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生命 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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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生命资料
短信
陈秋梅《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2004年第9期 通俗文学-新人新作
晚上十一点了，我躺在病床上一点睡意也没有，双眼紧盯着手机的屏幕，她的短信怎么还没来呢？
“噜噜噜……”手机终于响了，我打开手机看到了：
“祝你今晚做个好梦，晚安！
”才放心睡去。
近两个月，被病魔缠身的我就靠这手机短信支撑着。
每天早晨，我打开手机，总会有短信，有时是：
“今晨好冷，请多穿衣服呀！
”有时是：
“早上好，愿你今天开心多一点。
”
我是父母失败婚姻的受害者，父母离婚后，母亲准备远嫁台湾时出车祸死了。
有钱有势的父亲给我娶了后妈，后妈比父亲小２０多岁，只比我大一岁，父亲疼她远远超过了疼我这个儿子。
两个月前，我得肝炎病进了医院。
父亲很少有时间陪我，我的精神几乎崩溃，我每天都是闷闷不乐，好几次我真想一死了之随母亲而去。
我的邻床是位５０多岁的老头，由于病魔缠身，脸色蜡黄，头发稀疏，但精神不错，也没专人陪护，只有他上班的儿子下班后给他送饭，他还经常安慰我：
“小伙子，打起精神来，这点病算不了什么，你这么年轻，一定能扛过去的。
”
他也很孤独，每天都在摆弄手机玩。
有一天，他看到我实在是烦躁不安就对我说：
“小伙子，医院没条件上网，你觉得孤独，用手机聊天吧，你拨０５９８８，就会给你找一位姑娘陪你聊天。
”说着他亲自帮我选好昵称。
只几分钟，就有一位昵称“丽丽”的小姐给我发来短信：
“你好，我是快乐女神，我会给你带来快乐。
”
人在忧伤的时候特别渴望心灵的抚慰，我把我的痛苦和烦恼一古脑地倒给了这位快乐女神。
她以一个姑娘特有的柔情细心地抚慰着我那颗受伤的心灵，慢慢地，该聊的我们都聊了，她每天早晨和晚上准时给我发短信。
就这样，给她发短信、读她短信，成了我医院生活的精神支柱。
有一天，我从外面散步回来，看到隔壁床位收拾干净了。
“他怎么了？
”我问给我打针的护士。
“已经不行了，转到特殊病房去了。
”我的心情异常沉重，为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伯伯难过。
一个月后，我终于战胜病魔，走出了医院。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丽丽”打电话，虽然我早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我也打过，可她从来都不接，她说我的病治好了再接我的电话。
现在我是多么想念她，渴望能听到她的声音呀！
我要亲口感谢她在我最痛苦时带给我的快乐。
谁知电话打过去了许久，对方才接电话。
“喂，你好，我出院了！
”我迫不及待地说。
对方的声音却很低沉、沙哑，还是个男人的声音，“祝贺你！
”然后是长长的叹息声。
“喂，你是……”我刚想再问，对方已挂机。
以后我再拨这个号码时变成了空号，又拨了几次，依然是空号。
两个月后，我到医院复查，无意中在一沓病历上看到了那个手机号，我问医生，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机号是和我同病房的老头的。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顿时泪水“吧嗒吧嗒”滴落，打湿了我的衣襟。
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
黄孟文《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2004年第9期 通俗文学-外国小说
她教课到一半，忽然有一位同事来叫她去接一个紧急电话。
是医院托人打来的。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你家菲律宾女佣抱着你们家孩子跳楼了！
”她耳朵嗡的一声，吓得差一点晕了过去。
“菲佣当场惨死，孩子受重伤，目前在大巴窑医院急救。
”
坐在车内，她急得像一头在喷着岩浆的火山边缘寻觅方向的母狮。
厚黑嘴唇因气愤过度而一直抽搐着。
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反复又反复地詈骂菲佣：
狠辣、卑鄙、没有人性、比五步蛇的唾液还要毒百倍。
要自杀自己去跳楼好了，为什么要把我的儿子也拖着去送死？
早上自己只不过责怪了她几句，难道就要这么恶毒地报复？
你自己命贱不值钱，要进地狱为什么不独自去？
我的儿子可是宝贝啊。
可怜他才三岁。
Ｂｏｙｂｏｙ……希望他吉人天相。
我愿意变卖一切来救活他。
这个死安娜，整天都要我来催促她做已规定的工作：
