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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
”《历代文选》注：
“施（yí
）：
延，及，作‘跟踪’解。
”依照此注，“施”和“从”就是同义的并列谓语，意思是：
“一早起来跟踪丈夫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去。
”这么说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翻一下赵岐《孟子章句》就会知其有失。
赵注：
“施者，邪施（同迤）而行，不欲使良人觉也。
”所谓“邪施而行”，就是走路时左躲右闪。
赵歧把“施”解释成“邪施”是有根据的。
因为“施”的本义是“旗貌”（见《说文》），也就是旗子随风来回飘动的样子。
“施”做“从”的状语，十分形象地描画出了妻子盯梢时的真实情景。
所以读古人注，可以使我们具有鉴别的眼光，对今人的译注不至于人云亦云。
最后，读古注有时比查字典更能解决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读古书遇到问题可以查工具书，读古注则大可不必。
读古书应该凭借字典辞书，而且有些问题一查即能解决，但有些问题就不那么容易解决。
例如《曹刿论战》：
“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句中的“加”作何解释？
查《辞源》（修订本）有“增加；
超越；
侵凌；
施于、安放；
担任”五个义项。
《辞海》（修订本）列八个义项，比《辞源》多了“算法之一；
戴上；
施及”三个义项。
但所有这些义项用在“弗敢加也”句里，哪一个也不合适。
倒是杜预在这句话下的注解为我们解决了难题。
杜注说：
“祝辞不敢以小为大，以恶为美。
”意思是说，对神灵的祝辞，不敢把小的祭品（牺牲玉帛）说成大的，差的说成好的，一定按实情报告。
杜注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加”当什么讲，但他的说解已经说明“加”是谎报的意思。
杜预的注解是有根据的。
《说文》：
“加，语相譄（zēnɡ）加也。
”段注：
“譄下曰‘加也’，诬下曰‘加也’，此云‘语相譄加’，知譄、诬、加三字同义矣。
”这个例子说明，工具书并不能解决读古书遇到的所有问题。
特别是当某个词在句中有具体所指时，查字典更不管用，因为字典只纂集一个词的一般的、常用的义项，管解决大面上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个词在各种特定的语言环境里所有的具体所指都收罗起来。
古注则以随文而释为特点，以根据文意，指出具体所指为己任。
所以读古注往往比查工具书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二、古书注释的发展概况
我国古书的注释，开创于西汉。
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
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西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先秦典籍经秦火劫难，亟待整理。
再者，从先秦至汉，语言、文字发生了较大变化，先秦典籍文字艰深，其古音古义不易为人通晓，急需进行注释。
此外，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从西汉到东汉，注释古书方兴未艾。
两汉注释古书，以解经为目的，所注之书大部分为经部典籍。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
学派不同，师说家法各异，因而注释古书各具特色。
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chè
n）纬之学，注释往往繁琐冗杂。
古文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
古文学派的这种学风，人称“朴学”、“汉学”，为后代所继承。
两汉注家林立，注本亦多。
注家之中，古文经学派实力最雄，出现了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郑众（郑兴之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先郑”）、许慎、郑玄（人称“后郑”）等一大批经学大师。
两汉儒生，大都注一经，只有郑玄，意主博通，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汇古今，集两汉经学大成，世称“郑家”。
汉人注疏流传到今天，最著名的有毛亨的《毛诗诂训传》，郑玄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孔安国的《伪尚书传》，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等。
经注之外，还有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名》，高诱的《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等。
