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震惊上海的一二九事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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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震惊上海的一二九事件
1948年震惊上海的“一·二九”事件
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领导机构任期届满，按章程需改选。
不料校方压制民主，违背广大学生意志，公然命令旧理事留任，不准改选。
当全校学生按正常程序选出新的自治会领导机构后，校方竟无理开除学生干部。
此事几经冲折，最后导致了学生与军警的大规模冲突，造成了震惊（南）京沪乃至全国的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一?
二九”事件。
当年我是同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一事件。
我曾以蒋修苗的笔名写了一篇《同济――准备赴京请愿之前》的通讯，刊登在当时的上海《时与文》周刊上，详细介绍了事件的前段原委。
感谢当年的同班好友张熙闲同志，他在时隔52年后，在上海市图书馆为我找到了那篇通讯并复印寄来，引起我诸多回忆，使我得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将“一?
二九”事件的前后情况追记于后。
无理干涉：
学生民主权益受损
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是这样的：
“代表大会”由各班选出的代表组成，是决策的机构；“理事会”由普选选出，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常设委员会”即“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监督“理事会”。
1948年元旦后三天，各班代表陆续选出，旧“理事会”遂定于11日召开“代表大会”。
不料校方突然命令旧理事留任，不准自治会改选，同时公布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修正规则》叫学生切实遵守。
旧理事一再向校方请求准许改选，都没有结果。
于是，各院的民主墙上出现了学生的标语和文告，他们一致强调该《规则》抵触宪法，应该无效，校方无权干涉自治会的改选，并说上海交通大学与武汉大学都已完成改选，同济不能例外。
8日，校方宣布三项措施：
一，“教育部”所订的《规则》中无代表大会的规定，因此不许召开代表大会；二，各院单独成立自治会，不许成立全校的自治会；三，自治会的人选应由训导处指定的候选人中选出。
布告一出，全校学生一致反对。
他们认为校方要把“自治会”变成“统治会”；“三项措施比钦定规则还要违背宪法”；“希特勒在同济复活了!
”“丁文渊（同济大学校长）把英国分治印度的把戏搬来了!
”
学生“反钦定、反统制”运动热烈开展起来，校长、院长等分别召集学生及旧理事训话，当然都无济于事。
11日，“代表大会”在数百名学生保护下召开了，并决定13日完成改选，13日晚，在学生为闸北、杨树浦一带难民募捐寒衣而组织的“寒衣劝募委员会”所召开的庆功大会上，公布了新理事名单，全场欢呼：
“胜利属于民主!
”
三天过去了，许多人以为此事已告一段落。
谁知校方竟于14日贴出布告，开除旧理事会的代理事长杜受百（理事长杨前坤已于1947年5月的学生运动中被开除）和法学院选举事务所负责人何长城学籍。
前者的“罪名”是：
“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破坏秩序”；后者的“罪名”是：
“藐视师长，毁坏公物”。
学生对此极为不满，认为：
开除杜、何两同学是校方打击民主的卑鄙手段，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否则要与杜何二生共去留。
15日上午10时许，千余学生在北风凛冽中聚集在文法学院广场，要到学校总办事处所在地“红楼”去请愿。
自治会理事及常设委员会代表先去请愿，要求收回开除二生的成命和承认新自治会，校方不准。
代表继请校长向学生训话，也遭拒绝。
学生等得不耐烦了，一齐拥到“红楼”大门前。
正在紧张的时候，学生在人群中抓住了一个特殊人物，从他身上搜出装有实弹的白朗林手枪一支，同济、交大校章各一枚，同济大学总务长名片一张及警局证件二张。
他在学生追问下，承认是丁校长打电话叫他来的。
学生们把他看守起来，并守住门墙，以免再有歹人混入。
这时，虽有三卡车警察包围了学校，但学生并不慌张。
学生代表与校长丁文渊派的训导长江鸿和总务长施志千交涉，质问校方开除杜何二生的原因，并要求收回成命。
校方理屈词穷，又不肯让步。
僵持到下午四点，谈判没有结果。
自治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16日继续请愿，如仍无结果，则自17日起罢课三天。
校长傍晚回到“红楼”，答应次日午后召开训导会议，考虑学生的要求。
16日午后，千余学生又来“红楼”请愿，可是直到夜晚9点钟，校长、训导长都不露面，受骗了的学生宣布从17日起罢课三天。
18日，校方又出布告：
开除学生5人，勒令停学一年1人，“留校察看”2人，罚写“悔过书”1人。
布告称：
