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谈赫舒拉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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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谈赫舒拉发
张五常谈赫舒拉发2006-12-0213:
09
（一）
上文谈到老师艾智仁。
这里转谈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ackHirshleifer）。
赫氏也是我的老师，他教我的时间比艾智仁还要多一点。
我和赫氏的师生关系，虽然行内很多人知道，但不及我和艾智仁的关系来得那样「众所周知」。
这很可能是因为：
赫氏的文章，通常都用上很多数学方程式，而我却少用。
在文体上艾氏和我的远为相近。
当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时，赫舒拉发到那里演说，有几位同事后来问我：
「你是赫氏的入室弟子，但在数学的引用上怎会有那样大的差别呢？
」是的，师徒之间的风格，通常都大有相同之处，但赫氏和我所用的「招数」却截然不同。
很多人以为我是高斯（R.H.Coase）的学生。
其实我从来没有上过高斯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他和我算是同事。
我的文体与高斯的很相近，而且学术上的兴趣也相同，所以外间的人就以为有师生关系了。
这个误会我从来不加以纠正，因为对我来说，这误会是把我抬举了。
有一次，一位经济学者朋友问史德拉，数学的引用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如何。
史氏回答说：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近代经济学者中不用数学的只有三个——高斯、艾智仁、张五常。
」这是过于夸张的说法了。
史氏本人懂得数学，但用得不多，而他的老师奈特（F.H.Knight），是完全不用数学的。
艾智仁也懂数学，但用得很少。
我曾经懂得用的，但博士论文后越来越少用，早已忘记了。
高斯从来不用——似乎不懂数学——但他既然深不可测，数学于他何足道哉？
赫舒拉发喜欢用数学。
他认为数学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知道什么答案才是对的。
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
我认为方程式证明是对的，只是公式上的对，内容上却可能是错的。
对的内容，被数学加以引证，相辅相成，是锦上添花，但内容的本质是否可取，却与数学无关。
数学是没有内容的。
另一方面，无论方程式如何工整，如何可观，内容还是要由作者加以补充，要经过逻辑的思维与推理。
我又认为，任何以数学证明的理论，也可以不用数学而把它推断出来的。
当然，思想推理有高手与低手之分。
高手推理，层次井然，用不用数学都没有关系。
低手呢，推理时错的成分多于对的，以数学加以协助就大有用场了。
我与赫氏在数学上的观点不同，可不是说我对他的学问不衷心佩服。
他是个大名家，是近二十多年来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的开山鼻祖。
但我认为，倘若他较少地重视数学，多点重视概念与内容的创新，他的成就会更上一层楼。
他才智过人，学问大有成就，但熟悉他的人总觉得，他何止如此而已？
赫舒拉发确实是我的老师。
虽然文体及分析的风格大不相同，但事实上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跟艾智仁一样，我没有选修过他的课，却旁听了他六个学期。
跟艾氏大异其趣的是：
赫氏授课时，旁听生是大可发问或回应的。
我在他课堂上的发问与回应比任何其它学生多出好几倍。
不到一年之后，他的讲课差不多变为他和我两个人的对话。
有时我稍为迟到，他就等我出现后才开始讲。
这使很多同学羡慕，但因为我与赫氏的对话别开生面，过瘾刺激，同学们也就乐得做旁观者，共享上课之乐。
旁听了赫氏两年后，一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闲谈之际，他突然问道：
「你重复又重复地听我的课，难道我所知道的经济理论你还没有学完吗？
」我回答说：
「你的经济理论我早已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可不是要学你的经济学，而是要学你的思考方法。
」他点点头，显得很高兴。
是的，我的文体与赫氏的大为不同，而经济学上的观点也有大异之处，不过，我思考的方法，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赫氏在脑中怎样想，口中就怎样说；而同时他又很高兴学生能跟着他的思路去想，提出问题，作出反应。
从来不固执己见，客观地聆听他人的观点，如果觉得对方稍有新意，他就大加赞赏。
这是大宗师的风范了。
他不仅博学多才，思想敏捷，而且对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容易学。
