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全文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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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全文版

2022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全文版）

1概述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1-3］。

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combined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cHCC-CCA）3种不同病理学类型，三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病理组织学、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HCC占75%～85%、ICC占10%～15%［4］。

本指南中的“肝癌”仅指HCC。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肝癌诊疗行为，2017年6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了《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19年12月进行了更新。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反映了当时我国肝癌诊断和多学科综合治疗及研究的状况，对规范肝癌的诊疗行为、改善肝癌病人预后、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以及优化医疗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发布，国内、外在肝癌的诊断、分期及治疗方面出现了许多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高级别证据，尤其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联合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等组织全国肝癌领域的多学科专家，结合肝癌临床诊治和研究的最新实践，再次修订并更新形成《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旨在推动落实并达成《“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总体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提高15%的目标。

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分级、制定和评价（gradingofrecommendations，assessment，developmentandevaluation，GRADE）方法学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证据评价和推荐意见分级系统［5］。

GRADE系统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证据评价，根据证据中的偏倚风险、不一致性、间接性、不精确性和发表偏倚，GRADE系统将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和极低4个水平［6］。

第二部分为推荐意见分级，GRADE系统考虑医学干预的利弊平衡、证据质量、价值观念与偏好以及成本与资源耗费等因素来制定推荐意见，并且将推荐意见分为强推荐和弱推荐（有条件推荐）2种［7］。

医学干预的利弊差别越大，证据质量越高、价值观念与偏好越清晰越趋同、成本与资源耗费越小，则越应该考虑强推荐。

反之，则应考虑弱推荐（有条件推荐）。

本指南中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评估参照了上述GRADE分级的指导原则，采用了2011年版《牛津循证医学中心分级》（OCEBMlevelsofevidence）作为辅助工具来具体执行证据分级（附录1）。

在从证据转换成推荐意见的方法上，专家组主要参考了上述的GRADE对推荐意见分级的指导原则，同时结合ASCO指南的分级方案［8］对推荐意见分级做了相应的修改（附录2）。

最终将推荐强度分为3个等级，分别是强推荐、中等程度推荐和弱推荐。

强推荐代表专家组对该推荐意见反映了最佳临床实践有很高的信心，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目标用户均应采纳该推荐意见。

中等程度推荐代表专家组对该推荐意见反映了最佳临床实践有中等程度的信心，多数目标用户会采纳该推荐意见，但是执行过程中应注意考虑医患共同决策。

弱推荐代表专家组对该推荐意见反映了最佳临床实践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应该有条件地应用于目标群体，强调医患共同决策。

2筛查和诊断

2.1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监测对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监测有助于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9］。

肝癌高危人群的快速、便捷识别是实施大范围肝癌筛查的前提，而对人群肝癌风险的分层评估是制定不同肝癌筛查策略的基础。

在我国，肝癌高危人群主要包括：

具有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Bvirus，HBV）和（或）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Cvirus，HCV）感染、过度饮酒、非乙醇性脂肪性肝炎、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尤其是年龄＞40岁的男性。

目前，尽管抗HBV和抗HCV治疗可以显著降低肝癌的发生风险，但是仍然无法完全避免肝癌的发生［10］。

由我国学者研发的适用于多种慢性肝病和各种族的肝癌风险评估模型aMAP评分（age-Male-AlBi-Plateletsscore），可以便捷地将肝病人群分为肝癌低风险（0～50分）、中风险（50～60分）和高风险（60～100分）组，各组肝癌的年发生率分别为0～0.2%、0.4%～1.0%和1.6%～4.0%，有助于确定肝癌的高风险人群［11］（证据等级2，推荐B）。

借助于肝脏超声显像和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进行肝癌早期筛查，建议高危人群至少每隔6个月进行1次检查［9］（证据等级2，推荐A）。