三国世乱，学术受挫。
注家中有名的有王肃、韦昭等人。
魏人王肃，治学不分今文、古文，兼收并蓄，曾为《尚书》、《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左传》等书作注，当时列为官学，世称“王学”。
可惜王肃注本，均已亡佚。
唐人义疏间或称引其说。
王肃注经，笃信贾逵、马融，攻诘郑玄。
吴人韦昭好学不倦，精通经史，注书颇多，传于今的仅《国语注》21卷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书注释继续发展。
西晋永嘉之乱（291~306）以后，经学大师辈出，新说林立，“王学”与“郑学”之争持续不断。
南北朝时，北方崇尚“郑学”，注经守东汉经师家法，重训诂章句；
南方会采郑、王之学，也兼采玄学，喜好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大谈生命哲理。
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大兴。
玄学崇尚清谈，佛教聚徒讲经。
在清谈和讲经风习影响下，儒生注书开始采用一种既解经文、又释注文的新体式，“义疏”由此形成。
这一时期注释范围进一步拓宽，除儒家经典外，史、子、集部的古书均有注释。
流传至今的注本，较著名的有王弼、韩康伯的《易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何晏的《论语集解》，裴骃（yīn）的《史记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张湛的《列子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这一时期的注疏还扩大到了小学著作，最有名是晋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
隋朝注家值得一提的是刘炫（xuà
n）。
他通天文律数，深研诸经，然生性机敏而自负，所著《春秋左氏传述义》、《春秋规过》、《春秋攻昧》等，专攻前人注释《春秋》之过误。
刘炫注本均已亡佚，唐义疏常引其说并加驳难。
唐代学术文化繁荣，注书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是继两汉以后的又一高峰期。
在经注方面，由于魏晋南北朝义疏繁杂，歧解并起，莫衷一是，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孔颖达等人奉敕对前代义疏加以整理。
他们以南北朝时期的南学为主，兼采北学，按照唐人观点加以裁定，编成《五经正义》180卷。
后经两次修改，于唐永徵二年（651）颁布于世。
《五经正义》定于一尊，使两汉以来经学派别林立、异说纷争的局面宣告终结，也使众多的魏晋义疏被废弃而亡佚，流传下来的仅《论语义疏》而已。
《五经正义》之外，贾公彦还撰有《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徐彦撰有《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撰有《春秋谷梁传疏》，合称“九经义疏”。
唐人义疏，解释词句及考证名物制度较翔实，引证丰富，保存了汉魏一些经注旧说。
唐疏遵守“疏不破注”原则，每种注本宗汉一家之注，并引用材料对经文、注文进行实证性讲解阐述，就注推衍，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有时注文不当，也曲为之说。
总的说来，唐人义疏代表了唐代注释的最高成就。
除经书的义疏外，唐代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注家注本，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杨倞（jì
nɡ）的《荀子注》，成玄英的《庄子疏》，李善的《文选注》等。
《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与南朝宋·
裴骃的《史记集解》世称“史记三家注”。
大体说来，《集解》以征引广博为长，《索隐》以探幽发微为胜，《正义》以释地理著称。
李善《文选注》详于对原文典故来源和词语出处的考释，受到后人推崇。
宋人注释古书的成就总的说来不及前代。
在经注方面，北宋邢昺（bǐnɡ）撰有《论语疏》、《孝经疏》、《尔雅疏》，南宋时有人托名孙奭（shì
）撰《孟子疏》。
宋人这四疏加上唐人九经义疏，在南宋绍熙年间合刻成一书，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
前人一般认为邢昺疏不及唐人疏，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伪孙奭疏则显得浅陋。
宋代理学盛行，曾兴起疑古标新之风。
学者们注释古书，摒弃汉儒训诂章句之学，摆脱古训束缚，直寻经文微言大义，借以阐发理学思想，但有时也能创发新义，提出精彩见解。
宋人注家中成就最大的，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当推朱熹，撰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著作。
朱熹学识广博，深通故训又不墨守，注中虽不免有空言理性的毛病，但总的来说较为平实稳妥，注文简明通俗，易于理解。
