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轻型小货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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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轻型小货车》
《唐骏轻型小货车》
当突然失去出国资格、当有了发明创造、当面临被几千人起诉、当有辆“五手车”要卖、当不懂法律却开了律所……当面临这些生活“壁垒”时，你会怎么做？
且看唐骏怎么做。
我的成功“4+1”理论 经常有同学和我说：
到了大二、大三却发现自己仍不知道未来的前途，会突然迷茫——也经常考虑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成功？
怎样超越自我？
我曾提出一个“成功4＋1”理论。
实际也是大学生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的几个要素：
第一个是“智慧”。
光有知识就叫智慧吗？
不是。
具备运用知识的能力才叫智慧，所以上大学不只是简单地把书本读会。
读什么专业固然重要，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学习的能力。
很少有学生看到复杂的方程式会眼睛发光、会兴奋的。
那还该不该学？
要学！
也许不是你的兴趣，但你必须强迫自己，培养毅力和学习的能力。
大家踏进社会后至少有一半工作不是你喜欢的。
不喜欢就可以不做吗？
社会可没那么简单，社会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
一个刚踏出校门的学生，你还没有核心竞争力。
社会竞争很激烈，你应该先在不喜欢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把你变得有核心竞争力，有了竞争力以后，再来改变。
“机遇”也很重要。
很多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于机遇的不公平。
其实在大学时每个人都差不多，而十年以后，为什么有那么大差别？
我们再来反思一下，难道每一个机遇都是公平吗？
机遇肯定是不公平的，机遇肯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勤奋”也非常重要。
我没有其他本事，只有勤奋，一直勤奋！
很多人问我：
唐骏你从一个普通的软件工程师——写代码的工程师，七年时间怎么就可以成为中国区总裁？
这在微软历史上没有过，在中国的外企也没有的。
难道是聪明吗？
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但是你看不出来的是我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
我没有其他秘密，只有靠勤奋。
一点点聪明，加上十点的努力，就足够了。
领导不会讨厌勤奋的人，勤奋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比什么都重要。
在座的大学生，今晚一定要把两个字带回去——勤奋——勤奋会影响你的整个命运。
“4＋1”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激情”。
做什么事都要有热情。
如果你对每一件事能做到全身心地投入，那成功的概率会多很多。
同时，大学时期你要尝试改变“性格”。
大学是什么？
大学是个“小社会”。
跨进校门时就进入改变性格的阶段。
如果你连性格弱点都改不了，你就离成功差得远了。
什么是好的性格？
没有固定定义。
其实就是那些公认的性格：
热情、关爱、正直、坦诚……如果这些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别人会不喜欢你吗？
为什么性格决定成功？
因为机会跟性格联系在一起。
机会有三种，一种是别人给的；第二种是争取的；第三种是运作出来的。
当每个机会出现时，靠什么把这个机会变成你的？
靠的就是你的性格。
我们需要培养一个好的性格，让周围的人都认同你。
你要用真心来对待每一个人，用正直向上、关爱的心态来对待周围每一件事。
一个天天到教育部门口“上班”的研一学生 因为性格的缘故，我大学时丢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虽然成绩第一，却没有拿到出国资格。
但我没有放弃可能属于我的机会。
因为当时大学的出国名额经常有用不掉的，于是我给每个学校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出国名额。
幸运的是，我居然发现了一所学校有——北京广播学院。
当我发现这个机会时，就赶紧把广播学院写上我的第二志愿。
北广的研究生老师问我：
