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关闭事件的不同阐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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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关闭事件的不同阐释
《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关闭事件的不同阐释
媒体的关闭已经成为传统新闻业陷入“危机”的一个标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白红义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的停刊为案例，广泛搜集围绕这两起报纸停刊事件的新闻报道、评论和网络讨论，以元新闻话语为理论视角进行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意在揭示不同话语主体对于停刊事件的阐释模式及其意义。
虽然说报纸停刊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的行为，但此前关闭的报纸却少有像《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这样在报业市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报纸。
因此，两份报纸的停刊引起了新闻业界的热议，报纸自身、报社员工以及新闻界同行处在话语场域中的核心位置。
在此之外，鉴于停刊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影响，;也使得读者对于停刊的反映必须被纳入进来。
这些不同的叙事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对报纸关闭做出了叙事，这些叙事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意义。
1.报纸
报纸停刊前的最后一期具有十分重要的仪式意义，它正式宣告了报纸的“死亡”。
报纸会在这一天制作特刊以表纪念，如重新刊登以往报纸的头版、回顾报纸刊发过的重要报道、集纳各界对报纸的纪念等。
最后一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机遇，讨论记者如何在停刊这一影响深远的时刻阐释和呈现他们工作的意义。
然而，中国的报纸在停刊时很少制作专门的告别特刊，大多数停刊的报纸只是在头版上以休刊词或致读者等形式发布停刊公告。
与之类似，《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在停刊前最后一天（2016年12月31日）除了发表致读者外，版面内容并没有过多渲染“最后一天”的情绪。
除了在头版发布停刊启事外，两报的版面安排与内容并未做太多特别的安排。
《东方早报》从2016年开始，双休日不再出版新闻版，只有提前制作好的周刊。
12月31日是星期六，虽是报纸出版的最后一天，但依然按照计划刊登了《身体》周刊。
报纸在头版刊登“敬告读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文，宣布正式停刊：
“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
东方早报决定从明天，也就是2017年1月1日起，不再出版纸质版。
”剩余的15版均为《身体》周刊的内容。
《京华时报》当日共有24版，头版、要闻、综合、北京时事、国际、文娱等正常版面均有体现，其内容与平日并无二致。
与“东早”相同，该报在头版发布“致读者”《我们只是转身我们不会离去》，文中称：
“明天，《京华时报》将不再用白纸黑字为您记录昨天。
但《京华时报》的白屏黑字，将继续与您为伴。
”在这篇致读者下方，还有一条消息：
《京华网全新改版APP“京华圈”元旦上线》，着重报道的是该报在新媒体业务方面的最新进展，“面貌一新的京华网已完成改版，全新APP‘京华圈’客户端1.0版正式上线。
”此外，该报在22版还有一条《休刊公告》，主要发布对纸质版订户的后续安排。
在文字之外，还有两个广告版面也与停刊有关，一则主题为“蜕变”，发布官网和二维码。
另一则主题为“新征程新出发”，图片下方为“泸州老窖向坚守新闻一线的京华时报人致敬”。
但实际上，这条广告也在其他报纸上出现过，刊登时图片上的小字也会相应改为相关报纸的名字，显然并不是为了停刊而专门设计的广告语。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报的第二版“声音”版上还有一篇京华时评，题为《让我们留存时间的景深》。
