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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阅读与写作》课程作业

“高粱气质”与“梅花品性”（黑体小二居中）

——莫言与余华作品“残酷叙述”对比研究

　　　　　　　　　（楷体GB2312三号居中）

学生姓名卢怀武（宋体，四号指导教师陆芸

分院　人文与艺术分院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

班　　级　　12文学1　学　　号1220900000

提交日期2016年4月30日答辩日期（此处不用填）

2016年4月30日

目录（黑体三号加粗居中）

以下宋体小四1.5倍行距

一、引言1

二、莫言和余华“残酷叙述”在客体上的差异1

（一）情节的安排2

（二）人物的形象3

三、莫言和余华“残酷叙述”的立场和寓意差异4

（一）叙述立场的不同定位4

（二）不同的寓意指向5

1．激情与冷漠：

对生命的不同观照态度5

2．反思文化与追问命运：

“残酷叙述”的不同归宿7

四、莫言和余华“残酷叙述”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异9

（一）叙述语言的情感倾向9

（二）“残酷叙述”语言风格差异10

1．比喻手法的不同应用10

2．人物语言的反复带来的不同效果11

3．不同色彩的言外之意12

五、结束语13

参考文献14

一、引言（一级标题：

三号黑体居中）

正文：

宋体小四，1.5倍行距。

在风格各异的当代作家群体中，莫言和余华可谓两朵奇葩，二者鲜明的创作个性不能不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深入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两位作家都倾向于叙述包括暴力、血腥、死亡等在内的残酷现象，与此同时他们的此类叙述给人的印象却也有着很大的差别。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对两位作家各自的写作特点进行探讨，但将他们加以对比的评论文章还很少见。

本文意在研究莫言与余华的几部小说作品中的“残酷叙述”，通过对比来说明它们各自的特点，并尝试探索这种叙述背后的寓意。

涉及的作品主要有莫言的《红高粱》、《檀香刑》，余华的《现实一种》、《死亡叙述》和《活着》。

将他们的上述作品进行对照阅读之后，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莫言与余华的“残酷叙述”有一些类似之处：

对暴力、血腥、死亡的“痴迷”和极力渲染，有着十分显著的“审丑”倾向，远离当代文学创作主流而独辟蹊径；在叙述中都有意隐藏了作家个人的主观视角和价值标准，而让人物自己进行叙述，显得较为“客观”；受到来自世界文学（如马尔克斯、福克纳、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影响，同时也是作家自身经历、传统文化（包括中国文学传统及“五四”新文学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然而他们毕竟是两个在创作风格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作家，尽管作品中共同呈现出“审丑”倾向和“残酷叙述”品格，但最终呈现出来的气质仍是迥然不同的。

莫言的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可以概括为一种“高粱般”的气质——它植根于乡土的沃壤，吸取历史的精华，蓬勃滋长、生生不息，在那深红的外衣下包裹着的是不屈的生命力；而余华的风格相对更显清瘦，如一枝寒梅傲立霜雪，它不肯向世俗低头，不留情面地撕毁人性虚伪的表象，独自在寒风中寻找生命的真实。

那一点淡红，恰似以血染成，却有暗香浮动。

二、莫言和余华“残酷叙述”在客体上的差异

“残酷叙述”的表现形式有许多，诸如形形色色的暴力、血腥、死亡都在其列。

这些大同小异的残酷现象在两位作家笔下显得各有千秋——在莫言那里，痛苦的生活是可歌可泣的，不幸的人们是有血有肉的。

正如大片血红色的高粱在野地里摇曳生姿，桀骜不驯、生机勃发。

而余华所创造的世界里，虚伪的皮相被手术刀划破，狰狞的伤口诉说着人性的丑陋。

恰似风雪中那一树红梅，淡漠而又惊艳。

（一）情节的安排（二级标题：

黑体四号，左起空两格）

一翻开莫言的作品，特别是《红高粱》与《檀香刑》，就会令读者产生一种有距离的亲切感——显而易见，两部作品写的都是“历史”题材，远离当下的时代却又不乏真实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更能激发阅读的兴趣。

然而这里的历史，比正史生动，又比野史更有说服力，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由作家重塑而成的“历史”。

