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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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
福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
由于这两个人在今天的巨大声望，以及思想的尖锐差异，使这场争论遍及整个欧美学界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
大致说来，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
方法论差异；对主体构成的评价差异；在社会理论方面交往理性和权力的差异。
关键词：
福柯、哈贝马斯、权力、理性、交往理性
福柯与哈贝马斯完全不同。
这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德法传统的不同，这也许还包括两个人气质上的深刻差异。
福柯根植于萨德和尼采的传统，他将恶之花的危险尝试和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体验融于一体，进而将自己置于理性所鞭长莫及的危险地带，并对
既定的现实无论是道德现实还是政治现实持有一种执著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带有一种敏感的气质，而这种敏感却近乎于偏执。
福柯前所未有地将哲学变成个人的事情，哲学是在探
讨个人的极限、可能性和遥遥无期的真理，在福柯这里，哲学就是探讨他自身的秘密。
但是戏剧性的是，旨在发现个人秘密的隐蔽哲学，甚至可以说是哲学行为，却赢得了最大量的读者，并被一遍遍地呈现在朗朗白昼之下。
哈贝马斯呢？
在这位哲学家的源头里，尼采作为一个极端的反面教材得到了批判，并被剔除的干
干净净，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源头决没有超人崇拜和对个人性的
鼓吹，他的曲折起源是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
后两者都将个人，将自身置之于哲学之外，在马克思这里，个人消逝在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在韦伯这里，个人是铁笼中的囚徒；哈贝马斯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反个人主义者，无论是他在哲学上的观念诉求，还是他的毫无风格化的哲学措辞，甚至是他目前的政治现实一一在所有这些方面，哈贝马斯都被公共性意愿所统摄。
福柯相信，知识的作用就是让知识分子个人不断地改变自身，而哈贝马斯相信，知
识和知识分子能够促进一个其乐融融的团结社会。
福柯将个人的
出路放在个人自身孤独的美学改造方面，哈贝马斯从来就是将个
人置于集体的无边无际的交流和商谈中，如同福柯喜欢一次次地单独出没在加利福利亚那些神秘的夜晚，而哈贝马斯喜欢在各种各样公众讲坛上领奖或者演说一样。
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哲学的重大差异，也可以反过来说，哲学的重大差异决定了行为的差异。
这两人之间有一场事实性的对话，但是主要的争执隐含在各自的著述中，尤其是在哈贝马斯这里，对福柯的批评毫不隐晦。
这种批评涉及到他们各自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
权力和理性。
福
柯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分析，哈贝马斯则是从理性的角度对社会作出诊断。
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对整个传统一一尤其是对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的估价不一样，各自遵循的探
讨途径也不一样；如果非要为社会开一剂药方的话，那么这个药
方肯定也不一样；最后，不可避免的是，对未来的态度，无论是哲学态度，还是生活态度，无论是乐观的态度的还是悲观的态度，
也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福柯通过权力对社会作出的诊断，然后
看看哈贝马斯的针锋相对的观点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福柯的猛烈抨击。
1权力和社会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通过权力的变化来描述社会的变化，社会的谱系演变铭写在权力的谱系演变上面。
福柯正是从权
力一一权力的形态、实践、活动机制一一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
这一社会理论的基石是权力。