清代学者摆脱宋明理学束缚，重振汉学，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建立了形音义的完整体系，开辟了“因声明义，以义证音”的新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
随着学术的蓬勃发展，古书注释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清儒继承朴学传统，以求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对历代典籍及汉唐旧注，进行认真的考证，给众多的古书作精审而详尽的新的注释。
例如清人对《十三经注疏》不大满意，便起而改作。
对于旧注，好的便沿用并为作新疏，不好的则连注带疏一并抛弃，另作新的注疏。
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从邵晋涵到孙诒（yí
）让有十余家。
清人注在文字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上工力甚大，成果卓著，纠正了汉唐以来注疏的许多错误，解决了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清人注释，有的考证过于繁琐，堆砌材料，不切实用，是较大的缺点。
清代注家注本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如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沈钦韩的《汉书疏证》，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荀子集解》、《汉书补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等。
此外，清代有些学者还以读书札记的方式，对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加以研究，并总结出一些通律，对文字的校勘、词语的诠释，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就是这类著作的代表。
清代也是小学的黄金时代，注释和疏证小学著作的名家很多，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在中国小学史上堪称杰作。
清代有的学者还开创性地从事经籍训诂材料的纂集工作，如阮元等人收集唐代以前各种古籍的训诂成说，包括经史子集各部中重要著作的各家注释，以及汉晋以来各种字书、韵书的解释，编成《经籍纂诂》。
它既集古书传注材料之大成，又兼有字书、辞书的功用。
三、古书注释的体式类型
1．诂训类（或称“传注类”）
属于这一类的注释，名称繁多，最常见有诂、训、传、注、笺等名称。
诂、训这两个名称，笼统说来没有什么区别，凡侧重于字词、名物解释的，一般称作“诂”（通作“故”）、“训”。
《汉书·
艺文志》著录鲁、齐、韩三家诗各有“故”数十卷。
清马其昶（chǎnɡ）有《老子故》，徐孚吉有《尔雅故》。
汉高诱作《淮南子注》，于原书每篇题目下加一“训”字，清王闿（kǎi）运注《论语》，书题《论语训》，皆其例。
古人对诂、训之别做过辨析，唐孔颖达说：
“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
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
”（《诗·
周南·
关睢·
训诂传第一》疏）。
清马瑞辰认为：
“单词则为诂，重言则为训。
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道之，此诂与训之辨也。
”综合两家之言，则诂是以今言释古言，侧重于解释单词的意义；
训是对古代词语作形象性的描绘与说明，侧重于解释由两个相同的单音节词构成的词语（重言），并兼言其比兴意义。
在注书过程中，古人对训、诂往往不作严格区分，还常连作书名，如汉张衡有《周官训诂》（已佚），南宋钱文子有《诗训诂》等等。
传，是传述的意思。
传原本指解释儒家六经的书。
《论衡·
正说》：
“圣人作其经，贤者作其传。
”《汉书·
古今人表》“传曰……”注：
“师古曰：
传谓解说经义者也。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传述《春秋》经义的，故称“春秋三传”。
其中《左传》重在阐述史实，证发经义；
《公羊》、《谷梁》重在阐明经文大义。
西汉毛亨注《诗经》之书称作《毛诗诂训传》，是因为书中既解释词义，又阐述经义。
到后代，传也做一般的注释名称，如朱熹《诗集传》，就与集注相似。
注，是注释的通称。
晋张华《博物志》说：
“上代去先师近，解释经文皆曰传，传师说也。
后代去师远，或失其传，故谓之注。
注，下己意也。
”下己意，作解说，使经义著明，故称注。
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
“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谓之传，郑玄则谓之注。
”在《礼记·
曲礼上第一》下又说：
“注者，即解书之名。
但释义之人多称为传。
传谓传述为义，或样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云传。
