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联盟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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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联盟政策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联盟政策
王帆
2012-8-1517:
41:
00 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京）2004年03期
作者简介：
王帆（1963—），男，辽宁省沈阳市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
（北京100089）
内容提要：
美国的联盟政策从属于安全战略，是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后美国的安全战略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无论是“合作性戒备”，还是“参与与扩展”战略，联盟政策都得到重点强调。
这是因为联盟政策与美国安全战略所追求的根本利益密不可分，是其安全战略不可或缺的主要手段。
关键词：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联盟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政策也不断得到重点强调。
之所以如此，与美国在亚太地区所追求的根本利益密不可分。
本文通过对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演变的历史勾勒，揭示美国在该地区战略调整的过程，并分析这一安全战略与其联盟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
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处于深刻变革之中。
冷战结束使地区安全环境呈现出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的特点，一方面一些地区大国开始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一些潜在的冲突也存在升温的可能性。
美国开始担心自己原有的掌控亚太局势的能力被削弱。
面对变化中的亚太安全秩序，美国认为，它的亚太安全政策必须顺应形势的变化，以应对新的挑战。
确保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
于是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开始经历转型和调整。
在有关的政策辩论中曾出现四种观点：
一是所谓“脱离派”，即从亚洲脱离。
该派认为，由于冷战终结，因冷战需要而在亚洲的前沿部署已无必要。
美国不必再承担责任和风险，而应成为不干涉主义者。
二是“分担责任派”，即推行多边主义。
该派认为，美国在亚洲仍有重大利益，因此必须继续主导亚洲局势，但同时应创立一个新的地区机制，将本地区的基本力量全部吸收进来。
三是“传统学派”，即保持传统威慑。
他们认为冷战时期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应继续保留，由于亚洲没有类似欧洲的多边安全机制，因此仍应以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双边安全同盟体系作为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手段，避免结构性混乱导致出现“安全真空”局面。
四是“激进派”，即全面介入。
他们认为应当采取将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的综合战略，既维持传统盟友关系，又全方位地发展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各种关系，从而使美国处于优势地位，能够发挥平衡势力和缓冲矛盾的双重作用。
以上四种观点，除第一种属于“新孤立主义”之外，其余均强调干涉主义，即美国应当继续在该地区发挥关键影响。
因此美国决策者最终认为，最佳的政策选择是既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又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并在传统同盟的基础上尝试发展某种地区安全机制。
与此同时，90年代中期美国决策圈达成一个重要共识，即战略机遇期概念。
这一概念在1997年的美国安全战略报告中有明确表述：
“从现在到2015年的安全环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再出现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的、能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形成军事挑战的‘全球性同等竞争对手’。
另外，在未来10～15年内，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当美国实施全面军事动员并将军队部署到冲突地区后，该地区的强国或多国联盟能够集聚起足以击败美军的常规军事力量。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在1997～2015年期间它仍将如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上述安全环境预测以两个基本设想为基础：
美国将在未来10～15年里在世界上保持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积极参与；美国将在军事上保持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手的优势。
如果美国撤回它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放弃它的外交领导地位，或是放弃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那么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危险，美国、美国的盟国、友邦和利益所面临的威胁将变得更加严重。
”[1]
这个报告体现的战略指导原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安全战略保持了一致的思路。