在福柯看来，正是围绕着权力的运作机制，庞大的社会组织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
整个社会结构盘根错结般地缠绕在权力上面。
权力的性质、
形态和机制变了，社会结构就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制有君主的独特镇压权力，古典时期有针对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现代时期则是针对身体的规训权力。
也可以反过来说，否定性的镇压权力构成了君主制社会的基本结构，诉诸于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构
成了古典时期的社会结构，而规训权力则构成了现代时期的普遍社会结构。
权力是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基石，社会，它的数不胜数的表象、形态、能指，它的无法估算的规模、尺度、范围，最终都可以浓缩和还原到权力的基石这一点上，权力是它们最后的归
宿，也是它们最终的根源。
权力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变化。
权力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基石？
为什么成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
为什么权力的变化引发了社会的变化？
为什么规训权力的出现促发了规训社会的诞生？
首先，我们发
现，福柯的“权力”本身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概念，甚至难于为
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权力是什么？
福柯说：
“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
”①权力应该被理解
为多重的力的关系，不应该从一个中心，从某个最基本的始发处去寻找权力的源头，权力也不是某个集团、某个主体的所有物。
相反，权力存在于各处、存在于任何的差异性关系中，“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
”②福柯明确地抛弃了那种自上而下的压抑、笼罩、涵括、包裹性的国王权力，那种支配性、主宰性和统治性的权力。
权力永远存在于关系中，也可以说，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
它随时随地产生于不同事物的关系中，这意味着，权力总是变动的，复数的，再生性的，微观的、局部的、细节性的、相互流动和缠绕的。
这样，权力充斥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充斥在每一种差异关系中，充斥在任意的相关物之中，局部的无所不在的这些微观权力将宏大的主导性权力构型冲毁了。
对福柯来说，这样的权力从来不外在于社会，相反，它深深地根植入社会的每个片段和细节中，权力的变化促发社会的变化，权力的形态——它的力量关系，它的性质、方向、活动机制
——内在地构成了社会的形态：
社会关系及其性质、方向、活动机制。
权力不是处在社会隐晦的底部，不是曲折而坚决地操纵着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它处于社会的内部，处在社会的每一片肌理上面，从而构成社会内部、社会本身的决定性要素。
社会围绕着权力机制而活动，而运转，而成型，它听命于这种权力实践和权力游戏，权力处在社会这个同心圆的最核心之处，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说，社会的种种表象可以还原到权力的机制上。
对社会的诊断可以简约为对权力的诊断，外围最终还原到核心。
社会形态正是权力形态同一个层面上的横向扩充，而非纵向的生产和
派生结果。
这样，福柯的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构成了一次重大挑战：
在福柯这里，社会形态的变化与经济方式的联系极其微弱，福柯排除了劳动、生产方式、剥削和异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位置，排除了它们在社会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
对他来说，社会形态同
这个社会的一般权力形态是同质性的，君主权力就导致君主社会，规训权力就导致规训社会，权力形态的变化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
由于权力总是关系中的权力，总是任意两个不同点的权力，总是复数权力和网络中的权力，因而，它天然地就能将社会的诸要素关联起来，将这些要素以“权力”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而让
这些要素按照权力的形态组织社会的形态。
权力具有这种组织天性，因为权力存在于任何差异关系中，只要存在着差异，就必定会产生权力，“权力不是某种可被获得、抓住、分享的东西，也
