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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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论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日两国作为当代东亚地区的两个关键性大国，其相互关系对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同一地区两个相邻的国家，中日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中日关系也是历史上中日关系发展的直接结果。
柯林武德曾经说过：
“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有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远古：
过去的历史今天依然存在，它并没有死去。
”只通过对昔日中日关系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今日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中日两国历史关系回顾：
（一）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日关系
1．历史回顾
（1）东汉以前（火种与土著）
日本原是个岛国，可是其土著民族并不发达。
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带来的新技术影响下，生产力逐步发展逐渐行成小的王国和势力。
传说中的徐福东渡就是这个时期，给落后的日本带去了文明的火种。
（2）东汉到南北朝（天朝和蛮夷）
这一时期日本多次入朝进贡中国，请求册封，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3）隋唐时期（老师和学生）
这一时期日本却不再求取和接受册封，而是多次派遣隋（唐）使和许多留学生及留学憎，来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
由于不喜欢倭这个蔑称，日本的名字便是在这时应运而生。
由于中日之间的交往密切，所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中国影响很。
（4）唐末到近代以前（卫士与强盗）
唐末，随着王唐朝的衰弱，而日本决定废止遣唐使，取而代之的是商船通商和倭寇入侵。
而他们从中国宋以后开始就不承认中土文化的先进性和正统性，只追求经济利益。
而同期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也曾先后发动过对日本的侵略活动。
这段时期可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5）屈辱清朝（鱼肉和倭刀）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在政府的扶植下，很快产生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但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又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且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需要广阔的市场、资金和资源。
为此，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明治天皇政权，只有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
军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的主要推动者。
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迫使清王朝与之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五十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
此后，日本逐渐形成以“征韩侵华”为核心的大陆政策。
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攫取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两及开埠通商等特权，这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半殖民地化。
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4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大大扩展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1910年日本正式侵吞朝鲜，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了与欧美列强争夺世界霸权，首先是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
1927年，日本军阀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扬言：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年扶植了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此后日本侵华步步深入，终于在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并向太平洋扩张，与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气，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在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2．特点分析
通过对从东汉时期开始至二战后中日历史关系的调查研究，我们了解到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虽然其间也出现了一些有损两国关系的事件发生，但毕竟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但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在政府的扶植下，很快产生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但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又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且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需要广阔的市场、资金和资源。
为此，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明治天皇政权，只有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
日本则看上了由腐败清政府统治着的中国，甲午中日战争的一炮巨响轰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国门，也将中日曾经友好的友国关系毁于一旦。
（二）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民间要求对华友好、开展贸易的呼声很高,日本成立了日中友协等一大批友好组织。
毛主席决定对日本采取“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战略思想,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并亲自出面做了大量日本各界人士的工作。
这成为新中国对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1952年3月,日本帆足计等三位前国会议员不顾美国禁运和日本政府阻挠,绕道来到中国,双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金额3000万英镑,打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
1972年9月25日－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
毛主席会见了田中总理大臣，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双方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在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1998年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
应该说，不论是复交前还是复交后，战后日本各届首相和内阁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都是友好或比较友好的。
此后，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中日关系的现状：
（一）融冰之旅
