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崔莺莺林黛玉杜丽娘的比较分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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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位相国小姐便对穷酸书生一网情深。
而此时的崔莺莺正处于“父丧未满”时，且老相公在日“曾许下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莺莺竟自产生异端邪念，岂不是大逆不道？
显然，着恰恰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高估了它的意义。
这种一见倾心的恋爱方式，其产生原因，对于张生来说是悦色，对崔莺莺来说则是内心自然喜欢的萌发和流露，人的自然要求和个性觉醒的力量，转换为内心感情的萌发和冲动。
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莺莺的爱情只是一种男女最初性爱的要求，还没上升到一种理性的理想追求。
这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封建意识的束缚和控制。
因此，它的局限和软弱是很明显的。
莺莺的身份，她自小所受的教育，家庭环境对她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她表现出理性和感性相分裂。
就自我感情的需要来说，她希望和张生结合，但她又绝不敢向老夫人提出，这除了老夫人平时严厉管教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她自以为违背母命，暗地约会是有伤风化，不和身份的。
感情的需要和理智的控制，人性的醒悟和礼教的压抑在这时形成了难以摆脱的纠缠和斗争，以至她想爱、又犹豫、做作。
崔莺莺对于爱情的追求只限于想，并未实施。
那么对于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又留给了她的后人杜丽娘。
杜丽娘生活的年代封建势力更强，父亲杜宝对她管教极严。
她从未越闺房一步，连自家中有个花园也不晓得。
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杜宝请了个六十岁还“从不晓伤个春，从不曾游个圆”的迂腐老儒生陈最良来教授“后妃之德”。
然而对于一个少女来说，屋外的万紫千红是多么的吸引人，《诗经》中那遥远的爱又是那么令人羡慕。
屋内和屋外，远古和目下，这迥然不同的色彩和冷热，怎么能不令杜丽娘感到伤感和忧虑。
同时，这无疑又给了杜丽娘以爱的力量。
应该说，在春香闹学时，杜丽娘还是力图保持庄重，支配她的还是理智。
但是在游园后，她就放弃理性而服从感情需要了。
因此，杜丽娘对爱的追求较崔莺莺更激越炽热，以至竟可为此而死，因此而生。
杜丽娘爱情追求的进步性，不仅表现在她的情感流露比崔莺莺要更加无所顾忌，而且还表现为她的恋爱方式并非如崔莺莺的那种原始的一见倾心式。
对这个问题应当说明一下。
从剧本，杜、柳身前实际上根本就未曾碰过面。
梦中约会和现实中确有此人，其目的不过是：
一、使他们的结合含有天意，让当时人较顺当地接受“二、说明杜丽娘所追求的是现实中的理想人物。
然而，杜丽娘并没有战胜封建理性的束缚，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遇见柳梦梅时，感情冲动时抛弃了自身理性的束缚，一旦回归现实，种种外在的内在的理由便无一不使她感到矛盾。
杜丽娘渴望和柳梦梅结合，可是当他们还阳之后，她却亮出了“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牌子。
这一点说明了杜丽娘还是无法摆脱礼教戒律的束缚，尽管她对之深恶痛绝，可惜她自己却又在以此压迫着自己。
林黛玉小时因父母钟爱，比较任性。
后因父母早丧而寄居贾府。
环境的龌蹉，使她“自矜自重，小心戒备。
”为保持自己的纯洁个性，她始终“孤高自诩，目下无尘。
”并常用“比刀子还利害”的语言，揭露周围不合理的现象，因而被人看作是“刻薄”、“小心眼”。
应该说宝黛的爱情是很理想的：
他们青梅足马、志同道合。
杜丽娘模糊的理想人物在林黛玉这儿变得清晰、明确、具体了。
她带到理想去生活、去爱人，同时又用自己的理想去要求人、影响人。
与宝玉“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这种男女的友情，便是他们爱情萌发的基础。
但他们的爱情发展却是曲折的。
从宝玉、黛玉相识（第三回）到第三十二回，他们常常为一些小事拌嘴。
从表面上看，这是他们各自使性子：
而实际上，这正是封建制度下，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表达方式和发展过程。
第二十九回作者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宝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哪些闺房闺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