不是人们能够控制或放弃的东西。
权力通过无计其数的点来施展，它在各种不均等和流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施展。
”[3]
哪里有不均等的关系，哪里就会出现权力，权力就具有这种自发性和天生的敏感性。
它瞬间生成而且无处不在，这样，社会本身不仅充斥着权力，它几乎就是由权力构成，由权力关系构成。
这即是福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的理论诊断。
在此，我们发现，
福柯很少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等概念来描述历史和社会形态，在他那里，只有抽象的时间划分，只有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的划分，这些时期同从经济角度或社会经济的角度划分的社会形态并不吻合。
由权力及权力关
系的角度出发，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称呼就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
规训社会。
对福柯而言，监狱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生动隐喻，因为它体
现了现代权力的最根本的规训特征，是现代社会形态的精确提纯，社会就是一个在规模上放大、在程度上减弱的监狱，只有在监狱这里，纷繁的社会本身才能找到一个焦点，一个醒目的结构
图，一个微缩的严酷模型。
而现代个体，正是被这个无处不在的监狱之城所笼罩，个体就形成和诞生于这个巨大的监狱所固有的规训权力执著而耐心的改造之中。
个体，在这种权力的干预、生产和造就下，是被动的、他律的、笨拙而呆滞的，最终，这几乎是个无望的个体，悲凉之雾覆盖着他。
在这个现代规训社会的舞台上，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是囚徒式的悲剧。
个体诞生在权力机制
毫不喧哗的冰冷实践中
这，就是权力对个体的生产和改造，个体，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以及一切有关他的知识都是匿名权力的产物。
权力和个体的
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和被生产关系。
如果说，在规训社会中，个体是难以抵制权力的，权力对于个体的塑造没有遇到障碍，那么，权力和权力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权力之间存在着抵牾、冲突和矛盾吗？
福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尼采的权力命题一一如果非要为福柯的权力观寻找一个来源的话，也只能在尼采那里
去寻找，在尼米的“权力意志”那里去寻找。
在“权力意志”那
里，权力总是处于关系中，总是处于斗争状态、总是遭到抵抗，且总是表现为战争形式：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相应的抵抗权力。
如果权力总是处于关系中，如果权力并没有一种中心性的焦点，如果权力是非主体化和非人格化的，如果权力总是有抵抗相
伴随，最主要的是，如果权力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统治权和法律，相反它贯穿于一切社会微观实践中，那么，福柯有足够的理由用军事关系来描述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根据普遍的战争形式来描述权力。
这意味着，战争可能成为权力关系的分析器，权力关系就总是一种战争关系，军事关系。
倘若如此的话，倘若权力关系按福柯的说法无处不在的话，那么，所有充满权力关系的社会形式，所有的组织、分化和社会等级现象，所有事物的根本状态，所有那些民事范畴，在根本上都是战争和军事关系，都属于战斗范畴。
换言之，和平的内容都汹涌着战斗的厮杀声，在正
义的平衡下面不对称的力量在不停地较量，法律的下面流淌着未
干涸的血迹，一句话，“政治，这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
”[4]战争应理解为恒常的社会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和制度不可抹杀的本质，”[5]虽然真正的战火熄灭了，但是国家、法律、政体，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是如何诞生的？
它们的建立和
完成并非战争的休止，相反，它们，这些政治形式，是战争的延续，是另一种战争。
战争在这些政治形式中，在法律中，制度中，真理中，知识中咆哮，“战争，是和平的密码。
我们处于一部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之中；战斗的前线穿越整个社会，永无宁息之日，正是这条战线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到这个或那个战场上，没有中立的主体。