我觉得你的考试成绩很不错呀，为什么要来广院呢？
我说我是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而来的。
（笑） 他不理解：
那么好的学校，那么好的分数，居然不在本校，要来广播学院？
我们可以接受你，但你要记住一点：
这里只是研究生班，不能拿硕士文凭。
我当时就表白：
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有没有学位没那么重要。
我来的目的很明确！
（笑） 把资料全部转到北京广播学院后我就开始争取出国机会了。
如果出不了国，我就会变成一个只读过硕士班、没有文凭的学生呀。
我问老师：
听说学校出国研究生名额还没用完。
他说：
对。
但已经过期了。
你不是为广播事业而来吗？
怎么跟出国有关？
我一本正经地说：
中国的广播事业很落后，需要去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回来呀！
（笑） 虽然已经过期，但我还是立刻准备到教育部去反映这个情况。
我拿着资料跑到教育部出国司。
他们说工作已结束，已经报部委领导了，不可能有特例。
于是我开始每天到教育部去上班——当然只是在部门口。
每天早上我都比司长提前到，他7点半上班，我就7点到，每天早上都问候他：
早安。
中午他出来吃饭，我就说：
李司长，您吃饱一点。
他觉得奇怪，因为他早就不记得我了。
吃完饭，我会说：
中午还早，您休息一会儿。
晚上下班时，我会说：
明天可能下雨，您别忘了带伞。
但他仍然没有理会我。
第二、第三、第四天我继续这么做。
人不怕狠，就怕被惦记。
当时我采取暴力行动，可以吗？
犯法。
我写信有用吗？
没用。
我直接找他，强势姿态对他？
不可能。
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是什么？
是感动，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一个人无论成长到什么高度，他为之感动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
很多天过去了，他已经顶不住了，连我都快顶不住了：
每天这么早上班，还这么晚下班。
第五天，他问我：
同志，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回答：
我就是广播学院那个，关于出国研究生的事曾找过您。
下午时，见我还站在那里，他也开始跟我打招呼：
跟我上来一下！
就这一句话，我就知道有门了。
下午我就把新的资料交给他。
就这样：
通过努力，把一个在外人看上去根本遥不可及的机会，变成了我的机会。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勤奋，靠的是执着，靠的是热情。
当有一个机会离你一步时，你不妨学唐骏的方式试试？
很多人不知道碰到这种壁垒该怎么做？
离它远去？
那机会肯定离你远去。
直接的冲撞？
一定是头破血流。
那既不能去撞，又不能跑开。
到底怎么办？
绕过去！
我和“宏观经济学”紧密相关 昨天我在日本跟几大证券公司开会，聊到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事。
他们很奇怪：
没想到唐骏对宏观经济也有了解。
我说不是了解，而是亲身经历过。
（笑） 1985年-1990年，我去日本留学。
当时80年代初的日本，没人看得上。
但是突然有一年，日本经济一下子腾飞了。
1985年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
我说：
没什么事。
1985年在世界范围、日本范围确实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是有一个细节发生了：
有个人来到日本。
（笑） 我接着问他：
日本经济崩溃是哪年？
1990年。
1990年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自己也都糊涂，但是实在不知道日本经济为什么一下子崩溃了？
我说：
提醒一下，有个人离开日本。
（笑） 我说：
再问你，美国经济什么时候开始腾飞？
他说：
1990年呀，1990年你在哪里？
我说，你应该能猜出来。
（笑）我再问你，美国经济走下坡路是哪一年？
1997年。
你不会是1997年离开美国吧？
我说，你现在还有点脑袋。
我说：
问你一下，中国的经济高速稳定增长，你觉得应该从哪一年开始？
他说，差不多是1997年年底吧，那年你回国了？
我开玩笑：
你现在还像个证券分析师，有头脑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
我现在都不敢离开中国。
虽然我知道我离开中国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离开了，发生点什么，我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经过五年日本、七年美国，又回到中国。
