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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杂识

篆书杂识

(2009-12-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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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大篆

小篆

石鼓文

李斯

中国

书法作品

文化

书论

争鸣

中国书法

资料

 

   篆书有两说:

(1)指“籀文”,即《史籀篇》文字。

(2)指“隶书”,清学者多主其说。

  石鼓文

  秦刻在十块鼓形石上的文字。

唐初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之三畤原被发现。

每鼓一首四言诗,十首为一组,记叙当时渔狩的情况,故亦名“猎碣”。

现藏故宫博物院,一鼓已泐无字,其余九鼓亦多漫漶残损。

传世著名北宋拓本有明安国《十鼓斋》“中权”、“先锋”、“后劲”三本,已流入日本。

  古籀

  “古文”、“籀文”的合称。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萧籀

  汉丞相萧何所作,一作'秃笔书'。

元·郑杓《衍极》卷四《古学篇》刘有定注:

"萧何作未央宫,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

何用秃笔书,时谓之'萧籀'。

  金文

  殷、周青铜器上铭文的统称,旧称“钟鼎文”、“吉金文”、“款识文”。

属大篆系统,包括了小篆以前的大部分篆书形体,是研究古代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

近人容庚撰有《金文篇》,较为完备,收可识知金文一千八百九十四字,另附录约一千二百余字。

  钟鼎文

  即“金文”。

上古青铜器一般可分为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尊,乐器以钟为多,故以“钟鼎”为青铜器之代称。

“钟”,经典多作“锺”。

青铜器上的铭文,统称为“钟鼎文”。

《文选》卷五十五《刘孝标广绝交论》:

“书玉牒而刻钟鼎。

”李善注引《墨子》:

“琢之盘盂,铭于钟鼎,传于后世。

  款识文

  即“金文”。

“款识”者,青铜器上所铭之文字也。

《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

“鼎大异于众鼎,文缕,无款识。

”注:

“韦昭曰:

‘款,刻也。

音式志反。

’师古曰:

‘识,记也。

音式志反。

’”通雅》引《卮言》谓:

“款”为阴文,凹入;“识”为阳文,凸出。

《博古录》谓:

“款,在外;识,在内。

”凡石、砖、瓦、金等上所刻文字皆可泛称为款识,而狭义专指青铜器上的铭文。

又元·吾邱衍《学古编》八《字源七辩》以之为六国古文:

“七曰款识。

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

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

  草篆

  草率急速写就的篆书,故名。

有省简结构、纠连笔划的特点。

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乙亥鼎铭》:

"草篆。

可识者惟'王九月乙亥'及'乃吉金用作实尊鼎用孝享'等字,其余不可尽识,则以其恣意简损之故耳。

"

  古篆

  有两义:

(1)泛指“古代篆书”如清桂馥《续三十五举》:

“宋人间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变态。

(2)指上古文字,如明赵宦光《寒山帚谈》卷上《权舆一》论“九体书”:

“二曰古篆,三代之书,目见(左目右见)于金石款识。

  古文(古文篆)

  有三义:

(1)广义,从文字学的角度说,泛指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古陶文、古泉文和小篆,是为“古文”系统,与秦、汉后以隶、楷为主的“今文”系统相对称。

(2)指殷、周或更前的上古文字。

(3)专指晚周、六国所用文字。

  小篆

  篆书之一,与“大篆”对称。

亦称“秦篆”,意指秦始皇统一天下文字而命李斯所制也。

小篆笔划圆转流畅,较大篆整齐。

秦时刻石如《泰山》、《峄山》、《琅琊台》等,传为李斯所书,为小篆之代表作品。

唐李阳冰、五代徐锴与清代的邓石如均是小篆大家。

 

  大篆与小篆的区别: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

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因其为籀所作,故世称“籀文”。

“籀文”乃据古文而作,是在古文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故其与古文或同或异。

今其文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之中。

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其疆域广而国事多,文书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杂,不便应用;加之,原有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文,写法各异,亦亟待统一。

乃命臣工创新体文字。

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就大篆省改、简化而成。

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笔致遒健之意而名之。

  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

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玉筋篆

  笔划丰腴如玉筋的篆书,指“小篆”。

筋,一作“著”,即筷子。

“玉筋篆”的代表书家,有秦之李斯,唐之李阳冰。

  铁线篆

  笔划纤细如线而刚劲如铁的小篆,如唐·李阳冰《谦卦碑》。

“铁线”之名,一说取象于“铁线草”。

其叶柄细长而黑,有光泽,似铁为之。

  夏篆

  传说中夏代的文字。

一般以为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始为篆字,此“夏篆”所言之“篆”,泛称也。

从考古实物来看,尚未发现确切可靠的夏代文字;如有之,则必较甲骨文更原始一些。

古人多有以金文大篆附会夏篆之说,凡此种种,皆依托之伪说。

  周篆

  周代的篆书,指钟鼎文、石鼓文等大篆系统文字。

因小篆又称'秦篆',故大篆对称'周篆'。

  秦篆

  即“小篆”。

唐·张怀瓘《书断》卷上“小篆”:

“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

增损大篆,皆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

”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

“秦篆简直,如《峄山》、《琅琊台》等碑是也?