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在90年代前半期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经过1997年以来的重新趋稳期，1998年11月江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确定了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即双方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一致，中日关系进入了实现这一目标、落实诸项合作内容的新阶段。
近两年来，中日关系基本上在这一轨道上出现了良性发展势头。
安倍晋三首相访华标志着中日政治关系僵冷局面被打破，堪称是一次“破冰之旅”。
故此温总理把他这次访日喻为“融冰之旅”，希望能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二）暖春之旅
2008年5月6日，当地时间下午1点45分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乘专机抵达日本羽田机场，开始对其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十年后再次访日。
胡主席在机场的书面讲话中表示，中日都是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同日方一道努力，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新局面。
近一个时期以来，受日本国民对华印象的改变、极右势力的猖獗、政治家急于为日本谋求新的出路和中日在亚太地区竞争关系的形成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在历史认识、台湾、安全、领土、经援等问题上不断触犯两国共识和中国利益，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
而若考察上述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诸因素的产生，则不难于其中发现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相比优越感的消失和中国威胁论的盛行，是近年来日本民众厌华情绪不断增长的一个深层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成长。
1995年《读卖新闻》亚洲舆论调查表明，日本人对变化中的中国非常关注，其中，关注急速经济增长的占43.7%。
1997年，自民党在其关于亚太地区的第一个长期外交政策的纲领中预测，中国极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在经济上超过日本。
战后经济重新崛起带来的对华优越感开始消失，历史上形成的对华自卑感开始复苏，在两种情感消长交织与纠缠中，一种新的情绪即厌华情绪悄然而生。
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的困难局面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国际关系和国内经济社会生活深刻变化之间存在关联性。
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我国顺利完成经济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也有利于为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周边环境。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方依然需要对日本继续保持主动的姿态和足够的耐心，尽量把日本变成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
◆中日关系的未来：
中日间各项潜在矛盾因素还没有得到消除，有的摩擦隐患甚至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仍需中日双方共同做出很大努力来防止这些矛盾与摩擦破坏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
未来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日两国相互间能否结束以“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为表现的相互戒备的恶性循环，能否增进相互信任，促进共同利益，建立起稳固的双边机制。
从政治多极化潮流和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中日两国既有利害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从总体上说，求同存异、共同维护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对日政策的基点应放在致力于防止战略对抗、增进安全信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周边环境方面。
与此同时，近年来因台湾问题的新局面而出现的中日间安全困境已成为两国间最突出的问题，急待双方共同努力予以妥善解决。
近年来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中的相互排斥情绪十分高涨，这与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这种舆论环境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严重束缚着两国政府推动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进程。
对这种局面，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应予以足够重视，妥善引导，共同改善两国的相互舆论环境。
未来的中日关系要想保持继续稳定发展必须处理好以下问题：
（一）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
1．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华历史的丑行不断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迫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做出正当反应的问题。
为了否定曾经的罪恶史，日本采用的篡改伎俩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种种卑鄙手法在新历史教科书中随处可见。
篡改后的历史教科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思想文化上毒害人民。
日本和德国之所以对二战的反省态度截然相反，除了美国的政策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的“皇国史观”文化在作祟，它使许多日本人不愿意进行“自我虐待和否定”。
新历史教科书再次大肆宣扬“皇室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基因”。
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一系列铁证如山的惨案，在很难进行“遮羞”的情况下，日本右翼分子采取了“改不起，躲的起”的做法，竟然将其全部隐去，避而不谈。
比如“南京大屠杀”以及“慰安妇”等问题，都将脱离使用该教科书孩子们的视线。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
中方历来主张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关系。
日方也曾在“村山谈话”中表明愿对那场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
江泽民主席1998年访日时与小渊首相就历史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共同确认“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但此次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显然违背了上述精神，这必将对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2．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
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
虽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了以后皆为神的传统，但靖国神社里的祭神，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为天皇效忠的阵亡者。
由此可见，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有着极大差别，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设施。
关于这一点，靖国神社所供奉的对象便是最好的说明。
据统计，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灵位中有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
靖国神社供奉有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的灵位，同时也供奉了一些不仅在日本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可算作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