正如许多传奇故事那样，莫言为他的“历史小说”安排了曲折而完整的情节，由始至终都牢牢牵引着读者的情感和思绪。

而余华的作品，尤其是早期“残酷叙述”特点更为明显的中短篇小说，则较为简洁。

故事发生的环境和发展的过程似乎都被刻意淡化了，整体上的感觉更像是一幅幅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的水墨画，情节甚为单薄而且往往渗透着荒诞的气息，让人捉摸不透。

首先来看《红高粱》，这是一个生于现代的“不肖子孙”——“我”，追溯“我爷爷”那一代人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往事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期间，高密东北乡涌现了一批以余占鳌为首的“土匪式”英雄，他们用血和泪书写了既“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的历史。

浓郁的乡土气，血色的高粱红，弥漫在全书之中。

作者仿佛就奔走在这些祖辈中间，亲眼见证他们的辉煌和耻辱。

到了《檀香刑》，故事的背景仍然是“高密县东北乡”，淳朴的乡土气息有增无减，时间则向前推移到义和团盛行的年代。

而“家族”意味的体现，由自述“家族史”，转变为对另一个家族血泪史的记载。

猫腔戏班班主孙丙因不堪忍受德国侵略军的残暴行径，加入义和团进行了典型的农民式抗争，失败的结果可想而知，但他却是直接地死在清王朝第一刽子手的檀香刑之下。

大时代的动荡和悲凉，在小人物的坎坷经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类似“工笔”的写实风格，仿佛就在读者眼前展现出大片的高粱地，色浓若血、情深如海，有一个浑厚的声音隐在其中，久久诉说着那些传奇往事。

余华的笔触则倾向于“写意”，往往在寥寥数笔中呈现出别一个世界——雪白背景上只有星星点点的红梅，触目惊心、睥睨众生。

他的《现实一种》中也有一个“家庭”，然而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一家人生活的以房子为中心的一小块场景，而在其中上演的一系列事件，荒诞不经又使人感到毛骨悚然——连续不断的暴力和复仇，让家庭伦理关系变得十分可疑。

而在《死亡叙述》里，“我”讲述了两次交通事故和自己想救人却被杀死的全过程，即便使用了第一人称，也无法减少读者所感受到的荒唐与恐怖。

司机的思想活动是唯一的一条线索，却十分脆弱，勉力支撑着时间的推移却与外在的空间几乎隔绝；当村民们（包括受伤女孩的家属）看到司机抱着女孩，完全没有人关心女孩的死活，却全心专注于对司机的谴责和报复——除了死亡，似乎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熄灭他们的暴力欲。

（二）人物的形象

莫言的两部作品都有着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十分圆实。

《红高粱》中的余司令出身低微却不甘平庸，在乱世之中毅然揭竿而起，可称得上是条血性汉子；“我奶奶”敢爱敢恨，“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大大超乎传统女性形象的界限；罗汉大爷有着普通农民的敦厚、质朴，兼具家长式的机智和慈爱，更有超乎常人的勇气。

《檀香刑》里形形色色的人们亦毫不逊色：

生性放浪而又怯懦的孙丙，却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戏痴狂，面对家仇国恨更显得大义凛然，超乎寻常；仪表堂堂的大老爷钱丁，在仕途与情感之间苦苦挣扎，既不是迂腐虚伪的书生，又非寻常官僚形象可比；生性泼辣干练又不乏妩媚可人的孙眉娘，身处道德、亲情、理性与爱情的夹缝中的弱小女子，却能够演绎出那样真挚、勇敢的人生；就连狡猾残忍的“黑豹”赵甲，也不是单纯的封建机器，他固然杀人如麻、自私自利，对傻儿子却也会表现出父爱的温情……他们与红高粱有着共同的精神内质，那便是源于黑土地的蓬勃生机和化为高粱酒的豪情壮志。

而在余华的上述两部作品中，人物形象都偏向于平面化，正如水墨画中的寒梅，简洁得不合常理——没有独特的性格、完整的情感、明确的身份和背景，甚至没有姓名——就如一个个影子在用不属于自己的声音讲述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却又似乎完全与他们无关的故事：

祖母唯一关注的事情是自己体内“有声有色”的死亡进程，两个孙子的鲜血丝毫没有让她动容；山峰、山岗兄弟间的简短对话，几乎看不到感情色彩；两对夫妇之间除了打骂，似乎也找不到更多的交流；车祸的肇事者或旁观者都缺少完整的逻辑思维和情感。