准备三餐、洗衣、熨衣、抹地、孩子午睡时到楼下去买面包、鸡蛋或罐头食品、下午洗车、晚上送孩子去语文学院学英文……总是想偷懒。
今早，咖啡还没有泡，就坐在床边看她女儿的照片，一边看一边垂泪。
说女儿病了，要找娘。
也是三岁。
可怜。
妈在国外讨生活。
嗬……嗬……真是岂有此理，生病就生病，千里迢迢，干流泪有个屁用？
把工作也停下来。
作为她的波士，难道我责骂她有错么？
就要害死我的儿子？
还称得上是人吗？
还是一个大学生呢。
这样害人害己，连鬼都不肯饶过她。
难怪她一跌下地就去见阎王。
我的宝贝啊可千万没事。
老天爷啊请加倍保佑他。
Ｂｏｙｂｏｙ……无辜被人拉去闯枉死城。
她一边骂一边切齿咬牙。
Ｂｏｙｂｏｙ……在急救室。
医生不准任何人入内探视。
她被催促着回家，警方人员要来查看。
电视机还在播放着卡通片。
一个系着长线的气球在天花板上浮动着。
另一个气球已爆裂，破胶皮冤屈地缩在地板上一角。
厨房后边有几根挂满衣服的竹竿伸向阳光。
一个红色气球系在窗边，非常耀眼。
这些气球是昨晚从宴会上带回来的。
窗内歪歪斜斜摆着一张椅子。
安娜就从这儿挟持着儿子爬上去跳楼的么？
警察一直伸头向外张望。
带着手套东量量西量量，脸色沉重。
时而发出几个问题，不断作记录。
安娜床头仍然立着那个镶着小女孩照片的镜框。
这张照片令人恨之入骨，因为就是她间接害得儿子坠楼的啊。
她拿起小镜框，用力掷向地板。
哐啷，碎了。
照片后页写着几个英文字：
吻别孩子！
吻别马尼拉！
警察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严厉地说在罪案调查期间，不可以捣毁屋内的任何物件。
他们仔细包起这张照片，带回警署。
医院传来大喜讯：
男孩已经脱离危险期。
左手骨折断了。
身上一些皮外伤无大碍。
后脑验明没有严重受损。
大略再多一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她比中了大彩头奖还要高兴，急忙再度驰去大巴窑探视儿子。
验尸庭的诊断报告公布了。
警方在经过了多方面的追踪与问话之后，综合调查结果也终于在许多人的期望中发表了：
菲佣的后脑与背部因猛撞地面而碎烂。
男孩是在坠地后才从女佣的胸腹间松脱，被抛出数尺之外。
最初女佣是在下楼购物返回住家时惊见孩子爬高取球，急忙爬上窗口救援，不慎二人同时坠落。
菲佣用自己的身躯护住男孩……
又见一年枇杷熟
这里，有一棵突兀挺立的枇杷树格外惹眼，在满是广玉兰的林荫道旁它显得是那么的孤独；放眼开来，它是这片树林中唯一的不同，所以我偶尔会想，它是寂寞的吗？
懂得欣赏万山丛中一点红的孤独是一种境界，所以有人说高贵的寂寞很美，宛若冷月孤悬，静静地远离着尘世的喧嚣。
孤独的枇杷树或许不知道，关注它的人随着时间已经开始增多，它那挂满树梢枝头的绿色小果，几乎吸引着每一个从树下走过的人；冬去春来，期盼中的果熟时节即将到来，想到那酸甜嫩黄的枇杷果，人们没有理由不关注，而我宁愿相信这种关注的更深是充满希望的意味吧！
寒冬是枇杷树开花正盛的时节，而今花谢花非，只剩下是不久将要成熟的果实，看得出人们都满怀期待。
年复一年的果熟时节，围绕着枇杷树所发生的从来就是它司空见惯的故事，树尖上那些枯枝与树干上斑驳累累的痕迹记载着它的诉说。
五月，是枇杷成熟的季节，那时候，可以经常看到鸟儿飞临枇杷树啄食果子，也不间断的有人走到树下张望。
开始，那些挂在低处的果实随手就能摘到；稍高些的纵身一跃也能抓到，总之不会有人空手回去。
那被摘下的果子，在旁就近一洗，不消一会就落入腹中，当然，在枇杷树的周围，也到处可以看到被丢弃的果子，想来是味道酸酸以至无法入口的吧！
当低处的果子已经摘尽，就会看到有人手里拿着长竿、短棍，冲着树上肆意挥舞着，随着枇杷树上成熟的果子纷纷掉下，更多的果枝与树叶也一同落地；有带着孩子一起来的，这时候小孩子是最兴奋的，两只小手捧得满满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最后，只剩下那些挂在树尖上的枇杷果，也许是在高处饱受阳光照射的缘故吧！
那些枇杷果都是最好的，果实大大饱满的，颜色灿灿金黄的，个别禁不住馋嘴诱惑的人，就会拿起自制的加长竿爬到树上，对着树上的累累硕果一通狂挥乱打；结束后，只剩下满地散落着的断枝残叶。
年复一年又一年，枇杷树依旧如往昔般沉默，枝头处又挂满了果实，那是它对自然的无私奉献；只是在那孤寂的树影下是否掩盖着深深地哀伤，但愿，一切不是只有它自己知道。
生命作为人类艺术的永恒主题之一，中外文学史中，许多大师为探索它的真谛历尽艰辛为实现生命的价值李清照唱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凛然浩歌。
为描摹生命的姿容泰戈尔勾勒了一幅“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旷世佳境。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热爱生命》更是作者为我们唱出的一曲珍爱生命的美妙乐章。
苏轼在《赤壁赋》中说：
“哀吾生之须臾——
生：
羡长江之无穷。
”
师：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也说：
