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实践案例比较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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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实践案例比较分析

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实践案例比较分析

　　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实践案例比较分析-图书管理论文

　　总分馆制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成熟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管理模式，它能实现图书馆服务一体化与服务延伸。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总分馆体制的建立能有效利用资源，通过体系化的管理和服务，对资源进行统筹分配和专业化管理，实现资源在体系各层级图书馆之间的共享，实现网络化管理，提高文献的利用率，是实现普遍均等服务的有效形式。

　　我国在十年前就开始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区域网络化服务和延伸服务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各地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建设与管理模式，如嘉兴模式、苏州模式、禅城模式等等。

虽然许多理论以及实践文章都对这些模式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人们对嘉兴、苏州、禅城等三个规范意义上的总分馆服务体系的了解仍然停留在粗线条和表面。

本文通过厘清和比较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区别，让人们对总分馆服务体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1案例概括

　　嘉兴乡镇图书馆是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多级投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服务创新的乡镇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模式[1]。

　　苏州城区总分馆，即“苏州图书馆——社区分馆”建设模式为：

苏州图书馆与分馆所在地基层政府合作建设分馆，双方签订协议以确认彼此责任的模式[2]。

　　佛山市联合图书馆实施目标为：

统一标示、统一平台、统一资源、统一管理、分散服务”的佛山市联合图书馆体系，形成纵横双向的服务网络。

纵向上构建市、区、街道（镇）和社区（村）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横向上，联合其他类型图书馆作为联合图书馆的成员馆，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服务。

　　他们总分馆模式的特征各不相同，主要体现在：

嘉兴模式一是“三级投入”，二是集中管理[3]；苏州模式最突出的特色包括紧密型总分馆关系、“动态资产权”基础上的通借通还、“孵化”式馆员培训、扁平结构的服务网络构建[4]；佛山市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是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走社区化、专业化发展道路，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标志、资源高度共享[5]。

　　2构建方式的比较分析

　　从上述概括可以看出，这三种总分馆模式均采用公共服务体系下总分馆长效运行机制。

但它们在具体建立和运行的模式上存在差异。

　　总分馆建设的主体和客体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有统一的系统，分馆是总馆的一部分。

但在我国“一级政府负责一个图书馆的”体制框架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构建方式却不尽相同。

我们首先要理清这三个模式中建设主体、建设客体以及出资方之间的关系。

　　在政府主导方面，嘉兴市虽然没有地方政府的立法和法令，但是通过市政府的专题会议和《会议纪要》形式，体现了嘉兴图书馆的总分馆建设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

同时，嘉兴模式是由市、区（县）、乡镇三级政府按1：

1：

1的比例共同出资。

从2007年初开始，嘉兴市明确乡镇分馆的建设资金和正常运营资金由市、区、镇三级政府共同投入，打破了一级政府建设一个图书馆的传统体制，构建了由多级政府联合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事业发展模式。

　　苏州的总分馆建设没有专项的经费支持，也没有纳入市文化发展规划，是在没有政府行政推动的情况下进行的。

苏州图书馆与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合作，采用协议的方式以自下而上的委托关系开展。

2005年，苏州市图书馆开始了具有苏州特色的总分馆建设，由分馆所在地的基层政府提供场地、设备和物业等费用，并向苏州图书馆支付一定的年度费用[6]。

　　作为佛山市联合图书馆的成员馆，2002年中共佛山市禅城区委、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佛山市禅城区“联合图书馆”建设方案》，给与联合图书馆建设以政策支持。

禅城区图书馆是一个由政府完全拥有所有权的实施总分馆制的图书馆。

联合图书馆建设所有分馆的投入以及运行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办公经费、信息资源购量费等，都由区政府全额拨款给禅城区图书馆统一支配与管理[7]。

以区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导，以街道和社区财政投入为辅助，以激励的方式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捐助。

　　总分馆建设的管理方式

　　因不同的政府管理和财政支持，总分馆中的总馆在整个体系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嘉兴模式是合作办馆，由总馆提供资源并实行统一的业务管理，任何一个分馆从立项论证到建设规划再到日常运行，全部由总馆统一操作和管理。

总馆对分馆提供费用，制定并监督落实分馆建设标准和服务规范，派遣分馆馆长对分馆全年的工作进行考核评价等。

但是在多级出资的基础上，总馆实行部分的人事管理。

在人员招聘上还是由乡镇政府和总馆共同负责，总馆负责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考核等。

因此，嘉兴模式中总馆对分馆的管理是相对的集中管理[3]。

　　苏州城区总分馆模式实行的是“扁平化管理”，形成了两级紧密型的总分馆关系。

分馆所在地基层政府除了提供分馆的馆舍、装修和设备，还向苏州图书馆提供年度物业费用，苏州图书馆负责给分馆制定服务标准并监督实施进行人员管理等。

总馆直接管理分馆，突破了行政区划分和级别的限制，既得到了基层政府发展公共图书馆的支持，又真正实现了管理一体化。

尽管如此，由于财政限制与分馆数量的不断增加，苏州图书馆总馆在直接管理上的负担也有可能越来越重[6]。

　　佛山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有统一的建设主体和管理主体。

在其总分馆体系中，除了馆舍是由当地街道免费提供之外，其他投入均由区政府承担。

分馆是总馆的一部分，人员、经费、设备均由总馆负责。

这就真正打破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问题。

　　服务网络

　　嘉兴市图书馆的服务体系在城区施行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总分馆体系，在嘉兴全境是区域性的服务网络。

