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5讲第五讲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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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5讲第五讲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第五讲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再平衡”标志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逐步深化。

通过战略与安全的“再平衡”、盟友及伙伴关系的“再平衡”和经济“再平衡”,美国力图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支配地位,与此同时,防范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挑战。

“再平衡”在强化美国优势地位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风险,同时导致大国关系的复杂化和中小国家可能出现的“选边站”困境。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美国战咯调整带来的地区效应及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现实与潜在影响。

一、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及其调整

2012年新年伊始,刚刚从十年伊战的泥潭中走出的美国将目光转向了亚太地区。

2012年1月5日,奥巴马会同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一道在五角大楼举行了记者会,公布一份酝酿了七年之久的美国新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

根据报告,美国将裁军50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地面部队将被拿来“开刀”。

美国还将大幅削减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存在,但唯独却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作战能力。

如同众多国际媒体所评述的那样,“中国或许不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唯一原因,但却是最重要的原因”。

1.美国的“绝对安全”

事实上,即便中国没有敌意,但追求“绝对安全”的美国始终将中国列为威胁之一。

自二战之后,彻底打破孤立主义,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美国为自己界定出了明确的安全和防务原则,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主动出击将威胁消灭在摇篮之中,而不是坐等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

在这种“预防性防务哲学”下,美国军事战略总是以近期的多元威胁和远期的重点威胁为着眼点,试图建立“绝对的安全”。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乃至“后冷战时代”都将此理念贯穿始终。

为此,美国就始终保持并维护着针对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的力量投送体系,试图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将威胁控制在“适当范围”之内。

例如,在延绵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尽管苏联其从始自终其军事战略都是以防御性为主导,但其主动防御战略客观上却无形地挑战了美国在全球性的力量投送体系和军事存在。

再加上苏联高度集权政治结构下人为因素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限制下,双方存在沟通和信任上的鸿沟,所以苏联无法准确将自己的战略意图和目的准确转达给美国,而美国也难以取信苏联。

美国无法预知前苏联意图和目的,于是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威胁”下,美国只得采取积极的预防围堵战略。

无论苏联在中东、非洲、远东甚至是中美洲进行任何形式的力量渗透,都遭到美国的围追堵截,甚至为此不惜以核战争为要挟(古巴导弹危机),甚至直接介入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美国所有的努力,就是将“不确定性”的威胁掌控在自己能够掌控的确定范畴之内。

时下,美国在处理所有现实威胁依然以此为纲。

例如,最近,美国对伊朗内贾德的“隔空喊话”,尽管阐明了伊朗发展核武器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方所能承受的“底线”,但并不意味着仅凭伊朗的自控意愿就能让美国安心,而是美国需要通过一种确定的机制来实际掌控伊朗不会触碰到这一“底线”。

这一确定性的机制最好是,伊朗能够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通过国家治理的内部机制来约束其国家行为,使其符合美国利益。

次之则是,伊朗能产生一个尊重美国所主导下国际秩序的政权,通过外部机制来约束伊朗的举动。

为了追求这种“绝对的安全”,美国常常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以其投入和产出比来衡量,这种防务逻辑或许因过分理性而显得有些荒诞,但却是美国民主政体其理性决策体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因祸得福的是,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体系却在保护西方盟国所赖以生存的贸易航路、资源和市场方面,发挥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在二元结构下的冷战期间,苏联是确定的“不确定威胁”,那么冷战结束后,在呈现出多极化趋势的世界中,美国的绝对安全理论,却在遭遇着模糊和不确定的“不确定威胁”。

2.十年之变

冷战结束后,随着欧洲威胁的解除,美国逐渐将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

中国似乎成为继苏联之后美国“确定的不确定性威胁”。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逐渐开始加强在亚太的军事部署。

中国人在1999年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及随后2001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中,实实在在感受到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

伴随着小布什的上台,中国原本将会遭遇美国更大的压力,但“9·11”事件的发生却改变了美国的战略轨迹。

国际恐怖主义瞬间凸显而出,相比中国成为美国更加急迫的新威胁。

相比传统威胁的确定性,美国所面对的国际恐怖主义,因其无影无形,而且难以界定,所以可以用模糊来形容。

此前美国“绝对安全”的理论开始遭遇新的挑战。

因循守旧在思维惯性中的美国,只能将传统的战争逻辑投入到打击非传统威胁的“反恐战争”中,用“国家对国家”的战争模式,强行套用在“国家对非国家组织”的新型战争模式下。

