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言论史下走向封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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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言论史下走向封闭
西汉言论史（下）：
走向封闭
作者：
綦彦臣
来源：
博客中国
来源日期：
2005-11-4
本站发布时间：
2005-11-49:
31:
08
阅读量：
198次
言论道德败坏与创立恶法
董仲舒回复汉武帝得到名声和地位的政治现象，刺激了与言论相关的各种投机。
先是河间王刘德搜集封国内的古书，挑选后献给中央。
刘德把搜寻来的古代文献，抄写一篇。
把原本留下，抄本送还原主（再补偿一部分钱财）。
对所搜集到的古书进行筛选编辑，定稿后呈送中央，因此得到“献”的谥号。
更多的人没有刘德的资源，他们试图走一条上书求荣的道路。
这种上书求荣的行动，几乎把贾谊与董仲舒的道德理想全给抹杀了，或者说把贾董二人隐藏的私欲给完全膨胀化了。
公孙弘靠回答皇帝咨询得到博士头衔并在金马门做待诏官。
他回答皇帝的一套说辞虽然很道德化，但在政务处理上则非常市侩。
他每次上朝议论国务政事，只说要点，不细陈述，让武帝自己选择。
他从来不和皇帝争辩，因而深受狂妄自大的刘彻的喜欢。
公孙弘是个善欺诈的人，他与好友（同僚）汲黯预先商定好的事，到向皇帝汇报时，总是故变初衷。
汲黯指责他不忠。
他却向皇帝辩解说：
“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只有不了解我的人才说我不忠。
”
公孙弘成了时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写照，也成了言论质量的一个写照。
就在公孙弘飞黄腾达的时候，底层知识分子不甘寂寞，主动上书皇帝，以获取信任与地位，临淄（今山东临淄）主父偃和严安、无终（今天津蓟县）的徐乐的上书得到了刘彻的赏识。
主父偃是三人中最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一年之内他寻求到四次升职的机会。
大臣们都怕他诋毁，争相贿赂他，有人说：
“你太狂气了！
”他反驳说：
“我活着如果得不到五鼎进餐的地位，就不如受五鼎烹死的刑罚。
”
赤裸裸的权力欲证实了他的言论的真实动机。
主父偃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因为个人私欲逼杀齐王。
当时齐王不同意娶主父偃的女儿，主父偃就在担任齐相时以齐王与亲姐私通为由，掀起一场清查运动。
齐王畏罪自杀。
刘彻爱惜主父偃的才能，不想杀他。
结果，公孙弘向刘彻建议：
“不杀主父偃，无以告慰天下。
”于是，刘彻下令杀了主父偃的全家。
由于政治道德水平下滑，体制内的言论之争，也经常以道德水平较差那一方取胜为结果。
朝廷重臣汲黯当面指责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张汤，说他乱改法令致使天下混乱。
张汤轻蔑汲黯，每次总是轻轻地驳倒汲黯的论点。
气得汲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天下之人说刀笔吏不可以担任公卿之职，果然如此。
如果按张汤的道理办事，天下人都不敢迈步了，眼也不敢正视了。
”
稍后汲黯被赶出了政治中心。
作为最高司法长官，张汤把法家的正直气节出卖已尽。
他的执法标准不是法律，而是皇帝的好厌。
如果一个人（大臣）有再大的罪恶，只要皇帝打算轻饶这个人，张就会极力为这个人开脱，甚至指使手下人销毁证据，达到轻判或释放的结果；相反，皇帝要讨厌一个犯了事儿的人（大臣），即使这个人罪轻或构不成犯罪，张汤也要穷追猛治，除了刑讯逼供外，还要指使手下伪造证据，以致此人担负重罪。
在张汤处置的案例子，大农令颜异的遭遇最为不幸。
同时，这个案例也为中国刑名学中添了一个叫腹诽的罪名。
大农令位列九卿，是国家最重要的行政大员之一。
颜异因廉洁正直，得到此位。
