批判过于片面。
孔子在《春秋》首年中记录这件事，不可否认对这件事的态度是重视的，这种重视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褒扬的。
结合史实来看，郑庄公的一些做法在以匡正周室的孔子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所以要将这件事记录在册并予以政治上的批判和道德上的否定。
这就不难看出孔子对这件事情的批评其重点不是兄弟之间斗争在人伦道德上的是非，更多的则以此为由来说郑庄公在政治上的种种恶行，而诸多的解注中大都是将其看做是对庄公性格或是道德上的批判。
二、克段的无奈
（一）时间疑问
《左传》对克段时间的描述不可谓不详细，详细的同时夹叙夹议、煞是精彩，将这件事情说的如图一幕短剧。
正是这种叙述方式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即容易使人认为这件事是前后紧紧咬合着接二连三发生的。
而事实上，《左传》在讲事件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初”，仅仅这个字，要真的追溯起来就得上溯好几十年。
郑伯和段的事发生在隐公元年，这是鲁史纪年，在郑国来说就得到郑庄公二十二年。
而郑庄公二十二年以前到“初”这个时间的跨度太过与巨大，不仔细的分析，很容易就将《左传》所说的当成是一连串发生的，在这个错误的短暂时间范围内，郑伯和段的斗争就存在着一些蓄意杀段的嫌疑。
但是至少需要清楚的是郑庄公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743年到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这中间经历了二十二年。
《左传》对这二十来年的时间进行了浓缩，必要的浓缩可以凸显时间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极度的浓缩造成的暗示，有时也容易给读者形成误导。
那么清楚了这件事情从始至终存在着巨大的时间跨度之后，在对待郑伯是否蓄谋要杀害自己的弟弟的问题上，那些持郑伯阴谋论的说法就值得怀疑了。
毕竟所经历的时间太长，不是一场短暂的宫廷阴谋，如果真是如《春秋三传》等认为是庄公精心设计的一场丝丝入扣的局，那就意味着庄公在设计这个局的时候就已经拥有十足的政治、军事实力可以保证共叔段在未来的二十多年内无论怎么发展也是逃不脱自己的掌控。
可以想见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是不会在政治游戏中冒自己丝毫没有把握的险，即便是迫不得已而进行的冒险谁又会让事态发张二十多年，而不是马上平息。
被后世认为是可以和“春秋五霸”相媲美的郑庄公，依他的才智和能力这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可以除掉段的机会不可胜数，就连他的臣子都要求他除掉段，可是他还没有那样做。
如果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段，却没有那样做，《春秋三传》还能说郑庄公是处心积虑，阴险狡诈、蓄谋已久不如直接说这个决定是愚蠢的。
但是可以看到的事实是郑庄公确实是在即位二十多年以后才对段有所行动，可以猜想，郑伯时隔二十多年才下定决心要对段的行为有所响应，那么这二十多年里究竟是他不想兄弟反目，还是想阴谋论者所说他是有所顾忌。
郑庄公是否真心的不想和自己的弟弟反目，而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忍让着段，直到有一天段和姜氏的行为已经给自己的生命构成威胁的时候才迫不得已、痛下狠心。
还是在春秋初王纲未解社会道德评价标准逼的郑伯不得不苦苦忍受二十几年，直到段东窗事发，庄公快刀斩乱麻。
第一种情况除了当事人自己，恐怕谁也不能确定，只能够从侧面推测应该是与否。
第二种情况就比较的好考证了，在《春秋》或者他的诸多的注解中肯定可以找到，这是《春秋》的使命使然，更是诸多大家乐意用来说的一种标榜。
（二）杀段的方法
《谷梁传》在克段一解中就为郑庄公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建议“缓追逸贼，亲亲之道。
”郑庄公只要随便找个理由把段抓了，然后群臣请庄公以国家社稷为由，要求杀掉段，郑伯不允，如是者三。
