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本主义的三大体系积累周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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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本主义的三大体系积累周期
3.历史资本主义的三大体系积累周期
莱恩认为，“企业和政府脱钩的过程花了六个世纪时间。
现代自由企业制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主导结构，是这一过程的最新阶段。
”政府不能干预经济，仅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至今这仍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信条之一。
它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今天为止，我们对改革路径设计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市场导向的。
在所谓创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十六字方针中，“政企分开”被视为首要的原则。
然而，我们认为，莱恩被事物的表象所误导了。
他可能的确抓住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中世纪演化到今天的表面趋势，但却忽略了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在隐蔽的、更高的层面的紧密结合。
在最初的阶段，资本权力扮演着配角，从属于政治逻辑。
在第一体系积累周期中，热那亚资产阶级通过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封建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政治交换关系，第一次摆脱了这种地位；在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二者相得益彰，在荷兰霸权和英国霸权统治阶段体现得淋漓尽致。
前者是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仅仅具有准民族国家的身份，后者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但又更多地具有帝国的性质。
荷兰霸权和英国霸权国家力量的运用，服务于各自的资本积累战略；资本积累战略的成功反过来又将起到加强和巩固霸权的作用。
在此一时期，如其不能说资本逻辑已处于支配政治逻辑的地位，至少也已经平起平坐了。
在接下来的美国周期里，资本权力将完成它的逆转，将政治逻辑置于从属的地位，国家臣服在资本之下。
哈维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之后重新启动的金融扩张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势力和国家权力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垮台显然意味着民族国家向金融资本交权”。
这并非我们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这是历史资本主义500多年的历程中，一直发生并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发现，虽然在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上，秉承布罗代尔定义的阿瑞基和马克思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在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趋势上，却有更多的共同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道：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
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通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着动荡、危机和大规模的重组。
在阿瑞基的理论体系中，它经由一个接一个的体系积累周期完成。
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们将概述历史资本主义的三大积累周期。
它的不断重现和演变的模式，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合作与冲突、商业机构的改组和重建是关注的重点。
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对历史做事无巨细的描述，而是希图勾勒出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更好地理解我们当前的危机和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
3.1资本的崛起与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