简而言之，就是美国应充分利用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提供的巨大机会，在旧体制解体、新体制尚未形成的力量转型期，巩固冷战成果，填补真空，进一步谋取和扩大其战略利益，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作为后盾，通过与盟国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地区性力量均势，保持地区稳定；通过建立地区新秩序来实现世界新秩序，并将诸如自由、民主、人权及市场经济等美国价值观念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思想基础推向全世界，以确立和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为在21世纪维持美国霸权的长久存在打下坚实基础。
从1990年到2001年，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历经4次大的变化与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在乔治.布什政府任内。
1990年4月美国国防部提出“合作性戒备”安全战略，主要内容包括：
1.建立以美国为核心、以多组双边关系为基础、具有较强适应力和灵活性的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体系，美国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协调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并由各国共同作出贡献；2.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规模和任务加以调整，提出10年分三阶段的精简兵力计划。
在涉及联盟战略的转变方面，美国则提出了“扇形战略”，即以双边安全同盟为支柱，由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构成弧状“扇形结构”，向北伸展的扇骨是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向南伸展的扇骨是美与菲、泰、澳等国的同盟，连接各方的是共同经贸利益。
第二次调整是在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
美国政府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概念，突出经济安全在美国亚太安全政策中的重要性，并第一次提出要在亚太地区构筑多边安全机制。
这可以说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
克林顿政府的安全战略以“参与与扩展”作为其纲领性指导方针。
根据《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的界定，“参与”就是增强美国与盟友之间既有的安全合作关系。
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既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新西兰等与美国订有安全防卫条约的国家，也有与美国签订“自由联盟”（COMPACTOFFREEASSOCIATION）的马绍尔群岛、硫球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太平洋岛国。
这些由亚太海洋国家所组成的区域防卫体系，就是美国在亚太实现其安全目标与经济利益的凭借，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的安全关系，更是该安全防卫体系的主轴。
在以美日安全为核心的区域战略框架下，美国和其他国家双边安全关系的重点分别是：
1.美韩安全联盟是确保东北亚稳定的主要力量，其防卫结构基于1953年相互防务条约、联合作战部队与年度安全磋商三大要素。
2.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另一个难以估量的盟国，它不仅提供基地设施为美国前沿军力使用，在许多区域及全球组织中也采取和美国共同的安全立场。
3.东盟不仅不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权力竞争者，而且其成员中的菲律宾与泰国还与美国订有协防条约，其他东盟成员也是美国长期的友邦，因此，美国应寻求扩大与东盟国家双边安全合作的关系，强化彼此应对危机的能力。
4.新西兰虽然加入了1951年的“美澳新共同防卫条约”（ANZUS），但自1984年新西兰立法禁止核武器船只进入其港口后，美国于1986年暂停对新西兰的安全义务。
不过双方从1994年起已提升政治与军事接触，美国希望这种接触能持续发展至恢复ANZUS联盟关系。
美国的“参与”策略表明，对多边安全体制的支持是在稳固的双边联盟基础上才支持区域性的多边安全机制。
换言之，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是辅助美国在亚太的联盟关系与前沿部署的，而不是要取代美国在该区域既定的安全领导地位。
“扩展”策略源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贝克在1993年9月提出的“从遏制到扩展”的全球战略观，也就是将西方的市场民主体制扩展至非西方国家。
美国亚太安全政策中的扩展策略，就是将美国的影响力扩及非传统的亚太盟国与区域，主导亚太安全体系的发展，从而使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亚太社会的主流。
总体而言，“参与与扩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掌握：
“参与”是美国连接其亚太安全框架的轴承，即强化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双边安全联盟关系；“扩展”则是美国启动亚太安全政策的动因，也就是扩张美国在亚太的安全版图及政治经济利益。
另外，在1995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的基础上，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首次提出要在亚太推行“预防性防御战略”，强调以“海外军事存在”和“力量投送”作为对付地区性危机和战争的基本手段[2]，并强调它有四大支柱：
维持和巩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的核心联盟；促进多边安全合作；与中国进行接触；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与“地区防务战略”相比，“预防性防御战略”具有更为明显的扩张性和进攻性。
第三次调整于1997年8月开始，明确提出美国将推行“塑造、反应与准备”战略，将威胁进一步确定为：
地区性冲突、不对称挑战、跨国危险以及“不可知因素”，突出强调跨国组织和势力的威胁。