在德国情报机构假情报的帮助下,美国借口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伊拉克拖入到一场错位的战争之中,并随后将战火蔓延至阿富汗。

十年的战争消耗,美国虽然在装备和战术层面进行了大量修补,来适应了新的需求,但是“绝对安全”的理论却难以应对新的威胁。

尽管最终萨达姆被判死刑,本·拉登也毙命在美国的枪口下,但反恐战争并没有打赢。

虽然,美国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并且成功介入到中亚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地缘战略优势,但国际恐怖主义依然飘荡在世界各地,依然威胁着美国的安全,而且其存在形式也广泛和模糊。

2010年,美国媒体就不断披露出美籍本土恐怖分子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国国民甚至是传统意义上的白人被基地组织通过互联网进行招募,便是最好的证明。

美国结束反恐战争,也正是基于改变和调整美国防务战略的需要。

回头再看中国,如果说十年前美国认定中国是板上钉钉的“不确定性威胁”,但随着十年前中国加入WTO,如今中国已经更加深入和广泛地融入世界,中美两国也日益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会对美国形成现实威胁,对美国而言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确定了。

“长期看来,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会从各个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新战略报告这样写道。

用“影响”这一中性词汇来表述,从中已经能看出美国在看待中国问题上心态的某种改变。

对美国而言,不确定中国威胁的原因,是因为当今高度依赖经济增长来维护内部稳定的中国,不可能在改变地区格局等重大问题上做出过火的举动,因为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和稳定的增长,而这又直接影响到权力法统的根基。

确定的原因是,十年间,中国的军力却在急速扩张之中。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看来,中国并没有清晰表明其战略意图和目的。

在新战略中,美国就此也明确要求,“中国军力扩张必须要在更明确地澄清其战略意图的前提下进行,以避免引起该地区摩擦”。

自上世纪末起,基于中国为做好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在军事上努力获取并发展所谓的“反介入”作战能力(其核心就是要在对台湾及附近岛屿行使武力时,防止美国阻挠和干涉)。

为此,中国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尤其在颇受美国关注的核武现代化、太空载具与太空反制武器、网络战和常规作战等方面所取得了进步。

尽管如此,中国依然不能改变中美两国军事实力对比悬殊的现实。

但是,中国在军事上的努力着眼于美军的软肋而打造出的不对称作战手段,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对美国形成有效的震慑能力,这一点却不容美国小觑,因为这将迫使美国在事关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

这如同过去美国要花1块钱才能办到的事情,在中国军事加码后,现在需要花2块钱甚至是3块钱才能办到。

如果美国束手无策并任由这种情形发展下去,那么未来美军在当地将面临非常艰难的战略抉择:

要么接受现实,放弃对区域内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要么找到应对之法并发展出针对性的军事能力,重塑和保持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而这些,正是新战略所要努力达成的目的。

3.对抗中寻求合作

尽管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不确定的“威胁”,但在美国近期发布的新战略之中,依然能够感受到美国的某种期许。

在新战略中,美国明确指出,“中美两国在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上有负有责任,双方会从建立协作性双边关系中获益”。

这无疑是希望在防范中国的同时,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因为,这份战略虽然是份军事战略,但奥巴马在评述这一战略时,已经明确强调不能仅仅依靠军队,同时希望借助诸如外交等各方力量来达成。

在新战略中,美国也多次强调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而非单纯的安全利益。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最重要经济体之一,拥有绝对的权重,美国仅使用单纯的军事手段来实现其目的,并不切合实际。

尽管美国未来将强化在区域内的军事存在,这无疑对中国会造成冲击。

但是,对于过去和现在都不曾拥有过改变地区格局的能力的中国而言,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

对于中国而言,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需要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和美国的合作不但能赢得外部环境,而且也将为社会转型增加新的外部动力。

因为民主、透明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人能从中国透明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中,尤其是国防预算中寻找到安全感。