他也是位敢言的官员，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决定制造白鹿皮币，颜异表示反对。
他说：
“现在各王侯朝贺的礼物都是白色的玉璧，价值才几千钱；白鹿皮币一张值四十万钱，很不相称。
”刘彻对颜异的反对意见很不高兴，但并没采取什么措施。
事过两年，武帝又实行缗钱令（强化税收），结果很坏：
做生意的中产以上人家都破了产，百姓们也不再积累财产，吃好的、穿好的，尽可能地挥霍，以免财产全让官方抢走。
正巧有人告发颜异有违法行为，张汤受命前往处理。
告发的事儿，查无实据，倒是找到了政治罪行。
有人说：
颜异在和来客讨论缗钱令时，默不作声；他的客人说到了缗钱令所行不当之处，颜异也不作声，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
张汤抓住这一细节，上奏说：
“颜异身为重臣，见法令行之不便，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腹中诽议，当处死刑。
”
自此以后，“腹诽”之罪的刑名正式确立，公卿、大夫们不但不敢提不同意见，转而采取谄媚、奉承来求保身。
一项恶劣的反言论法案，促使社会道德水平进一步向下滑落。
汉武帝继承人昭帝刘弗陵并没能改变政治昏聩的乱局，在法制上又恢复妖言惑众罪的刑名。
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泰山上有块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上林苑里的死树复活了，深信天道反应和嗜好方术的昭帝对此十分惊异，更兼有人报告说：
虫子吃过的树叶上有“公孙病已立”的字样，他内心害怕有人取代他的皇位，恰在此时，符节令（礼仪长官）眭弘上书给昭帝，说：
“鉴于种种异象，皇帝该下令求贤，把位子让给某位平民百姓。
”
结果，眭弘以妖言惑众罪被处死。
汉武以来的严刑峻法政策，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道德，奸猾的执法者互相攀比谁用法苛毒。
各郡国实行的执法条文互相矛盾，同样的罪行能得的判决迥然不一。
执法成了市场交易。
宣帝刘询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一名有正义感的执法官员，（廷尉史，廷尉的属下）路温舒上书，要求改善执法道德和省法轻刑。
他引用《尚书》（也称《书经》）上的话：
“与其杀无辜，守失不经”（杀掉无罪的人，不如放纵有罪的人）。
他慷慨激昂的言论中还涉及了老百姓对恶法恶吏的仇恨，百姓们说：
“就是画地为牢那轻的处罚，我们也不能触犯，进去就绝没好了；就是用木头刻成的小吏，我们也不能面对他，因为见到小吏我们就会遭殃了。
”
刘询虽然听从了路温舒的建议，执法情况有所好转，但对敏感言论的处理还是趋向严苛。
在对待司隶校尉（监察长官）盖宽饶上书（公元前60年）事件上，他非但不听取批评意见，反而欲致上书者以死罪。
盖宽饶在写给刘询的密信中说：
“如今圣道已衰，没有了真正的儒术。
陛下把宦官当成周公召公，把法律当成《诗经》、《尚书》。
五帝时视天下为公，三王时视天下为家。
视为家者传天下于子孙，视为公者传天下于圣贤。
”刘询认为盖饶诽谤国家，将密信交给执金吾处理。
执金吾认为这种提法大逆不道、意在让皇帝禅位。
多亏谏议大夫郑昌及时上书，才没形成政治冤案。
郑昌说：
盖宽饶没有公开他的言论，只是以谏的形式写给皇帝的，构不成犯罪。
刘询见无法给盖宽饶定罪，就撤了他的职务，盖宽饶忿而自刎。
刘询治理汉武帝以来大见败坏的汉朝，采取了一些严苛的法令也在情理之中。
之所以他不肯实质性改变对言论的打击，就在于他的政治理念的核心是王道与霸道的杂合。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他与自己的继承人发生了重大政治分歧。
当时父子二人一起进餐，太子说：
“陛下执行的刑罚太重，应起用一些儒生。
”刘询勃然变色，训斥儿子说：
“汉朝有自己的制度，本来是用王道和霸道掺杂使用，怎么单靠纯粹的德教呢！
周代的政治也不是尽善。
儒生那一套实在蒙人，借古非今，使人搞不清何为名、何为实，究竟该遵守什么道理。