人必将是某个别人的对手。
”[6]
战争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或者说，战争是权力的基础和根本形式，如果权力是事物的普遍实践方式的话，那我们也只能说，战争是事物的根本状态。
没有完全同等的权力，这就意味着，没有完全平衡和静止的关系，权力实践在每个差异关系中运转，战
斗也就在这种差异关系中不停地呼叫，社会和政治再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平稳、静穆和安宁了，它不是碧波荡漾的优雅湖面，而是翻滚、狂暴的大海浪涛，它从不停止，从不息事宁人。
战争没有片刻地休息，以此为基础的权力在每一个瞬间都在争执、愤
怒、仇视、狰狞和报复，这就是和平的深层定义，也是权力无始无终的游戏方式。
战争和权力，肉体和激情，偶然和非理性主宰着一切。
这就是福柯权力理论对政治的解释，对理性和真理的解
释，对这个世界的解释。
战争和权力是永恒的，和平不过是虚构的瞬间。
这种权力不是霍布斯的权力，而是尼采的权力。
前者将战争视为权力的基础，但这种战争，霍布斯宣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实际上是有关战争的游戏，对战争的估算，以及这
种估算所导致的对战争的回避。
只有尼采的权力，才贯穿着狂热的战争，才贯注着厮杀、争斗、征服、毁灭和血雨腥风，只有谱系学的权力——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勾勒了它的诸种功能才是福柯的权力，它的实质是战争，它埋伏在这一切
中，也生产了这一切：
国家、政体、理性、和平和真理。
“这是社会中永恒的战争……真理作为为了一部分人的胜利而运转的武器。
”[7]同样的话，在几年前，在关于尼采的文章中，福柯也说过：
“这种知识意志是本能、激情、沉湎于讯问的任性，残忍的纯化活动和邪恶。
”[8]总是要回到尼采，谱系学中的尼采。
2.谱系学批判
福柯奠基于权力的社会理论的两个观点就可以这样表述：
现
代社会的个体是被权力孤零零地生产出来的，这是个既没有笑声
也没有希望的呆滞主体；将战争作为权力的分析器，也就是说，以战争模式分析权力，最终分析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实践。
由于权
力埋伏在这一切关系中，也意味着战争埋伏在一切关系中，埋伏在社会和政治的每个区域之中。
这两点是哈贝马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既不能接受这样一个麻木被动的悲观主体，更不能接
受和平的密码是战争这个了无希望的人类悲剧。
如果是这样，交
往如何可能？
共识如何可能？
哈贝马斯的哲学大厦“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可能？
在福柯那里，任何的差异性关系都是不可更改的权力关系和战争关系；在哈贝马斯那里，差异性可以通过不断地沟通、交流来达成共识。
福柯在差异性中看到了鲜血在流淌，哈贝马斯在差异性中则允诺了和平曙光。
哈贝马斯当然会对福柯的
这种悲观而冰冷的理论提出批评，但是，在具体批评福柯的观点
之前，哈贝马斯首先对福柯的方法一一谱系学方法一一提出了批评。
哈贝马斯指出，福柯之所以提出谱系学，就在于对传统的人文学科不满，尤其是对历史学和解释学不满。
福柯的谱系学用自身的三种模式来代替传统的人文学科的三种模式。
即用无意义的
结构分析代替对意义的解释；用权力的功能来替代真理的有效性宣称；用价值中立来替代价值判断。
总之，谱系学要用客观性来替代相对性，用科学性来取代伪科学性，要用客观的自然主义取代人为的规范性，它的根本旨趣是“每一个事件应根据自身的情境得到彻头彻尾的说明”。
［9］谱系学要致力于知识的客观性，但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努力和旨趣同样存在着问题，因为“历史
编撰学（谱系学）的不自觉的现时主义使其出发点仍旧是解释性的；与现时有关的不可避免的相对主义分析只能将自己理解为语境式的实践活动；无派性的批评不可能解释它的规范性基础。
”［10］哈贝马斯的意思是，福柯宣称谱系学是真正的科学，是知识的客观明证，但这种科学依然是解释性的，语境式的，有
派性和原则的。
福柯无法证实它的客观性，无法将自己的谱系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谱系学的出发点总是有一种此时此地性。
他通过权力形式的变迁来划分惩罚的历史，来区别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这种历史的区分难道不是解释性的？
权力形态的变化难道不是在比较和解释中得以澄清？
权力怎么可
能根据它特有的情境得以解释？
总之，它怎样能消除此时此地的解释学问题？
解释学问题消除不了，相对主义同样消除不了，福柯的研究将陷入一种自我指涉性中而并不具有自然主义特征，福
柯要求的真理断言实际上受到话语的限制，而且服务于这种话语的总体性功能，它们的意义仅在于它们的权力效应而非它们的绝对真理自身。