美国如果这么做,并不损及中国的利益,反而会符合中国大多数的普通国民的利益。

4.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考量

2012年4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演讲,主题为美国亚太战略。

这是继2011年10月,她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之后,再次诠释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希拉里国务卿的这次演讲和去年的文章内容基本一样,都是在为美国重返亚太吹风。

希拉里说,从上任第一天始,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就对亚太地区不断增加的重要性予以回应。

她本人上任后首次出访便选择亚太地区,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是反传统之举。

奥巴马总统已四次出访西太平洋地区,以全面推进“前沿部署”外交。

亚太之所以成为“前沿”,是因为从印度洋到美国西海岸,有世界一半的人口,有美国最为信赖的盟友,有中国、印度、印尼等新兴国家,还有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贸易和能源线路。

今日美国必须立足亚太,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由于独特的地理特点,美国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大国。

美国要建立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机构网,使之与跨大西洋网络一样持久,并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

希拉里强调,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地区架构可激励合作,抑制挑衅和坏行为。

这一架构需要持续努力,需要坚强的伙伴关系,重要的是,还需有美国的领导,这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所在。

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经济和军事的所有行动皆为实现这一目标。

希拉里更极言之:

“美国的领导独一无二,前无古人,不可替代。

    希拉里称,21世纪的挑战正在模糊外交政策中“3D”之间的界限,即国防(DE-FENSE)、外交(DIPLOMACY)和发展(DEVELOPMENT)。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具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全方位特点。

鉴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将遵循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

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我们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其实,奥巴马政府这一战略新动向代表了美国亚太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实质性调整,奥巴马宣称自己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并强调美国始终会留在亚洲,实际上,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当前不过是要加强在亚洲的投入而已,因为在美国看来,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已经忽略得太久了,重返亚洲已是时不我待。

美国重新关注亚太的根本目的,希拉里国务卿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

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将取决于出口和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基群的能力。

在战略上,无论是通过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应对北韩的扩散问题还是确保该地区主要国家的军事活动的透明度,保障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全球的发展越来越至关重要。

不难看出,美国的战略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美国需要东亚拉动国内经济。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19.3亿人口和5.7万亿美元的GDP,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GDP年增速高达8%。

广阔的市场前景为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启动以来,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从9.8%降至0.1%,东盟6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至0.6%,双方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有力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

据中国海关数据,201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2927.8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7.5%。

2011年1—10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295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中国从东盟的进口增长了27.5%,对东盟的出口增长了23.7%,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五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贸易伙伴。

这让美国如坐针毡,怕失去了在东亚的主导权。

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能使美国公司的年出口至少损失250亿美元,或者约20万个高薪岗位。

美国通过TPP谈判,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之外,从而可以获得现实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

另外,《华盛顿邮报》文章指出,21世纪最初 10年是美国“失去的十年”。

经济增长是大萧条以来最慢的,真实的失业率达到 15%左右,超过1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以往第三世界国家才出现的数据,如今却发生在美国。

相反,高速发展的东亚地区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不仅其经济份额在全球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对美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愈发明显。

为了开拓市场、创造就业、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强化在亚洲的存在,提升与亚洲的联系,增强对亚洲的控制,就成为美国摆脱自身危机、应对未来挑战的首选战略。

为此,美国高调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目的就是与TPP成员达成新型的自由贸易协议,维护美国出口利益。

另外,通过 TPP谈判,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在与政府、企业和公众沟通、交流与融合的同时,推行美国的全球价值观。

其次,美国当前面临的潜在挑战也主要来自东亚。

虽然中东地区的动荡仍此起彼伏,但从战略性和影响力上看仍无法与东亚相比,尤其是对于经济规模已列全球第二的中国的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判断,导致美国有不少人将中国视为未来主要的潜在威胁。

在美国看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评估”已经从传统的意识形态争议以及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争议,转向美国眼中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中国的“能力”和“意图”。

还需要指出的是,面临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政府也需要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更为强硬,以免受到国内政敌的过多攻击。

出于对国内选举政治的考虑,奥巴马政府不希望给世人留下美国因为国内经济困难和预算开支削减而“变弱”的印象。

美国主流观点将中国的发展定位为“机遇为主,潜在挑战”,故遏制中国也是遏制美国自己;另一方面,当前美国在国际国内的行动都已捉襟见肘,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围堵中国的成本已超出其可以承受的范围。