人物像是没有生命的木偶，被无形的线索操控着——由于叙述的极度“冷静”，又让人觉得作者只是一个旁观者。

作者的浓墨重彩似乎都用在了别处——对暴力和杀戮的详细描述，于是冷漠感和血腥味成了主角。

到了另一部长篇作品《活着》，余华似乎减少了一贯的“愤怒和冷漠”，开始避免直露地描写死亡，然而生活的苦难意味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丧亲之痛中愈演愈烈。

福贵的一生好像什么都经历过了——少年放浪败光了家产，被拉壮丁在炮火中偷生，遍尝从土改到饥荒的酸甜苦辣，子、女、妻、婿、孙先后离世……到最后只有一头老牛陪伴着他这个老人。

这部小说的环境和情节相对余华的其他作品要完整一些，少见的温情以及平实的心理描写也让人物形象丰满起来，然而沉重得有些过分的命运，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和不安：

是否真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种沧桑和透彻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许多言外之意。

三、莫言和余华“残酷叙述”的立场和寓意差异

从叙述表层的显著差异我们不难推断，隐藏在文本深层的作者叙述立场、所寄寓的内在意蕴也是截然不同的。

莫言的“民间”立场如高粱土生土长，贴近原始的生命与激情；余华更倾向于“精英”定位，若寒梅俯视着尘世。

（一）叙述立场的不同定位

从作家的一些自述中我们发现，莫言写作的立场是“民间”的，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样的出发点也许不够高蹈，却是实实在在的。

莫言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因为从军经历而成为典型的军人，他的身份更像是农民——他有着农民一般对土地的热爱，对故乡的留恋，对生命的崇拜。

关于故乡的记忆，成为他创作的不竭源泉。

余华则是以作家的立场追寻着主观的“真实”，他的姿态是更为超脱的。

他认为“真实”无法从生活的表象中获得，因此他笔下的世界也与现实迥异，是一个经过切割、筛选、放大的世界，读者很难从他的语言中直接得到与客观存在相通的信息。

同时，莫言的视角是“后人”的，是站在今天回首过去，叙述中的价值判断，无疑是为了给“现在”提供借鉴，留出一些反思的空间。

而余华的视角是“医生”的，是站在专业的角度，冷静地审视人性的弊病。

在他眼中，人性本身有着普遍的阴暗面，只是很多时候被种种表象所掩盖，一旦它们得到放肆的机会，人们就会显得恐怖不堪。

（二）不同的寓意指向

莫言笔下的残酷，既是对生命的热情歌颂，亦是在深入地追究造成残酷现实的文化传统，时时散发出高粱式的朴素、醇厚。

而余华对血腥和死亡的偏爱，体现了对命运无常从质问到领悟的过程；更是在冷静地揭示人性本质中的暴力欲，提醒人们在许多习以为常的表象之下也可能潜伏着黑暗，其中流露着的是寒梅式的冷艳、脱俗。

1．激情与冷漠：

对生命的不同观照态度（三级标题：

黑体小四左起空两格）

（1）莫言：

激情地赞誉野性的生命力（四级标题：

宋体小四加粗，左起空两格）

《红高粱》中，“我”对那些敢做敢为的祖先们，无疑是十分崇敬的，相形之下，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对当代人“种的退化”的担忧与思考。

借着“父亲”的叙述角度，我们得以轻而易举地重游那个硝烟弥漫的时空。

祖辈们的生命如红高粱一般充满野性的生命力，在命运的狂风暴雨中顽强不屈。

罗汉大爷的死无疑是全书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之一。

从他被日军强行带去做劳役到最后被折磨致死，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令人发指，尤其是关于剥皮的叙述，残酷得让有些读者难以接受。

但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剥皮的场面，那么后面就没法写，爷爷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就很难解释”

，正是如此强烈的刺激，才能逼迫原本朴实甚至麻木的农民站起来反抗。

罗汉大爷原本可以逃回村庄，躲过劫难，但是他在关键时刻仍然舍不得两头骡子，哪怕无法将它们带走，也绝不愿意留给日军使唤。

“他对黑骡恨之入骨”，此时的恨，实际上是对野蛮侵略的恨——正是那些入侵者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践踏了无数人的尊严和生命，而骡子的“吃里扒外”更显得罪无可恕——这是一个普通农民对战争最真切的体会。