再回过头想，挺有意思的。
于是，我经常开玩笑说：
比尔盖茨听了我的故事后，非常担心我离开微软后，微软会出现类似的经济低谷，所以赶紧给了我“微软终身名誉总裁”的称号。
一个小发明救了一个知名公司，也成就了我自己 12年前我从美国回来时，搞了个小发明。
当时我很兴奋，但跟中国很多企业沟通时。
他们都说：
这东西一点技术含量没有。
但我没有放弃，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人气。
在日本我刚谈了一家，他们就非常有兴趣。
于是大家今天在街上见到了一种叫“大头贴”的机器。
后来我又做了一个跟大头贴相近、但技术含量高一些的东西——大家常见的卡啦OK中的“计分器”。
经常有人说：
唐骏，原来是你发明的，怪不得不准！
当时我做这个发明时，做了很多数学模式。
同时用自己的标准制定一个体系来打分：
如果我自己唱一个曲子，连自己都感动，那给个90分；唱得一般就给70多分，唱得不好就给30分。
唱到最后我想多少分就写多少。
所以实际上这是我的标准，如果你唱的效果跟我最相近就能得高分。
所以想得高分？
很简单，在KTV模仿唐骏的声音吧。
（笑） 但专利发明出来，光自己唱唱歌是没意义的，应该投向市场。
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一无资金，二无市场。
怎么办？
我应该寻找一个买家。
后来我把专利卖给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据说现在还有点名气，叫“三星公司”。
（笑） 当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的先锋公司，市场份额27%，第二名是三星公司，但只有2.3%的市场份额。
我跟老大合作，他当然不会理我。
于是我就跟老二合作，经过一番周折。
他们最终决定给我8万美元。
我跟他们说：
中国人不在乎钱的！
8万也好，7万也好，都不重要。
（笑）其实我的心理价位是5万美元，就这么一笔生意，改变了我的人生。
后来我才知道三星公司当时快倒闭了，却因为拿了我这个专利，市场份额从2.3%涨到10%以上。
更重要的是，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
光第一笔使用专利就要了500万美元。
更更重要的是今后先锋公司每用一次专利，就要付3美元！
为什么今天有盖茨？
盖茨不过做了一个DOS，但当时IBM要花2000万美元买下来，2000万美元对一个年轻人是非常诱惑的。
但盖茨比我聪明得多，他没卖。
而是签约：
每使用一次DOS就收5美元。
现在我明白了我与盖茨的差距。
但当时我拿了这笔钱内心还是挺感动的。
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8万富翁！
以强势姿态卖车、谈判、办律所 当拿到三星公司的钱，我对自己说：
现在的唐骏有了8万美元身价，绝对不能再开600美元的车了。
第一件事就是把刚到美国时花600美元买的“五手车”换了——花1万美元买了辆“一手车”。
旧车怎么办？
卖掉。
不然是种资源浪费。
我花了8美元把车一洗，拍张照，贴个广告，上面写的很简单：
车很好，价格面谈。
来了一个美国人，问：
这车怎么样？
我说：
非常好。
他问：
为什么要卖？
我说：
看见那辆新车没？
那是我的。
我不是车要坏才要卖掉，而是因为有了新车。
他问：
车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
我说：
你放心，拿回去先开三个月，不用交钱。
开完后，你觉得好，回来交钱，不好，把车送回来。
首先在气势上就把他压住。
他从没听说过这种卖车方式：
哪有用三个月还不用付钱的？
性能一定很过关！
不然你不会这么自信。
他问：
多少钱。
我说中国人不在乎钱的！
（笑）他说总得有个价格。
我说：
很简单，你说多少就多少，你只要开出价，即使不付钱我都让你开回去！
（又在气势上压住他）他说：
实在不好意思呀，我觉得这车各方面都挺好，我先开一价吧，900块行不行？
我心想：
我买来的时候600美元，我开了1年多还反倒升值50%！
其实我很想往600以下砍。
最后为了保持信用，900块钱成交了（笑）。
当时我除了有自己的软件公司，还有另外一家叫“好莱坞娱乐影业公司”的公司。
（名字大吧？
没办法，“皮包公司”一定要起个大名字！
）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相声迷。
当时我就想把中国一流的相声演员都请到美国的十大城市巡演，让美国人也感受一下相声，当时这叫“国际走穴”。
中国人出国需要签证，我就委托洛山矶最有名的律师去办这些签证，他说没问题，结果离演出还有10天时，当我把所有场地包下来后，15场演出的30000张票全卖出去时，意外出现了：
姜昆突然告诉我：
签证没办出来。
我一下子瘫了。
倒不是在乎钱，最多我把场地费赔了，把广告几十万美元赔掉。
但有一个我赔不起的是信誉！
而美国人最喜欢做的就是起诉，这是欺诈行为呀！