通过实现社区、医院一体化筛查新模式［12］，做到应筛尽筛、应治早治。

2.2肝癌的影像学检查各种影像学检查手段各有特点，应该强调综合应用、优势互补、全面评估。

2.2.1超声显像超声显像具有便捷、实时、无创和无放射辐射等优势，是临床上最常用的肝脏影像学检查方法。

常规灰阶超声显像可以早期、敏感地检出肝内占位性病变，鉴别其为囊性或实质性，初步判断良性或恶性。

同时，灰阶超声显像可以全面筛查肝内或腹腔内其他器官是否有转移灶、肝内血管及胆管侵犯情况等。

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可以观察病灶血供状况，辅助判断病灶良恶性，显示病灶与肝内重要血管的毗邻关系以及有无肝内血管侵犯，也可以初步判断肝癌局部治疗后的疗效情况。

超声造影检查可以实时动态观察肝肿瘤血流灌注的变化，鉴别诊断不同性质的肝脏肿瘤，术中应用可敏感检出隐匿性的小病灶、实时引导局部治疗，术后评估肝癌局部治疗的疗效等［13-16］（证据等级3，推荐A）。

超声联合影像导航技术为肝癌，尤其是常规超声显像无法显示的隐匿性肝癌的精准定位和消融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13，17］（证据等级3，推荐B）。

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可以定量评估肝肿瘤的组织硬度及周边肝实质的纤维化/硬化程度，为规划合理的肝癌治疗方案提供有用的信息［18］（证据等级3，推荐B）。

多模态超声显像技术的联合应用，为肝癌精准的术前诊断、术中定位、术后评估起到了重要作用。

2.2.2CT和MRI动态增强CT、多参数MRI扫描是肝脏超声和（或）血清AFP筛查异常者明确诊断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

CT/MR（钆喷酸葡胺/钆贝葡胺）动态增强3期扫描包括：

动脉晚期（门静脉开始强化；通常注射对比剂后35s左右扫描）、门静脉期（门静脉已完全强化；肝静脉可见对比剂充盈；肝实质通常达到强化峰值；通常注射对比剂后60～90s扫描）、延迟期（门静脉、肝静脉均有强化但低于门静脉期；肝实质可见强化但低于门静脉期；通常注射对比剂后3min扫描）。

肝细胞特异性磁共振对比剂（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动态增强4期扫描包括：

动脉晚期（同上）、门静脉期（同上）、移行期（肝脏血管和肝实质信号强度相同；肝脏强化是由细胞内及细胞外协同作用产生；通常在注射Gd-EOB-DTPA2～5min后扫描）、肝胆特异期（肝脏实质信号高于肝血管；对比剂经由胆管系统排泄；通常在注射钆塞酸二钠20min后扫描）。

目前肝脏CT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除常见应用于肝癌的临床诊断及分期外，也应用于肝癌局部治疗的疗效评价，特别是观察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arterialchemoembolization，TACE）后碘油沉积状况有优势。

基于术前CT的影像组学技术也可以用于预测首次TACE治疗的疗效［19］。

同时，借助CT后处理技术可以进行三维血管重建、肝脏体积和肝肿瘤体积测量、肺脏和骨骼等其他器官组织转移评价，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肝脏多参数MRI具有无辐射影响、组织分辨率高、可以多方位多序列多参数成像等优势，且具有形态结合功能（包括弥散加权成像等）综合成像技术能力，成为肝癌临床检出、诊断、分期和疗效评价的优选影像技术。

多参数MRI对直径≤2.0cm肝癌的检出和诊断能力优于动态增强CT［20-21］（证据等级1，推荐A）。

多参数MRI在评价肝癌是否侵犯门静脉、肝静脉主干及其分支，以及腹腔或腹膜后间隙淋巴结转移等方面较动态增强CT具有优势。

采用多参数MRI扫描对于肝癌局部治疗疗效的评价时，推荐使用修订后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modifiedresponseevaluationcriteriainsolidtumor，mRECIST）加T2加权成像及弥散加权成像进行综合判断。

肝癌影像学诊断主要根据为动态增强扫描的“快进快出”的强化方式［22-24］（证据等级1，推荐A）。

动态增强CT和多参数MRI动脉期（主要在动脉晚期）肝肿瘤呈均匀或不均匀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和（或）延迟期肝肿瘤强化低于肝实质。