怎么能让那些迂腐的人做官呢？
”鉴于太子的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与他不一致），他断定：
败坏刘氏江山的人必定是太子。
只是太子是他在流落民间受罪时所生，不忍废弃而已。
为了统一意识形态，刘询在位的晚期召开了一次重大的学术会议，在石渠阁召集各方面的儒学名人，要他们讲究各自对五经的理解。
综合、勘验各家学说后，刘询亲自裁定官方使用的标准教材。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官方核准的教科书。
从谣谚到异端
经过汉武帝中后期的狂悖昏乱的政治败坏后，西汉王朝进入了长长的衰败期。
经过宣帝刘询时期的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西汉政治仍不见起色。
到了他的继承人元帝刘奭那里，一场全面溃败悄然展开。
也许刘询说对了，败坏汉家基业的是太子刘奭。
不过，刘奭政治的败坏并不是因任用了儒生，而是由重用宦官导致的。
刘奭并没能认识到任用宦官的坏处，他甚至在任用宦官的同时也推行了言论开放政策。
在他即位的第二年，他下令要求各级官吏推荐敢直言进谏的人。
元帝信任宦官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
其一，他身体多病，不便长时间处理政务，希望由周围的人替他担担子；其二，他认为宦官没有党羽，没有侵夺国家利益的动机。
太监不会结党的论断是一个不幸的误判。
任何一个处于权力中心的人，都必须援引一批利益同盟，否则就无法获得最低限度的外部支持。
元帝所信任的宦官石显不但结党，而且还屡次打击敢于直言的人。
最著名的案例是诬陷了与元帝进行恳切对话的京房。
京房是位易学大师，善讲灾变，很受元帝欣赏，以致于二人推心置腹地讨论时政。
京房直问元帝：
“周幽王、厉王那样君主掌政为什么出现危兆呢？
他们任用的人品质如何？
”
元帝答道：
“君主昏聩危兆多出；任用的人品质不良，奸诈乖巧。
”
京房又问：
“齐桓公、秦二世用人不当，盗贼遍地，他们怎么不用幽王、厉王的故事占卜一下呢？
”
元帝回答说：
“他们不懂治国，则不会用过去测知未来。
”
京房不再绕圈子，直问元帝时下政局；元帝坦率地说很坏。
京房就指导元帝说：
一定除去与竖刁、赵高那样的人。
正当元帝想实施政治刷新之时，石显就揭发京房曾为元帝的政敌淮阳宪王刘钦服务过，奏章指控说：
当年，京房与岳父张博曾向宣帝写过信，要求淮阳王入朝。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因为，当初宣帝刘询曾打算废掉刘奭的太子地位，代之以刘钦。
局面发生了大逆转，元帝下令处死京房。
在除掉京房这个政敌后，石显又把敢于公开批评（也辱骂过）他的御史中丞陈威逮捕，判了刑。
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能真正与石显集团抗衡了。
中书仆射牢梁和少府五鹿充宗结成政治联盟，把握着中央权力，凡是投靠他们的人，都得到了高官厚禄。
无论他们的政敌还是民间不满人士，都无法改变局面。
民间只有用传统的讽喻形式来表达批判性观点，歌谣唱道：
“牢梁呀，石显呀，五鹿充宗的门客呀！
官印那么地多，印上的绶带又那么地长！
”
幽幽的谣言没有具体的作者，或者说作者只是在敏锐地发表了公众意见之后，便隐迹人海。
谣作为言论的一种形式有着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
在长长的衰败期，它只用貌似平和语调，痛刺着不公的现实。
有时为了给远无结束希望的衰败一点刺激，就有别有用心的智者创造出惊怖人心的谎言。
公元前30年，孝成帝刘骜时期，关内地区连降了40多天大雨，京师地区突然有一种谣言说：
“洪水就要来了。
”
长安的百姓一片混乱，人们在奔跑逃命中相互践踏，体弱年老的人一片哀叫。
皇帝和他的母亲也不敢住在皇宫里了，登上船，准备逃走；官吏和老百姓登上了城墙。
毁灭长安的大水没来，一场虚惊源自一句谣言。
尽管传闻不实，但内里却隐含着对一场毁灭发生的企盼。
它多少复现了夏桀时代民众的一个愿望：
与统治者一起沦入丧亡。
幽幽的谣言象一条条细如线头儿的小鱼，在政治权力那张大网的网眼中间穿过。
