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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传》亦称董仲舒为“当世儒宗”，即有实学者。

　　实是与虚相对应的范畴。

实的标准，从体来说，为真实，从用来说，则为实用、实行、实功、实效、实利等。

今人吕思勉先生说：

“儒术之兴，既因实政，故其学于实用颇切。

”又说：

“当时之治经者，率重事实而不龂龂于简策，故其学有用而不繁。

”这即是说，儒学在汉代以经学的形式兴起的时候，注重实政、实事、堪称实学。

其后，由于经学内部的今古经文为争和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提出，助长了谶纬迷信之风，使儒家经学日益繁锁、诡秘、虚妄，走向了反面。

于是王充揭橥了疾虚妄的大旗。

他针对当时那种虚妄显于真，实诚乱子伪的风气，写作了《论衡》，以一个斗士的姿态进行了口诛笔伐。

他说：

《论衡》之造也，起（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

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

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

立真伪之斗，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其本皆起（于）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

疾虚妄。

　　此所谓众书并失实，就是指当时流行的经学、纬书一类。

董仲舒主张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

王充则不然，他主张论事应见诸实际功效。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干有征。

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

（《知实》）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

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王充尚黄、老，却以后期儒家经学为虚妄不实的华文，以儒学者流为读诗讽术的鹦鹉。

这种实学观与以通经为有实学的实学观是根本对立的。

所以说，中国实学若寻其迹，当肇于汉，而且一开始就表现出两种实学观。

　　二、实学与儒学

　　实学与儒学是两个不同的各自独立发展的系统。

儒学肇端于先秦，孔子创其基，思、孟、荀等继其绪。

自汉及今，与其它学术系统参差交汇，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之一。

儒学虽然在各个时代表征不同，但有其固有的一般特性。

其一，它以研习、注疏儒家典籍（除《论语》、《孟子》而外，还包括前述之五经），阐发其微言大义为要务；

其二，以儒家之三纲、八目为人格理想和奋斗目标，儒生们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圣人和崇拜的偶像，故儒学又被称为内圣外王之学。

以入世、干政，积极有为的态度直面人生，以忠恕和中庸立身处世为实践儒学的理性原则。

儒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等级制的礼。

　　实学则是超迈于诸学术派别之上又蕴涵于诸学术思想之中，用以状况其学性质的范畴。

实学范畴，多用来表达为学之方，即本学术的主张、方法和目的。

实学的本质特征是：

实，它与空虚不实形成对立。

由于虚实观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实学的特定内涵。

譬如汉代，尽管西汉中期倡独尊儒求，百家之学受到压抑，然黄老之学始终在两汉发生重要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儒家经学流于不实。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说：

“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载，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跹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

　　后汉班固亦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通过司马谈和班固对儒道两家特点的描述，可知在汉人心目中，儒学虽然于道最为高，但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不免哗众取宠之谦；

不若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秉要执本，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从其价值取向看，何虚何实、判然有别。

　　又如宋代，濂、洛、关、闽之理学迭起。

理学可说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或称为新儒学，理学以黜释氏、老、庄空疏之学相标榜，倡言理学即实学。

是即实学即是儒学。

以至有学者断言，儒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实学。

事实上，作为新儒学的理学，不仅糅合了释、道的思辨哲学，而且有其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本质属性。

理学释礼为理，以理为最高范畴。

朱熹说：

如释氏便只说空，老氏便只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

他在《中庸章句前序》中说：

子程子曰：

'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按指《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于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

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

，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朱熹以为《中庸》的主旨是一事一理，惟理为实（二程语），万事莫实于理，故中庸之道就是实学。

明代理学家胡居仁甚至说：

容貌辞气上做工夫便是实学，谨（慎）独是要。

显然，这种以理为实的实学，和以仪表心性修养的慎独功夫为实的实学，本质上依然是脱离实际的虚学。

理学家之理，与道家之道或太极并无二致。

故程朱理学既为陆王心学不容，陆九渊就批判朱学是簸弄经语的浮论虚说，且亦受到内部永嘉、永康学派之否定。

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便是一个明证。

诚然，理学曾提倡儒学之：

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种内圣外王之术对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十分实用的，但不过是一种理想模式，未必切于实际，如同战国中期孟子游说诸侯以仁义一样。

