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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革命人格和国民人格模板
清末民初的革命人格和国民人格
近代理想人格乃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及革命派人格思想，除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蔡元培、宋教仁、雷铁崖等人的人格观外，尤需解读以“光汉”自称的刘师培和以“三爱”闻世的陈独秀的相关思想。
清末民初，他们二人不仅在政治上关系密切，而且均为重塑近代理想人格的提倡者与实践者。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刘师培与陈独秀的个案研究甚多，而视二者人格思想为整体综合研究之文尚付阙如。
事实上，他们立足于当时中国实际，从救国角度阐述了颇具一定理论深度和体系的近代人格思想，并将之诉诸实践，努力促进中国传统人格的近代化。
一
近代人格思想可谓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刘师培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
刘在其所着《伦理教科书》中多次论及人格，称之为人所具个人之资格。
而陈也反复强调：
当此除旧布新之际，人人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并视恢复独立自主人格、完其自由人格和实现个人独立平等人格为己任。
由此不难看出，近代理想人格实为他们的崇高价值追求。
有感于封建畸形人格之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建设的消极影响，为塑造新型国民，促进中国近代化，他们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学理清算。
刘师培一针见血地指出：
封建畸形人格主要表现为“清而不和”与“和而不清”，认为此类低下人格与革命精神相距甚远。
在他看来，欲激发广大民众投身革命，客观上需要对它们予以深刻批判。
在其思想里，“清”与“和”乃对应之辞。
前者指品性高洁，昧于合群之理；后者为品德低劣，昧于守身之义。
这里的“和”与《中庸》之“和”有别。
《中庸》之“和”强调的是处事恰到好处，而刘氏之“和”则为无原则是非。
他进而剖析道：
“清而不和”者因偏于高峻，视己身价值过高而与现实社会隔膜甚深。
他们绝欲遗世，忍情性绝，奢欲以自异为高，绝伦弃类，不复以天下为心，为山林枯槁之流。
在中国处于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之际，如此置社稷安危、民族兴衰于不顾之徒几无人格可言。
刘痛斥道：
“此辈虽克己励行，与世奚补?
对社会不尽义务安得合人格乎?
”其鄙视之情溢于言表。
至于“和而不清”之人，他们视己之价值过卑，处世缺乏人格独立，多流入卑污。
社会中如此之人甚多。
他说，“孟子谓无是非之心非人，由今观之，无是非之心者何其之多。
”这些人和光同尘，不知节义为何物，寡廉鲜耻以自屈其身，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出则为鄙夫，处则为乡愿。
所谓“乡愿”，即孔子所诟骂的败坏道德之人，孟子所言阉然媚于世者。
很显然，刘所持立场与孔孟如出一辙，但衡量标准已今非昔比，而是革命派的近代政治价值观。
二者虽形似但质异，难以等量齐观。
类似批判之论在陈独秀思想中亦不乏体现，并有所拓展。
他指出：
社会人格之堕落实“为国亡种灭之根源”。
现实中国之危迫于独夫与强敌实源自民族公德私德堕落“有以召之耳”。
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
在他看来，凡一国之兴亡无不随国民性质之好歹转移。
然而，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
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性上印象十分浅薄。
甚至说中国人无爱国心，只知贪生畏死。
日常所争只为生死，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不争荣辱，灭国为奴甘心受之，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
对如此知有家不知有国、只保身家不问国事、只知听天命不知尽人力之陋习，陈痛斥道：
“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
如此卑劣无耻根性的主要社会表现是“雅人名士”逃避现实与同流合污者自甘堕落。
对逃避现实之现象，陈独秀指出：
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
由于充塞社会之空气陈腐朽败，求一些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在他看来，如此退隐实言行与传统虚无思想有关。
他说：
“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
”它是中国多年的病根。
陈称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实际上是对退隐逃避陋习的否定，与刘师培斥“清而不和”之论颇为相似。
至于同流合污自甘堕落者，陈认为如此之徒更多。
在他看来，堕落者多为愚昧无知、曲学下流，合污远祸，毁节求荣等性格卑劣之人，他们所持思想是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
具体表现在社会上群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
在道德上人秉自然，贪残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毅力，亦将随波逐流，莫由自拔。
即使是有硕德名流之誉的贤人君子亦乏抵抗力，言行消极、脆弱、退葸、颓唐，驯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易位。
由于许多人视做官发财为人生之目的，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
此等卑劣思维与社会恶习相沿而日深，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
真可谓“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
而那班圆通派，心里相信纲常礼教，口里却赞成共和；身任民主国之职位，却开口一个纲常，闭口一个礼教。
如此不以为耻，曲学阿世之举表明他们的道德人格卑劣。
所以，陈独秀情不自禁地质问道：
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诈伪圆滑，人格何存?