今谓之注者，谦也。
”可见“注”与“传”一脉相承，“注”的名称大致始于东汉郑玄。
郑玄对“三礼”有注，其书称“注”，含有对师儒谦下之意。
古代经与注本分离，东汉以来，始经、注合载，就经下注。
笺（jiān），是表（显示）识（zhì
，记下）的意思。
作为注释体，“笺”的名称始于郑玄。
郑玄有《毛诗笺》，为《毛诗诂训传》作注。
《诗·
郑睢·
郑氏笺》释文：
“《字林》云：
‘笺，表也，识也。
’按，郑《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
’”所以笺这种注释，一般是对原注隐而不显、略而不详之处加以申发，或者注下自己的不同看法。
郑玄注诸经皆称“注”，唯独注《毛诗》称“笺”，是要表示对毛传的宗尊之意。
2．章句类
章句之名，是离章辨句的省称，是分析古书章节句读的意思。
刘师培《国语发微》说：
“章句之体，乃分析经文之章句者也。
”作为一种注释，章句不像传注类注释那样以解释词义为主，而着重于逐句逐章串讲、分析大意。
汉代一些儒者治学，从辨析章句入手，故章句体兴于汉。
艺文志·
六艺略》载《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章句》，《尚书》有《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
汉儒用章句讲经，大都支离烦琐，故被斥为“章句小儒”，一般人“羞为章句”，故自汉以后，章句日渐亡佚。
今仅存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
赵歧章句解词串讲较简明准确，在原文每章末尾还用韵语概括“章旨”，在《孟子》注释中有“开辟荒芜”之功。
章句体虽不以解释词义为主，但它在对句意的串讲、分析中，往往包含了对原文词义的解释，这是应该注意的。
3．义疏类
义疏，是疏通其义的意思。
这是一种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注释。
义疏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唐人“正前人之疏义，奉诏列裁，定名曰正”（黄承吉《左传旧疏考证序》），因而义疏在唐代又称作“正义”，也称作“疏”。
义疏类注释常常旁征博引，罗列大量材料，证发经注，此其长；
但有时不免烦琐冗长，使人目眩。
宋代以前，疏和经注是单行成书的。
宋代以后，为方便阅读，才将疏和相应的经注合刊在一起。
所以义疏类注本都包含经传原文、注、疏等几部分，而且排列有定则，有明显的标记相隔。
4．集解类
集解类注释是汇集众说并加上编者意见的一种注释。
它分集解、集注、集传、集释等。
例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孟子集注》、《诗集传》，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即是。
集解类注释在引各家之说时，有的只称人姓氏（称“某氏曰”），不提及名，这是因为所集各家的姓名在书的序言中已作交待。
所以读集解类注本应先读其序，以便了解本书集有几家之说。
集解类注释也有体例问题，如王先谦《荀子集解》在原文下都是先列唐杨倞注，然后列清人注或“先谦按”。
清人注如果同时引了几家之说，这几家就按时代先后排列。
对集解类注释的体例，我们应该了解。
需要指出的是，晋杜预所撰《春秋经传集解》，名为“集解”，但它只是将《春秋经》和《左氏传》聚集在一起进行注解，与上面所说的汇集众说的“集解”名同实异。
杜预在《春秋序》中解释说，他编这本书是“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
这里附带讲一下补注。
补注类注释有补、补疏、补释、补义、补正等名称，这是一种对前人注释作补充、订正的注释。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清王先谦《汉书补注》，焦循《论语补疏》，就是这类著作。
补注往往能为理解原文提供一些新材料，提出一些新见解，值得参考。
5．音义类
音义是一种注音释义的著作，兴起于魏晋，另有音训、音诂、音注、音解、音证、音隐、音释等名称。
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由《周易音义》、《尚书音义》、《毛诗音义》、《周礼音义》等十四部典籍的音义组成，是音义类注释的代表作。
这类著作以注音为主，有时兼有简单释义，或指出经典不同版本的异文现象。
音义书在给多音多义的词注音时，注音本身即暗含着释义，这是应该注意的。
四、古书注释的内容及注释用语
古书的注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语言文字方面的注释和非语言文字方面的注释。
前者是指对字词句及篇章文意等内容的注解，后者主要指对名物制度、成语典故等内容的诠释。
古人注书，还有一套与注释内容相应的用语。
下面我们把古注内容与注释用语结合起来加以阐述。
（一）语言文字方面的注释
语言文字方面的注释，主要包括解字词和释文句两方面内容。
1．解字词
词是构成语言的最基本的单位。
读古书的许多障碍来自对一个词的音、义缺乏了解，因此解词是古注首要的任务。
解字词包括注音、释义、破读、文字校勘等四方面内容。
（1）注音
古书注音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多音多义字。
