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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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递归的创造
1987年，侯世达以他最欣赏的三个痴迷于递归的天才为名，写就了一本有关递归形式的奇书——《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探索了这样一种系统的特性：
在这种系统里，系统会把自己的输出重新归入系统自身，创造出新的事物。
我们在塑造技术，创造技术的各种力量中也可以发现这种递归的力量。
凯文凯利认为，技术和生物学类似，技术元素与生物一样都以这种递归循环作为自展和自创的主要动力。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言的那样，“创造的浮屠之上，必有一只乌龟，被另外的乌龟踩在背上”。
大爆炸式创新
所谓的大爆炸式创新，是指某种创新从诞生之时起，就比其竞争产品和服务质量更优、价格更低。
大爆炸式创新利用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和越来越强大且无所不在的计算机设备，能够在破纪录的短时间里撼动成熟行业，让行业内的在位企业及其供应链合作伙伴感到慌乱，迅速被彻底摧毁。
驱车驶过任何一条市区街道，看看哪些店铺门可罗雀——一定大多是书店、音像店、照相器材零售店、胶卷冲印店、办公设备商店和邮局，它们都是移动电子设备日趋强大所带来的革命的受害者。
事实表明，移动革命很可能会像第一波计算机技术浪潮一样，带来彻底变革。
正如我们正在和将要看到的，大爆炸式创新的现象并不仅存在于数字移动技术的生态系统中，其影响力也不仅局限于信息技术的行业内。
由于整体创新和核心经济的急速发展，如今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几乎所有之前对战略和创新的了解和从中感受到的发展脉动似乎突然间都不合时宜了。
大爆炸式创新似乎并不遵循传统的竞争规则。
它们不会针对高端的顾客群提供高档产品或服务，不会为精打细算的顾客创造功能多样且成熟的产品，也不会对现有产品进行拆解，然后将其推向新市场。
颠覆者甚至不打算将你视为竞争对手。
他们不会使用和你一样的客户服务方法，不会分析你的产品线，然后自己提供价格更低或性能更好的产品，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赢得一定优势。
通常情况下，他们只是针对你的顾客抛出某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全新的业务上来。
芒福德关于发明技术创新的观点发明与技术创新的不同
在机器发展的早期，生命体和有机体很快就被机器取代了，因为机器是大自然的仿制品，是经过人的思维分析、调节、收缩、控制后的大自然。
然而，机器进步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控制自然界，而且还要对自然界再综合：
自然界在被思维肢解之后，还要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
在化学中有材料的合成，在工程中有机械的组合。
由于人们不愿意将其存在的自然环境看成是不变的、终极的，于是促进了艺术和技术的发展。
而从17世纪开始，人们不得不接受自然环境是不变的和终极的观点，于是便彻底转向了技术，以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满足。
无论就产品本身来说，或就其生产方式来说，所创造的等效产品或合成品与原来的产品相比，受到有机体的变化无常和不规则的影响较小。
也就是说，技术创新的趋势是“逆熵”的，每一代新技术所取得的突破，都使得人类逐渐远离那些最原始的材料和资源，挣脱大自然和人自身能力的局限。
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很像一个不断自组织的复杂又开放的巨系统。
德国学者阿诺德•盖伦认为这样的趋势有着两个方面的倾向：
以人造物质取代有机生成的物质；以非有机的能源取代有机的能源。
就前者而言，当我们谈论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时，就应该意识到以金属代替周围环境中直接可用的材料，如木头和石头，这样的变化对一个时代的影响是多么显著且深远，以至于让该时代以此命名。
这里的技术创新明显就体现着需求的作用。
开发出一种材料，一开始总是因为某一活动需要这种特殊性能的材料。
而组合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几乎所有的天然药品和草药都已被合成产品所取代。
就后一种倾向而言，技术现有应用的规模和剧烈膨胀的技术创新规模，都要求人类不能再仅仅依靠那些短时间内可以更新的有限资源了。
文明已经随着蒸汽机和内燃机的使用而变得有赖于地下的煤炭和石油储量了。
而在煤炭石油资源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的今天，现存的技术更需未来的创新以支撑昨日的自己。
建设水力发电站和掌握对核能的控制则是我们为文明延续铺下的新的技术之路。
技术以创新试图摆脱非技术性的限制，而在每次创新之后，技术繁荣的局面或早或迟总也要再次面对更为趋紧的非技术或落后技术环境的限制。