它无法撕破大网，大网也无法限制它的行动。
但是，它对大网总是一种挑战与讽刺。
在西汉长长的衰败时期，时不时会有这样一条小鱼穿游于现实生活。
哀帝刘欣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天，关中地区发生了大旱。
关东地区突然传取谣言：
“行西王母筹”，老百姓无故拿着禾秆或麻秆惊慌奔走。
在这之前，有人听到皇帝办公的宫殿里传来不明原因的大钟响声，而皇帝办公的宫殿里并没有放大钟。
皇帝有些心悸，询问学者，学者告诉他：
这种现象叫鼓妖。
从鼓妖到行西王母筹，究意有何内在联系，时人无心论证。
现时的政治已经牵住了人们的注意力。
就在发生“行西王母筹”谣言的那年，谏大夫（专给皇帝提建议的大臣）鲍宣给皇帝写了批评信，严厉批评重用外戚和宠信同性恋伙伴的行为，并且把公权提高到皇位之上：
“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是天下的官爵。
陛下的官吏用非其人，而希望上天高兴、百姓服从，难道不是更难办到吗？
”刘欣读罢上书，本想发怒但考虑到鲍宣是著名的学者，就忍住了。
第二年（公元前2年）鲍宣因与丞相孔光的冲突中触犯刑律，被逮捕入狱，判了髠刑（剪去头发）。
太学生们一直敬仰鲍宣的正直，而且与孔光的冲突首先是由孔光的部下违规（用天子驰道）引起的，他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打出一面旗帜，写着：
“愿救鲍司隶者聚此”。
很快，聚众人数达到了一千人。
这一千人的游行队伍挡住丞相的车队，向丞相陈述他们的意见，随后又到皇宫大门前上书。
虽然太学生们没能解救鲍宣，却为中国日后的太学生运动开了先河，尤其对东汉的太学影响至深。
在汉家的加速衰败中，王莽兴起了。
但是王莽同样也无法摆脱或制止谣言的攻击。
王莽取代汉统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更张，其中一小项是改掉汉家穿黑貂衣的习惯，转为穿黄貂衣。
因为王莽自称是黄帝之后（汉家自称赤帝之后），崇尚黄色。
在他这项更张的第三年（公元15年）年初，民间盛传一个谣言：
“黄龙从天上掉下来摔死了！
”谣言描述着人们对未来的预测：
王莽的统治就要完结了。
果然，不到两年，最大的武装反抗爆发了－－临淮（今江苏泗洪东南）、琅玡（今山东胶南西南）、荆州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发生民乱，老百姓们弃农桑、当盗贼。
王莽政治的迅速崩溃几乎是随着谣言而来的。
就在他派出精锐部队（由太师王匡统领）讨伐樊崇的赤眉军时，谣言再起，直白地表明对军纪松驰、大肆抢掠的政府军的指斥：
“宁逢赤眉，不逢太师。
”
有了如此的民间认识，王莽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
在西汉长长的衰败中，正统的抗争力量试图刷新政治，改善时局，阻止灭亡的发生。
然而，这种拯救不过是块土与狂澜的关系而已。
抗争的投入是有勇气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元帝时期，石显专权，屡屡打击正义力量。
他甚至借故逮捕了皇帝的老师萧望之。
萧望之遭受逮捕的直接原因是他以老师的身份要求皇帝罢免石显等人。
他说：
“中书是朝政的根基、国家的核心，担任官员的人的品行也要端正。
武帝经常在后宫玩乐，所以任用宦官，但这并非定制。
为了使朝廷呈现正气，陛下应该罢免掌握权力的宦官，这才符合帝王不近刑人的古义！
”石显立刻反击萧望之，对皇帝说：
“萧望之与他的同党们互相吹捧并多次诋毁大臣，还试图挑拔皇帝与外戚的亲密关系，达到他们同党独专朝政的目的！
”石显在与皇帝谈到处理方法时，说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交廷尉”。
刘奭刚当皇帝并不知道“交廷尉”就是逮捕，到后来才明白。
但是事已造成，就必须维护皇帝的尊严，同时为了给自己的老师一个出路，就决定：
赦免萧望之的“罪行”，收回官印，免为平民。
萧望之的儿子不服处分结果，向皇帝申诉，石显借口萧望之指使之故，劝皇帝下令再次逮捕萧望之。