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
哪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试探。
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我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有假试探，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事。
”宝、黛便在这种真真假假中发展爱情。
确切地说，宝、黛具有与封建社会相对立的性格，但宝玉最初并为专情于黛玉，他和所有的女子都相好，就如黛玉说的“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只有在不断的接触了解后，他才渐渐体会到黛玉和其他女子的不同，才将黛玉视作不可分离的知己。
至于黛玉。
她也是在这种争吵中不断地影响改造宝玉，同时完全地了解了宝玉的感情。
各种矛盾、不信任、误解，在争吵中一个个消除了。
正如红学家指出的，自宝玉挨打，宝玉送帕给黛玉，黛玉在帕上题诗后，宝、黛之间便再也未发生争吵。
他们的感情、志向趋于统一，爱情真正确定，并开始在平静中发展。
因此，原对宝钗耿耿于怀、时常讥讽的黛玉，这时也意外地和宝钗言和了。
应该说，宝、黛爱情的基础是坚实的。
宝、黛爱情较崔、张，杜、柳更理想，基础更坚实，还在于黛玉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更沉重，而其对封建社会的抗击更激烈。
杜丽娘虽为情而死，表示对昏暗窒息的社会生活的控诉；
但她一旦因情而生，真的获得爱情后，又时时感到犹豫彷徨，考虑如何符合封建礼法。
林黛玉不仅面临着薛宝钗“金玉良缘”的命运，她的内心是痛苦的。
但可贵的是，黛玉从未因此而宁心息虑，放弃追求，从未改变性格而随从世俗；
相反，她用自己真诚纯洁诗一般的心去尽力打破“金玉良缘”，去不断净化宝玉的灵魂。
黛玉是成功的。
第三十四回，当宝玉将情感信物手帕送给黛玉时，黛玉内心充满着激动，“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余意缠绵，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研墨蘸笔”，含泪题诗。
他们的爱情走向了高潮。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强者，林黛玉在那样一个昏暗腐朽充满世俗气的环境里，能坚持自己的个性和理想，绝不向世俗妥协。
但她又不得不再贾府生活，不得不将命运依托在贾母身上，她希望像诗一样去生活，并且她坚持这样去做，但她又无力摆脱这黑暗世俗的环境，她常常哀叹自己寄人篱下的不自由的生活，常常想到的是“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
”这种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构成了她内心无尽的伤感、忧郁和自怜。
她就是带着这种痛苦离开了人间。
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心酸和感慨。
崔莺莺的一见钟情和杜丽娘的理想人物追求，进化为林黛玉的要求志同道合的爱人，这无疑是人类爱情的进步，现代性爱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的。
（二）、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情欲
爱情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与行为，它是人的心理发育到了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因此年龄的大小，也表现了爱情的不同形态，即使是同一性别的人也毫不例外。
杜丽娘、崔莺莺和林黛玉是中国古典名著中三位追求爱情，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女性，但由于她们年龄的不同，生理发育上的差异，所以使她们的恋爱过程，情欲的表现形态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从恋爱时间的长短来看,杜丽娘与柳梦梅进行的是“闪电战”，而崔莺莺与张生则是“拉锯式”，林黛玉与贾宝玉是“春雨式”；
从情欲的表现形式上看，杜与柳是先结合后恋爱，而崔、张则是先恋爱后结合，林、贾是先恋爱未结合；
从恋爱的目的上看，杜丽娘首先要解决的是性的饥渴，而崔莺莺则表现得理智而冷静，至于黛玉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罢了。
杜丽娘是为情欲而死亡，崔莺莺则是为爱情而“献身”，林黛玉是为爱情而牺牲。
同是贵族的千金小姐，同是才子佳人式的恋爱，为什么竟有如此多的不同呢？
这里除了他们各自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差异和主观情感的不同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生理发育上的差异。