于是大臣私作主张，欲要杀段，庄公派人去求情，结果叔段被杀。
被派出去的使者回来想庄公请罪，自己走路太慢，耽搁了君王一片救弟爱臣之心。
庄公为段的事情悲伤了好几个月，连肉都不吃了。
如果庄公能按照这样的建议，来一场政治作秀，不仅可以除掉隐患，还可以博得一个明贤的称呼。
可见公羊家们对周的礼仪，儒的教诲使用的事那么的得心应手。
但是郑庄公并没有这样做。
再来看看对于这样的事情更隐蔽的做法，《春秋·庄公三十二年》鲁庄公病危，但是还没有敲定君位的继承者，合适的人选由庄公的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以及庄公的儿子斑。
鲁庄公想要把位子传个自己的儿子，于是就把几个兄弟叫来问，谁适合继承他的位子。
公子牙想要继承却建议让庆父继位，这是一个不存在优势的人选，只要不是斑就达到了子牙的目的。
鲁庄公便把子牙的建议说给季友听，季友听后很是惊讶，子牙这是要造反么？
于是就发生了“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传》为季友说了一大堆褒奖之词，最后有关公子牙的死给了一条“君亲无将，将而诛焉”，警告那些作为臣子的不要没事就去觊觎君主的位子，这个危险的念头是不可以有的，光有这个念头就足以杀头了。
反观段的行为，已经实质性的对郑庄公的君主地位构成威胁，郑庄公没有在姜氏替段索要制地时就除掉段，甚至后来段又吞并了西鄙、北鄙二地，祭仲、子封都要求郑伯早图段，庄公也没有要杀段，说郑庄公处心积虑的要杀段不是显得有些不合逻辑。
综上所述，郑庄公在克段的事情上是无奈之举。
郑庄公继位掌管郑国到于鄢克段之间整整二十二年的时间，以郑伯的能力随时有时间有能力有理由杀掉段。
但是郑伯没有那么做而是等到段和姜氏里应外合要夺郑伯的位子时才同段作战，在时间线索上看来克段一事更像是郑伯忍无可忍的无奈反抗。
漫长的二十年时间，郑伯可以用《公羊传》的说法或者是“君亲无将，将而诛之。
”的办法名正言顺的解决段，但是他没有，不但给自己的弟弟“京”地，还封其为“京城大叔”，共叔段不断的扩大他的势力范围在不危及自己的统治的前提下，郑庄公对自己的这个弟弟能忍则忍，直到后来发展的弟弟和母亲串通一气要杀己夺位时才痛下狠心。
即便是这样还是让段跑到了共地，郑伯和姜氏和好如初。
如果真心想杀以郑伯后面盗割周麦、射伤周天子、诸侯国里谁能给段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
从一开始的可以杀而不杀到后来相同的情况，郑伯在实际行动上只是和段进行了一场战争，段失去了原来的地位。
这一切如此看来好像是段和姜氏不断地得寸进尺，郑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兵伐段。
而阴谋论的说法明显是于事实不顾，用郑伯来说礼法。
（三）克段的合理性
姜氏和段不断地想办法把姜氏心爱的段扶到郑庄公的地位，面对这样的做法，郑庄公做出的反应是不被儒学家们接受的。
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而且先圣前哲们也以身作则对这种事情做出了榜样，首先就是舜在对待弟弟象就是典型。
《庄子·万章上》展示的就是尧舜之道：
万章说道：
“舜的父母打发舜去修理谷仓，等舜上到屋顶，就把梯子抽下来，舜的父亲瞽瞍亲手放把火，把谷仓烧掉。
舜大难不死，之后，瞽瞍又让舜去淘井，等到舜下到井下，就用土把井口给填上，大家都以为舜在劫难逃，舜的弟弟象说：
‘谋害哥哥的功劳都是我的，舜死了家产得重分一下，牛羊、仓廪都归父母，舜的兵器和琴、嫂子都归我。
’象进了舜的房间，却发现舜坐在屋里弹琴，象大出所料，对舜说：
‘我很想你！
’神情很是尴尬。
舜回答说：
‘我惦记着老百姓，你也帮我管理一下吧！
’”
万章讲完问孟子：
“舜的高兴是假装的吗？
”
孟子：
“象既然假装成关心舜的样子，舜便真心的相信了他而高兴起来，怎么能说舜的高兴是假装的？
”
万章又问：
“象已经把谋害当作自己的工作了，可是，在舜作了天子之后，去仅仅流放了象，这是什么道理？
”
孟子答道：
“是有人说舜流放了象，而其实是舜封象作了诸侯。
”
万章不解：
“舜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把驩兜流放到了崇山，把三苗之君逐放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从此天下归服，天下为什么归服，就是因为惩处了不仁之人。