按照微信公号“录音笔”的解读，这也是一篇向读者告别的评论，文中说“告别，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全文的基调则是对过往的怀念。
两报在最后一天的版面与内容安排方面与平日里没有太大的区别，对本研究比较有价值的只有两篇致读者。
致读者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告知，两篇文章采用了近乎相同的告别叙事（goodbyenarratives）策略：
一方面，正式宣布纸质报纸的终结，如“东早”：
“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
东方早报决定从明天，也就是2017年1月1日起，不再出版纸质版。
”《京华时报》则写道：
“明天，《京华时报》将不再用白纸黑字为您记录昨天。
”另一方面，还对报纸的未来有所交代，强调纸质版的停刊并不代表报纸的终结。
“东方早报虽然休刊了，但东方早报原有的新闻报道、舆论引导功能，将全部转移到澎湃新闻网。
”“2017年元旦，《京华时报》纸质版将休刊。
同时，京华网、京华圈、京华微博、微信以及系列公号组成的《京华时报》新媒体矩阵，将为您即时推送新闻、资讯，为您更快地链接昨天、今天和明天，和您一起更多地与亲友分享，与陌生人碰撞。
”在这短短的启事里，两报还回顾了当年创刊的事情：
“2003年7月7日，东方早报正式出版发行。
13年里，东方早报与上海这座城市相行相伴，忠实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和进步。
”“2001年5月28日，京城诞生了一家全新的综合类新闻都市报，命名为《京华时报》。
一篇篇关注民生、担当道义、传播真相的新闻报道，连接了千家万户。
”这些表述带有对报纸创刊至今的历史做出自我评价的意味，重申着“记录”“道义”“真相”等传统的新闻观念。
除了在报纸上发布上述启事外，两家报纸还在各自的官方微博账号上予以转发和公布，不过选择发布的内容不太一样。
《东方早报》的博文选取了该报“敬告读者”中的内容，以“今天，我们不说再见”作为叙事核心，既宣布了停出纸质版的决定，又交代了报纸的去向，“从油墨飘香的报纸，全面转型为网络传播”。
意在表明这只是一种存在形态的转换，希望把读者对“东早”品牌的认可转移到澎湃新闻上。
《京华时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当日发布的帖子只是简单提及报纸将正式告别纸质版，更多是在预告旗下的京华时报APP“京华圈”将于元旦正式上线。
或许是因为叙事策略的不同，《东方早报》的微博共计获得1182次转发、367条评论和749个点赞，网友留下了大量的怀念和祝福话语。
而《京华时报》的微博只获得了44次转发、47个评论和20次点赞，留言的不少读者关心的是已经订阅的报纸该如何退款。
2.员工
已有研究将离职记者对其所属新闻组织以及新闻工作的阐释视为一种告别叙事，虽是告别当下，但厄舍的研究着眼于新闻业的未来，而斯波尔丁的研究则试图在理解当下的同时纪念记者个体和集体性的过去。
“告别”也是两家报纸的工作人员讨论停刊事件的主要框架，叙事主体既包括那些仍在报纸工作的在职人员，也包括在停刊之前就已离开报纸的离职人员。
在针对报纸的告别叙事中，记者们在对个人、组织及行业不同层面的叙述中，将新闻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勾连起来。
微信公号“冬枣树”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
不说再见，澎湃向前》的文章，共汇集了285位报社员工以一人一句话的形式所呈现的他们与《东方早报》的故事。
冬枣树是一个“东早员工内部交流平台”，原本就是呈现报纸运作的后台内容。
在停刊这样一个重要时刻，这篇汇集了众多员工告别话语的帖子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内部的在线记忆空间。
由于篇幅较短，记者们的话语大多数以抒发情感为主，而下面三类情感成为主要的表达基调：
第一是怀念。
有人采用直抒胸臆式的表达，如：
“我们曾经为了理想艰难前行，那些闪亮的日子，愿永远记着。
”“13岁的东早就坐在那里，深情望去，满满都是自己3岁时风华正茂的影子。
属于东早的光辉时代不会随年华逝去，只会随澎湃的浪潮继续奔腾向前。
”第二是感恩。
在众多叙述中，叙事者往往将“东早”塑造为个人生活与事业中的关键环节。
如：
“我2009年就来了东早，7年过去了，这7年来，东方早报见证了从我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妈妈，东方早报，谢谢你。
”第三是祝福。
这两家停刊的报纸并没有彻底的“死亡”，而是试图将原有的报纸品牌转移到新媒体平台上，延续原有的生命。
“东早”由于比较早地创办了澎湃新闻，转移的阵痛已经被消弭到很低的程度，更被视为传统媒体转型的一条理想路径。
如张军认为：
“与其说东早即将别离，不如究其根本，衡之为完成了跃迁——和它创设的一体融合于未来，既往5000个日夜‘求达于真理’之理想，将在更广大的时空里剑及履及，而再开生面。