如果不从“人”的这个第一性的物质本质上去查找原因的话，很难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为生理发育是启动她们的爱情的“发动机”和“马达”。
而这个“心脏”问题，恰恰又是被研究者们所忽视了的。
杜丽娘芳龄16，若按现在人类身体发育的标准来看，她尚属少年。
崔莺莺妙龄19，以同一标准衡量，她已步入青年。
林黛玉进贾府时11、12岁，去世时也不过15、16岁而已。
16与19虽是三数之差，但在人的生理上却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正处于青春的骚动期，后者已进入青春的成熟期，正由于生理发育的不同，三位小姐才唱出了曲调不同的爱情之歌。
处于16岁花季的杜丽娘生活在“存天理、灭人性”的禁欲主义十分猖獗的时代。
在这扼杀人性的社会里，娇小的杜丽娘又偏偏禁锢在把她与世隔绝的豪门公府之中。
极端封闭的令人窒息的环境使这位天真浪漫的千金小姐失去了自由，没有欢乐，见不到阳光，接触不到年轻的异性，牢笼般的生活使这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纯真少女的人性饱受着压抑、摧残和扼杀。
马克思指出：
“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其不成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
极端专制的社会和极端专制的家长十分野蛮的扼杀杜丽娘的人性，他们不仅对这位16岁的少女进行严酷的行为管制，而且还强行灌输封建思想，妄图把她训化成只懂天理而没有人欲的“机器人”。
尽管专制制度像猛兽一样吞噬着杜丽娘的青春年华，但人性是不容易被扼杀掉的。
读《关雎》，她并未领会“后妃之德”，反而发出了“人不如鸟乎”的喟叹。
母亲的不准“戏游空冷无人处”的严厉训诫，并未挡住她游园的脚步，在花园中她唱出了渴求爱情的心声，在现实中连绣成双成对的花鸟的权利都被剥夺得精光，可是在梦幻中她却主动地和素未相识的书生幽媾成婚。
这是什么力量促使杜丽娘竟敢如此大胆地肆无忌惮的宣泄自己的情欲呢？
一言以蔽之，此乃人欲也，即杜丽娘的身体内蕴藏的具有巨大能量的“原始生命力”。
在杜丽娘凭借性的张力于梦幻中完成姻缘之后，她又陷入了青少年所特有的原发性自恋之中。
梦中的欢会是愉快的，可是梦醒之后伊人不在，她又陷入了深深的怅惘之中。
于是她便开始寻梦，因为“古人相信梦有巫术作用，有宗教的意义，或者有报告吉凶的作用，所以有梦兆的说法”。
但现实毕竟不是梦幻，杜丽娘寻梦寻到最终，是使“艳冶轻盈”的自我变得憔悴苍老了。
当她发现自己已经“瘦到九分儿”时，顿生自我爱恋之心。
她爱惜自己的青春年华，花容月貌，她为自己曾有过的娇美而骄傲自豪，为自己今日的香消玉减而惋惜悔恨。
因此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要亲手把自己的花容月貌描绘下来，并企盼梦中的情人能拾得此画，以完成自己生前的夙愿。
杜丽娘的爱情初潮产生于16岁，这比一般人是超前的，但剧作家偏偏选中了这个年龄，让她的带有原始性、自发性的恋爱去战胜天理，用人的自然情欲的放纵去讴歌人性、张扬人欲。
如果主人公十四、五岁，年龄尚幼，生理发育尚不成熟，还不知道情为何物。
若主人公是十七、八岁，年龄又偏大，生理发育较成熟，对情欲的追求不会那样盲目。
所以汤显祖选择了16岁的杜丽娘。
和汤显祖相比，王实甫选择了一位19岁的崔莺莺做《西厢记》的主人公，这也是匠心独运。
《西厢记》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在小说中莺莺是17岁，而在剧中王实甫把她改成19岁，这一改动，意义十分重大。
因此只能是19岁的崔莺莺才能完成“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个戏剧主题，只能由19岁崔莺莺才能展现出她的复杂的恋爱心理和曲折的恋爱过程，只能是19岁的崔莺莺才能与她的经历、性格相吻合。
如果让17岁的莺莺去完成剧中主题去经历复杂的经历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她还不具备相应的生理基础。
因此王实甫把莺莺的年龄改为19岁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崔莺莺与杜丽娘虽仅三岁之差，但她们对于情欲的理解与追求是不一样的。
崔莺莺已经度过了少女的情欲骚动期，她在生理上比杜丽娘更成熟，对情欲的理解更清楚更深刻，再加上她生活的社会环境比杜要宽松，所以她追求的重点不是感官上的欲，而是沟通双方心灵的情，在灵与肉的选择上她注重的是灵。
因此她在恋爱时更为冷静理智，她能够多侧面地省视自己所追求的异性，并且有步骤地小心翼翼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她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在经历种种考验之后才以身相许的，因为她钟的是情而不是欲，否则的话她绝不会弃郑恒而追求张生。
林黛玉从11岁进贾府时，通过凤姐的“嘴”和宝玉的“眼”，描绘了她天仙似的人品。
