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警报》学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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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警报》学案
10《跑警报》学案
【学习目标】
1、了解作者的经历及作品风格。
2、理解散文“行散神不散”的特点。
3、通过阅读文本学习作者用幽默风趣的语言配合表达主题。
4、理解并学习身处逆境而泰然自若的心态，面对困境仍乐观的精神。
5、思考汪曾祺先生及西南联大师生“不在乎”的人生态度从何而来。
【学习重点】
1、理解作者如何围绕主题选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配合表达主题。
2、理解使联大师生面对轰炸警报表现出“不在乎”的精神底蕴，使汪曾祺先生对空袭的恐怖有如此诗意的感受和描绘的原因。
【学习难点】
思考汪曾祺先生及西南联大师生“不在乎”的人生态度从何而来。
【学习过程】
一、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
众所周知，该校师生的教与学，是自由的。
汪曾祺就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
但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
对此，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
“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
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
我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
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
”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
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
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
因之，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
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受名师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
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
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
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
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
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
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
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
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
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二、品读文本，思考问题
1、快速阅读文本，寻找西南联大师生面对警报的表现，体会他们当时的心态或性情或精神风貌，并加以概括。
雷海宗先生：
马帮：
侯姓同学：
马姓同学跑警报：
提示：
（1）雷海宗先生：
背得很熟，每次问“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解……女学生笔记记得比较详细：
“您上次最后说：
‘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我们从这一问一答中，看出了一种风趣幽默：
风趣在雷先生的的大师风范，博学随意；幽默在女学生记笔记的详细与速度以及答非所问。
更重要的巧妙引出昆明的空袭警报之多，表现出师生面对警报从容不迫的精神。
（2）马姓同学跑警报：
背壶水，带点吃的，夹一卷温庭筠或李商隐的诗，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才慢慢回来。
从中看出他悠闲惬意，从容稳重，该干啥就干啥，只不过换了个地方看书，空袭来临，我自岿然不动。
（3）侯姓同学：
正在听课，忽然跑出去扯嗓子喊：
“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
”从中看出他的敏感，神，久经空袭已成预报大家。
（4）马帮：
细致介绍驿道、马锅头和吹口哨的吹法及呈贡调的内容，看似与跑警报无关，实则体现了坚韧乐观的民族精神。
不惜笔墨对马锅头的装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马帮押运面对沿途的艰难和不测却是如此的沉稳、乐观，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民族的“不在乎”精神。
2、同样都是跑警报，他们的表现、精神风貌各不相同，但请体味他们的相同点，并概括。
提示：
不在乎、皮实、悠闲自在、从容不迫、镇定自若、蔑视、乐观、泰然自若等等。
3、“皮实”的意思是什么？
（悠闲自在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等），那么，能把“皮实”换成“悠闲自在”“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等词吗？
为什么？
4、你认为文章中还有那些语句、词语运用的好，找出来并从运用的方法和表达效果等方面分析。
提示：
①新词，改变词语的感情色彩。
例：
言而有信。
②巧用成语，化用俗语。
例：
心平气和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名闻全校，贵在有恒侯兄送伞，已成定例。
③化用数学术语，一语双关。
例：
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④借用典故。
例：
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侯生送伞。
⑤妙用哲学逻辑推理。
例：
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拣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拣到金子。
（举例帮助学生分析此推断的错误）
⑥庄谐化用。
例：
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人如其信）；“腻歪”“凑四合六”“被甩”等方言的运用。
