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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京津冀一体化

如何做到"京津冀一体化"?

最近,关于“京津冀”地区如何一体化发展的话题,有一些近似于顶层设计的消息已经见诸报道;在一些官方信息中,也专门提到,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

这种描述让明清时期大名鼎鼎的的一个行政名词呼之欲出,也即——直隶。

贾若钒:

京师的安全缓冲区--直隶

直隶,就是直接隶属的意思。

在明、清时期,“直隶”一词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地名,代表着京师周边府、州、县等地,在明代更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朝廷的一大片区域。

清廷入关不久,直接成立直隶省,成为现今北京郊区县、河北、天津等地的一个统称。

明显不同于“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名之处在于,“直隶”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地名,而是一种以“官称”代替地名的称法,它是明、清时期中央对地方实行行政统辖的一部分,是一种行政制度。

因为最为靠近京师,使得该地对于京师的安全关系重大,所以明、清统治者们历来极为重视,以期将此区域牢牢掌控在手心,生怕稍有闪失便对京畿重地构成不利。

明代的南北直隶

明初立国,太祖朱元璋先是沿袭元代旧制,于中央朝廷设立中书省,各地方分别设立行中书省,行中书省下又设立府与州县来层层统辖地方。

然不久之后,太祖即下令“乃尽革行中书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縻诸司”,从此在中央革除中书省,废除丞相,而设立六部分别处理国政机要,又改行中书省为浙江等十三布政使司。

自后明代中央朝廷为统辖地方,基本上都是遵照“中央朝廷———布政使司(行省)———府———州县”的四级行政统辖制度。

其中有州跨过府这一级,直接隶属于布政使司(行省)的,则称之为直隶州,同理,明代的南北直隶地区中的各府州县,则跨越布政使司(行省)这一级,直接由中央朝廷来管理,直隶六部,简称之为直隶,以期牢靠掌握京师或京都相关区域,保证京城的安全。

终明之世,为直隶者二:

曰京师,曰南京。

南京以应天府为首,统府十四,直隶州四,属州十七,县九十有七。

直隶南京六部的十四府分别是:

应天府、凤阳府、庐州府、淮安府、扬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安庆府。

北直隶以顺天府为首,共有府八,直隶州二、属州十七、县一百一十六。

直隶中央朝廷即六部的八府分别是:

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延庆州、保安州。

明代有两个直隶是因为明代成祖于永乐年间迁都之后,一直实行两京制度,分别是京师(北京)与南京。

明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建南京,罢行中书省,以应天等府直隶中书省。

十一年正月改南京为京师。

十三年正月罢中书省,以应天府所领直隶六部。

永乐元年正月再次改称之为南京。

成祖朱棣时期,成祖以北平为其龙兴之地,登基后不久就开始实施其迁都计划。

《明史地理志》记载成祖于“永乐元年正月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与南京应天府遥相对应。

永乐元年“二月罢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行部;罢北平都指挥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

十九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

罢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直隶后军都督府,罢北京行部,直隶六部”。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成祖诏令以北京为京师。

虽然成祖之后的明仁宗在洪熙年间又将北京改称行在,并延续至正统六年,直到明英宗正统年间再次定北京为京师,两京直隶地区却没有变化,仍因其地理位置不同被称之为北直隶、南直隶。

清代的直隶省

在地理区划上,明代以京师统领直隶,直隶归属京师。

清代则不同,统治者将直隶地区划分为省,以便于统辖管理。

《清史稿》地理志中记载:

“直隶:

禹贡冀、兖二州之域。

明为北京,置北平布政使司、万全都指挥使司。

清顺治初,定鼎京师,为直隶省”。

顺治元年,世祖定鼎建都,以顺天府为首的府州县,及宣府镇直隶京师。

康熙三十二年改宣府镇为宣化府,雍正元年改真定府为正定府。

二年,升正定府之定、冀、晋、赵、深五州为直隶州。

三年升天津卫为直隶州,升河间府之沧州为直隶州,九年升天津州为府,以沧州为属州,十一年于热河建承德州,十二年晋州仍属正定府,升保定府之易州为直隶州,以山西之广昌县来属。

乾隆七年,于热河改设同知,裁承德州,八年,升顺天府之遵化州为直隶州,四十三年,升热河廷为承德府,凡府十一,直隶州六。

自后清代直隶所辖府及直隶州分别是:

顺天府、保定府、永平府、河间府、天津府、正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宣化府、承德府、遵化州、易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

