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导向与新兴企业绩效行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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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导向与新兴企业绩效行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创业导向与新兴企业绩效：
行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摘要：
该研究创新研究了创业导向和社会资本的关系——通过检测团队的内外部行业网络联系的配置是如何塑造创业导向性和新兴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的。
该研究使用了90家在新兴开放软件行业的新兴企业的原始数据，我们发现高网络中心度和密集关系纽带的联系加强了焦点联系。
在只有少量关系纽带企业中，中心度弱化了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间的联系。
总之，这些发现能更好地理解当网络中心度开始代表一种特定资产或是一种创业公司的责任。
虽然一个企业的创业过程可以促进对新的进入机会的追求，提高其绩效，采用强烈的创业导向被认为越来越有必要的，但对于新企业的财富创造来说这是不够的。
更好地了解在何种条件下创业导向提高企业绩效，可能需要从一个权变的角度，强调企业的战略态势和其他利益结构之间的契合的重要性。
鉴于许多工作都集中在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的调节作用，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研究探讨了企业在企业内网络的镶嵌如何影响其创业导向的财富创造潜力。
存在有限的经验证据表明，虽然网络可能有助于创业企业的绩效，但不是所有的连结都有同样的作用。
因此，确定在何种条件下特定的关系是加强还是约束创业企业行为和绩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程。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检验新兴企业的创业团队的镶嵌在行业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企业的创业导向和企业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延伸这条线的研究。
从广义上看，资源来自镶嵌型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被发现通过给创业者获得信息、财务资本、情感支持、合法性和竞争能力提供便利从而直接影响企业绩效。
此外，社会资本利用企业内部资源的生产力，创造了重要的间接效益。
然而，对于什么样的网络定位是最有利于企业绩效的，分歧依然存在。
专注于“内部”社会资本的学者提出，在一个网络内的中央位置是最有利的，但这些研究“外部”社会资本的学者强调网络桥接连结的绩效优势要超过网络本身。
有助于对现有的这些观点的整合和协调，我们建立在社会资本有或然价值的前提下，提出优化企业绩效是企业战略态势和其行业内外关系配置之间的配合的结果。
这两种类型的关系为企业提供了获取独特的社会资源的机会，但此类获取机会的价值将取决于企业的创业导向相关的资源需求。
我们用了一组荷兰的新兴开源软件行业的非正式行业间关系的原始数据，这个研究专门检验了一个企业的行业内网络中心度和行业外桥接连结的范围是如何塑造其创业导向对绩效的贡献的。
由于同时建立和保持行业内外的关系可能涉及重大的取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绩效对这些关系的影响是否是互补的或多余的解决最近的提法用“更复杂的，多维模型，研究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管道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因此试图找出网络中心度和桥接连结性的合理配置，最大化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贡献。
理论和假设
与以前的研究一致，我们定义创业导向为一个过程、结构和企业的行为特点：
创新性、积极性和风险承担尽管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可能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将创业导向视为创新性、积极性和风险承担三方面是同时存在的，因此专注于企业整体创业态势对绩效的影响。