由是可知，中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脆易圆滑之国民性!
呜呼，悲哉!
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
总之，刘师培与陈独秀对封建腐朽人格及其影响的批判呈不断加深之势。
其言论虽不乏过激偏颇之处，但蕴涵其中的深沉民族忧患意识跃然纸上。
他们致力于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理想，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凸显了人们追求美好理想的真诚愿望。
二
刘师培与陈独秀在深入批判之际，努力融合中西思想之精华，阐释了颇具一定理论深度和体系的近代人格思想。
就刘而言，其革命理想人格主要体现为“人人具个人之资格”，体现了浓厚的近代人权思想意识。
而此一人格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中矫偏”改造现存两类畸形人格而来。
他说：
“今欲人人具个人之资格，必折衷清和之间”。
在他看来，“清而不和”之人虽“流于隘”，却能坚守道德，颇具独立精神；而“和而不清”之辈尽管“流入不恭”，视修养为儿戏，但其积极人世实属可贵。
因此，取二者之所长，摈弃其所短，糅合西方近代人格合理内核，可使中国近代理想人格具有“清而不流于绝物，和而不流于媚世”的品格和“刚柔”之德。
具体而言有三：
积极人世，人格独立；崇尚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家族为轻，国家为重。
首先，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同时坚持人格独立。
刘师培痛斥避世之人“趋利避害”之举，呼吁人们无所顾忌地投身于革命，敢于实行破坏。
他说：
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
具体到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椿不该破坏的，家族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社会上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的。
他急切呼唤人们行如激烈派之人，去从事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认为那种离尘绝世之人，只会把中国弄得灭亡。
只要人民都快快地出来办事，不要有迟疑，中国的事情就可一天一天好起来。
刘师培虽主张积极人世，但也反对媚世。
他认为：
天地之性人为贵，侮曼人者即侮曼天也。
其着作《中国民约精义》旨在“证以卢说”，深具崇尚人格独立之义。
其所提倡的破坏论实乃破流俗之束缚，追求人格独立的明确宣示。
这主要包括独立、自由与平等。
所谓“独立”即“中立而不倚”。
它是人获得近代自由、平等的先决条件。
从国家、民族大局来看，它又为自强之要件。
其要求广大民众“由自立以求自强”表露出浓郁的爱国之情，因为晚清之际中国贫弱虽有诸多原因，但人无独立性当属其重要一端。
他指斥世人无立身守道之心，外托道德之名，内藏贪污之色，色厉内荏，言与行违，事事必饰圣贤之迹，以风度自矜。
如此恶习理当涤除净尽。
他猛烈批判“三纲之说”体现了此一价值追求。
在他看来，“三纲之说”源于汉代，为先秦所无。
但经后儒诠释和统治者藉政治之力推广，影响至为深远。
就人格论，它完全否定了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的独立人格，严重阻碍了革命的发展。
刘之抨击旨在拨乱反正，塑造近代独立人格。
他要求人们既不避世亦不媚世，行如刚德之人，不顾流俗之是非，亦不惑于当前之利害，积极人世，以独立精神奋发有为，献身革命，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虽忤世绝俗而不辞”。
其次，斥退让之说，讲求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
刘师培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以退让为美德。
其实，此德弊端甚多。
它虽与老子贵柔贱刚之说有关，但更多的是广大民众为名教所囿、为礼法所拘的结果。
它使人们忍让退缩、麻木自卑、胆小怕事，中华民族在晚清的厄运与此有莫大关系。
他说：
自退之心生，非惟于己身不求进益，即他人侵犯己身之自由亦将含垢忍辱，匪惟不拒他人之侵犯，且放弃一己之自由，以此为包容，以此为能忍，且以贤人长者自居，不知放弃权利与辱身同。
故退让之人即卑污之人。
他大声疾呼：
今欲人人具有人格，非斥退让之说，何以禁世人之放弃权利哉?