按照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作为一种经济因素的资本主义存在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体系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不仅在西欧，在中东、东亚和印度次大陆，“我们将到处找到真正的资本家，批发商、食利者，以及成千上万附属人员——中介人、经纪人、货币兑换商和银行家。
至于交换的方法、可能或保证，这几种商人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跟西方的同行媲美”。
但是，只有在欧洲，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资本权力实现了和政治权力的独特融合，推动了欧洲国家向外的领土征服，将资本主义统治推向全球。
这一进程的起点，被选择在中世纪后期的亚平宁半岛，始于13世纪和14世纪初贸易扩张末期开始的金融扩张，具有准国家性质的意大利城市国家群开始崛起，城市国家的权力已经被牢牢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威尼斯和热那亚。
威尼斯是早期的成功者，成为后来所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样本。
热那亚从人口、领土与军事能力看要逊色不少，然而恰恰是在热那亚金融资本的资助下，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地主统治阶级（葡萄牙和西班牙）才得以不断地进行其冒险事业，“发现新大陆”，引领了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体系积累周期。
热那亚的大资产阶级将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战略和逻辑体现的淋漓尽致。
后来的所有霸权国家，都可视为在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复杂性上对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某种综合。
3.1.1历史资本主义的起点：
意大利城市国家
在中世纪统治体系的政治空间中，城市国家是大量存在的，它们被视为一些“异常的飞地”。
但随着中世纪后期封建主义的危机加剧，这些多少有些隔绝的飞地组织成了一个亚体系，他们提前两个世纪实践了经《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所规定国际交往原则。
“这种亚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战争和立国体系”，其中威尼斯是这类城市国家的“完美榜样”和“未来样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原型。
以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群之所以能在15世纪实践这样一种现代国家关系，即源于意大利北部独特的地理条件，深入地中海的地理优势使得城市国家在东西方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单纯从这点来看，弹丸之地的城市国家比领土面积更大的封建国家更加富足；但更根本的还是当时的欧洲“均势”（BalanceofPower）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独特的体系条件。
（一）欧洲“均势”与城市国家亚体系
欧洲均势存在于三个层面：
在教权与君权之间；各封建王朝国家之间以及各城市国家之间。
但均势并不意味着一种稳定状态，相反，它造成激烈的竞争局面，将之视为一个“体系混乱”也无不可。
教权与君权、各封建王朝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造成它们各自的财政紧张，对于城市国家所掌握的巨额资本具有庞大的需求。
能否获得流动资本的青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否维持自身的权威和在欧洲权势空间的地位。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
“各个国家不得不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竞争，而流动资本则向这些国家强行规定了帮助其获取权力的条件……这样，封闭的民族国家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只要民族国家不让位给一个世界帝国，那么资本主义也会持续不衰”。
正是均势的存在防止了势力更加强大的王朝国家在欧洲统治体系范围内将资本主义逻辑消灭于萌芽状态。
城市国家之间的均势则有助于维持它们相互之间的分离和自治状态，为资本主义向多维度的空间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此期间，有成功者，但更多的是显赫一时的资本家族在对均势的把握上丧失了平衡，最终被逐出资本的角斗场。
（二）13-14世纪的贸易扩张
和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积累不同，在此之前，资本积累通常来源于对远程大宗贸易的垄断。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贸易扩张中，意大利城市国家得以聚集了大量资本。
“四大巨头”（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佛罗伦萨）几乎完全变成“资本主义领地”。
通过一种主要建立在贸易结构和区域内劳动分工差别基础上的合作，主要的资本主义城市国家在贸易体系中大致都具有界限分明但又相互关联的市场空间和贸易网络。