如果说罗汉大爷感到的切肤之痛——从头顶的伤口到剥皮的折磨，肉体受到的伤害何等严重，而心灵所受的摧残更是无法形容的——是由于日军的暴行，那么唤醒更多民众反抗决心的，正是他身受酷刑仍不屈服的勇毅。

“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那宁折不弯的是一个人的精神，更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村里流传着罗汉大爷尸体失踪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竟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战争的现实是无比残酷的，然而精神的力量能够将其过滤，让最美好最珍贵的部分流传下来，足见有许多非物质的财富亦是不该被忽视的。

墨水河一战，余司令麾下几乎全军覆没，那些老实的庄稼汉倒下的时候都成为了真正的战士。

就连违反军纪而被枪毙的余大牙，临死也表现出了英雄气概。

对这些死亡的叙述，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歌颂了生命。

奶奶的死，在战争的背景之上显得格外动人。

她的生，可谓轰轰烈烈的传奇，那样尽情地享受人生，无悔地追求幸福，令任何中规中矩的女性形象都大显逊色。

她的一生色彩浓艳，即使弥留之际，作者也用下了大量的笔墨。

如同异常美丽的花朵从枝头骤然坠落，连生命的流逝也美得让人心惊——大量的心理描写，都突出了对自由的强烈崇拜，那蓬勃的心灵的力量，使战争显得卑微且不堪。

“鸽子！

和平的沉甸甸的高粱头上，站着一群被战争的狂风暴雨赶出家园的鸽子。

”这是何等撼人心魄的对照，成千上万的人们像高粱一样被碌碡压倒，但热爱自由与和平的心灵如高飞的白鸽，始终不曾被打败。

（2）余华：

冷漠地追究荒诞背后的真相

相比莫言的“近距离”讲述，余华更习惯以医生特有的冷静和犀利，剖析病态的个体，用“不可能”的故事来映射人们心中普遍潜藏着的欲望。

其作品的“残酷叙述”本身就是作为表现的主体而出现的。

每一笔残酷的血红，都在读者心中留下灼热的痛，而冷却之后留下的，竟成一幅幅寒梅傲雪图。

首先，余华是个冷漠的注视者，不论在作品中使用的是第一或第三人称，都有着一样淡然的态度。

在《现实一种》中，人物的命运是不幸的，然而作者只是冷眼旁观，眼看着家庭暴力乃至惨剧发生，眼看着人性的丑恶肆意横行，却始终把自身的感情隐藏得不露痕迹。

同时，人物之间的关系仿佛也仅止于“看着”，而失去了情感上的联系。

《死亡叙述》用自述的方式记录一场不幸，似乎有了心理活动，但在性命攸关的时刻，主人公的感知似乎又脱离了躯体。

《活着》所讲述的人生因为布满了苦难而显得无比沉重，但叙述者的情感依然有些淡漠。

然而，余华并没有完全采用一般的“零度叙述”来“客观”记录事件，而是用荒诞的形式寻找暴力的成因：

《现实一种》所描述的事件乍一看完全不合常理，但在怪诞的表象背后却隐藏了很现实的思考。

复仇逻辑在我们的印象中大约早就习以为常，以至于大部分人都不会去追问其合理性。

故事中的人物抛开了生活表面的种种掩饰而单纯在这一心理控制下行动，将其危害放大到无法忽视的地步，才迫使读者去考虑：

生活中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背后也可能有很可怕的含义。

其次，每个人物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自私和麻木，尽管这些病态心理很容易被忽略，但是不应该忘记它们在发作的时候会给人类带来多少痛苦。

文章最后的尸体解剖，想必让很多读者印象深刻，余华充分发挥了曾经从医的优势，加上不动声色的嘲讽与戏谑，使这段文字在阴森之余还有种让人哭笑不得之感——医生形象在这里突然变得不再高大，甚至有些不光彩，那种瓜分行径，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合法化”的暴力

。

也许正因为暴力能够带来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每个人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会藏有那样一些渴望，只要等到合适的机会就会爆发。