“况修短随化——
生：
终期于尽。
”
师：
曹孟德还说：
“对酒当歌——
生：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师：
好，同学们，打住了。
生：
哈哈哈！
师：
人生何其短暂，那么蒙田告诉了我们怎样对待生命？
生齐：
热爱生命！
师：
好！
同学们，生命是由日常生活构成的，那么作者告诉了我们怎样度过日常生活了吗？
再说白一点，就是作者告诉了我们怎样过日子了吗？
生：
告诉了。
一介”书生的家国情怀
● 光明日报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位87岁的老人依旧笔耕不辍。
作为《儒藏》项目的首席专家，他把这个浩大的典籍编纂计划延续到2025年。
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创建中华文化书院推动“文化启蒙”，到90年代最早提倡“国学”，汤一介把做学问与时代赋予的使命融为一体，思索着中国哲学在不同时代的沉浮。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
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言传身教对子女影响很大。
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意思是勇于承担困难的事情，对合乎道义的事情负责。
青年时期，汤一介目睹旧中国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深感痛心。
他曾回忆道：
“我十六七岁时，抗战最困难时期，写过一篇文章《一滴汽油一滴血》批评达官贵人浪费汽油。
”
1946年，汤一介考上北京大学。
从此一生都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
在北大求学时期，他结识了妻子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
如今，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因为历次的政治浩劫，他与同龄人一样，耽误过做学问的大好时光。
上世纪80年代，他以“知天命”之年重新焕发学术研究的活力。
从此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工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与发展付出辛劳。
中西方文化“和而不同”
上世纪80年代起，各种学术思潮涌动，整个社会掀起文化热潮。
针对当时兴起的“国学热”、“东方中心论”，汤一介开始就持冷静的态度。
他曾撰文写道，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
当时，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
对此，汤一介立即给予批评和回应。
他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
怎样实现文化共处呢？
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
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
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
书院举办了“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动了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
他先后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在非有非无之间》《佛教与中国文化》一系列著作，主编了《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国学举要》等大型丛书，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等学术机构。
汤一介反对人们用“国学大师”称呼他。
他认为，“大师”应该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而他自己只是中国哲学问题的一个思考者。
在汤一介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已出版的100册《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
作为这部集中华儒家文化精髓的浩瀚工程的总编纂和首席专家，汤一介责任重大。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希望编纂《儒藏》典籍。