在其中佛罗伦萨专门进行纺织品贸易，米兰从事金属贸易，威尼斯以和南亚的香料贸易为基础，而热那亚则热衷于丝绸贸易。
这张编织于13至14世纪的贸易网络已经涵盖了欧亚大陆和部分非洲地区。
总的而言，这一阶段的贸易扩张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和组织来推动，它是在城市国家亚体系有限的竞争和合作下推动的，因而阿瑞基仅将其视为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前史。
（三）危机中历史资本主义的登台
在竞争压力较小，贸易还有扩张空间的时候，这些分散的积累中心大致维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它们起着“商业兄弟会”的作用，以便大致按照每个中心对整个贸易扩张的贡献来分配相互的利润份额。
当越来越多积累起来的资本不断地投向贸易领域的时候，贸易专业化的默契被打破，合作关系由加剧的竞争所取代，每一个积累中心都想着扩大自己的贸易范围，这势必挤占别人的空间。
贸易扩张的进一步发展并且造成了利润率的大幅下降，甚至逆转时，资本家阶级面对的问题就不再是利润的分配，而是损失的分配，矛盾表面化，竞争也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
14世纪的危机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了。
现有的经济史的研究尚不能为这一转变提供一个确切的时间，但可以确信的是，在14世纪40年代之前，欧亚贸易的扩张便已陷于停滞状态。
积累的过剩资本开始转变其投向，用于支持各自积累中心的混战。
城市国家集团之间的大冲突持续了一个世纪，被布罗代尔称为“意大利的百年战争”，直到1454年《洛迪合约》的签订，才重新确立起意大利北部的均势。
在阿瑞基看来，正是在这个混乱的阶段，处于内外冲突中的城市国家统治阶级意识到，政治权力的稳固对于资本权力伸张的重要性，“这加强了资本主义利益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城市国家一步步让渡给金融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社会制度诞生了”。
在此一时期金融扩张的早期，大量剩余资本被用于资助城市国家间的战争。
金融资本支持下的武力接管了竞争者的市场，甚至领土。
1381年，《都灵合约》签订，威尼斯把热那亚逐出了地中海东部地区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米兰接管了伦巴第，佛罗伦萨成为托斯卡纳，资本主义的地图得以大大简化。
在此情况下，继续进行武力争夺将变为更大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决，即便在政治上获得胜利，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也将是不划算的。
考虑到在此前的斗争中，主要城市国家的大部分资产和未来的岁入已经被抵押给了金融利益，那么让战争在恰当的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也就是资产阶级应该做出的最佳选择。
于是，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在数量已经大大减少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间再次建立起来：
各积累中心就阻止新的利润重新投资到已趋饱和的贸易扩张中达成默契，因为继续增加对此的投资，将大幅度地降低资本家阶级能够获得的利润率；同时过剩资本也再不能用于对城市国家间战争的资助，因为这不仅对利润率恢复毫无作用，而且还会损失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
但是对于究竟如何使用这些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各主要的城市国家并没有一致的想法。
资助文化艺术的创造，建造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城堡成为过剩资本的投资领域之一。
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巨额资本成为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
在其他方面，则表现不一。
有的成功了——比如威尼斯，有的则在享受了短暂的辉煌后被彻底地挤出了欧洲政治版图——比如佛罗伦萨，有的则在失败后最终引领了具有体系意义的下一轮扩张——比如热那亚。
我们把这视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主导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后的一个试错过程。
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吸取了教训，积累了经验。
（四）佛罗伦萨引领的金融扩张
阿瑞基曾指出：
“巨额融资（highfinance）作为一种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是佛罗伦萨人的发明”。
佛罗伦萨资本曾经非常成功。
他们扮演着教皇的银行家和羊毛贸易垄断者的角色，收获了高额的利润。
到14世纪40年代的时候，佛罗伦萨意识到羊毛贸易已经趋于饱和，利润率开始下降，他们主动削减了生产能力，并向附加值更高的优质布领域集中。
但更主要的行动是围绕金融领域展开的。
大量资本从采购、加工和销售等实体经济领域中转移出来，主要用于对国内外的公共债务提供融资。