“今后如再有聚众要挟情事发生，学校定请治安当局派军警来校镇压。
”
19日，学生会再度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绝食一餐，“抗议校方的疯狂措施”，并宣布自即日起“无限期罢课”，直至“校方收回无理处分学生的成命，并承认新选学生自治会为止”。
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后，校方又宣布开除学生4人，“留校察看”13人，记大过17人。
校方还宣布了五项措施：
一，解散学生自治会；二，理事、常务委员、代表等应立即自动辞职；三，今后谒见校长须先经训导处核准，每院代表最多二人，已受处分的学生不得为代表；四，学生立即复课；五，所有被开除学生限三日内离校。
至此，学生对校方已无幻想了，他们一面再三把事情真相向新闻界、本校教授及上海各校学生“控诉”，争取同情；一面积极筹备赴南京请愿。
校方则请治安当局发表谈话阻止学生赴京请愿，并四次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生复课。
国内学生对同济学生的罢课行动甚为支持。
华北学联来函慰问；由交大、复旦、华东联大三校发起的“上海市学生争民主反迫害支援同济联合会”已有大中院校五十余校参加，正为同济筹集赴京费用。
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戏剧专科学校已决定在下关迎接同济请愿团。
这些院校学生认为“同济民主遭摧残是全国学校民主遭摧毁的先声”，他们誓以精神、物质和行动来保卫民主。
同济学生决定1月29日赴京请愿。
大打出手：
学生血染其美路
1948年1月29日清晨，当同济大学各院部及附属学校的学生大多还在梦中时，大批军警已将同济各院校包围了。
反动当局认为，同济大学的校舍十分分散，院校间最大距离达20公里，近的也超过两公里，分割包围后，全校性的请愿自当告吹。
同时被封锁的还有声援同济学生的50多所院校。
闸北火车站更是严密封锁，甚至南京火车站也部署了大批军警。
然而这些严密措施并未完全奏效，同济和外校学生仍有两千多人摆脱封锁，聚集到预定的出发点――其美路工学院。
我们文法学院的同学是出小门经小路走的。
离工学院还约一里远，我们就隐约听见那里的嘈杂声。
大家加快步伐赶到了目的地，只见工学院的两扇大铁门紧闭，警察挤满了大门口的小空地。
院内的同学愤怒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想从开着的小门冲出来，却被警察组成的人墙死死堵住。
警察的口哨不停地吹着，双方都有些人在喊叫，听不清喊些什么。
就在我们赶到大门外公路上的瞬间，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的队伍也赶到了。
不知谁大喊一声“冲啊!
”三支队伍一齐呐喊着冲向警察群。
院内的歌声戛然而止，变成一片欢呼：
“支持的同学来了，冲啊!
”警察阵脚大乱，院内的同学趁势冲出门来。
四支队伍汇合后，很快组成三路纵队向公路挺进。
四名体格健壮的同学擎着“国立同济大学晋京请愿团”的横幅布标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布标后三人一排手挽手地昂首阔步地走着，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那边警官们的口笛尖厉地狂叫着，数百名警察很快筑起了新的人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在公路上展开了。
同学们紧挽着手，反复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夹着“冲啊!
”的呐喊，向警察组成的人墙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挤压，我们不对警察动拳动脚，不给敌人野蛮镇压提供口实，只用歌声、呐喊、肩膀挤压敌人，逼他们后退。
警察一再变换战术：
先是拼命抵住人流，不容队伍前进；后来在拦阻的同时拼抢布标。
布标虽被撕破抢走了，学生队伍的冲挤却阻挡不住。
他们开始抓人了，尽管在冲挤中同学们互相保护，还是被抓走了五个人。
到中午时分，我们已迫使敌人后退了一公里多，可是敌人却越集越多，而离火车站还有七、八公里远。
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表明：
敌人从其美路到火车站的各条公路和街道上已分五道防线布下了两万多军警特务。
上海市长吴国桢赶来，声撕力竭地要同学退回学校，说不要受“匪谍分子”煽动等等，显然，反动当局宁愿撕下最后一块伪民主的遮羞布，也不容许学生的请愿游行得以实现了。
中共地下党组织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估计敌人要开始血腥镇压了。
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党员分别出动，说服同学暂时撤回学校，保存实力，他日再起。
可是愤怒的同学们已冲红了眼，怎么说也不愿撤退。
当时，人称“肖大哥”的肖荣铮就在我旁边作说服工作。
那时我虽已是党的外围组织――前坤学社的成员，却不知道肖是中共同济大学文法支部的书记。
只是知道他与校方坚持开除的何长城经常往来，而头天（28日）何长城同我个别谈话时还谈到过我入党的事。
所以我认定肖荣铮也是共产党员，是来执行党的决定的。
我对他说：
“这个时候怕难得说服大家退回去啊!