凤姐一见就惊叹；
“天下竟有这么标志人儿，我今日算是看见了。
”在宝玉的眼里，“着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
则别有一种风范和神韵。
而贾宝玉是出了名的才子，可以说他们俩真是郎才女貌。
而林黛玉在爱情观念上是突破了“郎才女貌”的标准。
她的爱情是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为基础的，闪烁着时代新人理想的光辉。
黛玉爱宝玉，并非爱其才；
宝玉爱黛玉。
并不仅仅是因其貌，而是另有所因。
是因她从不讲“混帐话”，不规劝他走仕途之路，而黛玉爱宝玉，是因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这是他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观念、封建仕途经济的大胆否定，赢得了林黛玉的一片痴情。
贾宝玉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臣子，他在大观园中孤独而寂寞。
王夫人骂他是“混世魔王”，贾政断定他是个“酒色之辈”，就是大观园中许多“清白女儿”也规劝其走仕途之路，多会会那些为官作宦的人。
独有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扬名立身，因此，被宝玉视作红颜知己。
（三）、相同背景下，不同的结局
喜剧、悲喜剧、悲剧，三部作品的结局，人们颇多称赞《红楼梦》的悲剧，而批评《西厢记》和《牡丹亭》，认为它们的结局削弱了作品的意义。
殊不知作为崔、杜、林的对立面，他们不是从来如此，一成不变的;
他们也有一个内在心理不断分裂的过程。
忽略了这点，就无法解释崔、杜的结局，也无法解释林黛玉的悲剧结局。
作为莺莺之母的老夫人，表面上看她失信于崔、张，反悔了所许下的诺言;
其实她也有难言的苦衷。
如果莺莺一直闭门居住，如果不是为了送相国灵枢，莺莺可能会顺顺当当地嫁给郑恒。
因为在寄放灵枢的普救寺发生了孙飞虎欲掳莺莺之事，在不得已情况下，老夫人才作了另外的选择，一旦贼退事平，旧有的许诺（指莺莺嫁郑恒之约）便重新沉渣泛起。
做人是不应失信的，老夫人试图以莺莺拜张生为兄，并以金帛酬谢了结前事。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老夫人之意，这除了莺莺和红娘的努力外，老夫人内心也有难言的隐衷:
她试图补救失信（指崔郑婚约），而实际上又在失信于人（指对张生的许诺）。
正因为如此，红娘的一席话便使得老夫人回心转意了。
以往，人们总是不加具体分析地说老夫人顽固地阻碍崔、张爱情，如果老夫人真是那么顽固不化，则红娘的一番话何以就能使冰雪融化呢?
现实巳经暴露了感情和封建理性的矛盾，显现了它们的分裂。
很显然，老夫人一旦屈允默许崔、张结合，这实际上便是承认了崔、张的私情。
老夫人实际是在理性和感情之间作着调和折衷，使之统一。
她试图既不辱没家庭、不毁约，又使崔、张友情得到满足。
在这一意图失败后，就又提出了张生考取状元的条件，以说明崔、张结合并未辱没家庭，使自己在心理上得到平衡。
前面说过，崔莺莺的爱还只停留在人性初醒时那种自然爱好的要求上，因此，还带着睡梦的恋意，自我力量还是很虚弱的，不足以与封建势力正面抗衡。
其委屈求全、软弱无力是很正常的。
而对于老夫人来说，现实尚未逼使她非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感情和理性的矛盾尚未尖锐到不可调和之地，莺莺不是一点不愿妥协，教家规，擅自与柳梦梅拜天地定终身。
而且他们不象崔、张那样是在老夫人首肯之下;
他们是在私奔后，回来寻求社会承认的。
这样，杜宝和杜丽娘的斗争，实际意义已经超出了家庭的范围。
双方都不可能再作退让。
因为对于杜丽娘来说，爱情已成了她生死存亡的关键，她为爱而亡，也正是爱情使她再生。
放弃爱情，离异柳梦
梅，这就意味着重新走向坟墓。
对于封建势力代表杜宝来说，他所供职的社会是皇帝一统天下的大家庭，不能有丝毫越轨。
他的家则是以他杜宝为主宰，这是历代传袭下来的传统观念。
否认杜宝的绝对权威，便使杜宝没有了生活之水。
杜宝怎么可能置生命而不顾去承认杜、柳的非法行为呢?
她本人也非一点退让余地也没有（将莺莺许给张生也有理由）。
她们在不完全违背自己愿望的条件下，作了让步和妥协。
为了不使矛盾激化（两种力量的自我分裂和外在斗争），她们痛苦地达成了契约，而社会中也确有空隙可以让她们自由活动。
大团圆的结局，标志着感情的满足和封建理性的实现这二者的暂时的平衡。
但是情理矛盾的激化是必然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的伦理道德越来越显得虚伪、不切实际，对感情的束缚也愈加严重，因此两者妥协的范围也就渐渐缩小，裂痕加深。
杜宝之不同于崔老夫人，除了他个人性格及其所受教育以外，他确实面对着一个更严峻的现实:
杜丽娘竟不顾礼教家规，擅自与柳梦梅拜天地定终身。
放弃爱情，离异柳梦梅，这就意味着重新走向坟墓。
问题是，杜丽娘自己并没有能够摆脱封建理性的潜在压迫。
离弃柳梦梅无疑是使她重新灭亡;
背叛父母，同样不是她所愿，她还绝无力量冲破这一关。
她就象坐着一只小船，很想去游玩，又害怕无边的
大海会将小船吞没，因此她还必须紧紧地靠着那艘破旧的大船。
对于杜宝来说，走了杜丽娘，他还怎么指挥航船呢?