（二）
我旁听赫舒拉发的课，始于一九六二年的秋天。
那时我已取得硕士学位，也跟另外一位教授选修过高级价格理论了。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有决定性的作用——单以这项理论在操纵上所达到的程度如何，就可以衡量懂不懂经济；所以凡有高手讲解价格理论，我必定不会放过。
我是慕名而旁听赫氏的。
他当时以一篇关于利息与投资的文章崭露头角，而他别的文章我也耳熟能详。
但在旁听他的课以前，赫氏并不认识我。
第一课，他跑进课室时，手里拿着佛利民刚出版的《价格理论》。
那是一本由佛氏的讲义编写而成的书。
前些日子，这讲义的另一个「版本」，是佛氏的学生以笔记的形式印出，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场上出售，我和其它一些同学已「偷偷」地读过好几遍。
到了六二年夏天，这个有名的笔记讲义由佛利民亲自整理、修订，正式出版。
秋季学期一开始，我们每个研究生都买了一本。
因此，当赫舒拉发拿着佛氏的《价格理论》进来，准备替我们介绍该书时，只见每人手中已有一本，大家都笑起来了。
刚买来的书，大家都在翻阅，赫氏也好奇地在翻阅着，课堂上有十多分钟谁也不说话，只听见一阵阵翻书的声音。
赫氏说话了：
「你们都知道佛利民发表过《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他这本新书的第二章是分析那曲线下的消费者盈余的，就让我们从那里开始吧。
」我一看书上的有关图表，就忍不住冲口而出：
「但佛利民的分析是错了的！
」我跟着指出书中在同一错误上的几个有关的地方，简略地一说，赫氏立刻同意，而在座有几位同学也明白。
后来其中一位写信给佛利民，佛氏认错，在后来的版本中作了修改。
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三点。
第一，美国研究院的学习气氛的确好。
不仅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容易，就是大宗师与籍籍无名之辈也大可「点到即止」地过瘾一下。
第二，学生指出老师或书本上的错处，老师不恼反喜，大加赞赏。
赫舒拉发见我指出佛利民的错处，就问及我的名字——他在「选修」的学生名单内找不到，便再问清楚「张」字的英文写法，用笔记下来了。
第三，同学中有高手，大快事也。
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批评，互相公开自己所知，从来不管谁对谁错，一心只为追求真理。
在洛杉矶加大研究院求学那段日子，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了。
可是，正当我乐极忘形的时候，却有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使我认为是奇耻大辱。
按照那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每个学生获硕士衔后，都要考一个口试，用以决定该学生应否继续攻读博士。
这个口试很公式化，六、七年来没有一个被考的人不及格。
我读硕士时选修了八科，每科名列前茅，在积分上是一个纪录的拥有者，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口试，我竟然不及格，也破了「纪录」，使举系哗然！
无巧不成书，该口试是在我旁听了赫氏三个星期之后举行，考官三个，而赫氏是主考者。
他们一开始就提出高级理论上的问题，我对答如流。
过了半小时，赫氏翻阅放在他面前的关于我的「档案」，说：
「你成绩那么好，高级的理论，你显然是个专家，我们不用多花时间了，还是让我们转到一些初级的基本问题去吧。
」他于是问：
「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下，大家无利可图，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竞争呢？
」一时间我不知所措，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每个答案都给考官手起刀落，于是越答越差，最后无以为对。
结果是不及格。
该试不及格是不能攻读博士的。
好不容易过了一夜，经济系的女秘书清早给我电话，说希望我补考该口试。
但我知道那个试是没有补考这回事的，所以一口拒绝了。
到了下午，校方的另一位教授找我谈话，说我的「不及格」其实是还没有「考清楚」，是作不得准的。
我感到尴尬，不答应补考。
跟着几位老师都劝我再考一次。
我后来决定补考，是因为几天后一位同学向我转告了一件事。
是周末的晚上，经济系举行师生酒会，我由于心情不好而没有参加。
一位同学的太太，在酒会上问赫舒拉发最好的学生是谁。
赫氏的回应是：
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但其中一位中国学生还是显得突出。
从上述的同学那里听到主考的、判我不及格的赫氏竟然那样说，我于是改变主意：
要求校方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作补考的准备。
在那两个月中我重温初级经济理论，日夕不断地对最基本的概念钻研。