理学家们既未示之以楷模，也未能拯救于邦国。

是故实学不论就广义或狭义，都不可以简单地说是儒学。

　　三、实学与经世之学

　　所谓经世或称经邦济世，经世致用，是说治理国家社会。

就本来意义言，先秦诸家学术，都自认为有益于家国社会。

《汉书·

艺文志》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

”《淮南要略》亦认为，先秦诸家之学都是应命而兴，带有功利目的。

这说明先秦诸家之学部属经世之学。

及于汉末，玄学兴起，佛学传入，道家之学流变为道教，其它学术一时沉寂。

由汉末的造神运动带来的另一结果是汉魏六朝的绮丽虚华不实之风，淫被朝野。

于是一批封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了辟佛老而复兴儒学的活动。

韩愈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和提出的道统论是一个标志。

韩愈所处的中唐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后期。

后期封建社会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需要建立新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道统论开启了宋明道学的先河。

道学唯心主义以拯救社会危机为职志，提出变风俗，正人心，灭欲复理，为辟释、老之虚。

这种新儒学遂得以独领导经世实学的风骚。

但孔子创立的儒家本来是一个入世、干政的学术团体。

孔子说：

学也禄在其中。

他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明宰理，将来好做官。

那么新儒学的经世原也不过是一种登龙之术。

正如明清之际方以智所指出的：

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

　　如果说，宋明道学所强调的经世之学，是通过加强心性修养以达到经世、干政的话，到了明清之际，一批从理学中倒戈而出的正直的士大夫和思想家则强调了经世与致用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强调致用。

实事、实测、实言、实理、实用、实功、实利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实学的主要特征。

所以我们说明清之际是我国实学史上实学与经世致用之学达到完美结合的典型时期。

　　清政权建立以后，在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实行了民族压迫的政策。

学术逐渐走向考据一途。

考索名物、典章、制度，辨别原流、有无、真伪，纵然也是一种实学，但却严重地脱离了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大实际。

清王朝提倡的理学，已卒成粉饰太平的工具，终于导致国家处于挨打地位的后果。

于是清中叶以后道咸间出现了新经世实学新风尚。

这种经世实学本质上是一种富国强兵之学，且具有一种中体西用的色彩。

　　四、实学与早期启蒙思潮。

　　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潮，盖指十七世纪中叶而后即明嘉靖以来资本主义萌芽，伴随西学东渐而在思想界形成的一股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主张思想解放的批判主义思潮。

较之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早期启蒙思潮，它有其自身的特色。

它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以及陆王心学和禅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明中叶，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封建经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尤其在南宋经营了近二百年以来的江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

伴随这种萌芽，出现了早期市民阶级和市民意识，江浙一带又是浙东学派和姚江王学的摇篮。

浙江学派富有事功之实学传统，王学主要是其后学则主张虚无儒家经典，所谓“但致良知成德业，漫从故纸费精神”，倡言从儒学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种相矛盾的学术的辩证结合和经济形势的需要，加上西方的新学随着传教士的东来，激发和孕育了本土文化的启蒙思想，终于由江浙而至大部分中国，形成了明清之际与实学思潮相激荡的早期启蒙思潮。

这一时期的实学家多半也是早期启蒙思想家。

如江浙的顾炎武、黄宗羲、湖南的王夫之，四川的唐甄、山西的傅山等，都是代表。

　　早期启蒙思潮的第一个特征是破，即张扬理性主义大旗，对汉季儒家经学和宋明新儒家道学的空疏蒙昧和禁欲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

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欲废尽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对二千年的封建学术要伸斧钺于定论。

他们有的人对二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清算，直指二千年之封建帝王皆贼，是天下之大害；

有的对二千年的封建学术道、释之学以及儒学尤其是宋明道学进行了清算，认为它们是导致亡国的思想根源。

如方以智指出：

世所谓儒者，多有二病；

穷理而不博学，闻道而不为善。

……拘守苦难（按指名教），以尊礼法，与好作诡异以超礼法者，皆好名之徒，桎梏其至性为之者也。

儒之弊也，迂而拘，华而荏，以故鲜能神化，通昼夜而知者寥寥，……欲不自欺欺人，其可得耶?

