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篆刻艺术之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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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篆刻艺术之路

我的篆刻艺术之路

　　　　我因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喜爱书法。

幼时经常看长辈书写，并在旁为大人接纸研墨。

当时我家住在宣武门内大街，邻居有一刻字店，名为“茂丰斋”，店主人孟旭东先生是个书法家；他不但能刻字，同时还为人家书写牌匾，对联和写小楷字的履历表。

我经常去那里串门，大约从五、六岁开始，至初中毕业为止，总共约有八、九年的时间。

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就去刻字店，趴在桌边看人家刻字。

有时人家劝我去别处玩，我也不离开，就是喜欢看。

看来看去，时间长了，几种刻章的方法程序也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大约在上小学二年级时，我也萌发了自己刻章的念头。

刻木章必须用杜梨木或黄杨木，不好找，刻刀也奇特，自己没有。

橡皮章都是刻公章，不感兴趣。

刻石章还是可以的；当时大街上有挑担卖玩具糖果名叫“打糖锣”的。

他那里卖几分钱一块的滑石，是给小孩跳房子在地上划线用的。

锯成长方形，拿来刻章正好用。

于是我买回两块。

自己没有刻刀就用削铅笔刀代替。

　　刻字师傅刻化学、牙角章是不打印稿的。

而是在印面上抹层墨，先刻出边框，看刻几个字再刻出分格来，然后在每个分格方块中刻一个字。

熟悉的字，就这样把反字刻出来，遇到不熟悉的字时，先把这个字写在秀明的药纸上，翻过来照着刻。

另外，刻字师傅是把印章卡在托床上旋转着刻的。

我没有托床只好手拿着刻。

当时我刻的是隶书阳文，“田润城印”四字。

　　刻好后，我便拿着印痕和章去找刻字店孟掌柜，我管他叫孟大爷，我说：

“您给我看看，我刻得行不行？

”孟大爷接过一看说：

“好小子，这是你刻的？

行啊！

你用什么刀？

”我说：

“削铅笔刀。

”孟大爷说：

“那不行，我给你两把刀吧。

”从此我有了专用刻刀，自己经常在家刻些名章。

时间长了，有时我也在店里刻自己的章，把印样盖在店里的样本上，居然竟有顾客指我刻的印样要这样的章。

于是孟大爷开始也让我刻几方店里应的活儿。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初中毕业。

1952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就投考了供给制待遇的北京重工业学校。

结果我们学校两个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考上了。

临去报到时，孟大爷又送给我一个铜托床留做纪念，还叫他儿子蹬三轮送我去报到。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孟大爷――孟旭东先生。

　　在我上专业学校的四年中，有时也为同学刻一两方名章。

在我十来岁时就听孟大爷说：

北京最有名的篆刻家是寿石工和齐白石，他们在荣宝斋挂笔单刻字。

后来我家搬到宣外香炉营居住。

这里离琉璃厂很近，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琉璃厂逛一次，荣宝斋是我每次必去的地方。

　　荣宝斋里悬挂的名人字画是我每次都要仔细欣赏的。

尤其是柜台上摆放的著名篆刻家的篆刻印痕，诸如金禹民、刘博琴、徐之谦、顿立夫等老先生的作品让我倾倒、钦佩羡慕至极。

　　当时书店里很少有印谱出版发行。

荣宝斋的柜台里倒有名人手钤印谱出售，但太贵了，要几百元一本，根本买不起。

于是我就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

每次去荣宝斋时就把那些名书画家的印章用笔仿描在我的笔记本上，也把篆刻家的印痕描摹下来，留作参考。

同时见到报纸上刊载的名人篆刻，便剪辑下来粘在笔记本上，多年来纪录、累集了好几个本子。

这些印样成了我的老师和楷模。

这样做的结果，我虽然纪录了诸多名家的印稿，但他们分别具有不同的篆刻派别和风格，我学习起来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向。

　　20世纪60年代我分配到北京一家机器厂当技术员，业余依然喜爱书法篆刻。

听说我初中时同学米景扬在荣宝斋工作。

我曾经去找过他一次。

他当时从事木版水印的勾版工作。

他带我参观了木版水印车间，介绍了木版水印的程序和特点。

后来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四清、文革的相继到来，我俩也就失去了联系。

我和米景扬本是同班且同桌的同学。

我俩有共同爱好，都喜欢书画。

我记得那时他特别爱画连环画上骑马打仗的将军武士。

我们俩还在班里共同办壁报写板报。

放学时，我俩走在西单北大街上，对名家店铺门前的匾额品头论足；毕业前我俩还共同为班里编印了同学录。

后来他上了高中，我去了中专。

　　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是著名书法家付耕野先生，美术老师是国画家蒋北海先生，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书画更加喜爱，使我终身受益。

　　粉碎四人帮以后，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大好时光。

书法篆刻展览也多了，书店里陆续出版了不少古今名人的印谱。

工具书也多起来了。

这时我的篆刻似乎也有了些方向感，逐渐地更多地喜爱上工整秀丽的浙派印风；特别对荣宝斋顿立夫老先生的篆刻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

这时荣宝斋出版了顿老的两本印谱和一本篆书，我如获至宝买了两套拿来学习。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登载一条消息，是米景扬与刘炳森等书画家去美国访问。