”
下午两点左右，肖荣铮走来小声对我说：
“你赶快跑回工学院，叫厨房把稀饭抬到公路上来。
”我离开队伍还不足一里，忽听身后传来潮吼般的声音，转身一看，公路上一片混乱。
我喊了一声“出事了!
”折头向公路跑去。
跑回不远，就见四个男同学扛着一个人奔来。
我急切地问：
“怎么了!
”一个操四川口音的说：
“狗×的（国民党）马队向我们的队伍乱冲乱砍。
”我见仰靠在四人肩上的是个脸色苍白的女同学，像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
我来不及细问，继续向公路跑去。
公路上马队还在肆虐，同学们散在路旁用石块向马队投掷。
尽管只有两三分钟时间，行凶的骑兵便迅速离去，我们的同学被砍伤、踏伤的便有三十位。
能这样善罢甘休吗?
不知谁带头唱起了《反动政府要垮台》，倾刻间大家跟着唱起来：
“反动政府，反动政府，要垮台，要垮台!
反动政府要垮台!
反动政府要垮台!
要垮台!
要垮台!
”这支口号式的歌，用的是北伐时期革命歌曲《打倒列强》的曲调，平时只是进步同学私下小声唱唱，今天却汇成了两千多人的大合唱。
不，确切地说，这是怀着极大愤慨的呐喊，是咬牙切齿的咀咒。
恐怖之夜：
学生斗智斗勇
同学们刚撤回工学院，大批军警就将大院层层包围了。
学生纠察队守住大小门与敌人隔门对峙，暂时互不侵犯。
晚饭后，本校和外校学生两千多人齐集大礼堂举行声讨敌人罪行的晚会。
这个兼作食堂的礼堂，向来是全校民主集会的主会场，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邓初民、李平心、田汉、洪琛、安娥等著名人士先后在这里发表过激动人心的演说，但在敌人重重包围下集会尚属首次。
舞台布置十分简单，没有幕布，只在正中墙壁上贴了条白底红字大标语：
“血债要用血来还!
”它鲜明地表达了与会者愤慨的心情。
声讨敌人当天罪行的自编自演的节目正在进行，忽然，后台闯出一批军警，簇拥着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来到前台中心，他身着军装外罩大氅，摆出一付“威严”的架势，恶狠狠地命令学生立即离开会场。
少数同学报以嘘声，大多数同学冷眼观察，只见他用手向大门外一挥，顿时几百名头顶白盔，手持白色警棍的警察从三道大门外，同时冲了进来。
这便是敌人吹嘘已久的受过专门训练，乘坐装甲车20分钟内能赶到上海市区任何地方实施镇压的所谓“飞行堡垒”。
凶恶的警察见人就抓，稍有反抗举棍就打，顿时会场大乱，怒斥声、尖叫声、地板的剧烈震动声混成一片。
手无寸铁的学生，只有手挽手地紧紧地挤在一起，不让敌人抓走。
然而那毕竟是力量悬殊的抵抗。
许多同学在受伤或力不能胜的情况下被拖走了。
大厅里的学生越来越少……
我们坐在礼堂最后面阶梯式台子上100多人最后一批离开会场。
刚出大门我就被两个人抓住双臂问：
“哪个学校的?
”我答“是同济的”。
他们便把我推进了一堆人中间。
天空黑沉沉的，我又是刚从灯光处出来，只见人影晃动，却看不清一张面孔。
我只知道到了大操场。
场上人声嘈杂，却没有人高声喊叫。
一会儿队列移动了，停在一道大门内。
门口安了一张桌子，我们一个个被推到桌前，让暗处的家伙亮着电筒辨认。
有些同学出去了，有的被带走了。
轮到我了，特务用电筒在我脸上、上身照了一分钟光景，小声说了句什么。
桌旁一个家伙向门外一挥手，便让我出了门外。
我走出一二十步，环顾四周不见有人跟踪，看来是放我过去了。
但是怎么办?