佛罗伦萨资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但选择了错误的时机。
大量资本通过佛罗伦萨金融资本家，尤其是巴迪和佩鲁齐家族之手被用于资助英王爱德华三世对法国的领土征服，并深陷其中。
虽然欧洲局势仍不稳定，但各主要君主国家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的竞争还远没有达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程度。
因此，爱德华三世并不认为拖欠贷款对他有多大的损失。
在战争开始两年后，爱德华三世宣布无力还债。
在1345年，巴迪和佩鲁齐的公司宣告破产。
巴迪和佩鲁齐的失败证明，至少在此时，金融资本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尚不是一个有份量的选手。
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体系条件已经变得明显有利于幸存下来的金融资本。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脱颖而出。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美第奇家族巨大的跨国扩张，以严格的资本积累战略为导向，既要考虑到投资回报，更要回避风险。
这种战略优先考虑与政府的金融交易，“跟罗马做的生意以及替罗马做的生意”，建构了美第奇金融帝国的支柱。
此外，美第奇家族也多地参与立国进程，美第奇家族的金融力量与佛罗伦萨国家的政治形象已经高度融合，马丁利就曾指出，在1434年之后，就越来越难区分谁是美第奇家族银行的常驻代表，谁是佛罗伦萨国的政治代理人。
爆发布罗代尔所称的爆发“意大利的”百年战争的世纪，同时还是爆发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天主教会体系的大分裂（1378-1417），伊比利亚半岛上一再发生无政府主义和政治混乱，北欧爆发一长串战争的世纪。
所有的战争都恶化了战争各方的财政困局，激化了为流动资本展开的竞争，这一切都为商业和金融资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将以美第奇为代表的佛罗伦萨银行家推上了历史的制高点。
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越陷越深，从商业家变成食利者，跻身欧洲最显赫的贵族行列，但也让自身的商业和金融帝国陷于停滞。
按照皮伦尼的说法，这并非表示金融资本不能适应变化中的体系条件，反倒是对之做出的正确反应。
然而，一旦蜕变发生，这些精英分子在随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中就将扮演完全被动的角色。
历史资本主义将迎来一次换岗，继任者是已经为此做好准备的热那亚资本家阶级。
3.1.2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
布罗代尔将热那亚资本视为荷兰和英国金融资本的真正前辈，而不是看起来更加风光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资本，阿瑞基更进一步地认为热那亚资本领导了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体系积累周期。
这多少有些奇怪。
布罗代尔没有说明他做出这种取舍的原因，阿瑞基则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由。
在阿瑞基看来，热那亚的成功建立它的资产阶级始终保持了其作为资本家的本色——不管是对权力的驯服还是对领土的控制，始终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他们在获得权力和立国过程中的失败更加强了上述倾向。
正是这种失败使得热那亚资本保持了资本的灵活性，走上了一条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截然不同的道路。
后三者在斗争获胜后几乎都朝着立国方向，朝着日趋僵化的资本积累战略和结构的方向发展。
（一）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间的政治交换
长期以来，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受困于一种权力二元性和政治不稳定性的困扰。
权力二元性根源于热那亚统治阶级在社会构成上的二元性，即老贵族和新贵族的差异，它直接导致了热那亚国内政治局势的不平衡，老贵族力量强大，但保守，新贵族富于进取，但力量较为薄弱。
前者多是土地贵族，后者更多地具有资本家的气质。
在13-14世纪的贸易扩张中，“拥有土地的贵族曾经为热那亚的商业扩张提供了最初创业的动力”。
然而随着基奥贾战争（1378-1381）的失利，热那亚人建立的军事-商业帝国的解体，土地贵族选择了撤离商业活动，“重新实行封建主义”，城市商人转化为土地贵族的道路被堵死。
热那亚资产阶级被逼到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国内被排挤，大量资本和娴熟的商业技巧没有用武之地；在对外贸易中，强敌环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贸易路线。
最终，热那亚资本选择了脱离已经不能提供保护和投资空间的热那亚国家，寻找新的“权力容器”。
通过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达成“政治交换”，一个新的，带有双重色彩的工商业机构促进和组织了新的贸易扩张。
虽然王朝国家的领土逻辑和资产阶级的资本逻辑目的和手段上存在明显的倒置，但也正是这种倒置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