创业导向可能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绩效，通过促进企业发现有潜在巨大回报和目标溢价的细分市场等创新机会的能力，以及保持先发优势。
然而，有研究表明，新企业将创业导向转化为更高绩效时往往是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战略资源。
因此，创业导向只会在企业策略性的获得、开发、利用资源时促进财富创造，同时促进机会寻求行为和优势寻求行为。
高管的外部关系中嵌入的社会资本可以被考虑为一种资源，是每个企业所独有的，对竞争者来说基本上是无形的，且很难模仿的。
尽管社会资本结构的广度会促进其在各项研究课题中的应用，包括创业者的职业生涯历程和社会技能，我们承认将社会资本视为“伞状的概念”的危险，将其更具体的定义为一个企业通过其关系网络可以利用的实在的和潜在的资源。
Nahapiet和Ghoshal将社会资本识别分为三方面：
结构、关系和认知，在此基础上，我们的这个研究专注于社会资本的结构层面，这涉及到网络的总体格局和企业在这个网络结构中由其位置而起作用的可利用的资源。
尽管以前的研究已经检验了企业家的核心讨论网络，但是创业领域“仍然未被社会资本的网络形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所涉及”，我们专注于网络结构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
这项研究着重检验企业社会资本结构的两个突出的方面：
（1）行业内网络中心度以及
（2）行业外桥接连结的范围。
我们赞同社会资本的“内部”和“外部”存在区别，我们的做法正是基于行业内外关系为焦点企业提供了获得不同社会资本的资源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定义网络中心度为企业能够在特定的行业网络中快速和独立的、通过可能的最少的联系接近其他企业的程度。
桥接连结的范围被定义为企业能够保持与越过焦点行业网络到其他领域的组织的联系的程度。
一个例证：
Mr.Jansen，一个销售基于Linux的荷兰软件公司的创始人，他是几个行业协会的成员，并经常参加行业会议。
通过这些活动，Mr.Jansen同行业内的核心企业建立了联系，为他提供了接受特定行业知识的机会，例如，开源技术、商业模式和特许计划。
作为对比，考虑Mr.deBoer，他辞掉了顾问的工作，创办了一个企业提供开源桌面解决方案。
尽管Mr.deBoer只维持了很少的同其他的开源公司的联系，但是他积累了很丰富同资本企业、科研院所和律师事务所的个人关系。
这些联系使他及时获得新的知识，包括有吸引力的不动产位置、财务资本的资源、新兴的市场以及其他的越过行业界限的机会。
这些案例说明，创业者对于行业内部和行业外部的社会连结的权衡管理上会非常不同。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那么，应考虑这两种类型的关系是如何对创业导向对绩效的贡献产生影响，以及考虑这些联系怎么样平衡才是最优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研究不同的网络中心度和桥接连结配置是如何使创业导向到企业绩效的关系变缓和的。
产业内网络中心度的调节作用
网络中心度是指一个公司在构成网络的整个关系模式中所处的位置，并且指出了这个公司在网络中同其他所有公司在结构上的接近性。
以前的研究认为有中心网络位置的公司享有一些优势，这些优势有助于获得高绩效。
处在信息和资源交汇处的中心公司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新市场条件、竞争者战略和合伙机会的信息。
高网络中心度表明创业者能够有机会接触许多有价值资源的替代提供者这样的优越的机会对于高度创业公司而言是特别有益的，因为创业导向构成了一个资源集中型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战略态势。
同时，高网络中心度通过增强一个公司快速识别、获得和调集外部资源的能力来促进创业导向。
事实上，最近的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并表明了有高度中心度的企业更多的追求创新性策略，也更有机会获得风险投资。
此外，保持中心网络位置的企业被认为是行业领导者，这使他们更容易为行业外的潜在资源提供者所发现和信任，比如对这些公司的创业行为有兴趣的供应商、消费者和风险投资者。
这种把网络关系看作“市场的棱镜”的观点认为高度中心度表明了一个公司作为交流伙伴的素质和地位。
外部关联者更愿意批准一个中心公司获得他们的资源，因为他们认为中心公司比其他外围公司更可信且有更好的素质。