军方人士认为，美国作为拥有全球性利益的世界强国，必须拥有慑制和击败在相距遥远的两个战区爆发的、时间上相互重叠的大规模战区战争的能力。
“塑造、反应与准备”战略在继承前两大战略的基础上，又有一系列重大发展：
首先是确立了美军面向2015年的发展方向；其次是面对新的更加不确定和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美国在强化其亚太驻军和安全同盟关系等基本战略措施的同时，对其意义和使用范围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扩展，比如修改美日防务指针，给予美日联合军事行动以更为灵活的作用和行动空间；第三是放弃了原有的三阶段逐步撤军计划，保持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3]。
第四次调整以小布什上台之后于2001年公布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为标志。
该报告与以往的美国亚太战略相比，其引人注目之处如下：
第一，针对世界形势和亚太形势的变化，提出把制定防务计划的基础由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基于威胁”模式转变为面向未来的“基于能力”模式。
这种模式更重视“对手可能如何作战”，而不是“对手可能是谁”或者“战争可能在哪里发生”；它认为只筹划在遥远的战区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是不够的，美国必须具有慑制和战胜依靠突然袭击、欺骗和非对称性作战来达到目标的对手所需要的能力；美国除了应对国家行为体可能的、比较明确的威胁之外，更应注重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方式。
该报告出台于“9.11”事件之后，因此战略转向的意图比较明显。
这种“基于能力”的防务计划模式，要求美国既要在关键领域保持军事优势，又要开发军事优势新领域，并使对手无法拥有非对称优势[4]（前言部分,p.2）。
第二，突出强调盟友和伙伴的重要性。
该报告强调：
“美国在世界上的安全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作用是建立各种联盟和友好关系的基础，可提供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普遍稳定与信心感。
”[4]（前言部分,pp.5～6）美国在履行国际义务时必须做到：
1.保护盟友的安全与繁荣；2.防止敌对力量主宰关键地区。
除了原来强调的欧洲、东北亚、中东和西南亚之外，该报告特别提出一个新的地区概念，即东亚滨海区，指从日本以南到澳大利亚，再到孟加拉湾这一地区[4]（前言部分,pp.5～6）。
这是一个将南亚安全包括在内的、新的地区安全概念。
该报告认为，尽管美国在21世纪初期不会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但地区强国仍有可能发展足以威胁地区稳定的能力，而美国在这些地区也有重要利益。
具体地说，亚洲正在逐渐形成有大规模军事竞赛的地区；从中东到东北亚有一个广阔的弧形不稳定区，这里既有正在崛起的、也有日渐衰败的地区大国；其中一些国家的政府有被国内激进和极端政治力量或运动推翻的危险；很多这样的国家都拥有大规模的军队和发展或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力。
因此，对美国来说，在亚洲保持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亚洲战区范围辽阔，而美国在这一战区的基地和途中设施的密度却低于其他重要地区，在这一战区获得设施使用权的把握也比较低，这就要求签订更多的进入和设施使用协议，并因此而更为强调以美国为首的亚太联盟体系。
二、战略调整与联盟政策
贯穿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主要有两个：
一是海权思想，二是遏制思想。
海权思想要求美国把握住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权，这既是海上交通和经济繁荣的前提，也是针对挑战国家的霸权护持条件。
遏制思想在亚太地区的体现就是由海向陆的合围，美国与亚太地区由北向南锁链式的一系列岛国的联盟，加上与北约陆上联盟的呼应，实际上就是要从战略态势上实现对欧亚大陆全面控制的庞大地缘战略目标。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欧亚大陆“大棋盘”的具体构想，并提出了“三期目标”：
在短期内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在中期内培育与“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国家“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安全体系”；最后，“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真正分担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5]（p.260）。
美国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2001年的报告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总体远期目标应该是防止在亚洲出现可能导致战争的敌对关系、猜疑和不安全因素。
这一整体目标又需要三个分目标的支撑：
1.防止地区霸权国家崛起。
亚洲的任何潜在霸权国家都会寻求削弱美国在亚洲的作用，并更倾向于使用武力维护其主张。
考虑到亚洲的人口、技术和经济资源，如果一个敌对大国主导这一地区，将对美国构成全球性的挑战并威胁到当前的国际秩序；2.保持稳定。
稳定是亚洲繁荣的基石，要想使亚洲变得更加繁荣，更加一体化，每个国家都必须能够不受任何制约地和平发展；3.控制亚洲的变化。
美国也许不能参与解决亚洲的所有争端，但可以努力影响事态的发展，使其不致于失控[6]（pp.2～3）。
可以看出，无论是布氏“大棋局”勾勒的战略思想，还是兰德公司的报告，都涉及与联盟效能相关的几个重要方面：
以联盟的方式抑制地区的和全球的挑战者；维持盟国间的协调利益；形成以美国为首的、以联盟体系为基础的、由海向陆的霸权合围体系。