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主持制定、汤一介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方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
在汤一介看来，这个项目自己责无旁贷。
十年来，《儒藏》系列已出版百册“精华编”，按照计划到2025年《儒藏》全本将全部完成编纂。
整个项目将涵盖历史上儒家主要文献，包括历代学者研究著作等，还包括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韩、日、越三国用汉文著述的主要著作，如今已吸纳四国大约500名学者。
汤一介倡导弘扬儒家文化的宗旨是“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在他眼中，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前夜，当一个民族处在复兴前夜之时，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汲取力量。
他深刻认识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必须以文化的复兴为支撑。
王岳川：
我的读书生涯
进入专题：
当代学人
● 王岳川 （进入专栏）
我是从四川的“知识少年”而后成为北大教授的。
这其间的甜酸苦辣，唯有自知。
而且，读书使我学会了从生命深度中学会了用赤子童心看待这个世界。
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
就是，怎样生，怎样死。
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
一少年：
读书成为一种奢侈
对于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我来说，60～70年代读书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
一则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使得我们这一代在生命之初就先天缺乏精神物质双重营养，同时又由于在“乌托邦”话语指引下，人们将中国传统尤其是古书看作弃之唯恐不及之物。
因而在60年代，读书似乎是一种精神奢侈。
记得四岁多时（1960年初），颇有国学根基和书香世家渊源的外祖父就严格地教我读书，从《千家诗》发蒙，然后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等，同时要我每天写一张仿帖（颜体）。
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书所读”———完全不知道书中所言为何物何史何理，当然更不能体味书中的妙境了。
那时只看到外祖父紧蹙着双眉，在苍老和稚嫩的读书声交汇中，眼角不时闪出的亮光。
两年过去了，当我对古诗文有了某种真实的亲近感时，外祖父却中止了祖孙的日课———他终于未能躲过那场大饥荒的魔掌。
当我被母亲领到外祖父的简陋的墓前时，只是感到阴阳两界的神秘和失去亲人的深切悲哀，并没有想到读书中断所造成的精神裂痕。
随后，我也瘦弱地从三年灾害中挺了过来，并开始上小学。
在“现代性的教育”体制中，古代文化内容已经被压到最低。
我在若干知识组成的网眼中，似乎清楚实则盲目地读着。
尽管每周还时时温习一下那些读来朗朗上口的古诗古书，但是其意义更是扑朔迷离，未可究底，亦谈不上更上层楼。
终于有一天，大街上满是红旗红袖章红海洋，高音喇叭游行口号震耳欲聋，处处在砸“四旧”烧“古书”；先文斗，后武斗；今天台上“秀”，明天阶下“囚”；然后枪声骤起，各派（或“井冈山派”，或“八•二六派”）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在硝烟弥漫中，我看到少男少女的年轻血肉在秋草瑟瑟中倒下，看到中学生们那种被疯狂的仇恨所烧红的愚昧眼睛。
我的心被红色海洋灼伤了，只能从瓦砾中退到狭窄幽暗的家中，最后将外祖父留给我的一箱子古书深藏起来，就又退到了乡下去“躲武斗”。
等到一年多以后，我晒得黧黑回到城里，马上又被挥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延宕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命运！
1969年，我高小毕业时，就被当作“上山下乡”的“知识少年”下到了农村，分配工作是放牛。
在一个完全陌生而不能理解的境遇里，面对硕大的牛，我感到身无所依的“恐惧”。
这最初的恐惧在我以后读书生涯中得到不断的印证，在我的思想进程中成为某种难以抹去的背景。
不面对自然，就绝不会领略自然对于人生的意义。