回法学院不行，出去太危险，深夜又没有车，只有在工学院找歇处了。
我向男生宿舍走去，一个相识的同学找了张空铺位让我睡，并用眼神暗示室外有特务监视，要我说话注意。
我也睡不着，当天的情景不断在我脑海里再现。
最让我惦念的是谁被抓走了，我们前坤社小组的邱刚泽、苏光宇是否脱险了。
次晨九点左右，听说军警已经撤走，我胡乱地洗了脸，就向工学院主楼走去。
楼上一片劫后景象：
学生会办公室里桌凳打得稀烂，碎纸撒了一地；阅览室里，进步报刊全没了，只存放着当天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闻日报》。
这些反动报纸，对军警的暴行一字不提，反诬蔑学生打了吴市长，军警被迫前往“弹压”等等，真把人气炸了。
事件后三天，我写的通讯《同济――准备赴京请愿之前》，在《时与文》周刊上发表，同学们争相传阅。
免不了有人探问“蒋修苗”是谁，但知道的都为我保密。
可是有一次，一个同学带了个陌生人进宿舍来，指着我对他说：
“那篇通讯就是他写的。
”突如其来的介绍，倒吓我一跳，我忙看那人长着张国字脸，戴一付近视眼镜。
他听了同学的话，望了我一眼，点头说声“好”，并不和我交谈，过一会儿就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人便是乔石同志，当年是中共同济大学总支副书记。
喜讯渐渐传来：
何长城、肖荣铮等学运骨干脱险了。
“一?
二九”晚会还在进行时，党组织已察觉敌人要抓人，区委委员王光华把何长城和杜受百从台上叫下来，反锁在放电影机的小屋里。
深夜特务两次来打门，他俩屏息不动。
特务以为是间空屋，就不再打门了。
30日下午，敌人全部撤走了，他们才在救护下离开工学院。
肖荣铮那晚是被抓出会场的。
特务问他是哪个学校的?
他急中生智，回答是光华大学的，没有推到同济学生的行列。
他想从工学院的围墙跳出去，又被抓住推进了另一堆学生中，他小声问旁边的学生：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回答是：
“政法大学的。
”他想了一下，就悄悄地说：
“不瞒你们说，我是同济的，上了黑名单，危险得很，能不能帮帮忙?
”周围两三个人立即说：
“不要紧!
你就说是政法大学的，我们掩护你。
”一个人还把自己的校章取下来戴给他。
把门的特务不认识他，他随政法大学队伍顺利出了工学院。
工学院一个女同学的脱险还有点传奇色彩。
这位河南籍的同学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官，但她平日衣着朴素，一点不像个小姐。
1947年她曾因积极参加学运被捕过，经父亲营救获释后照常积极参加学运，又上了黑名单。
“一?
二九”晚上，她混过了特务的眼睛，次日清晨又被特务盯上了，她匆忙跑进三楼女生大宿舍，把门关上。
特务紧盯在门口。
女同学见她处境危险，急中生智找来时装、化妆品和烫发工具，几个人都打扮成阔小姐模样。
几个堵在门口的特务，眼瞅几个香气四溢盛装的女学生，说说笑笑打开门，旁若无人地走出去。
待时间已久，进门搜查，找遍所有的上铺下铺，也没有他们搜捕的那个女生时，才恍然大悟，想起那几个“摩登小姐”，可是为时已经太晚了。
保存实力：
迎接更大的斗争
上级指示来了：
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各院分别成立营救委员会。
我们小组的分工是：
我撰写张贴民主墙的大字报，号召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迫害、要求当局无条件地释放全部被捕同学；邱刚泽和苏光宇则是争取一向对学运持中立态度的同学出面作营救工作。
文法学院又活跃起来了，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引人注目，他们的观点被人看作一个象征：
号称上海市两大民主堡垒的同济和交通大学是打不垮的。
宿舍里不时传出这样的歌声：
“跌倒算什么?
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生要站住生，站住生，死要站住死，站住死!
天快亮，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
跌倒算什么?
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
邱、苏两同志的工作取得成效，几个平日不大参加学运的同学组成了以李天源为首的营救委员会，该会在民主墙上贴出公告，正式开展工作。
我们组织了一批同学分头拜访教授、讲师和助教，说明学生的立场，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2月18日，我们小组三人同时分别宣誓入党，仍编在一个党小组，由文学院外语系学生万孝信同志领导（后来知道：
他曾参加过大别山区李先念部，中原会战后，转到同济来从事地下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班上又发展了五位进步同学为前坤学社成员，并组织他们争取更多的同学参加学运。
2月下旬，反动当局悍然将部分被捕同学移送法院审判。
党组织发动一千多同学到法院门前示威。
法院早将大门紧闭，戒备森严无法进入。
示威学生整队走向南京西路等闹市，作了一次和平游行。
这次行动以后，上级指示：
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全市总起义，暂不发动大规模的斗争。
按照这个方针，同济大学各院系及两个附属学校同时复课，历时一个多月的罢课遂告结束。
通过这次斗争，广大学生的觉悟大大提高。
暴露了的学运骨干转移解放区或内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校内的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比事件前有更大的发展，他们继续团结学生与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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