为达到上述目的，刘师培认为：
惟有讲求自强不息，崇尚尚武精神。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已包含刚健自强的思想资源，如《易传》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他看来，所谓君子并非对少数人而言，而是通乎上下而言，不独君卿大夫在其中，即士庶人亦在其中。
在革命中，人人应做君子，怀抱济世救民之志，发奋为雄。
同时，还需讲求“尚武”精神。
他认为：
整军经武，实为先王立国之本。
而中国自三代以来不以尚武为立国之本，至宋儒以降，并以勇德为讳言，而使武之精神愈消磨于不觉。
其实，古代以勇为达德，与智仁同。
强调崇尚勇德。
在现实中国，国难当头，若非使人人尽返其服兵之责，将何以挽积弱之风?
这里，刘将自强不息与尚武精神结合起来，呼唤人们积极进取，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时代的挑战。
再次，家族为轻，国家为重。
刘师培崇尚整体利益，强调为社会、国家、民族尽忠。
向往西方近代自由、平等、独立等人格思想虽为其价值追求，但客观现实需要人们自觉牺牲个人私利以服从国家、民族利益。
为此，他借用顾炎武之言强调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饱含着他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时代感与使命感。
他说：
报国家之途万，要须各尽其一分子之职分，殚精竭力，死而后已。
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跃然纸上。
前已述及的反“三纲之说”，其主旨之一在于构建新型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即将原来对父母尽孝之伦理移于社会、国家客体上。
他说：
“对于社会、国家尽伦理，亦为孝亲之一端也。
”合乎时代需要的社会伦理是人人皆以社会为重，己身为轻，社会之事皆己身之事。
甚至必要时，毫不犹豫地牺牲一己之生命而为社会图公益。
在国家伦理上，他认为应视国家利益等同于小家利益，在难以兼顾二者时，舍小家顾大家。
他说：
以国家较家族，则家族为轻国家为重，此论与传统的杀身成仁、勇于牺牲、爱国爱民的精神相一致，蕴含着刘师培为了近代国家、民族公利而不惜牺牲个人私利的强烈愿望。
欲实现上述目标，刘师培赋予传统朋党、修身等以近代义。
政党乃近代国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近代人格的形成虽离不开传统家族改良（详另文），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中国近代政党。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在于中国无完全社会之故，即无党无会，因为中国数千年来以党为大戒，致民风日趋于弱。
比较而言，泰西各国无事不有会，无人不植党。
如此民众方可以相助相保。
西方社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各国均以党而兴。
欲兴中国，则不得讳言朋党。
而中国近代人格重构亦应作如是观。
他说：
欲人民有公德，仍自成立完全社会始。
欲成立完全社会，贵于有党也。
只要民各有党，社会之伦理可以实行矣。
公德意识淡薄是封建畸形人格症结之所在，而由传统家族社会向近代公民社会转变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近代演化的必然趋势。
如此方法势必有助于深化这一主题。
至于修身，刘师培着眼于转换传统思维方式，由修身为家发展为既为家更为社会、国家。
他指出：
一般所言之修身旨在自治其身而使己身为完全之人。
其核心为人人当尽其为人之道。
但传统的修身“仅为实践家族伦理之基耳”。
从近代政治学来看，人之于国家关系极大。
由于一人性质之不善会害及社会国家，故人人当修身。
传统儒家言修身在于正心诚意，以矫气质之偏而革一切之恶根。
而近代国家乃合人而后成，如果人人能修身，则人人咸知知重，而一国之中无恶人，政治势必日趋于善，而刑罚将日省。
如此思维方式的转换无疑有利于近代人格的进一步完善。
三
在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上，陈独秀的思想主张与刘师培的颇为相似，但内涵却有较大发展，显得更趋成熟。
在他看来，民国成立后，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因为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
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
其所言之伦理觉悟归结为一点就是培育新型国民，塑造近代理想人格。
他说：
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
虽然自共和思想流入以来，民德尤为大进，但真正使国民人人自由自尊、独立自主，实现伦理上的独立人格。
尚需进一步努力。
有鉴于此，陈对近代“新人格”的内涵作了较之刘师培更具革命性和理论深度的系统诠释：
其一，在理论上，彻底清算传统旧道德，铲除扭曲人格之根源。
陈独秀认为，在中国传统道德政治中，儒家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使后者沦为前者的附属品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
故他指斥“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
在他看来，三纲之根本义是阶级制度，其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
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
社会上种种不道德的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
其社会危害极大。
具体地说，中国人的虚伪、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中国人分裂的生活，偏枯的现象，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无不与它们有关。
虽然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歌可泣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其严重恶果之一在于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
人格丧亡，异议杜绝。
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
陈一针见血地指出：
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