现代人在冰冷的钢筋水泥构造的城市里忙碌地活着，也许会觉着某种世俗的幸福，但对自然所能给予人的激情、思想与生命跃动却日益隔膜陌生。
当年，我置身于绝对陌生、绝对孤独的境遇里，那是真正被抛弃被遗忘状态，但这绝对隔离状态也给了我思想的大自由。
有一天，当我依旧横笛牛背时，我被摔下山崖。
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我静静地躺在崖底的草丛里，丧失了知觉。
到傍晚五点钟，天快黑了，那头牛舔着我的脸才把我舔醒了。
当我拉着牛的尾巴一步步走出山崖时，经历过生死的世界对我而言就变了。
这一天，我体验到了死———真切的死和虚幻的生。
很偶然，却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
当水一般的清冷从山谷中升腾时，当花一样的叹息从窗下飘坠时，我体验到的世界变了，虽然地球依旧那样转动。
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没有奢谈死亡的资格。
直面自己的死亡，多次目睹朋友面对死亡或走向死亡，此时才懂得“恐惧”和“寂寞”的真正含义。
我发现生命中一种拂之不去的沉静与默然已然铸形。
我因伤从乡下返城后，开始了我的中学读书生涯。
中学五年，在这真正可以读书的时候，真是如饥似渴，有一种拼命的姿态。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禁书《青春之歌》，一口气读完，而且日读三遍，其中的重要人物的语言几乎都能背诵下来。
对北大人的身着布鞋长衫，系长围巾的潇洒和书卷气非常神往。
也许，正是这种不是理由的理由使我埋下了进北大的初衷。
在北大读书也许是我一生的宿命，我想。
“文革”后期（71～76年），我日复一日地感到头脑空无的可怕，于是在各种大批判的喧哗中潜下心来大量读书。
一些烧而未尽的书在“地下”流传着，我用以书换书的办法，换到或借到大量的中外哲学、文学、文化史、思想史的书籍，经常通宵达旦地读，兴奋莫名，甚至有好多次晚上将手电筒照得直流水（那时节约闹革命，晚上一般定时全院停电）。
遇到好书，对方实在不换，只能几个朋友轮流用复写纸将书誊抄下来。
在“白卷英雄”风靡之时，我沉下心过我的读书和书画音乐生活。
这期间在经历了太多政治风暴之后，我明白了自我身份和现实处境，因此读书已不再是“被读”，而是主动语态的“去读”。
二大学：
文化传承与人格塑形
1977年高考前，我在四川省安岳县某商业单位工作。
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时，我们那一代知青都觉得没什么前途，快二十高中毕业下乡或工作，觉得一辈子也就这个样子了。
青年时代，我有每天清晨长跑的习惯，深秋的早晨跑完八公里下山时，远远听见“新闻联播”说今年恢复高考，不管是应届还是往届的，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我听后特别兴奋，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资格参加考试了。
以前的“工农兵学员”靠保送推荐，“单位同意，领导批示”就成了，而我们似乎与此无关。
这次不同，每个人都要资格参加平等的高考！
我下决心要考，却马上遇到很大的麻烦——单位领导不同意，说“你才工作一年多，怎么就要跑了呢？
你还是我们要培养的人才呢。
”当时，我知道今生参加高考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尽管单位不同意但我还是执意要考。
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复习。
上班时抽屉里放着复习资料，平时赶紧处理各种公务，稍微闲下来就把抽屉拉开一条缝一页页翻看。
当时没有任何现成的复习资料，英文、政治、文学、数学、物理等各种科目全靠自己剪裁收集资料。
有一天领导终于发现我在悄悄复习时很生气，到了报名的最后一天，坚决不让我报名。
当时没有辞职或炒老板这一说，是非常严整的半军事化制度。
我究竟何去何从，还要痛下决心。
我只好去做工作，说：
“我肯定考不上，今年全国只招26万人，报名人数已经超出100倍，竞争激烈，录取比例不到百分之一，所以我肯定考不上。
但是为了让自己安心工作，你就让我考一次，考不上就再也不考虑这个事了，踏踏实实地工作。
”结果他低估了我的能力，心想“你肯定考不上，一天十个小时工作这么累，何况其他考生都复习三四个月了，你还没动呢”。
最后，同意给三天假的时间复习。
我如愿以偿，悬梁刺股通宵达旦地读书备考犹如战斗前夕一般。
记得我的一位同学复习太困只好抽烟提神，有一次一支烟在手指缝里烧完了都没醒，两个手指之间烧了一个洞。
1977年冬，我参加了高考。
考试使我终于完成了人生的一个仪式，文革中那与书无缘的时期成为了历史。
大学的读书已不仅仅是狭义的读书，而是带有一种思想启蒙、人格唤醒和心灵震撼等革命性因素在其中。
读书成为自我灵肉蜕变、自我生命唤醒升华的一个契机。
78年春节邮递员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对我说：