2．反思文化与追问命运：

“残酷叙述”的不同归宿

（1）莫言：

嬉笑怒骂间完成对文化的沉痛反思

若与《檀香刑》相比，前面所列的“残酷叙述”都可算是莫言“小试牛刀”之作。

在这里，无论篇幅还是深度，都到达了残酷的更高境界，或谓之已是极致。

全文罗列了五种刑罚，每一段描述都可称得上精细。

为了杀鸡儆猴给做贼的小太监用上“阎王闩”，在金碧辉煌的皇宫内上演了一出“比戏还好看”的残忍刑罚。

最终小贼真正成了“有眼无珠”，看戏的君主也得到了“心理平衡”。

当统治者的威严以如此血淋淋的形式得到实现，身为读者的我们，想必都会产生种种生理和心理的不适——文化的阴暗面，被忽略时仿佛真的就不存在了，而一旦曝光，就不能不在让人感到愤怒、悲哀和无奈的同时，引发一连串的沉思。

类似的还有对私盗库银的库丁施行的腰斩，场面何等血腥，然而看客们“看砍头看腻了，换个样子就觉得新鲜”，这又是怎样的心态？

！

“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

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

”字面似乎有些偏激，但事实也不见得会更为温和。

观看刑罚的心理分析可以有很多种，在这里无法深入讨论，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莫言提出了一些让人很不愉快但确实值得思考的问题。

凌迟神枪手钱雄飞，斩杀戊戌六君子，更是气数将尽的清王朝无情屠戮正义之士的写照。

檀香刑，有着优雅的名字和令人胆寒的实质，“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

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这是借着德国总督的口，说出了中国人莫大的悲哀！

外有强敌虎视眈眈，统治者却奴颜婢膝，挖空心思要让“升天台”上的牺牲无比痛苦地死去，以讨好列强，原因仅仅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民，胆敢在洋大人面前维护自己的那一点可怜的利益，殊不知“吃亏是福，能忍自安”才是他们应该遵循的准则。

这一系列的“完美”的刑罚，都出自刽子手骄傲的自陈，可见他的看法与一般人是截然不同的。

显然，不论余姥姥还是赵甲，都有相当的敬业精神。

“我们是皋陶爷爷的徒子徒孙，执刑杀人时，我们根本就不是人，我们是神，是国家的法。

”这种坚定的信念，使行刑者淡忘了基本的人性，他们眼中的囚犯已经不是活生生的“人”，而“只有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

”换言之，他们在刑台上只扮演杀人利器这一角色。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并非十恶不赦的魔鬼，刽子手的地位在任何时代都不会高，可以说他们自身也承受着无奈的命运。

就如领腊八粥，“是为了向佛祖表示，干这一行，与叫花子的乞讨一样，也是为了捞一口食儿，并不是他们天性喜欢杀人。

……实际上是一种对自己的贱民身份的认同”，而对职业的骄傲感，或可看作是极度自卑反作用的结果，也是不得不保留的心理安慰。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更应该追究的还是造成这种违背人性的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

作为施行檀香刑的直接原因，在无望的时代下所进行的农民式反抗是何其悲壮。

义和团运动中不乏可笑、愚昧的因素，然而其情感出发点却是再简单不过的。

孙丙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无可奈何，只怪他生性与那个污浊的时代难以相容。

书中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无法反抗命运，而不得不接受艰难的现实。

受刑的是孙丙，但受压抑和迫害的是更多人，这是一出悲剧，同属于个人、民族和人性的悲剧。

如同一片在腥风血雨中悲泣的高粱，这里的“残酷叙述”沉重得令人窒息，但我们仍能分辨出其背后藏着的多层文化涵义。

同时这种叙述还在文中起到承接过渡和突出文章主旨的作用。

作者巧妙运用对多种刑术的回溯来串联起当下的故事，以这种自然而又震撼的线索推动情节发展，可谓匠心独具。

（2）余华：

对命运的质疑、否定、接受，和领悟

《死亡叙述》体现了某种宿命论，开篇就说“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显然没有人能够预见命运，然而曾经撞人而逃逸的过往在这个司机心中留下了印记，使他相信总有一天要付出代价，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他还是个有着基本良知的人。

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个“道德悖论”：

曾经逃逸却无人追究，这次想要救人反而被残忍杀害，那么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方式呢？

这个例子的现实意义似乎更加明显，很值得今天的人们细细思索。

而《活着》要表达的意义之一，在于苦难的无可回避性。

生活未必会那么苦，但是完全有可能比这故事更加难，重要的还是我们面对人生的心态。

“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就是一种脚踏实地的人生哲学。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遭遇不同的好与坏，也要学会重新建立一个个不同的希望。