在行政统辖上,清代也不同于明代的管理。

清代初期,清廷于直隶一地的官员设置比较繁杂,以区区一省之域,不仅设有总督,还设置有顺天、保定、宣府等数位巡抚,“清顺治初……(直隶)置总督一,曰宣大。

驻山西大同,辖宣府。

顺治十三年裁。

巡抚三:

曰顺天,驻遵化,辖顺天、永平二府。

康熙初裁。

曰保定,驻真定,辖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河间六府。

顺治十六年裁。

曰宣府。

驻宣府镇,辖延庆、保安二州。

顺治八年裁。

五年,置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

驻大名。

十六年,改为直隶巡抚。

明年移驻真定。

康熙八年,复移驻保定。

这段期间,直隶一地设置数重统辖且变动频繁并非清廷的统治者们不嫌麻烦,而是形势所迫。

顺治年间至康熙初年,清政府不仅有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而且问鼎京师时间尚短,局势随时有变化之可能。

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尚未统一,若已占得之根据地再生军变,则京师与新政权就岌岌可危。

大同、宣府等地均为军事重镇,是兵家征战必争之地,且直隶各地距离京师甚近,因此这段时期直隶地区的统辖设置调动频繁,除了为更好稳固军事要塞、稳定统一成果,同时也有很大的原因是出于保证京师安全、政权安全的需要。

康熙初期之后,国家大局已定,方才固定为由巡抚执掌直隶一地的军政大权。

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设置直隶布政使、按察使,又再次将巡抚改为直隶总督。

自后,直隶的管辖才一改初期的复杂繁琐,由是确立定型,至此清末。

而直隶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928年,才被更改为河北省。

有清一代,基本上都是两省或三省方设置一位总督,只有直隶以一省之地得总督统领至清末,再无第二省有此特殊关照。

而能出任直隶这一重要地方的总督的人,自不必说肯定是皇帝的心腹臣子,比如雍正年间的直隶第一代总督,便是鼎鼎大名的李卫,既是雍正继位前的府邸心腹,也是雍正年间的一代名臣。

而清代因为康熙、雍正年间奏折制度的产生与实行,总督、布政使、按察使与皇帝之间可以有密折往来,使得皇帝对于地方的控制与监管更加强于明代。

这一制度的形成与直隶总督的设立无疑也大大加强了皇帝对直隶的监控。

综观明清两代的直隶,不论统治者们的统辖手段如何,总归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便是尽最大可能的直接掌控这片区域,使其成为京师的安全缓冲区,为京师或者说更明确的说是当政者的政权安全更添一份保障。

比起明代以六部统领直隶的做法,清代设置直隶省与直隶总督的控制方式又要更上一层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清代的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直隶总督署见证“半部清史”

保定:

来来回回的河北省会

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规划被坊间称为“一号工程”,在此背景下,保定将成为“政治副中心”的说法开始流传,不久之后消息就被“辟谣”。

3月26日,河北省出台了《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其中对保定的定位是:

“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

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

”对此,看好保定者认为,在地理位置上,保定和北京、天津构成了等边三角形,京津保构成了所谓的“金三角”。

保定同时又是石家庄和北京的中心点和整个河北的中心点,所以对河北的经济拉动作用更大。

也有论者认为保定的基础服务配套不够,尤其是对外交通。

在河北众多城市中,保定相对的政治地位一直在下降。

不过,有一点双方都承认,保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丰厚,其地位也确曾显赫一时。

拱卫京畿七百载

说起历史,保定没有理由不骄傲。

据说当年在评审历史名城时,河北报来了邯郸、宣化、山海关,保定是后来补送的,结果经过多次评审,得到众多专家一致通过的只有保定。

保定是传说中的尧帝故乡,春秋、战国时期燕、中山都在境内建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据明弘治版《保定郡志》记载,燕昭王曾于今保定城东五里建广养城,俗称空城,为放牧战马之城,保定始有“燕南赵北”之称。

可见,保定最初出现城镇,就是为保卫燕国安全所建立的。

保定西依太行山脉,东为冀中平原,北控三关,南通九省,素有“天下通衢”、“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

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宋辽之际,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

北宋建立后,太祖太宗一直把收复幽燕作为其战略目标,对河北军事防御十分重视。

北宋政府在当时的清苑县置“保塞军”,意为保卫边塞。

公元981年,升为保州,寓意永保安定。

由此保州与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州市)形成一道由西南向东北的军事防线。

宋朝常在此屯兵驻军,把保州作为北部边防要塞,著名将领呼延赞、杨嗣等都曾驻保州。

金元定都北京,保定提升为顺天节度使,成为护卫京师的重镇。

自此,保定“拱卫京畿七百载,掌控省府二百年”,号称“都南屏翰,冀北干城”。

1275年元朝改保州为保定路,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这就是“保定”之名的由来。