萧望之在门生朱云的劝说下，服毒自杀。
刘奭的继承人成帝刘骜即位后，试图刷新政治，两次发布求直言的诏令，但结果不甚了了。
第一次（公元前32年），谏大夫杨兴反对重用外戚，成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以辞职相要挟，迫使成帝下诏慰留。
反外戚专权的政策流产了。
第二次（公元前29年），建言的人士借机吹捧外戚，达成了政治交易，国务政事一点未见起色。
当时成帝将朝政委给王凤，参加对策的人多将天灾归咎于王凤。
后来谷永深知王凤正掌握实权，想暗暗地投靠王凤，于是他说：
“当今四方外族归服，都成为汉朝的臣属。
外戚大臣中像申伯那样的忠心，不会发生像重合侯马通、安阳侯上官桀、博陆侯霍禹那样的叛乱。
我只担心陛下听信愚昧之人的胡言乱话，归罪于无辜之人，大大地失去上天的心意，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陛下如果能够深深地体察我的话，解除偏心私爱，能公平合理对待人，使各个嫔妃人人都能侍奉皇帝。
然后再接纳一些能够生育子女的妇人，不要管她长得美丑，不必避忌她是否嫁过人，以此来慰解皇太后的忧愁，解除上帝的谴责和愤怒，就会后代繁衍，消除灾异。
”杜钦也仿照谷永的意思上书。
成帝都把这些上书拿给后宫看，任命谷永为光禄大夫。
为了反对王凤集团的专权，京兆尹（首都市长）王章上书指责王凤，其中列举了王凤推荐给皇帝的张美人不是处女的罪行。
同时，引用北方少数民族“杀首子以荡肠”纯正血统的办法。
王章的建言最终为王凤所知晓，更由于王章原系王凤所举荐，王凤决定再次以退出政界威胁皇帝。
软弱的刘骜一改前态，罗织“非所宜言”的罪名，杀了王章。
“非所宜言”是指说了不该说的话，指斥王章的诏书中明白地说：
“知张美人体御至尊，妄引原杀首子以荡肠，大不道。
”
又一个正统的言论抗争者丢了性命！
没有理性地处理建言问题，加快了朝廷形像的败坏，但是仍有正统的建言者希望最高当权者悔悟。
一个小官，南昌县的县尉梅福在多次上书遭到扣压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公元前14年）。
在信中他直率恳切地指点皇帝：
从前汉高祖接受好的建议唯恐来不及，听从劝谏就像转个圆圈那么容易，所以天下的人才都云集到汉王朝下，这就是汉高祖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孝文皇帝遵循了汉高祖的做法，再加上他十分恭俭，所以天下治理得十分太平。
孝武皇帝喜欢忠言规劝，谈论至理，全天下的百姓都各自励志，竭精贤能的人才国家就会显得重要，没有贤能的人才对国家就会显得无足轻重。
臣多次上书请求召见，但每次都没有答复。
我听说在齐桓公时，有以“九九乘法”请求召见的人，桓公没有阻挡，他是想得到更大的建议。
现在我所讲的，并非只是“九九乘法”，陛下已经三次拒绝，这正是天下的贤能人才不能召来的原因。
现在如果想召来天下有用的人才，就应该对上书提出过可采纳的建议的人安排一个斗升俸禄的职位，赏赐给他一束丝帛，陛下就会每天都听到好的谋略和建议。
所以封爵俸禄的一类事情，只不过是天下的磨刀石，高祖是用它来激励世人的。
现在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建议，反而大肆杀害这些人。
天下的人以进言为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
如今君主的权力受到了侵犯，君主的威力受到了剥夺，外戚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强大。
陛下看不到具体现象，但要考虑一下它的影响。
建始年间以来，经常发生日食、地震，按比例来说，是春秋时期的三倍，而发生水灾的次数更无法相比。
阴盛阳衰，金铁为飞，这是什么情景？
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国家曾出现过三次危险，吕氏、霍氏、上官氏都是皇太后家的人。
自从霍光比较贤明以后，就没有人再为子孙后代考虑过，所以说掌管大权的大臣一旦换了朝代就会出现危险。
势力凌驾到君主之上，权力超过了君主，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再去防范他们，就来不及了。