于是更深层次的创新自然是千呼万唤又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技术一直又似乎不得不在这种由创新和限制彼此共生的关系中成长和发展。
由此，我们刚刚将技术作为自组织的复杂据系统的观点，似乎就更加可信了。
芒福德指出，
问题是发明已经成为责任。
就像孩子陶醉于新玩具一样，人们总想利用技术的奇迹去做些什么，这时往往并无严格的理性指导。
人们都说这些发明是好的，而不去考察这些发明是否确实会给人们带来好处。
正如很多人总认为生儿育女是好事，而不去考虑他们的后代会成为社会的福祉还是社会的累赘。
在这里，实用主义的态度似乎特别适合用来审视这里出现的问题。
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那些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
当技术手段高超到让人忘记了它们的单纯用途，甚或可能对其单纯用途有所妨碍时，对机器极其发明家的恐惧就会取代对机器的喜爱。
关于发明创造与技术创新的区分，陈昌曙教授和远徳玉教授在1991年的《技术选择论》一书中作了比较详尽的解说：
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发明创造是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发明当然是有创新的成分的。
然而，作为发明创造成果的技术，同各个行业中已经在实践活动或生产活动中应用着的技术，又有重大的区别。
相较而言，前者是潜在的技术，后者则是现实的技术。
技术发明通常是指历史上或记载上首次出现的人造事物。
陈昌曙和远徳玉教授认为，技术发明具有可能被应用的价值或潜在价值，“但只要它还没有被推广应用到劳动或实践过程中去，还没有变为企业的生产技术或现场技术，就还只是‘试验室技术’、‘专利目录技术’或‘鉴定书技术’，尚不具有应用价值或现实价值。
……技术发明本身是潜在技术，它需要转化为现实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经济效益，因而就需要一个概念来把技术发明同技术活动（技术经济活动）的全过程相区别，这个概念就是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
技术创新包括着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设备创新、材料创新、生产组织和管理的创新，是多层次的创新。
绝大多数研究技术创新的专家也都认为，技术发明仅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决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
熊彼特
1技术创新的概念，被普遍认为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首次明确提出的。
他所说的技术创新大致包括：
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各种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创新往往指将一种新产品或新的生产工艺引入市场。
而熊彼特最早对创新的定义则更为宽泛：
创新还包括了组织的创新、社会的创新、金融的创新和服务创新。
我们需要认识到，各类创新不是彼此独立、互不影响的。
相反，各个领域、行业、范畴之中的创新彼此联系，互相牵动，在一个宏大的格局中共进同退。
涌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创新元素渐渐被编织成一张巨大无形的网，以网住我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和不断膨胀的欲望。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时清楚地看到创新的横贯面强韧地横亘在我们最普通的生活之中，有时却只能微弱地感觉到创新的延长线柔软地绵延在我们最奇异的思想之内。
它时而醒目异常，时而销声匿迹，但它总是那么历久弥新。
一次成功的技术创新很可能要求有相应的组织创新。
为筹集风险资本而发行上市股票是一种金融创新，而19世纪大部分技术创新的经费的筹集都有赖于这种金融创新。
从报道交通状况的电台到人工智能导航，司机们越来越离不开那些以技术创新支撑的服务创新，而这种服务创新也给交通行业的技术创新回馈了积极的影响和助力。
而基本的社会创新更是深刻地影响着技术创新的长期趋势，技术创新的长期趋势又对未来的社会创新造成影响。
而在中期，社会创新的高增长可能会导致技术创新率的下降，反之亦然。
（技术创新率的下降，此处可衔接后面戈登的观点）
熊彼特把创新视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工具。
由于在破除旧事物过程中总是会遇到阻力，只有开拓型的企业家才能将创新引入市场。
其实，在这里熊彼特可能仍然忽略了技术创新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消费者或用户所起的作用。
其实率先使用新产品的用户对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些有创新性的消费者会帮助企业测试新产品的性能，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对新产品的扩散也有重要的影响。