“这下可要好好活了”，如果发现了值得珍惜的东西固然应该这样想，而在痛失了一些东西以后还可以说这句话的，就不失为一个生活的勇者了。

在这部长篇中，余华一改以往的风格，让人们之间的情感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字里行间隐含了更多感人的温暖，然而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冷漠还是若隐若现——医院，在此又成为令人厌恶的地方，没有医生对有庆的死负责，甚至连丝毫同情也没有；而对老人来说，那个地方夺走了三个亲人，如何能不怨恨。

故事的最后，老人和老牛消失在暮色中，留下满纸的苍凉，然而这就叫“活着”。

笔者愿意将这个故事理解为，人生无论如何都要有活下去的希望。

恰如寒梅在冬夜独自绽放，何等凄清无依，却也因此有了一种无可比拟的坚韧之美。

四、莫言和余华“残酷叙述”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异

在语言风格上，二者的差异也十分显著。

莫言的醇厚文风，有着红高粱式的乡土气息和炙热情感；余华灵动的笔触，则时刻透露着医者的犀利与冷静。

（一）叙述语言的情感倾向

通读两位作家的作品，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语言中所渗透着的情感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在前文关于残酷寓意的分析中所提到的，莫言对其笔下的生命投注了无比的热情，仅从语言本身也能够得到许多证明，他的语言风格整体上是丰满、华丽的；而余华的语言则明显更为冷静，他以医生特有的眼光来剖析笔下所有的人和事，力图探究其背后的真相，其风格相对而言是十分简练、直白的。

由作家的叙述情感决定，小说中的人物间的情感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在莫言的这两部作品中，都涌动着无尽的生命力和情感——作家让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拥有完整的内心世界和爱憎分明的立场，几乎所有的景物描写也都显得鲜活生动，语词的选用往往倾向于饱满而富含深意，就如《红高粱》中常有这类句子：

“民心高拔健迈，本是我故乡心态。

”自然而然引着读者思考这句话的未尽之意——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然而“我故乡心态”演变成如何了呢？

他的故事里，人物的思想感情是串联情节、推动进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涉及，不再具体展开。

而在本文所涉的余华作品中，似乎不存在作者对人物的主观情感态度，一律是冷冰冰的单线条刻画。

人物自身也多是无知无觉的，彼此之间几乎找不到情感交流：

《死亡叙述》：

“然后我重又站起来，茫然地望着四周，等着有人走过来发现这一切。

”

“没多久，我前后左右已经拥着很多人了，我耳边尽是乱糟糟的一片人声，我什么也听不进去，我只是看到这些人里男女老少都有。

”

一种与外界相脱离的无可奈何之感在司机昏沉、“茫然”的语调中隐约浮现。

《现实一种》：

“兄弟俩人走在一起，像是互不相识一样。

”

“母亲仍然没对儿子的问话感兴趣，但她希望儿子对她看到血感兴趣，她希望儿子来关心一下她的胃口。

”

在一家人形同陌路的表象背后，正隐藏着需要读者探索的不寻常的意义。

（二）“残酷叙述”语言风格差异

1．比喻手法的不同应用

莫言的语言若熟透的高粱，风格华丽而醇厚，深情又不乏幽默，即使“残酷叙述”也写得别有韵味，用大量的比喻使描述富有画面感和稚拙的童趣。

《红高粱》中的死亡大多经过了孩子的视角，如罗汉大爷的死：

“躯干上的皮被剥了,肉跳，肉蹦，像只褪皮后的大青蛙。

”

“父亲看到了一个被打烂了的人形怪物.……头顶上的血嘎痂像落水的河滩上沉淀下那层光滑的泥”。

“父亲看到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一样锯着”。

“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

又如余大牙的死状：

“一只眼球被震到眶外,像粒大葡萄,挂在耳朵旁”。

甚至还有骡子的死：

“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一道道暗绿色的汁液,慢慢地流进墨水河里。

”

种种比喻仿佛真的出自一个生长在战火中的孩子之口。

墨水河一带是他童年玩耍的乐土，如今遍地血腥；曾经陪他嬉戏、教他成长的罗汉大爷，也惨死在他的面前。

还有什么控诉比这更能批判战争的罪恶？

相对而言，余华的语言是独放的寒梅，更倾向于“零度”，十分简洁。

近乎“客观”、不动声色的叙述，加深了语言的机械感。

作家仿佛仅仅是记录者，而不表明主观立场。

语言的描述性很强，无论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