“快进”为非环形强化，“快出”为非周边廓清。

“快进”在动脉晚期观察，“快出”在门静脉期及延迟期观察。

Gd-EOB-DTPA只能在门静脉期观察“快出”征象，移行期及肝胆特异期“快出”征象可以作为辅助恶性征象。

Gd-EOB-DTPA增强MRI检查显示：

肝肿瘤动脉期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强化低于肝实质，肝胆特异期常呈明显低信号。

5%～12%分化较好的小肝癌，肝胆特异期可以呈吸收对比剂的稍高信号［25］。

肝癌多参数MRI扫描，尤其用于诊断肿瘤直径≤2.0cm/＜1.0cm肝癌，强调尚需要结合其他征象（如包膜样强化、T2加权成像中等信号和弥散受限等）及超阈值增长［6个月内（含）病灶最大直径增大50%（含）］进行综合判断［26］（证据等级3，推荐A）。

包膜样强化定义为：

光滑，均匀，边界清晰，大部分或全部包绕病灶，特别在门静脉期、延迟期或移行期表现为环形强化。

Gd-EOB-DTPA增强MRI检查联合应用肝胆特异期低信号、动脉期强化和扩散受限征象可以明显提高直径＜1.0cm肝癌的诊断敏感度［27-31］（证据等级2，推荐B），尤其肝硬化病人强烈推荐采用该方法，同时有助于鉴别高度异型增生结节（high-gradedysplasticnodules，HGDN）等癌前病变［32］（证据等级3，推荐B）。

基于肝癌CT和（或）MRI信息的临床数据挖掘建立融合模型有助于改善临床决策（病人治疗方案选择、疗效评价及预测等）［33］。

对于术前预测肝癌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invasion，MVI），影像学征象特异度高但敏感度较低，列线图及影像组学模型是术前预测MVI的可能突破点［34-36］（证据等级3，推荐B）。

2.2.3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subtractionangiography，DSA）是一种微创性检查，采用经选择性或超选择性肝动脉进行DSA检查。

该技术更多地用于肝癌局部治疗或肝癌自发破裂出血的治疗等。

DSA检查可以显示肝肿瘤血管及肝肿瘤染色，还可以明确显示肝肿瘤数目、大小及其血供情况。

2.2.4核医学影像学检查

（1）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positronemissiontomography-CT，PET-CT）、氟-18-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luorodeoxyglucose，18F-FDG）PET-CT全身显像的优势在于：

①对肿瘤进行分期，通过1次检查能够全面评价有无淋巴结转移及远处器官的转移［37-38］（证据等级1，推荐A）；②再分期，因PET-CT功能影像不受解剖结构的影响，可以准确显示解剖结构发生变化后或者解剖结构复杂部位的复发转移灶［39］（证据等级2，推荐B）；③对于抑制肿瘤活性的靶向药物的疗效评价更加敏感、准确［40-41］（证据等级2，推荐A）；④指导放射治疗生物靶区的勾画、确定穿刺活检部位［39］；⑤评价肿瘤的恶性程度和预后［42-45］（证据等级2，推荐B）。

PET-CT对肝癌的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有限，可作为其他影像学检查的辅助和补充，在肝癌的分期、再分期和疗效评价等方面具有优势。

采用碳-11标记的乙酸盐（11C-acetate）或胆碱（11C-choline）等显像剂PET显像可以提高对高分化肝癌诊断的灵敏度，与18F-FDGPET-CT显像具有互补作用［46-47］。

（2）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singlephotonemissioncomputedtomography-CT，SPECT-CT）：

SPECT-CT已逐渐替代SPECT成为核医学单光子显像的主流设备，选择全身平面显像所发现的病灶，再进行局部SPECT-CT融合影像检查，可以同时获得病灶部位的SPECT和诊断CT图像，诊断准确性得以显著提高［48］（证据等级3，推荐A）。

（3）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磁共振成像（positronemissiontomography-MRI，PET-MRI）：