因此,美国更倾向于在姿态上高调呼应亚洲国家的邀请,而在行动上则低调与主要大国协调,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深化两国的交流与合作,这样既能继续借助外部推动力来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又能利用与中国的接触掌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

目前,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尊重中国合法利益的同时继续稳定地维持美国霸权;对中国来说,则是如何在应对中国不断扩展的海外国家利益的同时,避免过早地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

未来中美在战略、外交和防务领域内的关系可以说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

美国的中国政策将会继续在“压制中国”和“牵手中国”这两个极端间徘徊。

再次,奥巴马政府需要“再确认”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和战略决心,并重申美国的“战略制高点”。

在过去10年间,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与国家关系开始逐步背离传统模式。

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日本的政府危机和经济停滞、东盟的整合与扩大、朝鲜核问题的拖延,等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使得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日本的离美倾向逐步显现,韩美协调也问题多多,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期待已缩减到安全这一单一领域。

而在经贸方面,亚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已经难以摆脱。

随着中国发展,美国在亚太的传统盟友和防务伙伴对美在该地区的战略能力开始有所怀疑,这严重侵蚀了美国在亚洲的传统领导地位,为了保证美国在本地区的“战略制高点”——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新型伙伴关系”不至于流失,美国需要高调介入东亚。

5.重返亚太战略已改为再平衡

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亚太地区,身体力行落实亚太战略,其势不免咄咄逼人。

不过,北京外交部新女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乐见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中方奉行开放、包容、共赢的亚太观,希望美方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

事实上,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已悄悄改为再平衡。

2009年奥巴马首提重返亚太,北京顿感寒意。

之后美军气势汹汹,要把六成军舰转移到亚太。

不过,北京在钓鱼岛一役对美国的盟友日本毫不相让,奥巴马也不能表示甚么,相反,在竞选连任中,已强调将重返亚太战略修正为再平衡战略。

为甚么有这样的修正?

美国国会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美国的亚太战略,目的是在财政限制条件下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信用,其含义包括:

一、美国国内经济危机来临,亚太地区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性在上升,美国的经济未来实际和亚太捆绑,有必要作出资源调整。

二、中国已崛起,美国需要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以取信传统盟友。

三、随着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兵,美军有重新全球分配军力的可能性。

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是美国国内的需求、亚太盟国的期望,也有现实可操作性。

然而,重返亚太这个词实在是太针对中国了,容易让欧洲和中东地区认为美国从此放弃全球领导地位,单单和中国去争太平洋的未来,不但会冷落老盟友,也明显触怒中国。

所以,美国防长帕内塔早前访华,已重新解释了再平衡政策,而且邀请中国参加一四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表示美国的亚太战略不针对中国。

无疑,再平衡这个词十分温和,既强调对亚太倾斜的实质,用词上也不算挑衅,但现实是美国在碰壁后的调整。

大家看到,在经济上,美国主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进展缓慢;在外交上,美国介入南海和东海冲突,却遭到中国的坚决拒绝;在军事上,要调军舰到亚太,也是说易行难,由于基地难找,就算菲律宾、越南和澳洲允许驻军,开价必不菲,不像日本倒过来给钱美国。

美国主推的TPP要排斥中国,其实是极其愚蠢,美国在本土经济都离不开中国,在亚洲又如何排斥中国?

于是,北京大可冷静观察,以不变应万变,继续远交近攻。

二、从“重返亚太”战略到“再平衡”战略

“再平衡”标志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逐步深化。

通过战略与安全的“再平衡”、盟友及伙伴关系的“再平衡”和经济“再平衡”,美国力图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支配地位,与此同时,防范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挑战。

“再平衡”在强化美国优势地位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风险,同时导致大国关系的复杂化和中小国家可能出现的“选边站”困境。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美国战咯调整带来的地区效应及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现实与潜在影响。

2012年3月28日,由7位美国亚洲研究和防务研究专家联合撰写并提交美国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再平衡”。

2012午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Panetta)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一届“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演讲,使用“再平衡”一词对美国亚太战略、特别是美国亚太军事战略调整的动因、路径和方式进行了阐释。