有时，企业的创新性灵感甚至创新原型，都是来源于新产品的使用者。
通常，如果顾客有创新性，比如，他们不断寻求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喜欢尝试别人提供的新的解决方案，那么技术创新就会获得一个很好的氛围和激励，新技术产品也将会更容易、更成功地被市场接受。
在柏林科学技术研究院主持创作的《文化vs技术创新——德美日创新经济的文化比较与策略建议》一书中，将大众中出现的这种愿意拥抱技术创新的基本态度称为“进步导向”：
顾客的进步导向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说的社会的进步导向。
通常，顾客非常清楚自己的问题和需求。
在进行购买时，他会判断一种新产品是否能解决他的问题。
但顾客可能对这个产品或服务所依赖的技术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犯头痛病的顾客通过经验知道：
阿司匹林能解决头痛问题，但是他不需要了解化学药片消除头痛感觉的过程；顾客可能知道新车能解决他的交通问题，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新车的颜色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颜色是怎样喷涂到他的车上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创新的成败关键并不只限于技术领域，它应该被放入一个更宏大的也更复杂的环境之中去审视。
考虑到这个环境无法脱离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等因素，我们发现这个可以最真切地审视技术创新的视角也许正出自我们每一个的现实生活。
竞争与合作
竞争与合作从未作为一个纯技术的概念而存在，它们常常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
然而，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来说，这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如何组织技术竞争，以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如何组织分散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以防止更高的交易成本与创新风险导致已有技术优势的丧失？
当前的竞争聚焦于质量和创新。
人们对于产品创新的需求，受价格的影响较小，受收入的影响交大。
因此，以经济学的观点看，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产品的价格定位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购买力和刚才介绍过的“进步导向”，而不是取决于比现有商品更优的性价比。
同理，以创新为优势的经济体或企业自然是希望并着力在产品上而不是在价格上进行竞争。
因此，他必须非常清楚顾客的偏好，他也必须选择一个进入市场的“港口”，这个入口处比其他区域的风险更低。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相关的信息就非常有价值，对详细信息的合理利用，就能够控制创新性产品竞争的风险。
然而，《大爆炸式创新》一书的作者拉里•唐斯和保罗•纽恩斯却认为如今事情已经不再那么简单：
由于整体创新和核心经济的急速发展，如今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几乎所有之前对战略和创新的了解和从中感受到的发展脉动似乎突然间都不合时宜了。
大爆炸式创新似乎并不遵循传统的竞争规则。
它们不会针对高端的顾客群提供高档产品或服务，不会为精打细算的顾客创造功能多样且成熟的产品，也不会对现有产品进行拆解，然后将其推向新市场。
颠覆者甚至不打算将你视为竞争对手。
他们不会使用和你一样的客户服务方法，不会分析你的产品线，然后自己提供价格更低或性能更好的产品，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赢得一定优势。
通常情况下，他们只是针对你的顾客抛出某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全新的业务上来。
想在面对大爆炸式创新时安然无恙或是更进一步，就必须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从而对潜在的新科技及其影响看得更加深远。
在制定战略应对颠覆或是进行颠覆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变革产生的原因。
推动变革产生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力量就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演变。
1965年，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曾经预言，计算机的主要元件半导体的处理速度每12~24个月就会翻一番，而价格会保持不变。