1次PET-MRI检查可以同时获得疾病解剖与功能信息，提高肝癌诊断的灵敏度［49］（证据等级4，推荐B）。

2.3肝癌的血液学分子标记物血清AFP是当前诊断肝癌和疗效监测常用且重要的指标。

血清AFP≥400μg/L，在排除妊娠、慢性或活动性肝病、生殖腺胚胎源性肿瘤以及消化道肿瘤后，高度提示肝癌；而血清AFP轻度升高者，应结合影像学检查或进行动态观察，并与肝功能变化对比分析，有助于诊断。

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inducedbyvitaminKabsence/antagonist-Ⅱ，PIVKAⅡ；Des-gammacarboxyprothrombin，DCP）、血浆游离微RNA（microRNA，miRNA）［50］和血清甲胎蛋白异质体（Lensculinarisagglutinin-reactivefractionofAFP，AFP-L3）也可以作为肝癌早期诊断标记物，特别是对于血清AFP阴性人群（证据等级1，推荐A）。

基于性别、年龄、AFP、PIVKAⅡ和AFP-L3构建的GALAD模型在诊断早期肝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6%和93.3%，有助于AFP阴性肝癌的早期诊断［51］（证据等级1，推荐A）。

目前已有基于中国人群大样本数据的优化的类GALAD模型用于肝癌的早期诊断。

基于7个miRNA的检测试剂盒诊断肝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6.1%和76.8%，对AFP阴性肝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7.7%和84.5%［50］（证据等级1，推荐A）。

肝癌早期诊断及疗效评价的其他新型血液学分子标记物介绍，参见附录3。

2.4肝癌的穿刺活检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肝脏占位性病变，符合肝癌临床诊断标准的病人，通常不需要行以诊断为目的的肝病灶穿刺活检［23，52-54］（证据等级1，推荐A），特别是对于具有外科手术指征的肝癌病人。

能够手术切除或准备行肝移植的肝癌病人，不建议术前行肝病灶穿刺活检，以降低肝肿瘤破裂出血、播散风险。

对于缺乏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肝脏占位性病变，肝病灶穿刺活检可获得明确的病理诊断。

肝病灶穿刺活检可以明确病灶性质及肝癌分子分型，为明确肝病病因、指导治疗、判断预后和进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故应根据肝病灶穿刺活检的病人受益、潜在风险以及医师操作经验综合评估穿刺活检的必要性。

肝病灶穿刺活检通常在超声或CT引导下进行，可以采用18G或16G肝穿刺空芯针活检获得病灶组织。

其主要风险是可能引起出血和肿瘤针道种植转移。

因此，术前应检查血小板和出凝血功能，对于有严重出血倾向的病人，应避免行肝病灶穿刺活检。

穿刺路径应尽可能经过正常肝组织，避免直接穿刺肝脏表面结节。

穿刺部位应选择影像检查显示肿瘤活跃的肿瘤内和肿瘤旁，取材后肉眼观察取材的完整性以提高诊断准确性。

另外，受病灶大小、部位深浅等多种因素影响，肝病灶穿刺病理学诊断也存在一定的假阴性率，特别是对于直径≤2cm的病灶，假阴性率较高。

因此，肝病灶穿刺活检阴性结果并不能完全排除肝癌的可能，仍需观察和定期随访。

对于活检组织取样过少、病理结果阴性但临床上高度怀疑肝癌的病人，可以重复进行肝病灶穿刺活检或密切随访。

要点论述：

（1）借助肝脏超声显像联合血清AFP进行肝癌早期筛查，建议高危人群至少每隔6个月进行1次检查。

（2）动态增强CT、多参数MRI扫描是肝脏超声显像和（或）血清AFP筛查异常者明确诊断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

（3）肝癌影像学诊断依据主要根据“快进快出”的强化方式。

（4）肝脏多参数MRI检查是肝癌临床诊断、分期和疗效评价的优选影像技术。

（5）PET-CT扫描有助于对肝癌进行分期及疗效评价。

（6）血清AFP是诊断肝癌和疗效监测常用且重要的指标。

对血清AFP阴性人群，可以借助PIVKAⅡ、miRNA检测试剂盒、AFP-L3和类GALAD模型进行早期诊断。

（7）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肝脏占位性病变，符合肝癌临床诊断标准的病人，通常不需要行以诊断为目的的肝病灶穿刺活检。