⑦悠闲自在朴实的描写。
例：
马尾松林吃“丁丁糖”。
三、探究思考
1、抗战期间，日本空袭有过多少次，无法统计，也有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本文中我们感受的却是诗意，为什么？
提示：
①汪曾祺走的是文人创作之路。
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②汪曾祺追求自然、通脱、仁爱的生活理想。
沈从文认为“美在生命,美在自然”。
汪曾祺虽没有做过类似的表述,可确实是沈从文美学主张的实践者。
作家敏锐的眼光使他首先看到了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韧的精神，作家的责任感又促使他要把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告知世界。
③生活遭际。
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
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
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
2、《跑警报》中的“跑”能否换成“躲”“藏”“逃“等词？
为什么？
提示：
①注意从主题的角度理解用词；②区分几个词的内在含义。
四、布置作业：
整理文中涉及到的文化常识、文化名人及民情风俗。
【资料补充】
1、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织成的一所大学。
从1937年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后迁昆明，到1946年7月返间北方，前后共计几年时间。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一所特殊大学，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西南联大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为战时中国和今后培养了大批人才。
西南联大是由北方二所著名大学联合而成，而这三所大学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
我们熟知的著名人物如梅贻琦、沈从文、金岳霖、闻一多、周培源、杨振宁等等，他们都在西南联大任教或求过学。
2、一种独特的文学
——我眼中的汪曾祺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空暇之余，我总会翻翻书柜，读读那些文豪们的作品。
“大”到高尔基、鲁迅，“小”到海子、晓声，总体来讲都各有千秋（本人才疏，不敢乱评论）。
但汪曾祺的作品，却给我以一股独特的感觉：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
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
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
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
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他是一个随和的老头，不经意间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
谁知这不算丰硕的文字，竟然天雨般隐于云彩里，时不时就淋湿了天下人（尤其是普通人）干涸的心。
他甚至不能归类于“作家”这个群体，他的写法与写作心态都呈现出一种“异类”的味道，把写作当作敲门砖、以敲开各种利益之门这种等而下之的做法自不必说了，就连呕心沥血图个传诸后世的“高境界”，他也没有。
好似一泓水，自由自在地流淌就是了，浇着了菜菜青了，灌着了树树绿了，或者浸活了种子长出了庄稼，甚至什么都没润泽只自个儿活泼出一曲天籁，都顺其自然。
但是这泓水又是人间的水，亮晶晶地染着人间的烟火。
只是一个“善”字一个“美”字使他有了超常的法力，乾坤的枷锁束缚不住他，功利的诱惑更左右不了他。
生时，他痴痴地恋着人间；死了，人间便常常地想着他。
尽管也有误解，总是无法抹杀广大的普通人对他与他的作品的喜爱。
比如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士大夫，有人说他淡泊得像天上的一块白云，其实都不大准确……
今天，鄙人坐于灯下（电灯），提起拙笔，来谈谈我眼中的汪曾祺以及他的作品：
一、独特的作品结构
汪曾祺的小说结构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简直与散文区别不大，完全是散文化的结构，他“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注：
《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收获》1986年第2期。
）”，写一种散文化的不像小说的小说。
生活本身往往是平淡无奇的，并没有那么多故事，实际上故事往往是人造出来的，不讲故事的小说更贴近生活。
在汪看来，“气氛即人物（注：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所以他很重视小说的气氛，并认为只要写出了气氛可以不讲故事，没有情节，甚至不必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了人物。
汪小说散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转折自然、形散神不散。
以《八千岁》为例，开头先写米店老板的的特征，写着写着却冒出来一个“宋侉子”，由宋侉子又引出来一个旗人妓女虞小兰，然后由虞小兰一转，引出来了个土匪军官“八舅爷”来，令人感到峰回路转扑朔迷离，转来转去最后又回到“八千岁”身上来了，而那些迭次出现的各种人物，又无一不与写好“八千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是作为对此以显示人物不同的精神境界和不同追求，就是作为事端因果而改变人物命运和生活道路。
这样既显得异峰迭起，又环环相扣，既舒展散漫，又转折自然有致。
二、独特的人物刻画
汪曾祺作品虽然在风格上和赵树理有点相象，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味。
但仔细品味，你就会发现：
赵的作品适应农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总是像评书体小说那样，把人物放到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发展中去，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有时也用典型细节来刻画人物。
而汪曾祺却有他特到的人物刻画方式。
首先他从中国古典小说以及鲁迅、契诃夫特别是沈从文等大师处悟到了白描手法和捕捉生活中往往被人忽略的具有特殊含义的生活细节的真谛，又把这与汉乐府民歌中喜用烘托的手法进行综合，形成他惯用的“白描——烘托”的艺术手法，用以给人物状貌传神。
