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范文中国乡村教育调查报告（共5页）3300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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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教育调查报告

　　走**乡村学校——乡村教育调查

　　针对**乡义务教育的失衡，以及因学校布局调整带来的种种问题，本报两名记者历时三个月，走@@省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专家学**乡村，始终是叫人牵挂的热土。

当这一社会始终注目的焦点“乡村”与另一个焦点“教育”勾连起来时，热土中的焦点愈发炽烈。

　　从XXXX年《义务教育法》的“人人有学上”到现今学杂费的全免除“人人上好学”，伴随着这个漫长过程**乡村教育不可忽视的现实：

　　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老”;城市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学校“大班额”比比皆是。

　　这一系列问题，是**乡二元化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改革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普遍的阵痛与无奈，值得关注和思考。

　　带着这一课题，今年6月中旬至8月底，本报两名记者走@@省陕北、关中、陕南的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与基层教育职能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个层面的近百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访和调查。

　　这里为读者呈现的相关调查报告和个案解剖报道中反映出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乡义务教育天平的失衡。

　　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11月7日表示，要科学确定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规模、层次和速度，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激励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全社会的期待。

　　空壳学校的典型性“样本”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县城的教学质量好，家住红旗小学隔壁的白永霞将儿**县城上学

　　今年秋季开学，位于黄土高原##**县下**乡红旗小学只剩下了4个学生。

　　和****乡村小学一样，下**乡**乡村小学也不得不面对“生源荒”的残酷现实。

　　当生源一点一点衰减的时候，经受考问的不只是学生，还有家长对学校逐渐丧失的**乡村老师们对未来或多或少的迷茫。

　　撤校是迟早的事，红旗小学的老师几乎都这么认为。

　　这所##**县城约15公里的山村小学正在走向空壳。

尽管学校曾有高峰期400多名学生的辉煌历史，如今也不得不“忍受”6个老师10个学生的凄凉。

　　落寞的学校空荡荡的教室

　　6月8日，星期一。

记者一**县城出发，本想从升国旗开始，拥有对这所学校最完整的印象。

　　红旗小学坐落在八斗岔村村口水泥路边的高坡上：

一排八九孔窑洞正对着校门，门框窗棂清一色地刷成了浅蓝色;窗户上没有镶玻璃，而是用白纸糊着;久经风吹，有的白纸已七零八落，有的干脆已被撕掉。

　　可惜，还是“错过”了升旗时间。

上午7时许，学校已经开始上课。

后来，记者才得知：

学校的作息时间和城里不同，孩子们每天7时到校，半小时早读，接下来上两节课，9时放学回家吃早饭;中午12时到校，3时半放学。

　　一间窑洞里传来了讲课的声音。

教室门开着，一个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男老师站在讲台上，正用特有的陕北普通话向孩子们讲授着“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紧贴着讲台的一角，放着两排两张课桌，坐着3个学生。

这个至少容纳40个学生的教室里空荡荡的。

　　男老师叫白随宝，今年56岁，是数学老师。

5年前，他从沟口的梨家湾小学调到这里，就开始面对学生流失的残酷现实。

5年间，学校的人数从起初的七八十个，减少到了如今的10个。

眼看着一间间教室空了出来，白随宝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

　　三年级教室里，3张课桌正对讲台中央竖着摆放着。

11岁的任旭和比他小一岁的赵小宝在教室里坐着，有些不安。

　　这个班的3个学生那天少了一个。

没来的学生叫贺贤，是数学老师刘祝兰的儿子。

老师和她的儿子竟然都没来，任旭分析：

“估计赶事儿去了。

”“赶事儿”是当地人对参加红白喜丧事的称呼。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任旭较为安静，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而赵小宝时不时走出教室看看，再转回来。

　　上午就这样过去。

6个老师只来了1个，8个学生中的5个就像没了领头羊的小羊羔。

初次到访，这个学校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落寞。

再后来，记者听说了一个更受打击的事情：

上午并没有升旗。

　　学生没了学校秩序也没了

　　学生人数的锐减，打乱了这所学校本应有的秩序。

就连上下课打铃这样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一个14岁的小男孩身上。

　　男孩叫贺露，是五年级的学生。

因为年龄最大，他成了这里的“孩子王”。

　　其实，贺露应该读六年级。

去年秋季开学时，本应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级的五六个同学都没来报名，只剩下了贺露一个。