阿瑞基通过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的一般公式解释了这种结合的可能：
我们可以分别通过TMT'以及MTM'这两个公式，来展示这两种权力逻辑之间的差异。
根据第一个公式，抽象的经济控制或者货币（M）是旨在获得额外领土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或中介。
根据第二个公式，领土（T）是旨在获得额外支付手段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或中介。
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种目标和手段上的倒置使得他们至少能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结成紧密的战略联盟。
在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这一联盟有各自明确的分工。
伊比利亚的贵族地主阶级为热那亚的资产阶级提供保护，并在这个过程中扩张其领土；热那亚的资产阶级专事贸易，获得高额利润，并用其中之一部分用以支付前者的保护成本；一个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另一个阶级，支持是相互的，一个阶级反过来又在政治上支持另一个阶级。
“这两个专门化的成分相辅相成，共同的利益驱使这两个不同的成分走到一起，建立政治交换关系，组成进行扩张的机构”。
热那亚资本在选择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地主统治阶级为合作伙伴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其原因在于：
第一，伊比利亚半岛及其对岸的马格里布地区向来是热那亚资本和贸易活动垄断得比较彻底的地区，甚至是热那亚资本活动的最后堡垒；第二，它又是一个前哨基地，随后被开辟出来的大西洋航线以之为起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15世伊比利亚半岛上有热那亚资本最渴求的东西，那就是有胆有识的、能有效地提供保护的伙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主地主统治阶级，既富有宗教狂热，又兼有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乐于和富有资本的热那亚资本家建立一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
（二）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的贸易扩张
热那亚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都是在14世纪不断激化的体系环境中形成的。
但在如何使用这些巨额剩余资本上，因为热那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因而在最终走向上，热那亚资本和其他城市国家资本最终出现了分流。
通过政治交换，热那亚以保护成本外部化的方式，重新获得了对其贸易网络，商船队的保护；热那亚资本家阶级化身为“跨国流动国家”，资助并控制了15世纪末和16世纪早期的贸易扩张，开辟了大西洋远洋贸易，并将欧洲传统的地中海贸易圈、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圈有机地联系起来；在16世纪后半叶，竞争加剧，贸易利润率大幅降低，大量热那亚资本从生产、贸易领域退出，“商人化身为食利者”，控制了欧洲过剩资本的流向，真正迎来长达70年的“热那亚人时代”（1557-1627），直到17世纪危机的再次来临，在混乱中联省共和国崛起。
“流动”国家间的合作。
在1454年《洛迪合约》之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关系日趋复杂，并不再以城市国家为载体。
多数的资产阶级城市共和国在此之前已经越来越封建化，甚至连热那亚国也不再是热那亚资本的积累中心。
新的富有活力的城市的确出现了，如安特卫普、里昂和塞维利亚，但它们仅仅作为生产或交易的地点而存在，既不是自治的政府组织，也不是自治的商业组织，在经济上受流动的跨国的控制，在政治上则受到西班牙和法国等强大君主国家的管辖。
在有关这一时期贸易扩张的大多数研究中，占据叙述中心的是葡萄牙、西班牙等领土国家，流动的资本家阶级的身影则隐藏在历史的阴影背后。
原因在于，自从热那亚资本“出走”热那亚国之后，它们便始终以流动的形式存在。
但鉴于其影响的巨大，近年来的经济史家们已经开始将它们称为跨国的、流动国家，主要包括热那亚“国家”、佛罗伦萨“国家”和德意志“国家”。
它们避免任何有可能将之陷于困境的领土争端，但却牢牢地把握着资本流动的空间，并建立起复杂的协调关系。
通过资本流动的空间，相隔遥远的资本家群体可以清算支付，降低货币输送额；互通信息，影响价格的涨落和兑换率的变换；资助或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欧洲均势；将安特卫普、里昂和塞维利亚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中，推动贸易扩张。
在16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在热那亚资本的协调下，每个“国家”都占据了一个特定的市场，主要经营一种商品，英国人的纺织品，德国人的明矾、银和铜，米兰人经营金属制品。
随着美洲被征服，更重要的贸易扩张与大西洋航线的开辟联系在一起。
这些扩张大多被记载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名下。