摩尔的这个预言后来因其精准且长远的预见性成为了后来著名的摩尔定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竞争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也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改造竞争的模式，加剧竞争的激烈程度。
我们可以来看看另外一个案例来加深这种体会。
大爆炸式创新让摄影从模拟走向了数字化。
在这个过程中，柯达错过了机会。
它曾经在胶卷领域拥有主导地位，但未能在数字成像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成为其中的明星角色。
20世纪70年代，柯达公司发明了第一款数码相机。
不过尽管数码摄影质优价廉，但利润相较之下更低，因此柯达始终对此不满。
等柯达下决心致力于提供数字化设备时，照相机正在快速地被智能手机取代，柯达在利用自身品牌方面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了。
最终，在营业收入持续下降多年后，柯达于2012年进入破产进程。
由此可见，当今时代，技术创新已经不仅仅是企业求得繁荣发展的必要手段，更成为了很多行业中企业的生存法则。
正如我们的谚语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倚重技术水平的经济环境中，技术创新已经逐渐从“很有价值但可有可无”的角色过度到“很普遍却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另外，柯达的失败也暗示我们，如今主要由蓬勃的电子信息技术行业的创新所塑造的竞争模式，给市场中的竞争者提供相当多机会的同时，却给他们只留下相当小的传统空间和犹豫时间。
但是，并不是说怎样的竞争对技术创新来说都是好事情。
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创新与发展之间，协调出并保持住一种适合的张力，既要激励高质量的技术创新，又能不断推动整体稳步有序发展。
以布莱恩•阿瑟的“组合演化理论”看待数字信息技术，我们确实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切技术都是组合而来的”这句话的意义。
数字信息技术这种目前在地球上出现的最通用的通用目的技术从根本上产生了组合和重组信息、物质甚至是思想的新思路。
像语言、印刷、图书馆或者大学教育一样，全球的数字网络再一次培育了重组式创新的动能，再一次提供了一个新的无限宽广的平台和环境，激发出了潜藏中的更多的可能的组合。
Google的自动驾驶技术给早期的一项通用目的技术提供了新的生机——也就是内燃机。
这不过就是给我们每天驾驶的汽车配置一台快速运转的计算机、一系列传感器（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传感器超乎想像的廉价）、一套足够大容量的地图和相应街道的信息（数字信息技术轻而易举地帮我们获取相关信息）。
尽管这里面没有任何我们不了解的新技术，但当它们被组合在一起，自动驾驶汽车的问世还是让人们咂舌。
这种技术创新模式充分说明，由数字信息技术的突破引领的创新是一种更纯粹的组合式创新，每一次创新出的技术迟早要成为未来技术创新的一个模块、或者说是一块“积木”。
同时，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技术自我创生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如果人们失去（把握）创新的意识或能力，技术的发展就注定要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面对这种重组式的创新，一个新的难题已经摆在眼前：
当“积木”的数量不断爆炸时，我们可能选用的组合数量更是以指数的方式增长，那么我们要如何知道哪些重组是有价值的？
技术创新中的主要矛盾也许正在从曾经的“墨守陈规，缺乏创见”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为如今“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和加工所有快速增长的新思想”。
我们的确需要发动智慧加紧脚步，然而，我们却没有必要陷入恐慌。
回望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带给人们生活的剧烈变革，曾经都是那么不可接受。
然而，人类的文明依旧延续到了今天。
所以，恐慌既没有意义更没有必要，当务之急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解决问题也许要从合作开始。
想要提升发现并加工有价值的新组合的能力，增强抵御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最基本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人、企业和经济体加入到这个充满未知挑战的全新进程之中，在不断深化的交流与协作中提升自己与共同体的实力。
面对更多的更有挑战性的想法，机遇与挑战并存。
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生产率委员会确定了五个规则，用于创建和维持由创新保证的高生产率增长的经济。
他们认为，这五个规则必须由产业、劳工、政府、教育界共同采用。
这五个规则是:
1.关注新的生产基本原则；
2.在职工中培养新的权利义务观念；
3.将合作与个人主义有机地结合；
4.学会在全球经济中生存；