刘骜已经听厌了这类的建议，再一次采取了搁置的办法。
紧接着，萧望之的学生朱云（时任槐县令）请求皇帝召见，并在对话的过程中与皇帝发生言论冲突，朱云在被驱赶之时，抱任宫殿的栏杆。
结果栏杆也被拉坏。
经过这次激烈的廷争，刘骜似有所悔悟，决定留下残缺的护栏，表彰直言的臣下。
不过，这一举措具有更多的表演性质，汉朝的政治并未见丝毫改善。
汉朝政治的败坏为一位准备取代它的政治家铺垫了道路。
王莽是个善于利用言论的人。
在外戚骄奢淫逸的世风之中，他能够保持克制，生活俭朴、学习勤奋，赢得了相当声誉。
作为年轻的政治家，他一直怀抱最伟大的理想－－我要像黄帝和虞舜那样建立旷古的伟大事业。
在利用政敌的隐私除掉政敌（也是表兄）淳于长后，他更加善于博取美名。
有一次，他母亲生病，有一帮公侯夫人前去探视，王莽的妻子穿着奴婢的短裙出来迎接。
人们以为他失礼，可是当得知“奴婢穿着”的人是王莽之妻时，都惊呆。
王莽成了衰废世风中的道德楷模，作为一个异端的他更多地积累了政治资本，这些资本足以使他经受体制内的政治冲击。
与此同时王莽也着力打击任何具有挑战性的言论。
在他被加封为安汉公的第三年（公元3年），他处死了包括亲生儿子王宇、著名直言官员鲍宣在内的数百人。
当时，王莽的儿子反对王莽排斥另一外戚贵族卫氏，并指使卫氏家族的人给平帝上书。
王宇与其老师吴章又以王莽迷信之故，夜间派人到王莽门上涂血。
不料，被门吏发现。
事情败露，王宇被迫自杀，吴章被处腰斩。
吴章是位知名学者，有学生千余人。
王莽怕发生当年太学生为鲍宣喊冤那样的事，通过追查埋葬吴章的人，把吴章的关系人全部牵连进来，顺势把仍在服刑的鲍宣也给杀了。
对王莽绝不手软的打击异见的做法，北海郡人逄萌说：
“三纲已绝，再不离去，大祸就要临头。
”但是，逄萌的判断有些偏失。
在王莽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始终有人在为他歌功颂德。
据后世史学家统计，为颂扬王莽功德给皇帝上书的人达到四十八万多人。
最初提出让王莽代行皇帝职权的人是汉朝的皇室近支人员，泉陵侯刘庆。
刘庆在写给太后的信中说：
“应让王莽代行皇帝职权，就像周成王与周公的故事那样。
”恰在此时，一位退休官员上报说：
在挖浚水井时，挖出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刻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那时是公元5年（汉纪元始五年）的冬天。
冬天怎么会有人挖井呢？
这个时候，王莽已经除掉平帝，再有什么议论也阻止不了他夺权了。
还有人在为他制造舆论环境。
在井里揭出有红字的白石头后两年多，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小知识分子把王莽推上了真皇帝的位置上去。
哀章是个制造舆论环境的高手。
他做了铜匮（小盒子），放进两枚竹简，并把装有竹简的铜匮送进刘邦的庙里，对外宣称：
是汉高祖刘邦的神灵启示，称刘氏应把帝位交给王氏了。
异端终于被谎言塑造成了正统，一场政治闹剧竟然借助言论一本正经地演了下来。
然而，当作为汉家异端的王莽刚刚蝉蜕为脆弱的正统时，新的异端兴起了。
精通谶谣的王况与地方官员李焉共同策划了一本长达十万言的谶书，批判王莽政治，宣扬汉朝的恢复。
书中说：
“文帝发忿，居地下驱军。
北靠匈奴，南靠越人。
江中刘信，执敌拔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
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
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入东井，其号当行。
”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逮捕李，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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