注音的方法常用反切和直音，有时也以“读若”、“读如”、“如字”等用语指出读音。
例如：
秦风·
黄鸟》：
“黄鸟，哀三良也。
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
”郑笺：
“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鍼虎。
从死，自杀以从死。
”音义：
“行，户郎反，下皆同。
鍼，其廉反，徐又音针。
从死，上才容反。
上面的注文中陆德明给“行、鍼、从”的注音用的是反切方法。
“行，户郎反”说明这里的“行”读há
nɡ，不读xí
nɡ。
“下皆同”是说下文中的“行”的读音与此相同。
“从死，上才容反”，是说“从死”的上字“从”读才容反，即có
“鍼，其廉反”，说明“鍼”在这里读作qiá
n。
“徐又音针”，这是陆德明引用东晋徐邈的注音，说明“鍼”还读作zhēn。
徐邈在这里注音用的是直音法。
《礼记·
玉藻》：
“君羔幦虎犆。
”郑注：
“犆，读如‘直道而行’之直。
”（安按：
幦，音mì
，盖在车轼上的帷席；
犆，音zhí
，缘饰。
此句写君斋车的装饰。
）
《仪礼·
士丧礼》：
“幎目用缁。
“幎，读若《诗》曰‘葛藟萦之’之萦。
藟，音lěi，藤；
萦，音yí
这两例分别用“读如”、“读若”来注音。
古书中在某字下注以“如字”，这是又一种注音方法，说明此字在这里应读本音，用本义。
如：
《礼义·
大学》：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其恶恶，上如字，下乌路反。
这段注音是说“恶恶”的上字要读本音è
，用本义，当缺点、毛病讲；
下字读wù
，当讨厌、憎恨讲。
古书注音，有时隐含着释义。
《左传·
昭公三年》：
“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
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
“朝，如字。
难，乃旦反。
这里对“朝”、“难”的注音，实际上已指出“朝”当“早晨”讲；
“难”当“危难”讲，是名词，不是形容词。
（2）释义
解释词义，是古注最基本的任务。
古注释义常用“某，某也”、“某者，某也”、“某，某者也”、“某，某”等格式表示。
《孟子·
滕文公下》：
“勇士不忘丧其元。
”赵注：
“勇士，义勇者也。
元，首也。
《论语·
为政》：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集解：
“格者，正也。
《荀子·
劝学》：
“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
”杨（按：
指杨倞）注：
“輮，屈；
槁，枯；
暴，干；
挺，直也。
古注释义除用上面四种格式表示外，还使用一些用语，不同的释义，用语也不同。
一般地指出词义，用语有“曰”、“为”、“谓之”等，训释词放在用语之前，被释词在用语之后。
这几个用语都有“叫做”、“称做”的意思。
学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何（按：
指何晏）曰：
同门曰朋。
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
”杜注：
“以人从葬为殉。
巧言》：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mé
i，湄）。
”毛传：
“水草交谓之麋。
古注还常常对同义词或同类事物进行对比性辨析，这时仍用“曰”、“为”、“谓之”等用语。
鄘风·
载驰》：
“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士冠礼》：
“孝友时格。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周礼·
天官·
膳夫》：
“凡肉脩（xiū）之颁赐，皆掌之。
“郑司农云：
脩，脯也。
”贾疏：
“释曰：
言‘脩，脯也’者，谓加桂薑锻治者谓之脩，不加桂薑以盐干之者谓之脯。
同义词是意义相近而又各有特点的词。
一对同义词在意义上大同而小异，笼统地说则同，具体地说则异。
古注在对同义词辨析时，常常指出同义词的这一特点，用语有“浑言（统言）、析言”，“散言、对言”，“散文、对文”等，其中浑言、统言、散文、散言都是“笼统地说”的意思，析言、对言、对文是“具体地说”、“相对而言”的意思。
“橐（tuó
），囊也。
“按，许云‘橐，囊也’、‘囊，橐也。
’浑言之也。
《大雅》毛传曰：
‘小曰橐，大曰囊。
’高诱注《战国策》曰：
‘无底曰囊，有底曰橐。
’皆析言之也。
召南·
羔羊》：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yù
，裘缝）。
“革犹皮也。
”孔疏：
“对文则皮、革异，故《掌皮》云：
‘秋敛皮，冬敛革。
’异时敛之，明其别也。
许氏《说文》曰：
‘兽皮治去其毛曰革。
革，更也。
’对文言之异，散文则皮、革通。
古注解释词义，采用多种方式，有时用一个近义词去解释，有时以今语释古语，有时直接指出这个词在这里要用其引申义。
遇到这三种情况，常使用“犹”这个用语来表示，有“等于说”、“如同说”、“相当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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