又听说米先生已是荣宝斋的副总经理。

虽然我与米先生同为昔时的好同学，但人家已成名成家，还会理我吗？

因此不敢再贸然去找他。

但是荣宝斋我仍是每周必去一次。

　　文革后的一年春节，荣宝斋举办迎春书画展。

展室在西斋二楼，在楼梯上我与米先生走个碰面。

米先生忽然对我说：

“这不是老同学吗”？

我叫了他一声，他又说：

“等一下，我送老先生走后马上回来”。

其实我早已认出他来，只是不敢先叫他罢了。

后来米先生回来带我去他办公室聊天，互相问候近来工作，生活情况，他问我业余有何爱好？

我告诉他每星期都来荣宝斋看画，我非喜爱书画，业余还喜好刻章。

他说：

“那好啊，你下次来把篆刻印痕带来让我看看。

”看来这个老同学还真没小看我啊！

　　又一个星期我便带了我的印谱本去荣宝斋，直接到他办公室找他。

坐下后，我拿出我的印谱本给他看。

他看后便对我说：

“你这个呀，全得扔掉。

你刻章基本功已经有了，但是你的路子不对，一切得重新开始。

”又说：

“你刻章的功夫源于刻字店，缺乏篆刻的金石韵味，呆板生硬。

篆刻首先要设计印稿，从字的结构章法上处理得当后，在印面上写好印稿。

这是刻好印的第一个步骤。

你学的是刻字铺的方法，默刻不打印稿这只反映了一个熟练程度，却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也正是刻字匠和篆刻家之间的区别”。

　　米先生还对我说：

“你不要着急，要踏踏实实地先打好基础。

在传统上下功夫，在家规规矩矩地练习篆书和临刻汉印，到一定程度时，我再给你引见老先生。

”

　　于是我买了《故宫藏古玺印选》，和《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两本印谱。

自此，我每天练习临写邓石如、吴浪之篆书，并临刻汉印，这样坚持练习两年多，刻了近千方汉印。

其间也临刻过不少明清时代的和顿老先生的篆刻，使我的篆刻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米先生带我去了椿树上头条的顿老先生家中，进院西屋两间是顿老夫妇的住所，当时正有一位京剧名家带一对日本青年去求字，顿老在写对联，待他们三人走后，米先生把我介绍给顿老。

顿老看了我的印痕后说：

“你刻得不错，有一定基础。

不要学我，要学古人。

要多刻，还要多读书，就自然会有长进。

”同时让我看了他的刀和笔，还在我带去的他的两本印谱上题字签名留念。

我给顿老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顿老对我说：

“你住得也不远，以后有时间就来吧。

”我们临走时顿老又送我们至街门口。

　　这次拜见顿老，虽然没有正式拜师。

但经米先生引见，得识顿老先生并允以登堂入室，能亲听老先生教诲，亲眼观摩老先生书写和执刀刻印，并给予具体指导，使我受益匪浅，更加坚定了我向传统学习的信心和决心。

　　后来突然有一天，不幸的噩耗传来，顿老因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了。

这使我痛苦万分，很长时间我的心情沮丧，打不起精神，还是米先生开导了我，他说：

“一个学生不能指望教师跟着一辈子。

你已经进了门，入了道。

在艺术上没有任何人能恩赐给你什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只有自己勤奋努力耕耘才会取得丰收。

”这样我才慢慢缓过劲来，继续临习汉印和顿老的印作。

我还经常拿我的印痕给米先生看。

他都给我一一作出评判，指出不足之处，于是我就拿回家去重刻。

往往一印经几次反复，直到米先生认可为止，这样使我得到严格训练，米先生这样的朋友是我一生难求的。

可以说他既是我的好同学，又是我的好老师。

　　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属北京市机械局系统，开展职工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

局工会每年都要在市文化宫举办职工书画展。

我们单位也很重视企业文化，每年都参加局系统展览。

不论局或厂里的展览我都有作品参展。

当时局工会组织职工文化活动的干部就是当今著名书法家、原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友清先生。

我不断得到张先生的鼓励和教诲，并于1997年经张先生介绍加入了北京市书法家协会。

　　当我在篆刻方面取得一些进步后，在1989年末经荣宝斋韩度权先生的推荐，我开始在荣宝斋挂笔单悬润制印。

我的篆刻能跨入荣宝斋的店堂，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亦是极大的鞭策。

我刻苦用功，不虚此名。

自此后十多年来我为台港澳同胞、日韩等国际友人、著名书画家、社会名流和国家领导人刻印达数千方，受到普遍的好评。

　　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得识著名书画大师范曾先生，先后为范先生刻印数十方，得到范先生的赏识，在范先生的书画大作上钤盖着我刻的名章、堂号章和闲章，既为范先生的大作增色同时也使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因此更加激励我向传统学习的决心和信心。

范曾先生曾在1998年出版的画册中专辟两页，展示我为范先生刻的印章，并手书题签：

“润城所刻范曾印”。

这是对我莫大的提携和奖赏，使我终生难忘。

　　我已进入古稀之年，绝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浅进。

我要终生向传统学习，决心远离名利，要耐得住寂寞，静心地向先辈们学习。

我还要博采众长，拓宽视野，除了向顿老学习外，同时还要吸收陈巨来、王福厂、韩登安、吴朴堂、沙孟海等诸位老先生的风格。

这些老先生的成就是我取之不尽，学之不完的宝贵财富。

　　我曾请刘炳森先生为我题写了“锲而不舍，金石可缕”的条幅为座右铭，又蒙范曾先生为我题写了“锲石斋”的匾额为堂号，悬挂于我的居室。

我就是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篆刻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