5.为未来做准备。
当我们将视角重新拉回，关注人类自身，我们首先注意到切实调整我们的教育思路和方式对于解决这个难题也肯定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在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孩子们天生就是发明家，并具有着相当的关于组合式创新的天赋。
他们的童年总是沉浸在奇特的世界里，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事物充满好奇。
他们看、摸、听、闻、尝的同时无时不在进行着在成人看来是非常惊人且有创造力的联想和想象。
他们观察这个世界汲取大量信息的同时，也在无拘无束地将这些杂乱无章的信息自由地拼凑，并总是能将这些片段以神奇的方式汇总起来，最终享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探索、实验、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这些可贵品质虽然被教育界反复强调，实际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却越来越缺失了。
问题可能在于，我们现在推行的教育过于强调事实和答案的重要，却从没有有意识地去着力培养学生自己或者通过合作去探究问题的能力和自信。
学校的教育与孩子之前的成长之间往往有很多极不连贯的地方。
学校讲述的科学不是作为探究的过程，而是更频繁地作为成就的复述出现。
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学生心中树立一个牢不可破的标准——事实是最重要的。
贯穿学生生涯的考试更是反复强调记住事实的重要性，强调要用人们确认的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知道的“事实”填满小小的脑袋。
在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等的过程中，更多展现的是答案而不是问题，是知识而不是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为何总让人想起“灌输”这样的词汇，而不是“培养”。
台湾吴静吉教授针对华人学生的创造力未被很好开发与培养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研究，他认为“强调知识来自权威的传授，而忽略意义的主动建构；强调竞争表现单打独斗，忽略团队合作知识分享；重视纸笔测验，记忆背诵，忽略真实评量多元表现”是我们的教育无法培育出良好创造力的症结所在。
没有人可以否认基本的文字能力和数学能力的重要性，但如果仅仅将它们作为教育的目标，我们将欺骗学生与社会。
其他重要的技能，例如如何仔细观察、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如何处理冲突、如何与他人协作、如何发展团队精神、如何从不同角度认识解决问题等等。
而人类现在面临技术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渐渐不再依靠自身能力与智性，却对技术产生盲从心理甚或是盲目崇拜。
人若在与技术共生的道路上逐渐迷失了自己，那才是最大的灾难。
在现代极端追求效率的氛围中，人们的思维被各种技术、机器、产品工作运行的节奏谐振，越来越专注却越来越封闭，人类思维开放性的丧失将让我们无法把握技术飞速发展的态势，很多有利的条件和机遇所释放的信号如果不能及时被发现和利用，将反过来变成干扰人们判断和取舍的讨厌噪声。
人类将自己的思维调整为类似技术、机器、产品的工作运行模式，非但不能帮助人类更好地把握与发展技术，而且这种思维将让人类越来越丧失创造力，越来越失去全局的视野，越来越单纯地依赖技术。
而这样的依赖既是对技术发展的釜底抽薪，又必然会带来人性的崩塌。
人类彻底甘心沦为一个“齿轮”或是一个“信息处理器”之时，也将是技术世界彻底崩坏之日。
刘易斯•芒福德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也许略显偏激但却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
机器的发明是应人们萎缩的信念和动摇的生活冲动而生的，这一点比起科学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在文艺复兴时代流遍草地花园、流进山洞石窟的漫无目的的能量，现在通过发明转变成涡轮上方的定向水流。
它不再闪闪发光，潺潺而流，感情起伏，给人以愉悦，它已进入了轨道，为了狭隘的的特定目的而工作：
去转动轮子，去提高社会的工作能力。
生活就是为了工作：
对机器而言，离开工作还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可言呢？
信念最后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并非排山倒海，而是驱动马达和机器。
有了能量，将能量用于驱动，将驱动用于生产，将生产用于赚钱，从而更增加了能量——这是人类的机械式思维和行动所带来的最有价值的事物。
我们发现，思考技术创新的问题，到最后总是要回到关于技术与人类的关系的思考。
我们究竟怎样看待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怎样发展这种关系？