保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担负起了拱卫京畿的重任,由此也形成了这座军事重镇尚武的性格。

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两位保定人田光和高渐离就谱写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绝唱。

处士田光,荆轲刺秦的谋划者,在举荐荆轲之后,在燕太子丹面前自刎赴义;而侠士高渐离则比荆轲更执着悲壮,他在被秦王熏瞎双眼后,用生命中的最后一掷完成了义士形象的永久定格。

其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就发生在保定下属的涿州。

到了宋朝,经过“陈桥兵变”完成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为防历史重演,在全国大力营造“重文轻武”的氛围,但保定却成为“武术特区”。

辽军直接入侵中原的线路是今易县——遂城——满城——望都一线,保定是辽军入侵的门户,但抵御二十万辽军扼守咽喉要路的杨六郎只有三千兵马。

为此,他在保定大力倡导全民习武、全民皆兵,一地有战、各方来援,并积极鼓励各村成立武术结社。

慑于杨六郎的军事谋略和保定军民之彪悍顽强,屡遭重创的辽军南下宁可绕行数百里,也不敢犯保定界。

这座城市尚武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

保定习武的人多,出了很多武术大家,其中不乏一等一的摔跤高手。

据说保定人摔跤爱勾别人的腿,而且这招很厉害,所以就有了“勾腿子”的说法。

明清时期,北京的王府多,各个王府多用保定人看家护院。

王公大臣互相间若有什么矛盾,两家的家丁一见面,都是保定人,甚至是同门师兄弟,矛盾也容易化解。

所以就像师爷多用绍兴人一样,保镖多是保定人。

照老百姓的看法,给老爷做事、服务的人,就被称为“狗腿子”,所以“勾腿子”也就演变成了“狗腿子”,这样就有了民间所传的“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之说。

“半部清史”

1386年,明朝改保定路为保定府。

朱棣称帝定都北京后,设保定巡抚署,崇祯十一年(1638年)设保定总督,同时置保定总监军。

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雍正二年(1724年),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

自此保定成为直隶省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

直隶,因其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

清代直隶辖区广阔,囊括河北、北京、天津,加上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

直隶总督权重位显,集军事、行政、盐业、河道及近代的北洋大臣于一身,其权力已大大超过直隶省范围。

更因直隶地处京畿,亦成为清代省府第一衙。

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直隶总督署,建于清雍正七年,至清宣统止,历经清朝八位皇帝。

历任总督多为朝中重臣,如修建莲池书院的李卫,一代廉吏唐执玉,有兴农治水被列为“乾隆五督臣”之一的方观承,更有清末名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

其中李鸿章在此任职时间最长,达25年之久,他和直隶总督署一同达到了权力的极盛时期。

这些清史中的风云人物,在直隶总督任上书写甚至左右着大清历史的走向。

说起保定在历史上的地位,除总督衙署外,不能不提的还有莲池书院和保定军校,这就是保定文化的“三宝”——“一文、一武、一衙署”。

莲池书院因莲花池得名,古莲池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为元代汝南王张柔所建。

莲池书院,又称“直隶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奉旨创办,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高学府。

直到1903年停办,莲池书院先后存在长达170年之久。

乾隆皇帝曾三次“幸临”书院并赐匾题诗勉励师生。

莲池书院学者名流荟萃,清末状元刘春霖、清史馆总纂王树楠以及民国风云人物冯国璋等均曾在此就读。

毛泽东曾莅临莲池,他说:

“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

1900年10月,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侵入保定,纵兵抢劫3天,造价千百万两白银的莲池古园,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亭、台、楼、阁化为灰烬,一片断壁残垣。

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又将莲池修复为慈禧的行宫御苑。

1908年,直隶提学使卢靖,重新把莲池建成治学之所,成立了最早的图书馆。

建国后,屡经修缮,莲池才恢复了妩媚绚丽的风光。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保定创办了北洋陆军将弁学堂,1906年建保定陆军军官学堂,1909年更名陆军预备大学堂。

1912年陆军预备大学堂迁到北京,袁世凯在保定始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俗称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

保定军校在历史上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那座见证半部清史的直隶总督衙署,形成民国军事史上与“黄埔系”齐名的“保定系”。

军校于1923年停办,前后共有9期近7000名毕业生,其中成为将军的就有1000多名,被誉为“将军的摇篮”。

从保定军校(包括其前身)走出的名人有:

熊秉琦、靳云鹏、吴佩孚、齐爕元、孙传芳、王承斌、蒋介石、张群、李济深、陈调元、叶挺、董振堂、邓演达、熊式辉、黄绍竑、张治中、傅作义、唐生智、郝梦龄、秦德纯、顾祝同、陈诚、白崇禧、钱大钧、刘峙、薛岳、蔡廷锴、蒋光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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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后,沿清代直隶省建制。

1913年直隶省会迁到天津,撤保定府。

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降格为河北省会,河北省府官员迁至北京办公。

但两年后又迁回天津。

1935年6月6日,国民政府又屈于日本的压力,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至保定,此后日本在天津成立伪河北公署。

1937年9月24日,日军侵占保定。

1939年伪河北省公署由天津迁保定,使之成为河北省日伪军政首脑机关驻地。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由北平迁保定,1947年10月迁回北平。

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12月6日成立保定市人民政府。

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市宣告成立,保定成为河北省省会。

保定、石家庄、天津,省会选哪个?

保定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却阻止不了近代以来其地位的不断下降。

1840年以前,保定一直担负着拱卫京师的政治角色,鸦片战争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1870年11月,清廷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归属直隶总督”,同时谕令“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行馆,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这样,清廷明确规定了直隶总督由保定、天津轮住制。

直隶双省会制是全国首例,也是特例。

以后,随着海防洋务日益重要,天津逐渐成为直隶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其重要性超过保定,到清末,直隶总督基本将行在转移到了天津,同时随着铁路的修建,石家庄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也迅速崛起。

保定日渐失去其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

随之带来的是城市发展的滞缓,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将河北省政府迁到保定才稍有改变。

1949年建国初,天津成为直辖市,政府虽将保定作为河北的省会,但不久,省高层就将注意力转向石家庄。

石家庄是铁路枢纽,交通便利。

1948年5月9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其政治中心地位初显。

1954年1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请示中提出:

河北省自建省以来,省会就设于保定市,该市虽经几年来的恢复与发展,但由于建设工业的条件缺乏,将来也很少可能成为工业城市。

而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有计划建设时期,省的领导重心必须转向城市特别是转向工业城市。

省会设于保定,实难适应新的领导任务。

我省的石家庄市,地处平汉、正太两铁路干线的交点,工业比较发达,也将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之一,且为军事要地,在国家建设发展中,该市势必成为全省经济文化中心。

为了便于领导工业,推动全省建设工作,特呈请将省会迁往石家庄市。

请示上报后,经华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同意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

但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1955年8月,省委多次研究决定:

为贯彻中央“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集中一切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省会暂缓迁建。

1958年2月6日,国务院决议将天津改为省辖市,归河北省领导。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河北省委认为河北“仅依靠中央调拨和我省现有工业,不能解决生产大跃进的需要,有天津这样一个大工业城市作为依托大有好处,1956年春合作化后,没有省级大城市的依靠是很困难的;农业跃进,工业也要跃进,合并一处,工农业可以更好地同时并举”。

遂决定将省会迁往天津。

这样,河北省省会又由保定迁往天津。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

毛泽东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

鉴于此,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迁出天津迁回保定。

因为天津市地处沿海,是国防一线,一旦打起仗来,天津将有可能成为主战场。

省会迁回保定,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农村,尽快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以便于执行“备荒”的方针。

1966年5月,河北省委、省人委和省直机关及河北大学等单位陆续搬回保定。

当时制定的搬迁原则是:

大分散,小集中,省委的几个部,省人委的几个委、办,省军区搬回保定市,部分厅局搬到保定周围各县,其余部分搬到所属基层事业单位。

省委、省人委在保定,省直各单位分散于保定周边20多个县,其中省教育厅在定兴县,省交通厅在安新县,省卫生厅在高碑店,省商业厅、省供销社在定县,省水利厅在安国县,省粮食厅在徐水县,省直属机关工委在任丘县,甚至有的远在张家口和邯郸。

1967年1月,中央决定天津市又改回直辖市。

一场“文革”,保定失去省会地位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掀起文化大革命。

保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迅速成为“文革”中的重灾区。

1966年12月25日,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被部分造反派在保定戏校批斗。

1967年1月21日,保定部分县及市郊区数万农民进城,与戏校、保师等单位红卫兵组织发生冲突,22日上午,在体育场召开两万多人的批斗大会。

省、地、市领导人被指控为“1.21”农民进城事件的后台而被揪斗,在体育场强行揪斗省委书记刘子厚等领导干部,然后游街示众。

1月23日,在保红卫兵和保定各造反群众组织纷纷夺权,使省、地、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陷于瘫痪,一夜之间,造反派夺了省地市各级党政大权,这就是“1.23”夺权事件。