”
除了“冬枣树”外，具有浓厚“东早”背景的“梨视频”发布视频《〈东方早报〉的漫长告别》成为另一个集中呈现离职员工纪念话语的平台。
在这段长为9分54秒的视频中，共有9位曾供职于《东方早报》的前员工讲述与这份报纸的情缘。
其中多位是创刊时即已加入报纸，并在新闻行业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如吴晓波、徐俊、简光洲、叶檀等。
所谓“漫长的告别”是指“在它2016年底停止出版前，转型早已发生，漫长的告别是从创办数字媒体澎湃新闻开始的”。
由于是9个人的访谈内容的剪辑，在不同的叙事者和不同的主题之间切换，不过总的叙述主轴依然有些类似，叙述者以个体视角回顾与“东早”的关系变迁。
不同于“冬枣树”和“梨视频”这两个集中呈现的机会，笔者没有搜集到《京华时报》员工对该报停刊进行集体叙述的材料，只是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号上搜集到一些间接的、零星的情绪表达。
一个总体的感受是，《东方早报》的员工在纪念这份报纸时有不舍，却少见感伤。
而从搜集到的间接信息来看，《京华时报》停刊引发的悲伤情绪似乎更为浓烈一些。
据记者站报道，在停刊前一天，“京华一直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许多前京华人赶来，相聚一起，拍照留念，相拥而泣”。
报道还引用了一位京华员工怀若谷在微信朋友圈写的话，“天涯各处，望各自安好”。
[在未来网的报道中，一位80后记者颇为伤感地说：
“京华时报当年是很牛的报纸，有很多有影响力的稿件，然后没了，瞬间就没了。
太难受了!
”一位在2016年初刚离开报社的员工也表示：
“京华时报走到今天，很心痛也很悲哀，作为一个媒体的品牌价值已经做到了最好，纸媒突然消失，大家都接受不了。
”微博上一位叫“胡二刀”的用户转载了三幅现场图片，配上了“一份报纸的最后一个夜班。
报人的笑容依然灿烂”的文字。
网友“宛若蓝天”以《京华时报》员工家属的身份在微博上记录了她的家人在报纸最后一天的经历：
“今天陪峰哥去报社收拾东西，十六年了，好长又好短，人生有几个十六年，何况是这样陪伴一份报纸由创刊到辉煌到休刊的十六年，俗话说旁观者清，可为什么我这个旁观者在今天——《京华时报》的最后一天泪湿眼眶了，我不关心《京华时报》飞得高不高远不远，我只关心陪它飞了这么久的峰哥，曾为它笑过、哭过的峰哥会因它的消失伤心多久。
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我只祈祷让我们一起把阴霾扔在身后，重新启航，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一位叫“周海滨”的网友则在微博上自称为“2016最后一天最悲伤的人”，这是因为：
“我在21世纪初分别上过班的《东方早报》《京华时报》今天都休停刊了。
所以朋友给我发的休刊各种链接一直无力打开。
也许我是两个报社唯一的共同员工。
”产生两种不同情绪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两张报纸虽然都走向了停刊的同一命运，但是即将面临的处境却不尽相同。
《东方早报》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媒体平台“澎湃新闻”，在停刊之前刚刚获得6.1亿元上海本地国资的注入。
而《京华时报》的前途似乎不太明确，在最初公布的方案中，《京华时报》原本是要彻底停刊，主管单位变更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人员则并入《北京晨报》。
到了11月底，才有了停出纸质版、全面转型新媒体的最终方案。
方案的变更与11月发布《京华时报社员工转岗交流工作启动》的消息引发的争议不无关系，也就是说，经过抗争后才有了转战新媒体的安排，匆忙上马的新媒体项目前景如何尚未可知。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加深了《京华时报》员工们的伤感情绪。
3.同行
如果说报纸员工的告别叙事以抒发感情为主，那么，新闻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则着力于对所谓的新闻业危机的阐释。
一般而言，新闻界对于报业危机的阐释以两种形式予以展现：
一种就是通过新闻报道，将报业危机本身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议题进行报道；另一种则是通过行业报刊、社交媒体等平台对相关的危机事件进行评论。
笔者并未搜集到太多传统媒体对两报停刊的报道，反而是一些新兴的数字媒体如网站、微信公号对停刊进行了非传统意义上的报道。
所谓非传统意义，除了指发布报道的主体不是传统媒体外，还指报道的形式也不再是规范的原创报道，而是编辑收集各方面信息进行的聚合报道（newsaggregation）。