在民国社会，若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未免南辕北辙。
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是扬汤止沸。
其言辞中流露的革故鼎新之意颇为明显。
其二，在具体内涵上，近代“新人格”需要具有“独立自治”等精神品格，做到公与私统一。
在陈独秀看来，健全人格之于国家关系极大。
他指出：
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
塑造时代理想人格在思想上需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在内涵上具有独立自治、自觉自重和自觉奋斗之精神。
具体地说，个人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
其所言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等均属于”新人格”的必备品德。
在独立人格中，廉耻等传统品格亦不可或缺。
他虽对“旧道德不适今世”之论表示“赞同”，但又明确指出：
“惟将道德本身根本否认之，愚所不敢苟同者也。
”如传统廉耻等消极道德非孔教所专有。
他说：
“孔子之教义虽多不适于今之时势，然其消极道德之信条，如礼让廉耻等，颇足以针砭今日之颓俗，吾人固当拳拳服膺，并以此自励励人。
”这实际透露出消极道德仍具有一定超时空的普世蕴涵。
至于传统三纲五伦等旧道德虽说“在今日已无讨论之价值”，但他仍强调“遵理性”对其“忠孝”观吸收那些有益风化、真是于世道人心，大有益处的思想成分以发生人的忠义之心。
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反对误解新文化运动，抛弃其慈爱美德。
于此可见，将中外积极伦理道德思想融为一体成为其塑造近代“新人格”之关键。
培育上述精神品格客观上需要反对退让避世思想，根除绝对自私之念，积极人世，使公与私统一起来。
陈独秀指出：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他要求人们振独立尚人之精神，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在社会中，个人的权利理应得到尊重。
同时个人主义“决非绝对利己”，强调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在他看来，自利主义者为当今至坚确不易动摇之主义。
然那些持极端自利主义者不达群己相维之理，往往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极其至将社会之组织破坏无余。
事实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
他要求人们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
其三，在方法上，主要依靠教育、示范和团体的作用。
在陈独秀看来，藉教育可达到培育“救国新民”之目的。
他说：
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
对于吾昏惰积弱之民，计惟去短择长、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
教育也离不开示范的积极影响。
他认为：
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吾民之德弊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
这从反面强调了模范之于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
与刘师培相似，陈独秀亦看重近代团体的作用。
他主张模仿近代西方，由家族团体，进而为地方团体，更进而为国家团体，以此改变中国人民唯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联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而薄弱之状。
其团体的核心为政党。
他说：
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
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
此于“新人格”大有裨益。
至于国家团体，在他看来，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
同时他也认识到其潜在不足，指出：
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张；良以国家之罪恶，已发现于欧洲，且料此物之终毁。
这些言论无不体现出他所具有的理性精神。
四
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刘师培与陈独秀的近代人格思想可谓当时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体现了革命派重塑近代理想人格的积极努力。
他们依据国情对近代人格思想的系统阐释，适应了中国新旧体制转型过程对社会主体人的近代化的客观需要。
就其本身而言，具有明显的理论特征：
1 学术与政治结合。
刘师培与陈独秀均为革命派中文化底蕴深厚的突出代表。
此一近代人格思想展示出他们拥有较深的伦理道德素养。
事实上，刘氏之人格思想实为其所撰《伦理教科书。
》所诠释的主要内涵之一。
而陈氏的“新人格”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论着中均有相当深入系统的理论阐发。
他们的近代人格思想不仅具有较强学术性，而且带有浓厚致用性，将培育革命人格与培育社会人格有机结合在一起，以实现真正意义上民主共和政治理想。
如此结合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
2 传统与近代贯通。
在刘师培与陈独秀的人格思想里，他们用以阐述的诸多用语既来源于传统文化之中，也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伦理学概念。
如刘氏所言清、和、鄙夫、乡愿、自强不息等无不源自传统，而人格、公德、自由、平等、博爱、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国家思想则取自西方。
从整体来看，新旧简单杂糅痕迹依晰可见。
比较而言，陈氏思想里虽同样具有中西合璧韵味，但融合程度更高。
其思想中包含的中西概念主要有忠、孝、公德、私德、独立、自由等等。
在文化思想上，他们强调道德为“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绝非普遍永久必然者。
”认为道德之为物，必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
他们对传统忠孝、修身及公私统一、人格与财产统一思想的理论阐释，体现了他们积极融合中西文化并有所创新的积极努力。
3 革命与建设并举。
刘师培与陈独秀的人格思想，从横向上看，均包含两层深刻历史内涵：