“我手上有重要的挂号信，你怎么谢我”。
我说：
什么信？
他说是四川大学招生办寄的录取通知书。
我当时听了如雷震耳一般，真不敢相信！
“文革”十年来，从没见过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考了全县第一名，而且是第一个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兴奋异常奔跑回家的路上想：
大学的教室是什么样子？
大学的老师长什么样？
因为对一个回城知青来说，这些都不可想象！
那时候渴望上大学，因为上大学就像登天一样难。
考上大学后我特别兴奋，第一个提前到川大中文系报名。
中文系的老师都出来看“第一个来报名的高考大学生”。
我对坐落在成都锦江九眼桥望江公园旁的四川大学的一草一木都很好奇，和新来的同学们一起趴在窗子上看大学教室，到钢琴房轻轻摸一摸乐器之王——钢琴，还到教学主楼前的荷花池畔畅谈理想……。
当时川大的录取率不到万分之一，中文系最热门，而国际关系、财经、法律，都没有文史哲热。
77年大学生进大学后，同样也让老师紧张不安，彻底改变了大学的读书风尚。
新大学生的无与伦比的求知欲，使得这群大学生看书像狼盯上食物一样。
知识匮乏时代之后，每一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这样渴求而挑剔的眼光都会心里发虚不寒而栗。
学生对老师造成巨大的压力，让老师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想到学生会“如狼似虎”。
同学们甚至把这四年大学生涯当成人生的“终极四年”，因为当时没听说大学后还能读硕士、读博士，以为大学生就“到顶”了。
同学们废寝忘食你追我赶唯学问是高，每堂课下来都激烈讨论老师哪讲得好，哪讲得不好，哪个老师行，哪个老师不行。
老师们在忧虑中紧张，面对新的时代转型中如此沉醉问题疯狂读书的大学生群体，如果不全力拼搏万取一收，就会陷入授课的知识困境和直面真理的尴尬中。
在川大四年心定神闲地读书，也形成了良好的锻炼习惯。
每天早上在大操场上跑步四到八圈，每天晚上去游泳或者散步。
早上跑完步就背三首唐诗或一篇古文，如果没背下来的话当天早饭就免了。
有时候真的没背下来罚自己饿饭，结果经常快到中午时头饿得发晕，老师在上面讲什么都听不太清楚。
同学们读书刻苦达到了时时比心劲的程度。
我们一个宿舍上下铺十人，一到晚上十一点熄灯，室长就说：
“关灯睡觉了”，我就老老实实地进入梦乡。
但后来觉得怎么也考不过其他几位同学，仔细观察才发现他们都买了电池电筒，晚上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复习到凌晨三四点。
老大哥们感到岁月荒废，有一种与时间赛跑的冲动，发奋读书写作想考第一。
这对我刺激很大，想想自己自从做了川大校学生会主席实在是浪费了很多时间，深深反省而辞去一切，刻苦努力静心读书，晚上也开始在被窝中看书复习，最后取得优秀成绩而毕业北上。
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将刚入校2.0的好眼睛，迅速变成近视眼并加速上升到300度。
在生命的印证中，我深刻地体悟到：
大学是灵魂铸造空间，真正的人文理性重建的基点不在生活的平面化和世俗化中，相反，这一基点在充满希望的大学中，在新一代学子之中。
超越当下利益得失，放出眼光胸襟，展望新世纪人类图景，反思、传播、创造华夏新文化，是当代大学中睿智学者和莘莘学子所必得担当的历史使命。
可以说，1977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是高考使我终于完成了人生的成人仪式。
大学读书已不仅仅是狭义的读书，而是带有思想启蒙、人格唤醒和心灵震撼等革命性因素在其中。
读书成为自我灵肉蜕变、自我生命唤醒的契机。
在大学期间，每日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狂读诸子、经史，尤好老庄。
苦读苦背为我大学生活的唯一“活法”。
这段时期，几乎只看“国学”书而陶醉于这种鉴往知来之学，真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精神是照亮生命盲点和世界暗夜的光。
在大学读书生涯中，我感到一种新的精神气质在自我生命中萌芽了，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已经冲破了拿学位的空壳，成为内在心灵的沉甸甸的金属般的声音。
我体会到人文学者的价值在于为这个日益物化的世界立下“人的尺度”。
记得二战以后德国图宾根大学校长面对全校学生说：
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们，我为你们而自豪，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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