实际上，全球战略格局和地区形势的巨大变化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结构造成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亚太联盟体系并没有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自然解体或变得松散，反而在调整结构功能、加强联系和协调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针对具体双边同盟的特征作出了相应安排，为亚太联盟体系的长期化、机制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乔治•布什政府执政初期曾提出撤军方案之外，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均强调前沿存在的重要性和亚太地区双边联盟的安全职能，并不断对之进行调整和强化。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即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对伊拉克的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尽管一些老牌欧洲盟国没有与美国形成完全一致，但美国的亚洲盟国却无一例外地给予实际支持；这表明，即使在所谓“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亚太盟国也发挥着越来越强的传统盟友的，甚至是骨干的作用。
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认为，一些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美国的安全利害攸关，保护这些国家免受苏联的“威胁”，就可以间接地保护美国并增进国家安全。
因此美国声称：
“防务联盟和合作是慑制潜在对手的最好方式，也是分担保卫自由的最好方式。
这种联盟战略用于维持地区性安全，它向潜在的侵略者表示，侵略者势将面对团结一致的坚决抵抗。
”[7]（p.216，见所引美国《1987财年国防报告》第325页）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变化之大和变化速度之快，已使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控制。
为了将亚太地区热点限制在“可控范围”内，美国战略理论界认为，美国必须保持的重要能力之一就是组织联盟和领导联盟行动的能力。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联盟政策与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所追求的根本利益密不可分。
首先，美国安全战略所强调的几个重要概念：
战略合法性、地区平衡、安全网络建设以及慑制潜在对手等等均与联盟战略密切相关。
从战略合法性来看，美国认为，联盟的一致行动可以增加动员率和支持率，增强其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合理性。
全球干涉是冷战后美国“军事霸权观”的实质和核心，为了使海外军事干涉活动带有某种“集体合法性”的伪装，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美国尽可能地与盟国共同采取行动。
海湾战争中美国联合了28个国家组成多国部队，其参战国之多，在各种局部战争中少有；在空袭南联盟作战中，美国又纠集了13个北约成员国，从而争取了盟国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治上的支持（注：
在海湾战争和维和行动中，美国拉上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参加，使美国的这些盟国突破原有的地理限制，以便今后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
）。
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尽管美国与一些盟国出现分歧，但美国还是动员了一些盟国参加，甚至包括一些北约扩大后的新盟国，如波兰，而传统盟国如澳大利亚更是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盟国之间原有的分歧也得到部分弥合。
当然，尽管美国强调尽可能地与盟国共同展开军事干涉，但干涉行动的主导权和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
从维持地区平衡来看，美国冷战后的战略核心就是寻求新的平衡。
第一是建立盟友间的平衡体制。
美国国防部2001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指出：
“美国应深化并扩大双边安全联盟，从而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伙伴关系。
这种多边体制将补充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双边联盟体制，它最终将包含美、日、韩、澳，也许还有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
但是，美国需要先促进其盟国间的相互信任，鼓励它们建立在对地区危机做出反应时能够联军作战的军队。
”[4]（p.4）。
第二是美国应在亚洲正在崛起的主要大国和关键性地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目前受到削弱的俄罗斯）间实行一种大国平衡战略，这些国家目前还不是美国联盟框架的组成部分。
这一战略的目标必须是为了慑制任何国家威胁地区安全或互相压制，要防止这些国家间的任何联合行动导致美国重要的亚洲战略利益遭受损失。
在亚洲主要国家间建立一种稳定的大国平衡关系，需要巨大的政治和战略灵活性。
第三是维持有利的地区力量对比。
平衡的实质在于形成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态势，国防战略强调要在关键地区保持有利的军事力量对比。
通过保持有利的军事力量对比，美国可以确保和平，促进自由，使盟友放心（注：
影响未来军事竞争的性质，引导威胁向某些方向发展，使潜在对手执行未来军事规划更加困难。
因此，目标明确的战略与政策可以阻止其他国家在未来挑起军事竞争。
参见[4]（pp.35～37）。
）。
从发展安全网络并使之向体系化方向发展来看，要想把美国及其亚太核心伙伴——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安全网，再向东南亚扩展这个安全网，需要采取一系列军事及政治措施，扩大训练演习的参与范围和参与者；制订共同防务计划；还必须实行一定程度的硬件设施标准化，以达成人员和技术的互通性。
美国认为，如果能建立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以利美国及其主要的地区伙伴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次上实行更广泛的信息共享，将对亚太联盟的整体发展“格外有益”。
巩固联盟与伙伴关系，不仅可以使美国的盟友感到放心，而且可以慑制潜在的敌手，使之不得不充分估计到力量对比，从而减少或打消敌对的意图，降低未来军事安全竞争的可能性[4]（p.18）。