后来补考轻易地过关。
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作任何经济分析，我都是从最基本的角度入手，半点较为花巧或高深的理论也不用。
从高处跌下来的心情并不好过，但后学的人应该从我的经验中知道，跌倒后站起来时要顾及的，是基础上的问题。
基础不稳而向上爬，是操之过急，危险之极也。
我因为该口试不及格而因祸得福。
不过令我引以为憾的是，据说因为我的缘故，该口试后来被取消了。
（三）
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思想快如闪电，但在教书时，自己知的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而他每说了一段话，就有意或无意地停下来，希望学生提出新的观点，也希望学生证明他是错了。
当他认为学生所说的愚不可及，就忙顾左右而言他，听到较为可取的，就大加赞赏。
这样的上课气氛，会使最愚蠢的学生变为天才。
是的，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是个天才。
我在中、小学时考试成绩不好。
虽然那时有几位老师很看得起我，但成绩难以示人，心中不免戚戚然。
进了大学，我的成绩很不错，但这只是读书考试的雕虫小技，自己究竟有什么本领可以在学术上谋生，不得而知也。
我是在硕士之后才听赫氏之课的，不过我可以说，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开蒙老师。
旁听了他不及一年，我就意识到，既然能跟他「平起平坐」，那么将来要作教授是没有问题的。
天下间这样的老师到哪里去找寻？
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赫氏对学生的发问，通常立刻回应：
「这问题不重要」，或「这是个好问题。
」过不了多久，任何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时，我就预先知道赫氏会怎样回应。
这是因为我意识到，凡是得到答案而没有新意的，或不可能有另一个答案的，赫氏都认为「问题不重要」。
我后来被同学们认为是发问高手，因为我在几个星期内就学会了赫氏的法门。
任何问题，我必先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入手，直至自己能找出一个有新意的、可以有不同答案的角度才发问。
又例如赫氏本人提出的问题，不管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总是把问题的重点所在，说得一清二楚。
这样一来，学生就被他带着去想，再愚蠢的也总有些话可说。
至于往往能够一答即中的学生呢，就心知自己是可造之材。
有时赫氏会说：
「我有一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希望同学们能帮忙一下。
」这样的不耻下问，我们做学生的，怎敢轻视他而不全神贯注地聆听？
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学会了怎样判断问题的重要，学会了怎样把问题的重点弄清楚，也学会了怎样从多方面「进攻」问题而获取答案。
在他不断的鼓励下，这个学习过程进展得很快。
起初他显然超我几级，但过了不久，自己就觉得可与他并驾齐驱，甚至大有抢先之概。
我没有见过哪一位老师能像赫氏那样，被我间中「手起刀落」而仍表现得那样高兴的。
他似乎对学生们说：
我所知甚广，对任何经济学上的问题都有兴趣，但我知的不一定是对的，你们当中有本事的不妨教教我。
明师都一定有如下的特点：
他们不坚持己见，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加上一分一毫的重量，对任何提议都一视同仁地作出反应、判断。
艾智仁如是，高斯如是，史德拉如是，赫舒拉发也如是。
但赫氏的过人之处，是对学生很有耐心，即使平庸之极的学生，若能提出稍有可取的观点，也就加以鼓励。
他是行内的高手，令人尊敬，但在教书时他屈身下就，让学生们「骑」在他的背上。
「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说的，而赫舒拉发真的是做到了。
赫氏思考的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
那就是，他所作的任何分析，必定用上一些例子。
假若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例子，他就会虚构地创造一个。
比如有一次，要解释生产量增加，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可能会上升，真实的例子不容易找，他就举出如下的别开生面的例子来：
「假若一只草蜢跳一次的高度是两呎，跳三次的高度加起来是六呎了。
但假若一只草蜢的身体加大三倍，跳一次的高度却不会有六呎的。
」在座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但大家都因而知道，要解释产量增加而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可真不容易。