在对停刊事件的报道和讨论中，对事件的诊断（diagnosis）和回应（response）成为两个最突出的面向。
诊断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是界定报纸在当下所处的“危机”程度，其次是对导致陷入这种状态的原因进行分析。
如一篇文章所说：
“《京华时报》的关停足以成为反映纸媒处境和现状的标志性事件，也似乎预示着处于第一梯队的纸媒的未来。
”而且，“《京华时报》的关停就像打开了某个口子，可以想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更多第一梯队的纸媒面临和《京华时报》一样的结局”。
在描述两报的困境时，一种常见的叙事策略是回顾报纸曾经的辉煌，进而凸显出停刊的无奈。
比如《京华时报》在创办之初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人民日报办了《京华时报》，这等于中央机关报创办都市报，这就确立了都市报在全国、在党的正统观念里的地位。
”“在15年的时间里，其发行量曾经稳占北京早报市场7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北京地区名副其实的‘大报纸’。
”《东方早报》同样取得过不俗的口碑。
“身为政经综合类报纸，《东方早报》以内容高端、有品位著称，是国内都市报中内容的佼佼者，也是上海都市报中名气最大、美誉度最高的报纸。
”尤其不可不提它的一些经典报道，“2008年因为首报‘三鹿奶粉’事件，该报揭开了‘三鹿奶粉事件’的盖子，而‘深度、独家’的报道也因此成为东早的特色。
”“尤其是‘揭发三聚氰胺’一案，让全国感受到了这份‘影响力至上’大报的强力，而其推出的各类文化副刊（《上海书评》《艺术评论》），也在多个文化层面上筑造了中国在北京之外的，另一个文化高地——上海的文化堡垒。
”
这些评论从经济效益、发行量、报道影响力等多个层面证明了“在过往20年报业的‘小黄金时代’里，这两份报纸都算得上是‘一线都市报’品牌”。
因而它们的停刊是中国报业市场上的一件大事，接下来要分析的则是报纸由盛转衰的原因是什么？
《好奇心日报》以《16年间，大报梦想的诞生与消逝》为题对东早创刊到停刊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报道，文章将简光洲、徐俊等人的个体变迁与“东早”这一份报纸的兴衰起落勾连起来，最重要的目的则是为这份原本号称要做“百年大报”的报纸的梦想消逝而寻找出原因，结论正如文章的提语所写：
“技术革命、话语权的转移、越来越强势的管控，同时扼住了这个行业。
”微信公号“录音笔”则对《京华时报》的创办者朱德付进行了专访，以其个人视角解读《京华时报》停刊的必然性，“是体制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
在他看来，报社作为个体是无法抵挡移动互联新闻的大势的。
最极客的分析列举了三点原因：
广告营收困难、读者流失严重、纸媒内部抱残守缺。
一位做过记者的知乎用户提出，传播渠道的变迁、市场化报社的体制问题、人员问题等原因是造成整个行业出现困境的原因。
詹国枢则认为“京华关张，迟早的事”，他的分析指向了市场化的都市报存在的根本性难题：
“倘若你信息不快，深度不深，批评很少，套话很多，真话稀缺，假话盛行，人家怎么还会自己掏钱，买这样一份没啥用处的报纸？
”这一观点实际上重申了报纸在现代社会立足的价值所在。
回应则涉及新闻业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标志性报纸的停刊以及如何为当前的报业危机提出解决方案。
叙事者普遍认为，停刊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并将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步其后尘。
“《京华时报》的关停，让这些处于第一梯队的都市报，终于能够看见自己的未来，不再死撑下去，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数年时间中，会有更多处于第一梯队的都市报停刊。
”对报纸和新闻人来说，这一代价极为惨痛。
但是，“媒体的转型，一定是‘蜕皮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
两报的停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彻底关闭，而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更换了内容生产的平台和形式。
区别在于，《东方早报》此前已经创立了澎湃新闻网，报纸关闭后全体人员将转向这个新媒体平台，而《京华时报》的新媒体业务仍在起步阶段。
这种策略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评价，《东方早报》的转型被称为有先见之明，《京华时报》则被认为准备不足，“匆忙推出的APP体验很差，和上海澎湃相比中间隔的是生命”。