具体而言，有强烈创业导向的企业得益于有高度中心度的行业领导者地位，因为这些企业需要从一系列领域中获得资源和调集制度性支持以成功地对他们的创新进行商业化。
中心公司更有可能成为有兴趣的网络外部公司首先联系的公司，如此一来，他们更有能力从社会各方面吸引有价值的资源。
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提出：
假设1.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对于高网络中心度企业来说要比低网络中心度企业更密切。
行业外部桥接连结的调节作用
尽管非正式的行业网络是新企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本来源，但是创业者仍然可能对行业外的组织保持桥接连结。
这样的连结对有强烈创业导向的企业特别重要，因为他们促进了企业获得补充性资源的机会，这些资源在本行业范围内是无法获得的，但是对创业型企业从创新中获得价值是必要的。
桥接连结对有强烈创业导向的企业很重要，因为这些连结促进了这些企业获得一系列的在本行业中没有很好建立的方法、观念和观点。
尽管创业导向不足的企业能够依赖产品和服务的被证明是正确的行业常识，高度创业公司仍然开发新的方法、能力和技术，因此需要拥有丰富的能够带来高生产力要素新组合的桥接连结网络。
因此，作为一种浏览设备，桥接连结功能允许创业型公司比缺乏此种连结的公司更快地察觉新的趋势和市场的不对称。
除了提供获得新奇资源的机会外，桥接连结也允许新的企业与运作于外部环境的成功的、建立良好的企业和机构进行联合。
因为有强烈创业导向的公司更愿意首先引进明显区别于现有产品的新产品和服务，他们特别需要建立他们创新的合法性。
建立一系列广泛的桥接连结允许创业型企业在外部资源提供者间对他们的创新活动形成理解，同时“借用”其他行业组织的可信度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
同行业外部诸如风险投资者、教育课程和媒体的联系，允许了创业型企业展现他们同现有规范和实践的一致，因此有助于企业获得支持其发展和生存的有价值的资源基于上述所言，我们提出：
假设2.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对于具有广泛桥接连结的企业来说比具有较少桥接连结的企业更密切。
关于创业导向和社会资本的配置观点
近期的创业研究指出，用多元变量模型去研究创业导向和其他重要构造会比双变量权变模型对创业导向-绩效关系有更完整的理解。
根据配置研究，在配置上符合多维度规范理论的企业会比符合双维度的企业取得更高的绩效。
相似地，近期网络研究指出，检测不同的社会资本渠道分布和形成其影响的事件可以获得对社会资本绩效影响的进一步理解。
结合这两点，可以假设只有特定的创业导向、网络中心度和桥接连结配置能够使企业绩效最大化。
当创业导向与高网络中心度和广泛的桥接连结相结合时，它产生的绩效更高。
桥接连结拓宽了高中心度企业的知识基础，并且提高了它鉴赏、再结合、应用其通过产业内联结获得的知识的能力。
与其他领域有多样化联结的高中心度企业也是更具有吸引力的交流伙伴，它们接触受其他行业企业控制的资源的能力更高。
桥接连结能够提升网络中心位置的价值。
反过来，高中心度促进了企业与行业特定信息的接触，从而深化了企业的知识基础，并且加强了其吸收、应用从桥接连结处获取的新知识的能力。
而且，中心企业被认为是重要的行业领导者，它在与其他行业的组织谈判有利交换条件时处于更强大的位置。
因此，高中心度提升了企业桥接连结的价值。
基本上，拥有高中心度和广阔桥接连结的企业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中介位置，促进了它们发现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将看似不相关的事项结合成新颖联合的能力。
通过桥接连结接触新的想法和观点比来自产业内的循规蹈矩压力重要得多。
另外，与其他领域有直接联系能够减少高中心度企业因要接触新知识而对产业内同行的依赖。
这些企业可以将从竞争对手处获得的信息与从桥接连结处获得的信息相比进行查证与三角测量，因而提高他们获得高质量信息的途径以促进对于创新的、高风险机会的追求。
拥有强创业导向的企业特别能从富有中介机会的网络位置中获益，因为这些企业应用了有利于追求创新机会的战略制定过程和决策方式。
确实，创业导向代表了一项重要的内部能力，使企业能从它的社会资本中获得更多价值。
这些讨论引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3.在桥接连结广阔的情况下，高中心度企业里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比低中心度企业更强。
以往的研究常常将网络中心度等同于高绩效，但是在桥接连结很少的情况下，创业型企业实际上可能会从高中心度处遭受损失。