在《大淖记事》中他这样写巧云：
“巧云十五，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一个很深的酒窝。
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
眼神有点吊，是一双凤眼。
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着；忽然一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象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
她在门外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走来走去。
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鱼肉、蔬菜……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什么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
”这里先用白猫手法刻画巧云肖像，特别突出她的眼神特点，然后又从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众多人的反应中烘托巧云的美，从而把白猫与烘托手法结合起来，把外貌美与人们的反馈信息结合起来。
其次，汪善于抓住人物性格某一最富特征性的细节加以点拨，使人物“活”起来，姑且谓之点睛法。
在《故里三陈》中，陈小手被团长请去为难产的姨太太接生，这之前接了几个“老娘”也弄不出孩子来。
姨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
孩子终于被陈小平顺利地接出来了，团长不但为他摆了酒席而且还送他二十块钱大洋，然而当陈小手跨上马刚走出天王庙时，团长掏出枪，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
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
这小子，太欺负人！
日他奶奶！
”这里只写拿枪打人这么一个动作，再加上几句话，便把团长的阴险、专横、愚昧的性格特征“点”出来了。
最后，造境，也是汪惯用的手法。
出于对和谐美的追求和“气氛即人”的美学主张，他往往从营造“气氛”的总体观照出发来写人，而且把人、情、景融和为一，把淳朴的风俗民情、作家的真情实感、和在这种地理文化中孕育成的人性美合为一体，创造出一种诗化抒情的“气氛”，把人物描写放到这个总体“气氛”中去作为其有机部分进行创造。
这种方法姑且名之曰造境，这在《爱戒》、《大淖记事》、《异秉》、《晚饭花》等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审美特征
汪曾祺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素朴美，是一种自然、本色的审美形态。
素朴美是一种自然本色、不假雕琢的天然美，李白的两句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对素朴的最好形容。
汪曾祺作品的每一个细胞都渗透了素朴美。
他的作品不写剧烈的矛盾冲突，甚至不用典型化的方法，人物着色浅淡，不饰华，一切是那么恬淡、素朴、顺乎自然，笔墨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毫无匠气。
先以他作品中的人物为例，他大都写凡人小事、芸芸众生，而且多为故乡旧时的街坊邻里、同学师长、商贾小贩等他所最熟悉、理解得最深的人物，像摆熏烧摊的王二、俏姑娘巧云、“岁寒三友”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小和尚明海、画家秀陶民、鉴赏家叶三、瓦匠头金大力、米店老板“八千岁”、修鞋匠高大头等等。
这些人物尽管他们的职业、性格各异，但都有着勤劳俭朴的美德，淳朴敦厚的品格和善良美好的心灵。
他们虽然是作品中的人，又不全是虚构出来的，在高邮水乡能找到他们的原型，有的简直就是真人真事。
因此“在‘老高邮’看来，感到非常亲切，有的人能说出这是写的某某人，某某事，发生在哪年哪月……其中有些人还健在，有些人虽然过世，而他的后裔看到汪曾祺的有关作品便露出得意的神色对别人说：
我的祖辈、父辈已被汪曾祺写到书里面去了（注：
朱诞庆：
《江苏县邑风物丛书•高邮》，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
总之，汪作品中的人真实、淳朴、自然、比较象活人，它们构成汪作品素朴美的核心。
语言也是构成汪作品素朴美的要素。
他的语言清新淡雅、犹如朝露清风般宜人，他追求语言的绝、妙、精、洁、雅，或状物或传神或抒情都能恰到好处，读来韵味素朴悠长。
例如《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中对那里民俗风情的生动描写，对大淖附近四季自然景物的描写，特别是对聪明漂亮的小和尚明海和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英子之间诚朴的友谊随着岁月的推移慢慢滋长为纯真的爱情的描写，对美姑娘巧云和漂亮小伙十一子之间奇诡美丽的爱情的描写，那语言均堪称绝、妙、精、洁、雅，达到了素朴美的极致。
和谐，这是汪作品素朴美的灵魂。
汪曾祺崇尚老社顺乎自然淡泊功利的人生境界和审美追求，继承传统文化中淳朴、恬淡、高洁的精神遗产，追寻陶渊明的恬淡、魏晋文学的风骨，又深得李白、王维、孟浩然诗的禅魂和明洁奇诡，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素朴和谐的美学主张。
他指出：
“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所谓和谐就是“作品修短相宜，浓淡适度（注：
《汪曾祺作品自选集•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
“修短相宜”是指作品的篇幅，要求写作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顺理成章的进行：
“一篇小说是不能随便抻长或缩短的。
就像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些，压小了，泡大了，都不能成其为一个苹果（注：
《汪曾祺作品自选集•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就是谈文学创作要根据描写对象的情况取决，不能人为的“压缩”或“抻长”。
“浓淡适度”是指格调，他的作品格调自然恬静，色彩以缘、淡缘、嫩缘等春天和生命的颜色为主，在天然的气氛中流动着与之相适应的淳朴本色的人性美人情美的生命，造成自然美与人美的合一性。
这是就整体而论，就一篇作品而言，各种人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也是和谐互补的。
《鉴赏家》就是一篇和谐美的典范，叶三卖果子不但与一年四季的时令相和谐，而且他与画家季陶民的思想、审美趣味也是很和谐的：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
“紫藤里有风。
”／“唔！