还有论者将两报的停刊放在中国报纸数字化的脉络下观察。
窦丰昌概括了市场化报纸三种转型策略：
一是“转业”，好听一点的说法是“转变行业”，难听一点就是“关闭报纸去干别的行当了”，如已经停刊的《今日早报》等报。
二是“转型”，把原来以纸质媒体的报业形态转型为以新媒体为主的媒体形态，也就是所谓的“新型主流媒体”以及“新型主流媒体集团”。
这是最优选择，但难度最大。
三是“转场”，与“转业”不同，干的还是媒体的行当，只是把主阵地从纸质媒体转移到了新媒体上面，工作场地不同，但业务模式没有变。
《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都属于第三种模式，属于最为务实的选择。
高渊在《纸媒不死，只是渐凋零》一文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议，而是讲述了三位资深媒体人的故事，提炼他们所具有的成功特质：
根据曹景行的经历，作者认为：
“媒体会生，媒体自然也会死。
媒体人若想不死，或许有很多途径，但充满诚意地对待每一个字，投入地对待这个职业，始终是不二法门。
”张力奋的经历则表明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有效性。
这些体会对应的都是传统媒体时期所遵循、但在数字媒体环境下已经有所衰落的新闻范式，在危机关头，重新提起它们显然别有意味。
类似的“规范性叙事的再确认”（narrativesofnormativereassurance）话语在不少资深新闻人对报纸停刊事件的评论中屡屡看到。
4.读者
长期以来，报纸及其读者构成了一个所谓的“新闻业的共同体”（communitiesofjournalism），对地方性媒体来说尤为如此。
以至于地方报纸关停的影响不仅停留在行业层面，甚至会深刻影响到当地的公共生活。
《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同为地方性的都市报，读者群以当地居民为主。
但在新媒体时代，报纸内容的数字化传播已经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可以吸引全国范围内的用户阅读。
报纸停刊原本是攸关新闻业生存与发展的行业议题，但在新媒体环境下，非新闻专业人士也能对此发表意义，将其变成公共议题。
每份报纸都面临着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个体因为教育、品味、兴趣等不同，对报纸停刊的认知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笔者将其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感性派，他们对报纸停刊表现出更加多元的情感表达，惋惜、留恋、失望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就在其个人公号撰文向《东方早报》致敬，只因为“这份定位影响力至上的报纸，编辑和记者们以10年如一日的努力，努力办一份对主流人群产生影响力的高品位日报，可以说她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仅仅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向她致敬”。
另一类观点可列为理性派，他们认为报纸停刊是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位叫王国华的深圳杂文家发表评论认为，报纸停刊就像饭店关门一样正常，“饭店可以倒闭，报纸倒闭了为什么要大惊小怪”？
他也曾经把报纸尤其是都市报当成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一个美好的记忆”。
然而，“如果干脆把那些完全无用的报纸叫停，集中资源和人才办好一两家，像有些地方一样，一城一报，一城一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尽管同为都市报，但是《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的风格存在很大差异。
比较而言，《东方早报》以其颇具专业水准的报道成为具有“文化地标意义”的报纸。
在知识阶层中很受欢迎，因此能看到不少学者、教授等知识分子在报纸停刊之际表达纪念之情。
《京华时报》的办报思路则更贴近底层。
对很多并不经常阅读两报的用户来说，提到前者往往是曾引发举国震动的三聚氰胺报道，后者则是与农夫山泉的那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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