之后,保定连绵不绝的武斗开始,社会秩序大乱。

反观此时的石家庄却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一直稳中有增,为支援京津做出了贡献。

在各省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1968年1月2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石家庄。

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石家庄。

因为有的领导依然考虑省会还是设在保定为好,因此省会的位置并未一锤定音。

1970年9月29日,毛泽东路过石家庄,找省革委主任李雪峰谈话间问河北省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

李雪峰出于战备考虑,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还是在石家庄好。

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被揭露后,同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华北会议进行批陈整风。

李雪峰因“陈伯达案”被撤职并被江青在会上点名,说李雪峰把河北省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刘子厚出于这种情况,向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好。

但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周总理批示:

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

至此,河北省省会才一锤定音,一直留在石家庄至今。

清代是如何做到"京津冀一体化"的?

清代北京:

顺天府

河北保定市直隶总督衙门旧址现存的楹联中,有一副气魄很阔大:

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

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

上联讲的是直隶省所管辖区域非常广阔,及其拱卫首都的重要性;下联讲的是直隶总督身兼地方行政、军务和对外通商等职能,一代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二人都曾做过直隶总督。

曾国藩、李鸿章当直隶总督时都有大学士的衔,清代职官体系没有宰相,有大学士衔的尚书、总督都可尊称为“相”。

以“宰相”之尊来做直隶总督,可见这一职位的崇隆地位。

清代直隶省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京津冀(清代后期承德所在的热河地区由热河都统独立管理,只是名义上尚属直隶省)。

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对原明朝南北直隶和十三省的管理基本沿用旧制,但做了一些改进,如将南、北直隶(南京和北京周边的府)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各府划归为由行省管理,北直隶八府二直隶州组成直隶省。

明代派驻性质的总督、巡抚变为数省或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

直隶省的军政首长直隶总督地位最显要,因为首都在其辖区内,被称为“疆臣之首”。

清代能保证“京津冀一体化”最重要的制度设计是直隶总督的级别比北京、天津两地的行政首长级别高、权力大。

直隶总督职位之高、责任之重,基本上使首都北京和洋务运动后地位迅速崛起的天津处在直隶省有效的管辖和规范之内。

以北京所在的顺天府为例。

管辖北京城区的大兴、宛平二县和其他二十多个州县归顺天府管,顺天府是国内第一府,地方首长不称知府而叫府尹,为正三品,级别高于其他府知府,和各省的按察使(相当于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品秩相同,可直接向朝廷奏事。

——这地位够高的吧?

可比起直隶总督还差一截。

清代的总督不加兵部尚书衔、左都御史衔的是正二品,加这两个衔的是从一品。

如果再加大学士衔或协办大学士衔,那就是“国家领导人”了。

《清朝通典》载,总督的职权是“掌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

顺天府所辖的二十余州县由顺天府尹和直隶总督双重管理,这些州县的知州、知县由直隶总督考察,后期才委托顺天府尹代行。

顺天府内发生的重大案件由顺天府尹会同直隶总督审判。

而且在直隶总督的驻地上,清代也颇费心思。

直隶总督府不在北京城或顺天府境内,而是在保定府城。

北京到保定,在交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距离不算近,也不算远,骑马一天内就能到达。

如此,直隶总督能较为独立地行使职权,不用受朝廷各部院的掣肘;而不算太远的距离又能使朝廷的指令及时到达,不至于影响拱卫京师的最重要职责。

可以说,那时候,保定称得上是首都的副中心。

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沿海开放通商口岸,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天津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港口各国商船云集,外商纷纷落户于天津。

同治年间,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

从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冬天封河后回到省城保定。

至此,直隶省所辖地区形成了三个中心: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保定是直隶省的政治中心,天津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直隶总督位高权重,对三地都能有效治理,那么就可以统一协调,配置资源,而不会三地相互扯皮。

后期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都是有作为之能吏,使北京、保定、天津分工明确,相互优势互补,从而使直隶各地能协同发展。

如随着开滦煤矿的开采,冀东的工矿业和天津的商贸、海运相得益彰,迅猛发展。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顺天府和天津府的行政长官级别比直隶省总督还高,直隶总督不但管不了这两地的事务,还要在这两地行政长官面前甘拜下风,那必定是整个直隶地区的资源越来越向这京津两地集中。

京津冀怎么可能真正一体化呢?

李志伟:

京保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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