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全文注释翻译和赏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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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全文注释翻译和赏析
五蠹全文、注释、翻译和赏析
题解
本文是韩非的代表性作品,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和法治主张。
指出了清除儒侠等五蠹之民的必要性,结构宏伟,气派宏大,是历来公认的代表作。
蠹（dù）,即蛀虫,这是比喻危害国家的人。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
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
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橼不斫;粝粢之食,梨藿之羹;冬日鏖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肱,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
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
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
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
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
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
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荆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
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故曰:
世异则事异。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
舜曰:
“不可。
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
”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共工之战,铁銛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
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故曰:
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
齐人曰:
“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
”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
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
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
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
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
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
何以明其然也?
曰:
“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
”此所举先王也。
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
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
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且未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
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
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
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
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
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
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
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
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
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
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故父母不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
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
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
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
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
故明主必其诛也。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
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
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
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
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
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
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
令尹曰:
“杀之!
”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
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
”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
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
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
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
此匹夫之美也。
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
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
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
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
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
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
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
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
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
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
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
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
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
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
可得以富也。
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
可得以贵也。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
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
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
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弱,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
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皆非所以持国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
“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
”事大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矣。
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
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
“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
”救小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
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
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
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
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
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
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
此其故何也?
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
皆曰:
“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
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
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
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
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
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
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
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
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不过也。
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
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
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
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
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
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
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
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
有位圣人出来,用树枝搭成象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
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蚌蛤,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生病的很多。
有位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把食物烧熟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
中古时代,天下闹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
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就起兵讨伐。
如果在夏朝的时代还有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一定会被鲧gun、禹所嗤笑;在殷、周时代还有把疏通河道当作紧急之务的,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嗤笑。
那么,如果当今还有人称赞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办法,也一定要被当代圣人所嗤笑了。
所以,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要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并据此为它制定应备的措施。
宋国有个农夫,他的田里有个树桩子,他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子上,碰断了脖子而死,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被国人所嗤笑。
现在如果有谁要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今的人民,就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可笑。
古时候男人不种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毛皮足够穿。
不用花费力气生活资料就很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不争夺。
不必施行厚赏,也不使用重罚,人民自然安定。
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
人民增多而财物缺少,用力勤苦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屡次地惩罚,也免不了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苫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小鹿皮,夏天穿着葛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
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汗毛磨光,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辛苦。
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那不过是摆脱看门人那样的供养,并且躲离奴隶般的劳苦,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不值得称赞。
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可以世世代代套马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能够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职位。
这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啊。
住在山上到深谷去打水的人们,节日里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们,却要雇人挖渠排水。
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的幼弟也不能管饭;丰年的秋天,对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
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是因为收成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
因此古人看轻财物,并不是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今人发生争夺,并不是贪吝,而是因为财物少。
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权位太轻;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当今权势太重。
因此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制定他的政令。
刑罚轻不算是仁慈,责罚严不算是暴虐,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
所以国家应做的事情取决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应备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适应。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使西戎归服,后来便统治了天下。
徐偃王处于汉水以东的地方,土地有五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
楚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起兵讨伐徐国,就把它消灭了。
文王施行仁义便统治了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灭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
所以说,时代不同了,社会情况也就跟着变化。
当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人不服,禹要去讨伐。
舜说:
“不行。
我们推崇德教还不够深就使用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
”于是就一连三年进行德教感化,让人民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人便降服了。
共工打仗的时候,兵器短的容易被敌人杀伤,铠甲不坚固的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
这说明用盾和斧来感化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
所以说:
情况变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着改变。
上古时代在道义上竞争,中古时期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
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
齐国人说:
“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们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一套空话。
”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
所以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被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被削割。
由此说来,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
如果抛弃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
如果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来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百姓,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
现在儒家、墨家都称赞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
根据什么来说明先王是这样的呢?