我又碰到壁垒了：
面临进监狱。
就剩下十天时间，我什么也做不了。
但毕竟我在美国也混了两年，对美国社会有些了解：
美国是一个政治的社会，他们的国会议员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时我把56个众议院、参议院的所有人名都拿到手。
做什么？
给每个议员写信。
当然如果我在信的末端注明：
在两天之内收不到回信，我会把信转抄给《纽约时报》等报纸。
很多人给我回了信，说很关注这些事情。
也有一些议员直接给白宫、国务院、移民局、驻华使馆打电话、发电传，都询问这件事。
因为总统最怕参议院、众议院。
所以总统也发传真到驻华使馆询问这件事。
如果你是驻华大使，一下子收到这么多有关同一件事的询问，他肯定觉得这家公司来历不小呀，连美国的国家机器都被他动用了，背景一定很强！
（笑） 于是，所有签证很快拿下。
花了19000美元请的最大的律师没有做成的事，我却做成了。
那他能做成的事我就更能做了。
于是我马上花100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
让人感觉还有第二、第三。
把名字弄得响一点。
（笑） 但美国是一个律师市场很成熟的竞争社会。
人家介绍律师时，都是哈佛、耶鲁的法学博士。
唐骏算什么？
计算机科学的博士。
有人理你吗？
于是我又采用了高姿态的强势方式。
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一小时300美元。
所以，如果他缺钱就给我打个电话，随便侃一小时，你就要准备300美元支票。
但有时候你谈几次、花很多个300美元，也不一定办下来。
所以我跟他们玩得不一样，我采取完全透明的方式。
怎么透明？
把签证收费写清楚：
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600美元！
明码标价总比含糊其词容易让人信服。
另外，对客户而言，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
抓住这个心态，我又采取了一个高调方式：
不成功不收费！
更重要的，别的律师事务所的广告措辞通常是模糊的：
本事务所成功率“较高”。
而我则说：
目前，本律师事务所成功率是100%（我总共做了一个，就成功了，你说是不是100%？
）。
没有想到吸引了一大群人。
我只租了三条电话线，根本接不过来，电话总占线，客户开始抱怨。
我赶紧跟自己另外一个软件公司的部下说：
你们先别做软件了，都过来帮我接电话！
统一接电话模式是：
当客户想跟律师谈一下时就回答说“我们律师很忙，所以你的案子只能以书面形式来交给我们。
”总共就一个律师，当然很忙！
一方面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的生意很好。
当然，我也根本不敢跟他们见面。
我在做什么？
我在读书呀。
虽然美国的法律书那么厚一摞，而且全是英文。
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啃。
大学里什么最重要？
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学习方式。
社会上需要的也是懂学习方式、有学习能力的人。
尤其要学会快速学习方式，要学会抓重点。
这么厚的律师书，我在看什么？
目录，把目录记住就可以了。
既然不可能把一个个案例细节记清，那只要听到一个案子时能以最快速度翻到对应的某页就可以了，到时再临时攻关。
最后，越来越多人都要我这里来办理，一下子变得非常成功，比我的主营业务还要成功。
我突然有种失落感：
我是做软件出身的，结果软件没有做出什么来，做律所反倒成功了。
而这个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创意就是它的高姿态广告——抓住了消费者的心态。
我喜欢挑战，虽然律师事务所做的还不错，但不是我的追求。
我的追求是什么？
做软件。
但我觉得做软件我又做不大，30-40人的小公司，没有成就感。
1994年，到了事业顶峰时，我选择了放弃。
虽然在洛杉矶有三份事业，可是我觉得做三个“小公司”，没有追求，我要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看。
当时恰好因为在日本发明的“婚姻配对机”引起了微软注意，在接到了来自微软的两个招聘电话之后，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洛杉矶的三家公司，结束忙碌而无为的“小老板”生活。
但加入微软时，我只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很多人不理解，放弃自己公司的总裁位置，去做工程师？
我觉得人要能上也要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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