葡萄牙引领贸易扩张。
葡萄牙人向来具有冒险精神，他们的深海渔业传统为其海上探险活动做了人员、技能和知识上的储备，西班牙对“新基督教徒”的驱逐使得大批的商人、银行家和学者投奔于此。
所有的因素都使得葡萄牙在早期的冒险活动中独占鳌头。
葡萄牙王国率先探索和开发大西洋群岛及其制糖业，将大西洋群岛马德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打造成蔗糖生产中心；种植园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葡萄牙人开辟了罪恶的奴隶贸易，“在1450-1600年间，大约17.5万个奴隶被船运送到葡萄牙及其大西洋岛屿”；葡萄牙人在航海和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为后来繁盛的亚洲贸易奠定了基础。
在1503年10月，达伽马的船队印度群岛返航，带回了将近1700吨的香料，这相当于15世纪末威尼斯一年从东方的进口量，而且利润更高。
葡萄牙人很快取代威尼斯人成为大西洋沿岸国家的香料供应商。
到了1505年，葡萄牙已经取得在印度的贸易权，并把印度一些较小的邦国变成它的附属国。
1511年，控制马六甲，扼守了亚欧海上贸易的关键通道。
在整个十六世纪，欧洲和亚洲间的商业往来几乎完全由葡萄牙控制。
“不过说葡萄牙人‘统治’了东方贸易线路则是一种夸大。
他们控制了从欧洲到印度的海上交通线，因为100年来他们没有竞争者；但在亚洲水域他们很快接受了他们只是许多商人团体中的一个的地位”。
葡萄牙帝国对大西洋和通往亚洲的远洋贸易航线的探索奠定了其后几个世纪的贸易网络，但它们本身从这一贸易中的获得有限，利润多被私商、贸易商所截留，热那亚人几乎完全控制了里斯本的批发贸易，实际上也掌握了由当地人经营的零售业。
在葡萄牙远离本土的殖民帝国中，热那亚资本的身影隐藏在种植园的背后。
更本质地看，葡萄牙不过是16世纪初贸易扩张活动的执行者。
和体量更大的君主国家比起来它太弱小了；相对于更加灵活的资本流动“国家”而言，它太僵化了；而且他们的运气也赶不上西班牙，未能在巴西发现墨西哥和秘鲁那样富庶的黄金和银矿。
要真正解开16-17世纪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之谜的关键还得要回到热那亚资本国家和西班牙地主国家之间联盟战略上来。
表3-1欧洲国家船只抵达亚洲的数量，1500-1800
1500-1599
1600-1700
1700-1800
葡萄牙
705
371
196
荷兰
65a
1770
2950
英格兰
811
1865
法国
155
1300
其他
54
350
合计
770
3161
6661
a）16世纪90年代。
资料来源：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表2-6.
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的贸易扩张。
1522年，热那亚被西班牙及其盟友所占领。
从此以后，热那亚不再谋求政治上的独立，转而更加依赖同西班牙的盟属关系，以发展和巩固自己在西地中海的商业和贸易霸主地位。
1528年，热那亚派遣著名海军将领多利亚帮助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作为回报，热那亚人获准在西班牙本土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西班牙传统的羊毛、丝绸、铁块、肥皂等主要工业品，都被热那亚人垄断了。
1551年，在安特卫普从事商业经营的93家意大利商号中，热那亚拥有37家，占了40%。
16世纪热那亚的贸易相当发达。
刘景华曾指出，整个地中海贸易在16世纪仍主要控制在意大利人手中。
贸易品种包含最重要的粮食，作为奢侈品因而利润丰厚的高档红酒和糖类；在工业原材料方面，16世纪意大利毛纺业所用优质羊毛主要来自西班牙，低档羊毛来自北非、巴尔干以及黎凡特，丝织业所用的生丝来自黎凡特的的黎波里，皮革业的生皮来自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等地。
这些都是由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的商船队运输的。
后在意大利南部开挖明矾矿，满足本地需要外还有剩余，又由热那亚商船运往英国和低地国家；在矿产资源方面，威尼斯和热那亚人还在16世纪里将英国的锡和铅带入地中海贸易；在工业制造品方面，热那亚生产的纸张，在地中海有广阔的市场。
大西洋贸易航线的开通，为欧洲工业品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市场。
但葡萄牙在其国内拿不出什么自己的东西与大西洋对岸进行交换，因而他们不得不依赖热那亚人的商业网络，塞维利亚、里昂和安特卫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巨大发展的。
塞维利亚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三大贸易圈的一个关键节点，安特卫普和里昂则是贸易和生产中心，其周边有大量专事贸易、生产，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卫星城镇拱卫着它。
但是，这些新兴的城市几乎不享有意大利城市国家那样的地位，正如阿瑞基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作为生产和交易的中心地点和机构而存在，而非作为积累中心而存在。
因此，一旦贸易领域的竞争变得激烈，作为贸易和生产中心的里昂和安特卫普的利益被牺牲也就是一种必然。
从1557年的危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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