理学者，为其生小读四子书，取而铱耳；

好禅者正可假托'

不立文字'

之下，掩其固陋而鄙斥诸家耳。

王夫之在总结明亡的教训时指出：

陆于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

顾炎武亦指出：

明代中后期的空疏学风，是导致明朝覆亡的思想根源。

他指斥宋明道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股肱惰而万事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早期启蒙思潮的第二个特点是实，提倡实事求是，讲究实功实利，主张实践实行。

方以智曾针对宋明以来禅宗之汩没于机锋，理学之汩没于语录的虚华学风，提出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疾呼。

此所谓实，就是物有其故，实考究之。

天文、地理、经史、典章、制度、时势、吏治、风俗、兵农、赋役、漕运等莫不主张进行实地考察。

方以智说：

论尽其变，然不考究，何以审其时势？

不考世变之言，岂能通古今文词而证物乎?

他的儿子方中通说他每有所闻，分条别记。

……所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

此贵质测，征其确然者耳。

王夫之称赞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

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此所谓质测之学，是探求物理的实证科学。

方以智常对人说：

今天下脊脊多事，海内之人不可不识，四方之势不可不知，山川谣俗，纷乱变故，亦不可不详也。

……一旦天下有事，吾当其任，处分经略，取之眼中、手中、可以猝办。

即不然，退而著书，道古兵甲武库，亦以腹笥裕如也。

他的《通雅》、《物理小识》，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实学的代表作。

其它诸如顾、黄、王……诸人之学也都涵蕴一个实字。

他们张扬求实求是的旗帜，谋求经邦济世，为民族复兴提供理论依据，并且作了毕生努力。

　　早期启蒙思潮的第三个特点是“新”，主张趋时更新，推故致新，博采西学之长。

王夫之说：

天地之道不变，而天地之化日新。

惟其日新，斯日月贞明而寒暑贞盛也。

以此观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前进过程。

所以应该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

不揆其时，不察其故，墨守成规，不知改革，以一言以备千古不齐之事变，适以自弊而已！

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积之智也。

日新其故，其故愈新。

在新故的问题上，方以智主张学习和了解西学，对其进行有批判的吸取，曾登门向意大利传教士毕今梁求教历算奇器和天文学；

还让次子中通从波兰传教士穆尼阁学习数学。

他的《物理小识》对当时传入的西学著作进行了大量引征。

与他约略同时的徐光启、李之藻、王锡阐、梅文鼎诸人，亦倡导学泰西之实学，用以补儒易佛。

　　早期启蒙思潮的根本特征在于强调个性解放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语），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当以人道率天道（王夫之语），限制君权，尊重凡人之欲（陈子龙语），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焦竑语）。

尽管这种早期启蒙思潮并没有揭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但它以封建专制主义的否定，对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批判，却呼唤和预兆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到来，对于解放思想，冲破封建理学的束缚，探索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确起到了发聋振聩的启蒙作用。

明清实学思想家的这种启蒙意识，既表明了此时的实学较之于程朱所标榜的实学已发生了质的转换；

同时也表明了早期启蒙思想从此时开始，已成为实学的一个根本内涵。

　　五、实学与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派别和范畴，是以承认物质第-性为主要特征的。

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它尊重实际，强调实践和实效，这与实学的崇实黜虚大抵相同。

唯物主义固然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发展阶段和形态，但其唯物这一基本物质始终不变。

这与实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涵、形态和人们不同的实学观不能达成一致。

实学观的不同，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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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本体论意义的认识不同。

如程朱理学认为：

万事莫实于理，没有理，便没有天地人物。

所以学者务实，就是穷理功夫。

穷得了理，就做到了内圣，外王也就成了等闲末事了。

事功学派与此相反他们以为理具于万事之中，是万事之理。

无其气（物）则无其理。

学者务实，就是于实事上求实功。

基于这个原因，也就不能简单地把唯物主义说成是一般实学的固有特征。

　　基于上述辨析：

所谓实学，是一个处延宽泛的范畴。

实学的本质特征是崇实黜虚。

不同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虚实观决定了不同时期实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中国有悠久实学的传统。

它围绕着儒学在不同时期的形态而曲折发展。

宋明道学家首先提出实学范畴，并以之作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

其所谓实，是对实学家首先提出实学范畴，并以之作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

其所谓实，是对实学本来意义的倒置和扭曲。

所谓明清实学，则是指明清之际从新儒学内部分化出来的与早期启蒙思想相结合、以宋明新儒学和释、老之学为批判对象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