他们说:
“司寇行刑罚的时候,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消息后,君主为此而流下了眼泪”。
这就是他们所引证的先王兼爱的事例。
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一样,天下就能治理得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来推论,天下就应当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
当然人们的感情莫过于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然而尽管父母都疼爱子女,家庭也未必和睦,即使爱得很深,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
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疼爱子女,子女也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
再说司寇按照法令执行刑罚,君主为此而流下眼泪,这不过是以此来表现君主的仁爱罢了,并不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法。
流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大法。
先王还是要执行法令,不听凭自己的感情而废刑,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况且百姓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
仲尼,是天下人所说的圣人了,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去周游列国,可是天下爱好他的仁、称赞他的义,并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
这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啊。
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实行仁义的仅有仲尼一人。
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着鲁国,国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
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的确也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反倒做了君主。
仲尼并不是爱慕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就仁义来说,仲尼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着权势,鲁哀公就可以让仲尼俯首称臣。
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不是让君主凭借必能胜人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说这样才可以统治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象仲尼那样,要求天下的普通百姓都像仲尼的门徒那样,这种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现在有一个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对他发脾气,他不加悔改;乡人训斥他,他无动于衷,教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
把父母的慈爱、人的品德、教师的智慧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
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武器,执行国家的法令,搜捕坏人的时候,这才感到害怕,改变了坏品德,改正了坏行为。
所以父母的慈爱还不能够教育好子女,必须要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纵,见到威势就屈从的缘故。
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善于攀越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陡峭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坡度平缓。
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立法严峻,用刑严格。
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
不一定会受害时,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肯丢掉;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取。
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坚决执行他的刑罚。
施行奖赏应该优厚而且要说到做到,使人们认为有所贪图;施行惩罚应该严厉而且要坚决执行,使人们畏惧。
法令最好是统一而固定,使人民都知道。
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会有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不足,执行刑罚的同时随即加他恶名,那么,德才好的和德才不好的人就都会为国家尽力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
因为他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轻视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愿意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敢精神。
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遭到破坏,而百姓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若是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助他回击,被称作“廉”,如果知心朋友受到侮辱,就随朋友一同报仇,被称作“贞”。
“廉”、“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遭到破坏。
君主推崇“贞”、“廉”的品德,却忽视了他们的违犯法令的罪行,所以百姓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
不从事农耕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本事;不作战立功就获得官爵,却说他有才能。
“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不会荒芜。
君主赞赏“贤”、“能”的品德,却忽视兵弱地荒的祸害,那么,谋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会荡然无存。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都以礼相待,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
触犯法治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们却凭着懂得文献经典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
因此,法治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正是权贵们所豢养的。
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权贵所豢养的,四种情况互相矛盾,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
所以对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向官吏报告。
令尹说:
“杀掉直躬!
”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但对父亲却是不孝,因而把他判决治罪。
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竟是父亲的不孝之子。
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
仲尼问他逃跑的缘故,他回答说:
“有个年迈的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
”仲尼认为他很孝,便推举他让他做了官。
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竟是君主的叛臣。
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
仲尼奖励了逃兵,鲁国人更容易投降和逃跑了。
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是如此的不同,而君主既称赞个人谋私利的行为,又想谋求得到国家的利益,是一定不会有希望的。
古代苍颉造字的时候,他把为自己盘算的叫做私,把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私的相对立,是苍颉早已知道的。
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造成的祸患。
那么为个人打算,没有比修养品德、学习文学的办法更好了。
品德修养好了就可以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获得官职;文学学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
这是个人最美满的事了。
但是没有功劳却获得官职,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如此治理政事,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君主的地位也一定会面临危险。
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
杀敌的受奖赏,却又重视仁慈的品德;攻克敌城的受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用坚甲砺兵的办法来防备战祸,却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御敌靠士卒,却又尊崇研究经典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却去豢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
像这样做,想求得国家的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
国家太平时收养儒和游侠,战争到来时却要用甲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
所以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指的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
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难以理解。
现在为民众制定法令,竟使用连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百姓就没法懂得它。
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衣都穿得破损不全的人,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
治理国家大事,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以从缓的事情就不必忙着去办。
现在用来治国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间习以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却去好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这种作法跟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违反的。
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百姓所需要的。
至于尊崇忠贞诚信的行为,就必须尊重诚实不欺的人,其实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使人不搞欺骗的办法。
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可以互相利用,也没有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诚实不欺的人。
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别人的地位,拥有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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