同样，权力理论的基本构想也是自我指涉性的，这些都无法使客观的自然主义和科学性贯注于谱系学中，也无法使
谱系学凌驾于其他人文科学之上。
尽管福柯指责这些人文科学含有隐秘的规范性，但是，哈贝马斯咄咄逼人地问，福柯的谱系学难道没有隐秘的规范吗？
尽管福柯宣称，谱系学悬置了规范性，悬置了有关权力合法性的评论，悬置了常见的价值论和教条论，但是，哈贝马斯依然在福柯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价值判断、偏好、喜爱和主观趣味，尤其读出了福柯的激烈批判，读出了福柯对现代思想，对人道主义面具下的规训权力的抵抗：
“他的论文从风
格到用词都充满了论战色彩，批判语调并不比作品自身更少地主宰着理论。
”[11]
如果福柯真的具有这种谱系学要求——建立知识的客观性
――的话，那么，哈贝马斯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福柯的谱系学目标、要求和内容是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样吗？
谱系学宣称它
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吗？
是剔除解释学的吗？
是宣称真理有效性的吗？
福柯的话语考古学确实是反解释学的。
但是，考古学并不是权力的谱系学。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哈贝马斯将福柯的谱系学变成了绝对主义的教义，福柯则成为客观主义者，成为绝对真理论的捍卫者，成为中立主义者，而他本人则在福柯的客观性宣称中，看到了福柯全力以赴试图摆脱的相对主义，哈贝马斯将隐蔽的相
对主义一一现时解释、价值评判，真理的视角一一视作福柯厌恶的知识手段，而他本人似乎成为相对主义的信徒，他有效地利用
相对主义来批驳福柯的绝对谱系学。
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
福柯认为知识谱系学达到了客观性吗？
它要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媲美吗？
哈贝马斯对谱系学的描述几乎是一种虚构，他忘了福柯论及谱系学方法的宣言中的最后一句，谱系学“以知识意志所特有的不公正摧毁认识主体”。
[12]
福柯从来没有说过知识是公正的，客观的，不偏不倚的，他当然不会将他的谱系学知识排除在外。
知识是被权力生产的，它总是一种随时随地的产品，福柯怎么说他的知识就排除了价值判断呢同样，福柯也一再宣称，真理的下面滴淌着鲜血，又怎么说他的真理性断言是绝对的呢？
福柯的确是用谱系学来替代别的人文科学，这种替代也的确意味着他认为尼采式谱系学更有效，更具阐释性，更符合他的世界观，但怎么能依此推断谱系学是客观知识，
并具有绝对的科学性呢？
相反，福柯推崇谱系学，正是因为谱系学所具有的相对性，正是它的透视式的解释学、基于利益的个人评估和相对真理。
福柯选择谱系学，是因为谱系学包含了这些，包含了相对主义素质，而不是因为谱系学是客观和自然的知识。
选择谱系学不是要避免相对主义，而就是要肯定和强化相对主义；如果说真有什么客观真理的话，那就是相对主义较之绝对主义更为真实。
福柯选择谱系学就不是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是逃避自己的规范性，而就是将规范性、将相对主义，将非绝对性贯于其他人文科学之上，福柯在哪里、在何时、是怎样说要追求客观性？
哈贝马斯没有列举出一句福柯对此的引文，他选用的福柯引文都不无悖论地表明，福柯是反客观性的。
而哈贝马斯却奇妙地将这些引文视作是福柯的例外，是反常话语，视作为福柯不经
意流露出来的自我反诘，那么，福柯最常见的追求客观性的话语在哪里呢？
哈贝马斯一句也没有给出。
哈贝马斯竭力将福柯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冰冷的客观主义者，然后又指出福柯的意图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福柯中立的客观主义
不可能，解释学的意义、真理的有效性宣称、价值判断不可能彻底消除，福柯的谱系学意图是灰暗的，错觉的，麻木的，它“关注客体领域，而权力理论在这个领域中抹去了生活世界语境中互相缠绕的一切交往行为痕迹。
”[13]对价值、意义、有效性这些
基本概念的抛弃，使福柯难以考虑交往行为的符号建构，这使福
柯的经验研究困难重重。
哈贝马斯的目的十分明显，福柯因为局
限于事物本身，而排除了事物的一切氛围，一切价值、意义、有效性，最终使事物、使行为、使各种活动彼此孤立、隔阂、冷漠，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两个经典性的社会理论：
社会秩序是如何组织
的，个人和社会是如何相关的？
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思想家的根本性分歧。
事实上，哈贝马
斯对福柯的谱系学充满着误解，他说“谱系学退回到非参予性的、非反思性的客观性中，退回到对千变万化的权力实践的苦行描述中，而一旦如此，它就恰好表现为现时性的、相对性的、暗含规范的虚幻科学，而这正是它所避之不及的。