而如果杜丽娘真的在海上翻船，他的脸面在哪里呢?
这艘破船的生计怎么办呢?
两者都想各行其事，两者又都不愿分开，矛盾已激化，但谁不愿也不能捅破最后一层糊窗纸，这便是《牡丹亭》最终以团圆告终的基础。
相持的局面最后因为皇帝的圣旨而归于统一。
以前人们往往认为皇帝的撮合是作家思想的局限，是作家的主观意图。
我们不完全否认这一点，但应该看到:
一、皇帝是一个未露面的虚构的形象，在斗争两方相持无法分解时，没有第三者出场调解撮合，伯仲属谁就成问题，结局也无法落实。
二、皇帝的撮合也有其合理性。
杜宝毕竞是从自己家庭现状被打乱角度考虑杜、柳的有伤礼法，有碍风化，但杜、柳-并没超出皇帝的天下，从家庭走向社会，毕竟还是皇帝的臣民，况且杜丽娘对自媒自婚作了解释。
当然，这样的结局，只能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情理分裂并没有因此消除，矛盾激化是不可避免的。
按说宝黛爱情并没有超出贾府范围，也没有先斩后奏地结合，而贾母也并非从来不爱黛玉，何以崔、张，杜、柳以喜剧团圆告终而宝、黛却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呢?
问题仍然可以归结到此时“情”和“理”
（理性）的矛盾。
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它行将灭亡的时候，“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
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远客观地说，在黛玉宝钗二者之间，贾母开始还是较多地疼爱黛玉;
从感情上说，贾母是不该也确是不会丢下黛玉，任其抑郁而终。
但是当时门历史环境，已不是崔老夫人那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互相退让。
贾府合家上下，将家族保持兴盛的希望寄托在贾宝玉身上，黛玉的性格和思想与世俗如此的格格不入，惊能让她去影响宝玉?
宝玉曾想引导贾母你赞黛玉，反被贾母抢白了儿句:
“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说的好。
”可见贾母对黛玉的不满。
贾母对未来宝二奶奶的脾性是看得很重的，因为这关系到将来宝玉的前途。
她提出宝玉的亲事，是不管远近亲戚、贫富，只要“模样性格儿”好，又常常称赞宝钗“老实”、“稳重和平”，说家中四个女孩儿（包括入宫的元春）“都不如宝丫头”。
面对着这样的“标准”，黛玉怎么可能如愿呢?
寄养贾家，父母早逝，家中无人。
政治上地位不说，性格固执，说话尖刻，不讨好，不随和，又不劝宝玉入仕，怎么能做宝二奶奶呢争宝黛爱情只能藏在各自的心里而无法让它开花结果了。
在封建社会，家庭是服从政治需要的，它首先考虑的不是人与人的感情而是家世利益。
因此，从根本上说，它和爱情是对立的，是扼杀爱情的。
爱情在与政治和家世利益的矛盾不十分尖锐的时候，它还有可能苟延残喘;
一旦个人感情妨碍了封建理性，妨碍了家族利益.那么冲突就不可避免，爱情便无法继续生存。
由于林黛玉的性格脾气，由于当时贾府面临的危机，贾母在确定宝二奶奶人选时，终于会撇下了林黛玉而挑中了薛宝钗。
以往的感倩，那种对女儿不幸天折的悲哀，那种对外孙女幼年失母的怜悯，在书教的强有力的制约下，在家族利益（望宝玉能“克绳祖武”）的驱使下，只好让它烟消云散了。
因为，在这么一个矛盾更加复杂，斗争更加激烈的时代，贾府的许多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了如何保持兴盛这一点上，这是整个家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林黛玉决计走自己的路不肯退让，那么贾母也就必然要无情绝义了。
贾母的罪过，不在于她最终选中宝钗丢弃林黛玉，而在于她在情理的斗争中否认了人性而服从了封建理性，在于她在家族利益和人间爱情两者间倒向了前者，在于她抛弃的不只是林黛玉而是人的最纯真
的感情。
以上所述，无非想说明，崔、张，杜、柳，宝、黛的爱情是一个不断发展、斗争、进步的连续过程，他们的不同表现是时代特征的反映，他们不同的结局也是历史的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当然也是不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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