侧重于近代国民的培育和立足于学理建设；从纵向上看，破坏与建设并举。
他们欲塑造完美理想人格，首先对传统封建人格予以猛烈批判。
而如此批判最后落实为具体的理论构建，体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
而他们对近代人格思想分别所作的阐述，比较全面地展示了革命派近代人格思想的逻辑发展，表明革命派将革命与建设较好地统一起来了。
4 实践与理论互动。
作为追求中国近代化的实践者，刘师培与陈独秀积极投身于革命。
这一具体实践激发了他们动员广大民众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情。
可以说，他们的近代人格思想源自当时社会实际需要，是实践衍生的思想产物，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
同时其近代人格思想形成后又反过来作用于当时社会，他们的身体力行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此一互动有力地促进了清末革命思想的勃兴和推动了民国初期思想的建设。
5 具体与目标统一。
刘师培与陈独秀人格思想的侧重点虽明显有别，前者立足于政治革命，后者着眼于社会建设，但均适应了时代需要，具有其具体合理性。
同时，他们无不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融铸其中，体现其内在的价值目标合理性。
如此统一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现实追求与理想追求相结合的具体化。
总体而言，上述理论特征是刘师培与陈独秀人格思想内在本质的必然反映，展示了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新型国民的无限憧憬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
他们富于理论的阐述和身体力行，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时代意义。
1 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发展。
从本质上而言，他们的人格思想立足并服务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1903—1907年间，刘师培是革命派中反满共和宣传的着名人物。
其大力呼唤资产阶级理想人格，强调人格尊严，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崇尚独立、入世、自强、奋进，为国家民族的崇高利益而奋斗的人格思想，无不展示他那忧国忧民的内在思想特质。
而民国的建立客观上推进了此一近代理想人格重塑的历史进程，陈独秀的理论诠释体现了民国建设的实际深度。
他们人格思想的最大共性在于理论上虽积极向往西方近代人格模式，但在实际上却与以个人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的利益至上为核心的西方资产阶级人格思想存在一定差异，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开展。
2 丰富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近代思想文化。
刘师培与陈独秀的人格思想各具特色，前者着眼于提倡革命人格，而后者旨在塑造新型国民人格。
它们的内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独特性与倾向性，体现革命派不同时期的客观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革命派的理想价值追求。
二者的珠联璧合使革命派的人格思想自成体系且趋于完备，并与其他革命志士的类似思想彼此激荡，同近代政治理想交相辉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近代思想文化的内涵，推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进步。
3 昭示了中国传统人格近代化的必然趋势。
从伦理史角度而言，此一思想既是传统理想人格的延伸，又是它的升华。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设计的理想人格为圣贤，其主要特征是“内圣外王”，包涵“仁爱”理想、“中庸”准则、“经世”胸怀、献身精神等积极合理内核。
从刘师培与陈独秀的人格思想中所表露的救国情怀中可以看出，他们立足于近代中国国情，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人格思想的合理因子，力图融合西方近代人格思想以塑造中国资产阶级理想人格。
他们集批判，继承，创新于一体使构建中国近代伦理道德的初步尝试更具特色，与当时保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的人格观有别，成为中国近代人格发展的重要一翼，昭示了中国近代人格的未来趋势。
4 深化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的主题。
国民性改造是当时志士仁人在思想领域总体清算封建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到清末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格受到无情践踏。
刘师培与陈独秀主张用合乎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格取代封建畸形人格，实际蕴涵一定的民族反思特色，体现了追求人的近代化的内在实质，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并与梁启超的“新民”，章太炎的“人的解放”、蔡锷的“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邹容的“进人格”、蔡元培的“养成完全之人格”、孙中山的“人格救国”等彼此互动，形成一股强大的传统思想近代化潮流，深化了中国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的主题。
5 加速了中国近代伦理学建立的实际进程。
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格思想是伦理学的核心内涵之一。
刘师培与陈独秀的近代人格思想虽只是中国近代伦理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近代意义难与此一新学科的真正建立直接划上等号，但它们的思想内涵客观上对中国近代伦理学的早日形成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陈独秀说他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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