此后,“再平衡”一词在美国官方文件、智库研究报告和主流媒体频繁出现,其含义超出了军事战略与安全范畴,涵盖了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多个领域。

从2O11年美国政要提出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构想,到2012年提出的“转身”到“再平衡”,一系列新概念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逐步深化。

尽管美方多次声称美国的战略调整并非针对中国,但自2010年“天安号”事件以来,因美国在战略上“重返”亚洲而引起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一系列剧烈变化,迫使中国不得不对美国的战略行为予以更多的关注。

(一)美国为什么要推出“再平衡”

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去,美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推出“再平衡”,是国际、地区经济与安全形势变化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等多个因素驱动的结果。

1.亚太地区对美国国家安全、繁荣以及利益的重要性持续上升。

同时,美国在该地区也面临着广泛复杂的挑战,因而必须在这一地区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

近年来,亚太地区对美国国家安全、繁荣以及利益的重要性持续增加,这已经成为奥巴马外交和安全团队的共识。

同时,该地区变化中的军事力量平衡和持续出现的军事挑战也引起了美国战略界和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在2012年“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指出,“在本世纪——21世纪——美国认识到我们的繁荣与安全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更大”“这个地区拥有一批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中国、印度、印尼等。

同时,亚太地区的人口和军队规模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

据国际战略研究所预测,今年亚洲的防务支出将超过欧洲,未来无疑还将持续增加。

”帕内塔还指出:

“(我们)今天仍面临着一系列广泛复杂的全球性挑战。

从恐怖主义到伊朗和朝鲜破坏稳定的行为,从核扩散到网际攻击这种新出现的威胁,从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到亚太地区的领土争议。

由于亚太地区幅员辽阔,加之美国在该地区面临的问题极具挑战性和复杂性,美国必须整合现有资源,包括军事资源、经济资源和外交资源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力度。

在安全领域,由于伊拉克战争终结,阿富汗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可以将富余的军事力量持续投入亚太地区。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斯顿·B·卡特指出,阿富汗战争的结束使得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航空母舰以及相关的海军情报、搜救、探测部门均得以灵活配置。

空中力量方面,EP-3侦察机也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移至太平洋司令部使用。

“火线哨兵”无人侦察机可以从阿富汗脱身,现在也回到亚太地区。

由于在阿富汗军事任务的减少,十年来一直在中东执行侦察任务的海军P-3s巡逻机将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的任务。

此外,大量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由中东改派驻亚太地区。

在经济领域,美国不可能坐视东亚形成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主义。

抵消东亚地区原有的区域合作架构的影响,确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区域合作新架构无疑将是奥巴马政府的主要着力点。

外交方面,美国同样面临新的调整。

不仅要努力巩固和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等亚太地区盟友的关系,还需要尽可能地深化和拓展“伙伴”关系,甚至包括与昔日同美国交恶的国家进行接触,推动其政治、经济转型,争取将其转化为可以信赖和可资利用的“伙伴”。

2.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不佳及预算削减,迫使美国军方也相应削减开支并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

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速缓慢,通胀率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

奥巴马政府面临减少高额债务和预算赤字的艰巨任务。

与之相应,美国国防部也不得不调整2013年预算案,计划在未来十年削减国防支出4870亿美元,其中包括裁减地面部队近10万人、缩减海军和空军编制。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将对2013财年提出5250亿美元预算请求,这也是自“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提出的预算首次出现同比下降(2012年获批的国防预算是5310亿美元)。

帕内塔指出,“这种新的财政现状……为我们(美国)提供了制定一项21世纪新防务战略的机会,该战略要既能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又能保持这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

为此,美国军方不得不根据新的战咯重点,制定新战略,打造一支规模更适当、行动更敏捷的部队”。

从这个意义上讲,“再平衡”的提出正当其时。

3.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可持续性和创新性

此外,美国提出“再平衡”也体现了奥巴马外交和安全团队亚太战略构想的延续性和创新性。

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有着远超其他大国的战略运筹能力。

但美国的强大并不在于美国能不断地提出新战略构想,而在于美国一旦提出新战略构想,往往就能迅速地予以补充、修正和完善。

2011年,奥巴马外交团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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