在我们创造了技术这种力量之后，我们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它，是否有力量把握它？
技术的光辉前景是否一定预示着人类的美好明天？
这些问题始终值得我们深思。
似乎可以确定的是，自技术以物化的形式被人创造出来，技术作为一种力量不断地被人类塑造，也在不断地塑造人类文明。
技术创新与人类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早在1620年，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就意识到技术正变得日渐强大——“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起事件加诸人类的力量能比这些机器发明更大。
马克思也说：
“手推磨带来的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磨带来的则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
文明的历史从来都是我们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发生的连锁性事件。
而遍寻历史，社会组织的每一个进展都是由新技术的介入驱动的。
书写的发明解除了法律公平公正的束缚。
标准铸币的发明则让贸易更加普遍，直至形成今天全球化的巨大的市场经济。
像钟表这种看似简单的发明，当它完成了技术创新的要求便具有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后果——一旦时间有了一张脸，它就成了主宰我们生命的暴君。
天上的云彩可使日晷无法工作；寒冷的冬夜会将水钟冻结起来；而机械时钟不管寒来暑往或白天黑夜，都能按小时告诉人们时间。
就时钟的本质而言，它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了，帮助人们建立这样一种信念：
即存在一个独立的、数学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
这样，抽象的时间成了新的显示存在的媒体。
它调节有机体本身的功能：
何时吃饭，不必等肚子饿，而是让钟表来告诉我们；何时睡眠，不必等困了，而是由钟表来加以确定。
时钟通过将一天发生的事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协调人们彼此的行动，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更使人们生活的样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然而，将任何巨幅尺度的文化变革、文明演进归咎于单一原因一定不是诚实或明智的想法。
但当我们在众多因素里追根究底时，新技术的创生似乎都是不可忽视的线索。
这意味着今天的新技术，今天我们也许是偶然地技术创新的活动，都将必然地对我们后代的生活产生（很可能是重大的）影响。
超声波胎儿检查和常规堕胎技术使子女的性别选择成为可能，这不可否认地是如今我国男女比例不足够健康的原因之一，而这个现象在印度青年中则更为严重。
而这一切远非应用超声波以创新胎儿检查技术的初衷。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创新的意义上谈技术是很必要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技术创新不只是代表我们身边不断涌现的新事物，而且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人类不论情愿或不情愿，似乎已经无法停下创新技术的步伐。
技术不仅作为物或者实践活动，是在不断被创新的，就是作为一个概念，似乎也从未停下它新陈代谢的脚步。
试想，我们还会认为一张桌子是一个技术物吗，还会认为一把椅子负载着技术吗？
艾伦•凯说：
“技术，是你出生后发明的任何东西。
”丹尼•希利斯说：
“技术就是一切都还未起作用的事物。
”
至少在我刚才谈到的技术创新对未来的有可能的深远影响这个意义上，我是支持这样的观点的。
一个新技术所起的全部作用，造成的全部影响，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技术创新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虽然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影响力，一定比今天人们自信了解的景象要远为宏大。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与技术交织的生活中，在技术创新如钟摆永不停歇的律动中，我们需要铭记的是不能丢失作为人的智慧与性情。
如今，如果我们可以渐渐体会到那种不能驾驭技术的无力感与恐惧感的话，这个问题也许恰恰是源自人性的浑浊与迷失。
迄今为止，人性是我们最伟大的发明，而我们尚未完成。
布莱恩•阿瑟
技术的三个定义：
1.技术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
2.技术是实践和元器件的集成。
3.技术是在某种文化中得以运用的装置和工程实践的集合。
新技术可以是根据某个目的或需要发现一个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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