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季陶民画了一幅小品，老鼠上灯台。
叶三说：
／“这是一只小老鼠。
”／“何以见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
它很顽皮。
”／“对！
”在这里叶三与季陶民的思想和审美趣味的和谐达到惊人的程度。
总之，汪曾祺作品的素朴美主要表现在作品的和谐、艺术形象和语言三个方面。
其中和谐是素朴美的灵魂，这不仅表现在作品的结构、格调中，而且渗透到作品的每个生命细胞中，使之浑然天成毫无刀斧的痕迹。
艺术形象是素朴美的核心和重要体现，语言是素朴美的重要因素，是栽体。
四、独特的取材内容
汪曾祺有着很强的文化意识的民间性，这就决定了其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
尤其是，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揭示其凄惨的悲剧命运。
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
《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皮匠、剃头匠和卖糖郎，《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余老五，《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
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
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
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及其包含着的生命意识。
这在他的重要代表作品《受戒》和《大淖记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这两部作品中，汪曾祺以优美的笔调向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富有“异质性”的民间地域。
在《受戒》中，是那个法外之地“荸荠庵”，在《大淖记事》中，是“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的“大淖”。
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自然的原生形态，人们的风俗习惯，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与“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显示着一种独立于传统之外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
比如，他们把“出家”叫做“当和尚”，不同的说法，构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内含。
“出家”意味着了断尘缘，灭绝人性，去过一种非人的生活。
而“当和尚”，却像“当画匠”、“当箍桶的”、“当弹棉花的”一样，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或方式。
“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
因此，当爹、娘和舅舅决定让明海当和尚时，他“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受戒》）。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
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
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
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
情愿。
”（《大淖记事》）
这种独特的民间生活观念更为集中地体现在这两部作品对爱情的描写上。
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明海和小英子，巧云和十一子，无非是美女、俊男的自然相爱，这种故事并没有什么新鲜可言，而汪曾祺将其写得格外出色，其关键就在于他写出了支配着其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那种独特的民间意识。
巧云爱十一子，却被刘号长破了身子。
这在一般的创作中，总要强调或渲染一番刘号长的强行，以显示巧云爱情的悲剧性。
而汪曾祺却没有这样，他对这件事的描写极为平淡，只用一句话（“就在这一天夜里，另外一个人，拨开了巧云家的门。
”）便轻轻带过。
因为，他要突出表现的是在民间那种特定的文化观念的潜在影响下，人们对这种事的态度：
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
他拿着刘号长留下的十块钱，“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
“这个该死的”。
而巧云也“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想，“人生在世，总有这一遭！
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
真不该是这个人！
……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十一子！
”于是，巧云便把自己给了十一子。
但，刘号长还是来，只是巧云“全身都是冷淡的”；而对十一子，则是全身心地投入。
这就使我们感到爱情仍然是美丽的，甚至更加令人心颤。
这种奇妙的审美感受离开了对于这种独特的民间文化观念的揭示与展露是不可能产生的。
《受戒》的价值也仍然不在爱情，而在于那种僧俗之间奇妙和谐的民间形态。
明海当了和尚，却又在此时与小英子相爱了，并且爱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洁。
明海的和尚生涯与其爱情发展并行不悖地向前推进，他的受戒之日，也正是其爱情发展到高潮之时。
这在通常的意义上是非常荒诞的。
中国的和尚是与爱情不相容的，而汪曾祺却写出了他们的另一种形态，即民间形态。
美好的爱情只有在这种自然原生的文化形态中才能够得以实现。
离开了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任何爱情的和谐与美丽都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汪曾祺以其独特的文学笔法，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散文化的意境，无论在语言还是结构上，在人物还是在取材上，都有独特的地方。
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
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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