追求能带来超预期收益的创新机会需要与不同社会圈的联结，这些社会圈能提供新观点和非溶于信息。
有少量行业外联结的高中心度企业就可能与其网络之外的新知识相脱离。
另外，单独依赖于行业内联结的企业可能面临服从行业内普遍规范和准则的巨大压力。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预言，这种压力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作用更为突出，因为企业依赖其社会联结来处理模棱两可的决策。
这一观点认为，投资在没有多少先例的未知领域的高度创业型企业，会遭受来自过度广泛的行业内互动的循规蹈矩压力。
因此，高网络中心度与低桥接连结的结合可能限制一个企业追求创新、高风险机会的能力和意图。
确实，研究显示在行业核心有相对丰富经验的创业者可能更不具有创造力。
除创新和风险承担以外，具有高中心度和较少桥接连结的企业，其积极性也受到限制。
通过增加对竞争对手战略信息的了解，网络中心度会提高企业的反应能力，然而缺乏对于外部新信息的了解可能限制企业识别行业外新机会的能力。
由于桥接连结有限，高中心度企业很大程度上依赖行业内其他企业来获得新信息。
这些并非直接到达高中心度企业的信息可能具有误导性或被竞争对手扭曲，这就妨碍了企业决策的速度和效率。
因此，缺少足够桥接连结的高中心度企业不太可能在新方法、程序、技术上有所领先，因为它们不太能够精确监控外部环境中的新的发展动向。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提出：
假设4.在低水平的桥接连结下，高中心度企业里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比低中心度企业更弱。
方法
研究背景
这个研究的实证背景是新兴的荷兰开放源软件产业。
传统的软件市场中，企业生产专利产品并从许可证费用中取得收入，与此相反，开放源软件对于任何想修改其“源代码”的人来说都是免费的，并且主要在线上社区中发展，Linux系统就是一个例子。
近些年，意图为开放源产品和服务开创一个新市场的企业已经兴起。
我们将产业定义为“使用相似投入和技术，生产相似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群”。
因此，我们测量了一个有相似资源需求和机构压力的独特企业群体。
这个群体的边界清晰，其边界根据地理临近程度、共同的技术导向和共享的信仰体系来定义。
这个新兴产业的几个特征使它成为检验我们假设的很有价值的研究设定。
首先，考虑到可能成功的开放源商业模式的种类，这个市场上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些企业正经历着合法性问题，通过稀少的开放源软件公共知识和缺乏在专利软件市场上有既定利益的组织的支持就可以看出来。
虽然创业导向和社会资本可能在跨越这类知识、合法性挑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大部分研究还是测量了已经建立成熟的产业。
所以我们选择研究创业导向和社会资本是怎样影响一个新兴产业中企业的绩效的。
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
我们从多种渠道收集数据，来建立我们测量的真实性并降低共同方法变异。
研究的最初数据搜集于2005年，来自调查样本公司的创立团队。
通过研究一个有界限的企业样本以及创办者们之间的网络联结，我们在创业者自我网络方面与以往的研究相分离。
在自我网络研究中，一个焦点应答者（“自我”）举出一系列联系人（“密友”）并且对这些联系人之间的关系作出报告。
虽然比其他形式的网络数据容易获取，但自我中心数据有重要的缺点，因为应答者不太可能提及他们的弱联结，而且可能对其联系人之间的联结持有有意的偏见。
我们强调一种适当辨别网络边界的两步法的重要性。
首先，由于缺少对开放源软件产业中所有企业的一个完整的概观，我们使用多元的二级数据资源来构建一个初始清单。
相关的资源包括
（1）产业联合会VerenigingOpenSourceNederland的成员名单，
（2）一个政府项目OpenStandardsandOpenSourceSoftware的网页，（3）网络关键词搜索，例如“开放源方案”或“Linux”。
这些搜索总共搜出127家企业。
然后，我们对产业代表进行访问以证实我们的最初清单。
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相比已稳定制度化的产业来说，新兴产业的相关成员身份符合性较低，所以我们倾向于结合客观的和认识的方法去判定一个研究样本。
。
超过一名专家提起的九个企业都被加入了初始清单中。
有11家企业已经不再经营，或者已停止其开放源业务，所以最终样本量为125家企业。
我们从创办团队处获得调查数据，我们将创办团队定义为那些创立了一家企业并在其中担当全职执行职位的人们。