但是，像是最不仁的一个，舜却封他以有庳之国，有庳之国的百姓有什么罪？
同样是坏人，如果是别人就是加以惩处，如果是自己人就给他封国，难道仁人的做法就是这样的吗？
”
孟子答道：
“仁人对于弟弟，有怨恨而不藏在心里只是亲爱他罢了。
亲他，便要使他贵；爱他，便要使他富。
舜把有庳之地给了弟弟，正是要弟弟又富又贵。
如果自己当天子，弟弟确实个老百姓，这还可以说是亲爱吗？
”
万章又问：
”为什么又有人说像是被流放了？
”
孟子答道：
“因为想虽然是受了封地，但舜还是派了官吏来治理这片土地，安排上贡纳税，所以象就不能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于是边有人说像是遭到了流放。
总之，在这样的安排下，象再坏也没有可能虐待封地的老百姓。
象在受封之后，舜还是经常看到象，象也经常看望舜。
古语说‘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
’说的就是舜和象的事。
”
舜和象的事真假难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事这段故事的道德训示，垂法万世的意义。
以现代的眼光看这个故事更像是一个寓言，其中的人物刻画实在是过于高度的典型化了，舜的好，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象的坏，同样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而这极端化的两个角色偏偏又是兄弟。
所以生活中兄弟之间的矛盾再大也大不过舜和象，那么舜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感化象，其它人为什么就不能？
再者，天下的父母在坏也坏不过舜的父母，既然舜可以和父母很好地相处，其它人为什么就不可以？
当然这里的其它人就包括了郑庄公和共叔段，姜氏再怎么偏袒也不可能超过瞽瞍，段再怎么坏也坏不过象。
那么郑庄公为什么就不能很好地和姜氏相处，用心感化段？
可是，当时段已经拥有京邑，吞并廪延之后，乱象已生，又和姜氏合谋杀庄公，这时候郑庄公应该怎么办？
换句话说把舜放在郑庄公的地位上，他会有妥善的解决之道吗？
苏轼曾经就议论过这个问题，在他的一篇散论《论郑伯克段于鄢》中，认为到了共叔段乱象已生的时候，就算是舜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对这时的段非杀不可，不然庄公必死无疑。
《春秋》之所以说“郑伯克段于鄢”就是认识到，就算是圣人在这个时候也无法保全兄弟之情。
但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他们能有防患于未然的本领，不会纵容隐患发展到如此地步。
共叔段得到京邑时，祭仲就建议郑庄公应该对此做些什么，这是郑庄公说出了他的顾虑，“姜氏欲之，焉辟害？
”要处理好和母亲的关系就不能对段有所动作，对段有所动作就不能和姜氏相处好。
所以依照圣人之法，庄公是既不能限制段的发展，又不能不顾及母亲的感受，同时他也不一定有舜那种被埋在井中还能活下来的运气。
限制段也是不可能的，毕竟春秋始乱，政治外交的压力不允许他把多年的时间放在自己和弟弟的内斗上，况且郑国仅仅只经历了桓公、武公两代，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关键时刻。
大的环境也在变化，奴隶制在春秋战国逐渐衰退，封建制萌芽出现，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郑庄公去处理。
那么，段的势力逐渐强大，以致整个乱象已生也是必然。
毕竟二十二年之久，加上姜氏的帮助，段认为可以抗衡庄公甚至取而代之的时候发动了战争。
作为庄公来说这二十二年的时间他可以运筹帷幄许多事情，但是段的牵制使他不能放手大干，如今祸乱已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平定祸乱，郑国的两世经营就很难再诸多诸侯国的夹缝中获得生存和强大的机会，事实也证明郑庄公在克段以后的所作所为使郑国的地位扶摇直上。
这和周公杀管叔、蔡叔的道理是一样的，管叔、蔡叔心怀不轨，看成王那年纪幼小觊觎周室江山，周公为周二杀弟一样。
郑庄公是郑武公确定的继承者，换句话说就是郑武公将他和郑桓公辛苦创建的郑国的命运交付在郑庄公的手上。