当然，巩固联盟与伙伴关系具有特定的军事意义，它要求美国军队与盟友的军队在平时要像在战时那样协同训练与执勤，包括加强装备的互通性，平时为联军作战做准备，以及进行联军训练与实验等等。
其次，美国在它认为的本土以外的重要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有赖于联盟关系的支持。
在探讨美国亚太同盟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就是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
“前沿存在”是指在美国本土以外的重要地区保持适当的军事部署，它是“在前沿地区捍卫美国根本利益的重要方法”。
美国本土位于北美大陆，与欧亚大陆隔海相望，相距遥远。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美国采取了在欧亚大陆战略利益关键地区部署“前沿存在”的做法。
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主要方式有：
永久或长期驻扎的美国地面、空中和海上部队；部署对危机作出反应的临时性部队；与盟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增强威慑。
作为亚太地区的同盟双方，只有美国单向拥有在他国境内的海外驻军，另一方除提供基地和服务外，主要是与美国驻军进行合作。
可以说，美国海外驻军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在同盟中的支配地位和保护身份，另一方面还决定着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同盟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趋向。
虽然美国在冷战后一再表示要提升盟国的作用，撤出其军事存在，但却迟迟没有付诸实施。
这是因为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对于美式同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海外驻军是美式同盟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有此基础，美国的亚太地区同盟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为此，美国在90年代的4份亚太安全战略报告中都强调要建立“以前沿存在为基石，以双边联盟为支柱，以多边安全机制为补充”的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安全体系[8]（p.60）。
具体地说，这种安全体系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的前沿存在与联盟关系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
一方面，保持前沿存在可以“确保盟友安全”，显示美国信守对盟国的承诺。
正如美国国防部2001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所说：
“美国军队的海外存在是其决心履行对盟友责任的最明显的象征。
美国军队在让盟友确信美国将履行其义务并且是可靠的安全伙伴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4]（p.14）另一方面，联盟关系为前沿存在提供了合法的前提条件。
除了联盟关系，美国很难找到其他理由在他国主权范围内驻扎军队，扩大美国的影响，获得海外设施的设置权和使用权。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在海外有大量驻军和军事基地的国家。
在这些基地和设施及其附属地区，美军享有极大的特权，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
应该看到，正是联盟关系的存在才使得驻在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件，不得不接受有利于美国的军事安全和为美国的根本安全利益服务。
从政治意义而言，这种联盟关系和前沿存在互为依存的模式还可以避免冷战后联盟关系的空心化倾向，从而为联盟未来的长期存在打下基础。
第二，前沿存在既可以使“战略纵深”得到保证和延伸，同时又可以扩大防务区域，对危机作出及时迅速的反应。
美国《1993年财年国防报告》明确提出“战略纵深”概念，即要使对美国的威胁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时间性上都变得更加遥远[9]（pp.5～6）。
该报告指出，冷战时期美国与盟国只有非常短暂的“一至两周”预警时间，美国不论在冲突区域还是在冲突时间上都缺少至关重要的“战略纵深”。
冷战后，由于苏东集团解体，美国所面临的直接“威胁”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较以往更加遥远，因而拥有了极为有利的“战略纵深”。
在新时期，美国不仅可以利用这一“战略纵深”防止地区性冲突危及美国的根本利益，而且可以拥有较长的预警时间进行战争准备。
克林顿在“参与与扩展”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不仅要确保冷战后所获取的“战略纵深”，而且要进一步拓展这一“战略纵深”，填补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内部出现的“力量真空”，防止其他力量介入这一“力量真空”。
从这个角度看，联盟战略、前沿存在与战略纵深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新技术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远程打击、远程运输和投送能力，但在常规战争和地区局部危机中仍存在由于“时差”而无法同步应对的难题，“前沿存在”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尽管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比冷战时期削减了50%还多，但驻扎或部署在国外的美国军事人员现在仍有25万[10]（p.182），美国对海外基地的寻求和维护也一直没有放松。
美国的防务报告显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将成为美国基地建设新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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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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