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7人，他们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
另外，还有被押期间因病死去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东乡茂德。
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另外，在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战争中死的北白川亲王和侵华战争中死于内蒙的北白川宫永久的灵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进去。
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
正是由于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占领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15日发出“神道指令”，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关系。
进而，根据宪法的政教分离的原则，1952年9月，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渐次失去昔日的显赫地位。
根据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
1951年10月，在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
自那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尽管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为数极少。
问题还不限于如此，战后，在靖国神社里不仅依然保存着以往战争亡灵的灵牌，而且军国主义势力一直伺机将甲级战犯的亡灵“魂归靖国”。
趁1978年举行秋祭的机会，终于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弄进靖国神社。
这表明，靖国神社完全继承了战前的性质。
即便这样，日本的一些政要仍置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和日本本国国民的抗议之不顾，公然前去参拜，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3．台湾钓鱼岛问题
从十四世纪的明洪武、永乐年代开始，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为止，钓鱼岛一直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钓鱼岛群岛由位于台湾东北方的八个小岛组成，最大的钓鱼岛距台湾基隆仅一百海里，历来上是中国渔民作业的海域。
这一个无人常年居住（仅有渔民季节性居住）的岛屿随着海权发展和海洋资源的开采，地位变得十分重要。
在经济上，由于位在中国大陆架的边缘，是东海石油富藏的一部分；是近海和远海渔业资源的交会处；在地缘政治上，钓鱼岛是外海进入东中国的跳板。
1885年，日本开始起觊觎钓鱼台之心，1970年，日本从美国手中接下了对钓鱼台岛的管辖权从而再度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钓鱼岛的主权之争。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8年，中日签订和约，双方重提搁置钓鱼台问题之议。
签约后不久，日方立即违约。
日本右派在钓鱼岛上设置灯塔，日本政府不加阻止。
中国方面发出了口头抗议，但并未不坚持日方必须拆除灯塔。
日本从此开始执行其“实效占领的策略。
之后，日方建机场，开跑道，时有行动。
”搁置“成了中国的单方面态度。
1988年，日本右派“日本青年社”再登钓鱼岛换新灯塔。
1990年，日本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驱赶台湾渔民。
日方的行动已经从民间的右派活动升级为官方将钓鱼岛附近视为领海。
钓鱼岛争端又起。
日方的“实效占领”从领土扩及领海。
此后，钓鱼岛引发的争端依然时有发生。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安全利益。
日本强调台湾海峡是其海外运输线的重要通道，以此为由在其所谓“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模糊战术。
（2）“台湾情结”。
这种情结包括日本对其对台殖民统治时期的留恋和近年来台湾亲日派媚日做法的一拍即合、近来日台间人际交往的急剧增加、以及对台湾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认同。
（3）“中国威胁论”。
日本一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在顺利实现统一的前提下快速崛起的进程。
4．关于双边经济合作问题
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与技术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加上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联系，其重要地位是美国和欧盟所无法替代的，这种情况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而且，日本经济在经过90年代升级转型的“阵痛”之后有望重新恢复元气，届时日本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急剧增大。
日本朝野和政、官、财三界都十分重视中国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本政府正以民间企业投标和政府援助资金配套方式全力以赴地争取得到这个项目。
从纯技术角度看，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以及日本各先进企业的相关技术最适合于目前我国的铁路需求。
近20年来日本的对华ODA资金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在中西部开发、环保、扶贫等领域对条件优惠的日本ODA资金仍有很大需求，但中国将难以接受日本一些势力试图在ODA上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
日本在2010年以后仍可能对中国提供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在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但将更多地把此作为对我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并在资金构成、援建项目、效果评估、内外宣传方面进行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
鉴于日本财政困难等情况，在ODA项目的选定和实施方式上，中方不妨采纳日方的一些意见，如考虑提高日本企业在ODA项目中的中标率，更多地采取日本政府ODA资金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项目相结合的方式等等。
5．中日与东亚合作问题
日本在安全上的对美依赖，是其在外交上难以改变随美路线的最主要原因。
而在经济领域，日本则不断尝试着走出一条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渐进“脱美”路线。
从客观效果看，日本可以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可以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支持日本的这一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加强中日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密切合作，进而借此增进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相互信任。
在东盟加中日韩会议、中日韩对话、亚欧会议、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等业已出现的旨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中，中国可以支持日本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二）解决方法
中日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日本对历史认识的改善。
而我们见到的却是日本政要正在力促靖国神社的参拜制度化和经常化。
只有日本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真正明白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历史及其罪恶性质，遏止参拜战争罪犯，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经，中日之间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两国人民才能共同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一再发生的事实也在向我们证明，中日间的互助互利，友好发展，才是民心所向。