而且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不然《左传》里怎么会讲到“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任重而道远，庄公身上所肩负的使命就不允许他将君位让给弟弟或者说是使君位受篡。
而段的叛乱不仅威胁到庄公的安危，当时的郑国只有虢（即姜氏为段所请的制地）、郐二险可守，如果郑伯不能以迅雷之势平息叛乱（事后看来他处理这件事的速度非常之快），或者说段不能再取得君位后立刻平定国内的反对势力就很有可能被其它国家乘虚而入。
就算这种危险不存在已段的能力郑国能不能继续发展也是疑问。
所以无论于国于私郑庄公都必须在这场叛乱中取得胜利，而且他的速度要赶在其它诸侯国发现之前。
显然段发动变乱是一己之私丝毫没有为郑国的大局着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郑伯杀段就变的理所应当。
但是郑伯并没有杀段，而是让段逃往共地，不在追究。
三、姜氏的偏袒
（一）“寤生”解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
‘寤生’，遂恶之。
”这就是姜氏之所以不喜欢郑伯的原因，因为庄公出生不是很正常，使姜氏受到了惊吓。
金圣叹对此段的评价是：
“一个‘遂’字，写恶的无道理。
”
那么寤生究竟是什么意思，能让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儿子如此的厌恶。
一种解释是姜氏睡了一觉起来后身边就多了一个婴儿，于是受到了惊吓。
这里对“寤”的理解和《诗经》里的“寤寐”的“寤”是一个道理，睡觉或者睡着的意思。
姜氏在睡了一觉起来发现自己的床边就多了一个小孩，冷不丁的多了一个小孩使姜氏受到了惊吓。
这是不符合逻辑和语序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分娩之痛就得到一个儿子，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姜氏怎么会受到惊吓。
况且《左传》的说法是“庄公寤生，惊姜氏。
”可以大体的感受的到庄公是行为的主体，在姜氏生庄公的事件里，问题是出在姜氏的身上。
第二种解释就是从庄公本身出发，认为“寤”通“啎”有倒着的意思，也就是说，庄公不是先生出头而是先生出脚，现代医学上就是难产。
春秋时的医疗条件，难产时很容易造成母子不保的结果，所以惊到姜氏也就理所应当了。
但是不论是怎么生产的艰难危险，庄公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就连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都令人匪夷所思。
庄公是“寤生”的，索性起名时候就叫寤生。
这不同于贱名贵命的讲究，就好比谁家的孩子生出来是个兔唇，他的母亲就给他起名叫做兔唇，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嘲笑。
出于这种厌恶在后来的生活中姜氏对寤生所拥有的一切都觉得是不应该的，段没有的他也会想尽办法不惜从寤生的手中抢过来给段。
她的这种偏袒是这场兄弟不和的根源。
（二）为段请“制”
姜氏给武公说了他想要废庄公立段的想法，被武公拒绝。
郑庄公当上了郑国的国君，于是姜氏就去问庄公向段索要封地。
她在向庄公索要地盘的时候方法是很讲究的，一开口就要“制”地。
制地就是郑国建国时郑桓公问计史伯，史伯所说的“虢、郐”二地，虢、郐二地之君是想把二地打造成像二战时的瑞士那样的模式，不过却被桓公鸠占鹊巢。
制地就是后来天下闻名的虎牢关，姜氏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可能已经料想到郑庄公不会把制地拱手相让的，这就为下一步的要求打下基础。
郑庄公没有答应把制地封给段，原因“制，岩邑也，虢叔死焉。
佗邑唯命。
”制这个地方除了危险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又答应其它的地方随便挑。
正中下怀，姜氏马上提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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