教科书上的成本曲线岂不是全都错了？
赫氏有微笑的习惯，即使不高兴时他脸上看来也有笑容。
那时，在美国的报章上有一著名漫画连环图，主角常笑，故名为SmilingJack。
赫氏常笑，其名字为Jack。
于是，同学们给赫氏起了一个外号：
SmilingJack。
一提起他这个外号，同学们都在欣喜中表现着一种尊敬之意。
我认为在大学念书时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不是没有原因的。
（四）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在国际学术上是很普遍的事。
「那是谁的学生？
」或「他的老师是谁？
」类似的话是常常听到的。
大宗师不一定能出高徒。
经济学巨匠如凯恩斯（J.M.Keynes）、费沙（I.Fisher）等的门下，就没有出过一个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弟子，更不用说青出于蓝了。
已故的庄逊（H.Johnson）曾对我说，凯恩斯与费沙的思维超人几级，学生要跟也跟不上，因为老师高不可攀，弟子也就变得平平无奇了。
庄逊的话有道理。
不过，思想高不可攀之如佛利民，却桃李满门而出高徒，又怎样解释呢？
佛氏的一位颇有成就的门生对我说：
「佛利民不断地向我挑战，使我寝食不安地要胜他一次，久而久之，我就学到不少学问！
」这个解释也有道理。
在本世纪经济学界内，教出最多优秀学生的是奈特（F.H.Knight）。
他有四位学生获诺贝尔奖（佛利民、史德拉、布格南、森穆逊），很可能还有一两个会获得该奖的。
奈特本人是如假包换的一代宗师。
他自己不能获取诺贝尔奖（该奖在经济学成立颁发了七届他才逝世），被行内人认为是该奖的一个大污点。
我有幸，在奈氏谢世前数年遇到了他，跟他谈过两次话，其时他虽已八十多岁，但我还能从那些简短的谈话中，体会到为什么他的学生那样厉害。
奈氏个性突出，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
他文章湛深难明，而授课也不清楚。
但他有创见，表达时有千钧之力。
这样的老师是世外高人，余生也晚，不能拜他为师，实在可惜。
一个关于奈特的故事，对香港墨守成规的教育应该有针对性的讽刺。
一个多年前曾跟随奈特读博士的学生，年纪大了后，有一天到芝加哥大学去接他的儿子回家。
儿子刚刚考过奈特所出的博士试卷。
为父的一看，试题像二十多年前他考博士的一样。
正感诧异之际，年已老迈的奈特在走廊上迎面而来。
他连忙问道：
「奈特教授呀，我儿子今天所考的博士试题，跟我二十多年前所考的相同，难道你的经济学没有进步吗？
」奈特继续前行，喃喃自语道：
「试题是一样，但答案却不同！
」明师之见，确是不凡。
大宗师不一定教得出有成就的学生，桃李满门的大宗师，当然也是有的。
奇怪的是，有些近乎不见经传之辈，也可能教出高手。
中谚云：
「冰成于水寒于水，青出于蓝胜于蓝。
」高斯对他的老师——A.Plant——推崇备至，但我对Plant的著作却不敢恭维。
高斯对我说，Plant使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懂，所以日以继夜不断地钻研学问，寻求答案。
也有一些人——如艾智仁——怎样说也不知是谁能教出像他那样天马行空的思想。
艾氏说他的启蒙老师是A.Wallace。
但Wallace是统计学高手，不懂经济学，那又从何说起呢？
我拜读过Wallace的统计学讲义，绝不湛深，但奇妙之处是，他把统计学的基础解释得通透绝伦，使人觉得初学的基础就足以应付任何有关统计的难题了。
艾智仁像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显然是从Wallace那里学来的。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相得益彰，是我们从事学术的人引以为荣的传统。
我自己教过几个算是很不错的学生，在学术上稍有成就，但不能说师以徒名。
不得已而求其次，徒以师名，我倒可以这样说的。
外人说我是艾智仁的学生，是赫舒拉发的学生，使我感到很骄傲。
也有人说我是高斯的学生（其实不是），我感到高兴。
佛利民对人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也不是），使我更感高兴了。
事实上，我曾「偷听」佛利民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我们是同事，同事听他的课不止我一人）；也曾屡与高斯研讨问题，谈到投机兴奋处，我有时对他衷心直说：
「你这个观点我非『借』用一下不可。
」
学术的交流就是那样奇妙无穷。
说是偷也好，是借也好，是影响也好，只要求知投入，存真诚之心，没有任何博学之士会「秘技」自珍而不肯倾囊相授的。
学术的进步用不着青出于蓝，但却要千变万化，多采多姿。
屡遇明师是我难得的际遇，而我感到骄傲的是，当我引用他们的思想，或推广发扬，或加上变化，或直指其误，他们都那样高兴，给我提供建议和鼓励。
徒以师名，到头来，我的老师可能觉得有点师以徒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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