2.5肝癌的病理学诊断

2.5.1肝癌病理诊断术语原发性肝癌：

统指起源于肝细胞和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主要包括HCC、ICC和cHCC-CCA。

（1）HCC。

是指肝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

不推荐使用“肝细胞肝癌”或“肝细胞性肝癌”的病理诊断名称。

（2）ICC。

是指肝内胆管分支衬覆上皮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以腺癌最为多见。

组织学上可以分为：

①大胆管型。

起源于肝小叶隔胆管以上至邻近肝门区之间较大的胆管，腺管口径大而不规则；②小胆管型。

起源于肝小叶隔胆管及其以下的小胆管或细胆管，腺管口径小而较规则，或可呈管腔闭合的实性细条索状。

有研究结果显示，上述两种亚型ICC的生物学行为和基因表型特点也有所不同，小胆管型病人的临床预后好于大胆管型。

关于HCC和ICC分子分型的临床和病理学意义多处在研究和论证阶段，但近年来有研究结果显示，EB病毒相关的ICC具有特殊的临床病理、免疫微环境及分子特征，预后较好并对免疫检查点治疗有较好的获益，有望成为新的亚型［55］；而丙糖磷酸异构酶1在ICC组织中高表达是评估术后复发风险的有用指标等［56］。

2019版《WHO消化系统肿瘤组织学分类》已不推荐对ICC使用“胆管细胞癌（cholangiocellularcarcinoma和cholangiolocellularcarcinoma）”的病理诊断名称［57］。

ICC的大体取材和镜下检查要求主要参照HCC。

（3）cHCC-CCA。

是指在同一个肿瘤结节内同时出现HCC和ICC两种组织成分，不包括碰撞癌。

虽然有学者建议以两种肿瘤成分占比分别≥30%作为cHCC-CCA的病理诊断标准［58］，但是目前还没有国际统一的cHCC-CCA中HCC和ICC两种肿瘤成分比例的病理诊断标准。

为此，建议在cHCC-CCA病理诊断时对两种肿瘤成分的比例状况加以标注，以供临床评估肿瘤生物学特性和制定诊疗方案时参考。

2.5.2肝癌病理诊断规范肝癌病理诊断规范由标本处理、标本取材、病理检查和病理报告等部分组成［58-59］。

（1）标本处理要点：

①手术医师应在病理检查申请单上明确标注送检标本的部位、种类和数量，对手术切缘和重要病变可以用染料染色或缝线加以标记；②尽可能在离体30min以内将肿瘤标本完整地送达病理科切开固定。

组织库留取标本时应在病理科的指导下进行以保证取材的准确性，并应首先满足病理诊断的需要；③4%中性甲醛（10%中性福尔马林）溶液固定12~24h。

（2）标本取材要点：

肝癌周边区域是肿瘤生物学行为的代表性区域。

为此，要求采用7点基线取材法（图1），在肿瘤的时钟位12点、3点、6点和9点位置上于癌与癌旁肝组织交界处按1：

1取材；在肿瘤内部至少取材1块；对距肿瘤边缘≤1cm（近癌旁）和＞1cm（远癌旁）范围内的肝组织分别取材1块。

对于单个肿瘤最大直径≤3cm的小肝癌，应全部取材检查。

实际取材的部位和数量还须根据肿瘤的直径和数量等情况考虑［60-61］（证据等级2，推荐A）。

2.5.3肝癌病理检查要点

（1）大体标本观察与描述［62］：

对送检的所有手术标本全面观察，重点描述肿瘤的大小、数量、颜色、质地、与血管和胆管的关系、包膜状况、周围肝组织病变、肝硬化类型、肿瘤至切缘的距离以及切缘情况等。

（2）显微镜下观察与描述［62］：

对所有取材组织全面观察，肝癌的病理诊断可参照2019版《WHO消化系统肿瘤组织学分类》［58］，重点描述以下内容：

肝癌的分化程度：

可以采用国际上常用的Edmondson-Steiner四级（Ⅰ～Ⅳ）分级法或WHO推荐的高中低分化。

肝癌的组织学形态：

常见有细梁型、粗梁型、假腺管型和团片型等；肝癌的特殊亚型：

如纤维板层型、硬化型、透明细胞型、富脂型、巨梁型、嫌色型、富中性粒细胞型、富淋巴细胞型和未分化型等；肿瘤坏死（如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后）、淋巴细胞浸润及间质纤维化的范围和程度；肝癌生长方式：