以李斯所书为代表。

  汉篆

  汉代的篆书。

多为小篆,而体格近方,笔法近隶。

一般在庄重的场合和金器上使用。

  唐篆

  唐代书家所写之篆书。

有大、小篆多种,以李阳冰为代表。

  清篆

  清代碑学之风大盛,取法秦汉,一改唐代以后篆书因为以楷入篆而衰微的局势和风气,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等人皆是篆书高手。

 

   篆书的演变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

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

”许慎也说: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

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最具代表性。

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

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

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

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

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

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

“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

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可谓赞赏之至。

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

吴大,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

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

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延伸阅读

东汉·袁安碑

释文: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

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

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正月乙

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

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

 

释文:

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

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大(太)僕元和三年五

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

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

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

                                                                                                

   西周《柞伯簋铭》

 

   西周《柞伯簋铭》,1993年河南平顶山市应国墓地第242号墓出土,铭文铸于簋内底部,共8行74字。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柞伯簋出土于M242(中型墓葬)。

与之共出的铜礼器还有鼎、簋、觯各2件,尊、爵、卣各1件。

此外,还出有铜车马器、铜兵器、王器和陶器等。

柞伯簋敞口,斜方唇,短颈内束,浅腹外鼓下垂,腹部一对龙首形耳下各附一垂珥,浅圈足下设一喇叭形支座。

颈部饰两组八个以细雷纹作地纹的凸目夔龙纹。

每组的四个夔龙纹各以一浮雕兽首为中心,对称地分列两侧;腹部饰两组以细雷纹衬地的凸目兽面纹,且在每组纹样的左右两侧配以两个相对称的夔龙纹。

耳的上端饰龙首,下部两侧饰阴线C形卷云纹,整个耳部作龙口吐长舌向下内弯曲状。

圈足部饰一周侧视的三角形凸目蝉纹。

喇叭形支座为素面。

簋内底部铸有铭文,共8行74字。

通高16.5、口径17、底座直径13.4厘米。

   铭文大意是说,在八月庚申日这天早晨,周干在首都镐京举行大射礼,即举行射箭技艺的比赛。

当时将参加比赛的人员分成两个小组。

周王命令南宫负责"王多士"(也称小子)组的比赛事宜,又命令师免父负责"小臣"这一小组的有关事宜。

此后,周王拿出十块红铜板材作为奖品,说道:

"小子,小臣,你们要按长幼次序,谦敬恭和地进行比赛,射中靶子较多的人可以得到这十块红铜板。

"结果,柞(胙)伯十发十中,成绩优秀,周王便把奖品给了他,并且又赏赐给他射礼仪式上的某种乐器。

柞(胙)伯为纪念这一殊荣,特用周王赏赐的这些红铜为原料,铸造了用来祭把周公的铜簋。

 

   铭文是一篇十分优秀的记叙文,短短70余字,阐明了射礼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的人物、事件经过和结尾等各个方面,言简意赅,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

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从铜簋的形制、纹样、铭文字体与内容均显示出周初铜器的特征。

铭文中"王"应指周康王,南宫与《尚书·顾命》中的南宫毛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这件铜官是胙国铜器,但为什么会被埋在应国墓地呢?

我们认为柞伯簋,应是通过馈赠等手段辗转于应国的。

据文献记载,胙国为周公之子的封国,簋铭末尾"作周公宝尊彝"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胙国地望在令河南延津县境。

而应国是周武王之子的封国。

两国同为姬姓国,共同承担着藩屏周王室的任务,关系理应十分密切。

故柞伯簋流落到应国应排除通过战争和掠夺等手段取得的可能性。

   柞伯簋制作精细,造型别致,特用支座垫高器体,装饰纹样布局合理,对称庄重,主体为纤细的凸线,又用细如发丝的雷纹衬地,线条流畅自然,轻盈飘逸。

铭文字体很漂亮,为早期书法珍品之一。

这件铜簋,既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又具有较高的工艺观赏价值,实在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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