将被调查者访问作为问卷构建的投入之后，我们预先调查了六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然后，我们听从Dillman的几点建议来使问卷回收率最大化。
企业会收到一封信，说明这一研究项目的目的和重要性，以及一通请求他们参加的电话。
只要可能，我们都会事先预约并亲自将问卷送给创业者们。
这使我们能够保证研究的机密性，并进行一个短暂的访问。
我们总共收到了来自90家企业的121份个人回执，代表了整体中有72%的参与率。
丢失的数据使可使用的样本减少到87家企业，其中26家企业有多份回执。
平均每家企业有1.36个创业者作出了回应。
我们通过比较应答者和未应答者的关键属性来进行无应答偏差试验。
T检验显示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因为所有应答者有报告了它们与其他企业的全部联结，所以我们就传入联结的数量将应答者与未应答者进行比较，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积级的差异（2.9vs.3.81ties,t=-2.27,p<.05）；这一结果说明将高中心度企业排除在数据之外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我们分析的精确性。
测量和验证
绩效。
先前的研究指出，要抓住新企业绩效的多元维度特性，需要使用多元测量。
主观测量适用于绩效中宽泛的、非财务维度的评估，总得来说它比客观指数容易取得，并已显示出了很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客观测量方法更少倾向于共同方法偏差，其在评估企业财务绩效方面具有优势。
而且，客观指数的一个潜在缺点就是它很难获得，并在新企业背景下难以说明。
考虑到这两种测量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的研究采用两种方法的结合。
首先，我们运用自我陈述方法，评估与竞争者有关的新企业绩效十维度：
销售增长，就业增长，市场份额，毛利润，边际净利润，产品与服务创新，新产品与服务开发速度，产品与服务质量，成本控制和客户满意度。
应答者用一个衡量范围，从1，非常差，到7，非常好，来描述这些项目。
其次，我们将企业的销售增长作为一项客观绩效测量。
我们成功地从一个包含72家企业的次极样本中取得了销售增长数据。
销售增长通过以往年度的总销售额百分比变动来衡量。
这两项测量间的显著相关（r=.32,p<.01）支持了主观测量的有效性。
创业导向。
我们使用的是Covin-Slevin九因素量表。
所有因素又都使用了结合中立点的七点语义差异量表。
Lumpkin和Dess指出最初的Covin-Slevin问题，询问一家企业是愿意选择“消灭敌人”还是“和平共处”，这问题测量了竞争进取性而不是积极性。
我们用Lumpkin和Dess的一个问题“在引进新产品和服务时，企业更倾向于追随领导者还是成为其他竞争者的领头羊”取代了Covin-Slevin问题。
确认了创业导向的维度争论，我们对要素进行了因子分析并发现每个要素都高于0.6，而且都有一个4.04的特征值。
因此，我们将九因素结合为一个单独的量表（α=.84）。
为评估这一测量的有效性，我们检测了它与创业战略客观指标的相关性。
我们的创业导向测量与销售额/研发费用平均百分比显著相关（r=.37,p<.01），还与过去几年领先于竞争者所引进的新产品和服务数量显著相关（r=.40,p<.01）。
网络中心度。
我们绘制了企业中的非正式网络，使用了一种花名册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应答者们出现在一个包含行业中所有公司的列表上。
这种方式提高了测量的可靠性，能更好的捕捉到在使用自由—回忆的设计研究中有可能被遗忘的微弱联系。
应答者们被要求“核对那些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经常与CEO或者董事会的其他人交换信息的公司。
”我们通过90个数据矩阵记录了90个回应，当任何一个公司i向公司j报告一条信息，矩阵组合ij中显示的编码为1。
为了反映我们的假设，即信息流动是双向的，我们使用联盟规则使这个矩阵对称：
如果一对中的任意一个成员提名另外一对，那么这对公司被认为是存在一个联结点联系着。
当替代方法使被使用的数据对称时，这种研究结果依然保持不变。
从这个对称矩阵中，我们最后计算出在UCINETVI中每个公司的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是一个中心度的全球测量，捕获一个公司在一个网络中与其他所有公司的接近度，不管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都需要考虑进去。
我们为每个公司计算网络中心度，作为一个公司在网络中到达另外任一个公司最短路径之和的倒数。