嘉兴市图书馆和各个县图书馆实现了网络服务共享。

但是它的服务网络却只建设到街道/乡镇，还没有覆盖到社区/乡村，为社区和乡村服务的效果不能保证。

未能达到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目标。

　　苏州模式的分馆不按照总馆—街道馆—社区馆的区域行政限制设置，而是根据需要自由设馆，形成了两级结构的按需设馆模式。

但在苏州市除了有与苏州图书馆间建立委托管理关系的区图书馆之外，还有仍然维持独立的区公共图书馆。

这些尚未形成委托关系的图书馆今后还需要通过行业合作等方式纲入整个苏州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

　　在服务网络上，佛山市联合图书馆实质上是由四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和学校、企业的加盟图书馆组成的区域性服务网络，它实现了市、区、街道、学校和企业等图书馆之间的统一平台和资源共享这个网络中包含着禅城区联合图书馆这样的真正的总分馆体系，也有其它区松散的图书馆组合，还有像顺德完全独立在联合图书馆之外的区[6]。

　　资源建设和传递方式　　　　

　　在嘉兴模式中，总馆负责信息资源的统一的采购编目、加工和配送，并且按一周到两周的周期对分馆的信息资源进行定期轮换。

总馆和分馆建立统一的资源体系，使用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统一借阅证，实行通借通还。

　　在苏州模式中，苏州图书馆负责分馆信息资源的配送，根据需求为每个分馆配备7000册初始藏书，不少于100份的期刊报纸，3000张光盘，每两个月为分馆配备400～500册新书或周转书。

并对资源实行“动态资产权”的物流管理和通借通还，即让资产权随图书一起流动，图书流通到哪里其资产权就归哪里。

这样就节省了通借通还中的物流成本，也提高了效率。

但需要总馆对信息资源进行密切地科学统计和监控[2][6]。

　　禅城联合图书馆主馆负责书刊资料集中统一采购、编目和通借通还、资源共享。

在资源建设和服务上，分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禅城区联合图书馆中的分馆，如少儿图书馆、金属图书馆、童装图书馆、弱势群体图书馆等都是依据当地特色建立的专门特色分馆，以满足当地专业的信息需求。

佛山联合图书馆还提供流动公益讲座、流动展览和流动培训，将信息资源传播扩大到文化知识资源网络联合协作传播。

　　3对区域经验的理性分析

　　体制问题

　　“严格意义上的总分馆体系是要由同一个建设主体资助、同一个主管机构管理的图书馆群。

”总馆处于核心地位，对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分馆在行政上处于从属地位，是总馆的一部分[6]。

但是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很难真正建立起建设主体和主管单位都统一的真正地域区域的纯粹的总分馆体系。

我们面对的现状是“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下的经费来源，“分级管理”行政体制下的人员调遣，从中央到乡镇，每一级政府都有本级财政，都有本级的人事管理权，会影响总馆的统一管理，如嘉兴模式。

并且每一级财政的公共资金都有保障公共文化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就形成了各级政府都是公共图书馆的设置主体——“一级政府建设和管理一个图书馆”的现状[8]。

如禅城联合图书馆中的顺德馆。

但像苏州图书馆那样没有政府主导，只是与地方政府建立协议委托关系的总分馆体制，总馆在今后的发展中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政府行为与行业行为

　　在现有体制的局限下，很多地方都在积极呼吁政府责任，并且探索在政府行为之外通过行业创新和合作的方式来改善体制问题[9]。

如嘉兴模式，在政府主导情况下实行三层政府保障，减轻了一级政府建设的压力，并且能给与分馆建设充分的经费保障。

而苏州模式，就是在没有政府主导的情况下通过自下而上的委托和协议关系来建立总分馆体系，体现了行业发展的原动力。

佛山的联合图书馆还在公共图书馆系统之外探索与学校图书馆和企业图书馆的协作的共同发展之路。

　　地区实际与经验探索

　　建立总分馆体系并不一定遵循统一的标准，需要根据各自地区的条件来建立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总分馆体系。

苏州图书馆在设置分馆中会与基层政府解释、谈判，以期在全市范围内合理布局。

佛山禅城联合图书馆分馆的建立充分考虑了行业发展和弱势群体等因素。

嘉兴、苏州和佛山禅城已经建立了符合当地特色的总分馆体系，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杭州市、广东省和广州地区、深圳市等地也是在大城市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延伸服务为特点的“区域性服务网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长春市等地，也都正在积极探索适应本地情况的服务体系建设模式与方法[8]。

这证明总分馆制在不同地域建设过程中不必拘泥于模式限制，需要多样化的探索。

　　参考文献：

　　[1]章明丽.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嘉兴模式[J].图书馆杂志，2009，（10）：

46-48.

　　[2]潘燕桃.近60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949-2009）[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3]李超平.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嘉兴模式”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6）：

12-18.

　　[4]于良芝.为了普遍均等的图书馆服务——评苏州图书馆的分馆建设[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3）：

18-19.

　　[5]田碧.佛山市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J].图书馆建设，2008，（8）：

1-4.

　　[6]邱冠华，于良芝，许晓霞.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模式、技术支撑与方案[M].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7]佛山市禅城区联合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EB/OL].[2013-12-11].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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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李国新.“总分馆”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体制障碍——《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模式、技术支撑与方案》读后[J].图书馆建设，2008，（9）：

7-9.

　　[9]于良芝.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

（2）：

75，81-82.

　　作者简介：

徐益波，男，浙江省宁波市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