”[14]这是福柯的权力谱系学？
不，绝对不是。
权力谱系学恰恰是参予性的，哈贝马斯的描述同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倒有几分相象，考古学明确地
表示是反寓意的，反解释的，而且（历史）话语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连续性的关系，它们在一个分裂的空间里四处飘散。
因为它
是反解释的，它当然也排除了价值判断，排除了意义，最终也会排除有效性和规范性。
话语考古学，这似乎是哈贝马斯描写的对象，但他不恰当地将它置于权力谱系学的周身。
实际上，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指责，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被包含在他对整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指责之内，他对福柯的批评，也很像是对利奥塔的批评，在他看来，不论是利奥塔，还是福柯，都错误地理解了上述两个经典性社会理论。
这两个经典性社会理论正是哈贝马斯用来批评福柯的标尺。
社会秩序到底如何组织？
个人与社会到底
如何相关的？
这就涉及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而这
正是他和福柯的权力理论的根本性分歧所在。
3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通过对笛卡尔以来的意识哲学的批判而展开的。
意识哲学将人、人的意识，也即是主体空前突出出来，将主体从客观世界中分离出来，并将它视作是世界的中心，基础和绝对性的参照物。
主体和客体，人的意识和客观世界构成一种对立关系，而意识是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有效保障。
意
识（主体）哲学就是将主体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作为它的主要内容，在此，主体要全力以赴地去认识客体，把握客体，主宰客体，要让客体祛除它的神秘性，工具理性就为这一目标而发展起来。
正
是在这一祛魅化的过程中，自我形成了：
“自我是在同外在自然力量的搏斗中形成的，因此自我既是有效的自我捍卫的产物，也
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结果；在启蒙过程中，主体不断追求进步，他听命于自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自己周围的世界失去了神秘性；但是，主体同时又学会了自我控制，学会了压制自己的本性，促使自己内在本质客观化，从而使得自身变得越来越不透明。
战胜外在自然，是以牺牲内在自然为代价的。
这就是合理化的辩证法，这点可以用工具理性的结构来加以说明，因为这种理
性把自我捍卫当作最高目标。
工具理性在推动进步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许多的非理性，这点在主体性的历史上反映得一目了然。
”[15]到了晚近资本主义时代，这一工具理性膨胀到了它的
巅峰，它忘了它的目标和使命，忘了它的最初意图而独自横行于世，它享有它作为方法论的特权，最终作为方法的工具理性主宰着一切，它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科层制，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法
律，政治秩序，冷漠的制度，对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无限地渗透，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化。
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这些工具理性反过来对人和主体进行了控制，工具理性的发展一一他们将它称为漫长的启蒙过程一一一方面揭开了神秘的自然的面纱，使人对自然的恐怖感消
除；另一方面，这些工具理性又成为组织人的手段，人在摆脱了自然的主宰后，又陷入工具理性的主宰。
工具理性和科技愈是发展，它对人的统治也愈是细致、严密。
工具理性将资本主义转变为一个韦伯式的“铁笼”，制度依照它的模式而展开。
无休无止的利润追求，苦行主义、规范性、效率，所有这些工具理性的素质都变成资本主义的功能性律令，人和主体只能对此被动地适应，只能委屈于这些律令、委屈于这些非人化的手段和方法论――手段和方法论不再服务于他们，而反过来统治了他们。
这样，人性，那种要求和谐而平衡的内心世界的人性观，在工具理性的
渗透下变得冰冷了，变得标准化、工具化、机械化了，一句话，被“物化”了，“经由包括了全部关系和情感的整体社会的调停中介，人再一次变为社会进化法则、自我原则所反对的东西：
他仅仅是个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