六年级这个班最终没有开起来，贺露只好回到五年级“重读”。

对此，白随宝解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成绩太差”。

　　上午8时10分，正在教室里自习的贺露突然从教室里冲了出去，跑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前，敲响了挂在树上的一个生锈的铁铃铛——下课了。

“我是自己愿意打铃的。

”贺露笑着，露出两颗兔牙。

自从一个多月前有了手腕上戴着的那块黑色电子表，他主动承担起了打铃的任务。

“如果不打铃，就不知道啥时候上课，啥时候玩了。

”贺露说。

其实，学校以前有电铃，后来坏了，就再也没修好。

　　上午一节数学课，一节语文课。

语文老师没来，五年级的孩子只能回到教室里自习。

另外两孔窑洞内，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几个孩子依然没有停止打闹。

贺露似乎没法让自己静下来学习，隔一会儿就抬起手腕，看看几点了。

　　其实，和同龄人相比，这个14岁的小男孩眼中的学校少了本该有的东西，广播操已经好久不做了，缺少的还有家长会、联欢会等本该有的活动。

　　不过，**县城的贺露比他的同学见识广、本事多一点：

他会简单地用电脑，还会打字、玩游戏。

　　学校“单纯”地只剩下了上课。

虽然每天安排了六节课，但孩子们开设的课程却极为简单。

除了语文、**县上统考的科目外，美术、音乐等课程一概没有。

体育课倒是开的，因为人数少，只好将全校的学生集中起来上，发给篮球、排球，或者任由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

　　和城里的小学生不同，他们不用参加英语考试。

因为英语老师一直请不来，本该三年级就开始的这门课程一直没开，考试也就自然取消了。

　　对于外面的东西，“差生”贺露还是有一丝向往的。

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放假一天。

后来，贺露听转到城里上学的小伙伴儿说，他们的学校在“六一”节办晚会，表演节目，羡慕得不行。

　　**乡村学校的衰亡史

　　上午9时，放学了。

白随宝回到宿舍，打开电蒸汽炉，加热放在里面的两个馒头和一碗小米红豆稀饭。

那是他的早饭。

　　早饭是他从家里带来的。

自从到外村教书，白随宝的日子就变成了这样：

每天早上，他会带上老伴儿准备好的早饭赶赴学校，早上上完课在学校里热热吃，下午放学回家再吃一顿现成的。

　　从老师、学生和村民们的讲述中，记者拼凑出了一段红旗小学不完整的历史。

这所学校建于上世纪60年代，村子50多岁以下的村民大多在学校里读过书。

XXXX年，学校还办过一年初中。

90年代初，学生人数曾多达400人。

　　可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生人数开始逐年下降。

XX年，白随宝调到红旗小学时，虽然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已经出现了在校生大幅下降的隐忧，七八十个学生大多分布在高年级，低年级一个班才三四个。

　　另一个让他们担忧的事实是：

优秀的学生**县城学校流动。

XX年年，学生中还能发现几个好苗子;XXXX年，**乡第一;但从今年开始，剩下的这些学生已经让他没了信心，“好学生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要么是实在太差的，要么就是家里穷走不了的”。

　　期中考试，贺露的数学考了50多分，全班第一，其他几个才考了三四十分。

“瞧瞧，最差的学生如今变成最好的了。

”白随宝说。

而今，这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只能靠回忆，才能拾起当老师的那份荣耀。

　　白随宝的**县下十二里铺邓家沟村，骑摩托车到红旗小学需要半小时。

XXXX年，村里有个小学，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老师请不来”。

于是，村干部找到了刚刚高中毕业的白随宝，希望他去教孩子们。

　　他应了下来，当上了民办教师，一天10个工分，“顶得上一个好劳力”。

再后来，不挣工分了，每月工资是30块钱，直到XXXX年转成公办教师，他的工资均在百元以下。

　　提起当年“人丁”兴旺日子，白随宝眼里泛光，“学生多了，就容易发现好苗子，哪个老师不愿意教好学生?

”

　　一直以来，全县最好的初中——昆山中学**县招收“重点班”学生。

白随宝带毕业班，几乎每年都能考上一两个。

最多的一次，全乡总共考进去了6个，其中4个都是他的学生。

**县重点班的学生，家长会请老师到家里吃饭，炒菜、喝酒，最好的要算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白随宝家里，至今保存着那些见证了他辉煌教学业绩的凭证。

“学习标兵”，全县第一、第三的荣誉证书，“县模范教师”。

最近这些年，他已经换了三所学校。

而如今的这所，也不知道能待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