就拿这次发生在我国汶川县的特大地震来说，日本政府就派出了救援队前来帮助我国救助伤员。
得到了广大国民和日本民众的热烈反响。
俗话说的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中日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顺利完成经济过度期和社会转型，也有利于为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方依然需要对日本继续保持主动的姿态和足够的耐心，尽量把日本变成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
双方只有通过深入的沟通与交流互通有无才能实现彼此间的双赢甚至是多赢。
国家利益所在决定了我对日关系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一切以有利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为出发点，以发展一个好的中日关系为出发点，对日本继续保持主动的姿态和足够的耐心。
我们希望日本能够更加客观、理智地判断中国的发展趋势，以更加积极、肯定的姿态推动对华关系的健康发展，并致力于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
虽然这是一个不高的要求，但处于目前状态下的日本恐怕也很难做到。
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双方发展友好关系的空间十分有限。
尽管如此，虽然在任何时候，在对日关系上，我们都不能放弃原则立场，但在任何时候，由都不应该放弃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
首先，一定要排除来自日本的干扰，尽力把日本变成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
其次，要充分认识中国日益强大对国际关系格局和周边国家心理状态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学习和习惯做一个正在成长和壮大中的国家，正确、妥善对待相关国家的各种反应。
再次，努力扩大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最后，明石康曾说：
“在亚洲，存在一种权威更重于平等的国际秩序。
比如，在日中关系的历史上，双方总是一方处于优势而另一方处于劣势。
日中两国国民正由于其接近而相互以一种复杂的心理看待对方。
”因此，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我方应该致力于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日本，建立平等互利的中日关系。
◆积极发展中日关系的意义：
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10-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
所谓经济过度期，大体上相当于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其基本特征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扩大了并且开始支配整个社会。
增长成为正常状态。
”在这个阶段，“社会和它的经济的先前发展引起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和不断自行加强的反应”。
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时期。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完成了为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的阶段，但却因在起飞阶段遭受挫折最后导致现代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日本经济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中国要顺利完成经济起飞阶段需要一个好的或较好的中日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深化以及多种合作形式的开展，中国与日本日益形成荣辱与共的经济共同体。
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由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推动的。
而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
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更能获得高额利润。
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
但这一切并不能否认下述事实：
在日本对华投资的拉动下，两国之间在生产、贸易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在经济上已经步入相互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阶段，相互间的贸易多具有“产品内分工”和“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性质。
考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尽管中日双边经贸往来的结果是双赢，但我国的相对收益要大些；虽然未来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日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甚至会与日俱增，但相对而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日本。
如果中日关系出现的波动伤害了双边经贸关系，虽然害在双方，但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而日本早已进入到经济增长与现代化的最后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因此相对而言，我方蒙受的损失要严重。
此外，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开展。
日本是东亚第一经济大国，也是东亚惟一一个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国家。
如果中日关系进入僵局，东亚合作也难以得到真正推进。
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需要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日关系。
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同，对日关系的处理本身具有容易引发中国国内矛盾与分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地理毗邻、历史多有恩怨、同为亚洲大国等因素，决定了中日关系在两国民众心里有着特殊的含义与分量，并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社会和问题的高发期，如果中日关系失去控制，相互攻讦、甚至敌视状态继续恶性发展，就容易由一个国际问题转化为一个国内问题，如引发国内对日态度的对立和分歧，引起民众对政府政策和措施的不理解、不满乃至对立，甚至存在诱致其他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的可能性。
鉴于中日关系的恶化容易影响国内的稳定发展，损害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百年大业，虽然与中国的稳定发展相比，中日关系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必须对这个次要的问题以重要问题加以看待。
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秩序，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也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
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所负有的重大责任，要求两国之间必须和平共处、互利合作。
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交恶，不仅会直接影响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会损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环境。
丹尼•罗伊断言：
“如果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继续迅速增长，中日之间肯定会产生严重的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产生军事冲突。
”这样的预言虽然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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