（i.e.链接的数量取自于这个公司需要到达的其他公司）
桥接连结。
我们采用Peng和Luo发展的管理关系量表，在公司的经理保持个体与其他组织关系的程度上，这个量表被认为是可靠的和有效的指标。
我们列出了一个包含13种不同组织类型的企业家的列表；这些组织类型是从专家访谈中被提炼出来的，并且被期待是开放源公司资源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在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开放源开发社区和外国公司的例子中可以看到。
应答者们被要求评估他们公司的创始人保持个体与每个组织类型的联系的程度（0表示“没有联系”，7表示有“广泛的联系”）。
应答者们的回答被平均反应到桥接连结的综合衡量中去（α=.88）
控制变量。
因为它们只有小资源基地，所以较年轻的公司和较小的公司在利用机会方面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因此我们通过计算一个公司从成立到现在的年数的对数来控制公司年龄。
此外，我们通过计算每个公司雇员，包括创始人（相当于全职的创始人）的总人数的对数来控制企业规模。
接下来，企业追求一种纯粹的开放源商业模式的程度，可能影响它们在行业网络联系中的独立性，且可以反应它们选择环境的不同性。
因此，我们通过包含公司在过去的一年中来自来放源的产品和服务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控制了开放源的专业化。
最后，创始人之前的工作经验可能显示在技能和证书方面的不同点。
因此，我们通过计算三种常用措施综合衡量的加权控制了人力资本，这三种常用措施是拥有企业成立前和当前风险的行业经验，创业经验和管理经验。
行业经验依照一个公司的创业团队中信息技术行业经验的年数来测量。
创业经验依照创业团队建立的年数来测量。
管理经验依照团队成员在高级管理岗位中工作的年数来测量。
评估共同方法偏差
我们通过Podsakoff，MacKenzie，和Lee推荐的一些程序来减少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的大小。
首先，我们通过从多个应答者那里获得的数据来评估26个公司的评分间可靠性。
组内相关系数（ICC[1,1]）为我们的测量展现出高评分间可靠性。
所有的.001级：
绩效（ICC＝81），创业导向（ICC＝73）和桥接连结（ICC＝72）。
第二，如前所述，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成功的获得了90家企业中的72家企业的销售增长数据。
我们的主观的和客观的绩效措施均显著相关（ｒ＝.32，ｐ<.01）和产生了类似的结果。
第三，我们对所有的要素进行了Harman的单因素试验，提取了占总方差61%的三个不同的因素，其中第一个因素占了26%。
因此，没有出现单一的因素，也没有一个因素占了方差的很大百分比。
第四，我们使用LISREL验证性因素来分析我们测试过的模型：
在共同方法因素之上加载了所有要素的模型；在他们理论分配的潜变量之上加载了所有要素的模型；和在他们潜变量及额外方法因素之上加载了所有要素的模型。
给定了样本大小的限制，我们对每个潜变量（有最高的因子载荷）使用五个要素进行两两测试。
在所有情况下，一个双因素模型显示了对数据的明显适合性（所有的.001级）。
例如，对一个涉及了桥接连结和绩效的双因素模型和一个在卡方中产生明显变化的单因素模型进行比较（△x2[△df=1,n=118]=869.03,p<.001;CFI=.98,RMSEA=.05）。
增加一个额外的因素没有显著改善模型的配置（△x2[△df=1,n=118]=12.64，p<0.24；完整的结果可以根据要求来制定）。
整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了共同方法偏差有一些小威胁和对我们的措施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分析方法
我们使用分层回归分析来测试我们的假设。
分层回归分析允许在有交互作用项和没有交互作用项的替代模型中进行比较，交互作用效应只存在于这样的情况，即如果在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影响中，交互作用项对方差解释有很重要的影响。
Aiken和West指出独立变量意味着集中之前交互作用项的形成因素。
对于所有的模型，我们用了几个回归诊断来评估建模假设是否是让人满意的。
我们通过进行Kolmogorov-Smirnov测试来检查正态性，这个测试支持单变量正态假设。
此外,我们评估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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