包括癌周浸润、包膜侵犯或突破、MVI和卫星结节等；慢性肝病评估：

肝癌常伴随不同程度的慢性病毒性肝炎或肝硬化，推荐采用较为简便的Scheuer评分系统和中国慢性病毒性肝炎组织学分级和分期标准［63-65］。

（3）MVI诊断：

MVI是指在显微镜下于内皮细胞衬覆的血管腔内见到癌细胞巢团［66］，肝癌以门静脉分支侵犯（含包膜内血管）最为多见，在ICC可有淋巴管侵犯。

病理分级方法：

M0：

未发现MVI；M1（低危组）：

≤5个MVI，且均发生于近癌旁肝组织（≤1cm）；M2（高危组）：

＞5个MVI，或MVI发生于远癌旁肝组织（＞1cm）［67］。

MVI和卫星灶可视为肝癌发生肝内转移过程的不同演进阶段，当癌旁肝组织内的卫星结节或卫星灶与MVI难以区分时，可一并计入MVI病理分级。

MVI是评估肝癌复发风险和选择治疗方案的重要参考依据［58-59，68-70］，应作为组织病理学常规检查的指标（证据等级2，推荐A）。

2.5.4免疫组织化学检查肝癌免疫组化检查的主要目的是：

（1）肝细胞良性、恶性肿瘤之间的鉴别；

（2）HCC与ICC以及其他特殊类型的肝脏肿瘤之间的鉴别；（3）原发性肝癌与转移性肝癌之间的鉴别。

由于肝癌组织学类型的高度异质性，现有的肝癌细胞蛋白标记物在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度上均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常需要合理组合、客观评估，有时还需要与其他系统肿瘤的标记物联合使用。

（1）HCC。

以下标记物对肝细胞标记阳性，有助于提示肝细胞来源的肿瘤，但不能作为区别肝细胞良性、恶性肿瘤的依据。

①精氨酸酶-1：

肝细胞浆/胞核染色。

②肝细胞抗原：

肝细胞浆染色。

③肝细胞膜毛细胆管特异性染色抗体：

如CD10、多克隆性癌胚抗原和胆盐输出泵蛋白等抗体，可以在肝细胞膜的毛细胆管面出现特异性染色，有助于确认肝细胞性肿瘤。

以下标记物有助于肝细胞良性、恶性肿瘤的鉴别：

①磷脂酰肌醇蛋白-3。

肝细胞癌细胞浆及细胞膜染色。

②CD34。

CD34免疫组化染色虽然并不直接标记肝脏实质细胞，但可以显示不同类型肝脏肿瘤的微血管密度及其分布模式特点：

如肝细胞癌为弥漫型、胆管癌为稀疏型、肝细胞腺瘤为斑片型、肝局灶性结节性增生为条索型等，结合肿瘤组织学形态有助于鉴别诊断。

③热休克蛋白70。

肝细胞癌细胞浆或细胞核染色。

④谷氨酰胺合成酶。

肝细胞癌多呈弥漫性细胞浆强阳性；部分肝细胞腺瘤，特别是β联蛋白突变激活型肝细胞腺瘤也可以表现为弥漫阳性；在HGDN为中等强度灶性染色，阳性细胞数＜50%；在肝局灶性结节性增生呈特征性不规则地图样染色；在正常肝组织仅中央静脉周围的肝细胞染色，这些特点有助于鉴别诊断。

（2）ICC。

①上皮细胞表面糖蛋白（MOC31）：

胆管癌细胞膜染色。

②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7/CK19：

胆管癌细胞胞浆染色。

③黏液蛋白-1（muc-1）：

胆管癌细胞膜染色。

上述标记物阳性虽然可以提示胆管上皮起源的肿瘤，但在非肿瘤性的胆管上皮也可以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