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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论述
第一节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内容
一、安全的概念
“安全”一般是指一种稳定、完整、没有危险，不出事故，不受威胁的状态。
《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安全”解释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
西方的“SECURITY”（安全）一词源自于拉丁文“SECURITAS”，原意是指从小心和不稳定或自制中解脱出来的状态，后来引申为脱离了危险的安全状态。
同时，“安全”一词也指没有危险，没有忧虑，提供安全之物，以免除危险和忧虑之物。
不难看出，“安全”一词主要是指一种无恐惧无威胁的状态。
追溯至我国古代，追求安全的思想就已形成。
“安不忘危”中的“安”即是平安无危险。
《易经》中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左传》曰：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在《战国策•齐策六》中亦有“公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古代汉语中的“安全”一词除有平安这一词义之外，还有保全、保护这一层面的含义。
范仲淹在《答赵元昊书》中有文“有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戳其家，安全如故。
”此处“安”的主体可以指个人，也可指个体的集合，即国家。
在中国文化和政治理念中，安定、平稳、免除危险与动乱是小至个人和家庭，大至整个国家和安全的核心内容。
根据国内外对安全研究现状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安全具有二元性特征。
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指外界的现状，主观方面则指人们的心理状态。
在《冲突与合作》一书中阿诺德•沃尔弗斯指出“所谓安全，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的威胁；从主观意义上来说，是指不存在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怖感。
”这一说法被概括成为广为接受的安全概念。
就属性而言，安全是主体的利益不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破坏、威胁以及任何其他危害性影响的一种状态，安全的基本属性是客观性。
根据以上对安全的语义分析及属性的界定，我们可以对安全的概念做出以下的界定：
其一，安全作为一种客观态势，它反映的是安全的主体在一定的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内所受威胁的程度。
其二，安全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就是说，客观上所处的安全状态与主观上的反应，判断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
二、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的界定也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
而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最先起源于美国。
英国学者曼戈尔德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指出，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先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在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作为一个常用概念，经常出现在国际间政治交往当中。
随后在1947年，世界上的第一部《国家安全法》在美国制定。
此后，虽然尚未有十分明确的定义，但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却得到广泛应用。
学术界一直试图为国家安全下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曾指出：
“所有有关国家安全的提法都不一定对所期望的结果有作用，我们最大的安全存在于外交政策所有手段的最佳平衡中。
”从《思考国家安全》一书中不难发现，布朗认为：
“国家安全实质上是一种能力：
保持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基于合理的条件维持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联系，防止外来力量打断它的特质、制度和统治，并且控制它的边界。
”在美国出版的《国际社会关系百科全书》一书中将“国家安全”定义为：
当现代社会科学家谈起这一概念时，通常指的作为一个国家，它是否能保护它内部的社会制度免受外界所带来威胁的能力。
”在苏联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认为：
“对于国家安全的保卫，就是保卫现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保证领土不受侵犯和国家的独立，免受敌对国家的间谍特务机关、国内现行制度的敌人的破坏这些问题所采取措施的总和。
”
伴随时代的前行，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也会有所变化。
一些学者认为应当重新定义国家安全这一概念。
诸如美国的国家安全专家约瑟夫•罗姆在他的《定义国家安全》一书中指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毒品问题、环境能源问题、经济等这些非军事因素的影响已经明显上升。
因此，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已经不能的手段仅仅局限于军事手段。
针对此种情况，也应重新探讨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
有别于传统的局限于军事、政治领域的国家安全说约瑟夫·罗姆进一步将其定义为：
“国家安全的本质内涵是一种能力即一个国家维持或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维持或扩大政府制定政策的可选择范围的能力。
”
对于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探讨，不仅要从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内涵和外延，国家的组织形式以及职能，影响国家安全的诸多因素等方面考虑，更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情况入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研究国家安全的概念。
如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国家安全不仅仅是一种态势，同时也是一种权利。
从作为态势这一层面分析，国家安全指的是主权国家不受外国的占领，没有与任何其他国家处在战争状态，更没有受到紧迫的外部威胁；从作为权利这一角度来看，国家安全是自卫权的一种延伸，同时和战争权也紧密相连，它是指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合法政府有权在国家内部采取一切有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以防止外来威胁来维护国家的安全态势。
还有人认为，“国家安全”是指：
一个国家有效应对内外种种损害性，破坏性因素的影响和威胁，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的状态和能力。
基于上述研究，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国家安全所涉及的不再仅仅只是政治与军事。
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也已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构成部分融入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角落。
我国的国家安全是建立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整体的因素之上的，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安全概念最基本的意义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换言之，它的核心是涉及一个国家是否受到外来的威胁，这种威胁已达到何种严重的程度。
从国际政治范畴来看，主要是以国际环境来作为基本依据定义安全的。
国家安全是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主权国家对于自身生存的需求，其核心内容部分包括政治层面的安全、军事方面的安全以及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冷战之后，由于影响国家安全因素的改变，非国家层面、非传统安全观念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人们开始将焦点和关注集中在这方面。
综上所述，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看似内涵简单但外延却十分广泛。
国家安全不仅是一个主权国家得以维持存在以及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它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这里，国家根本利益不仅指的国家政权的存在和领土完整，而且更多指向国家的经济利益、贸易条件的保障、关键性资源的获取途径以及主导意识形态的存在等等。
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
当今时代条件下，国家安全的一个很大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的“崛起”。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军事安全和外交安全，从威胁程度的大小这方面来看，将传统国家安全划分成军事威慑、军备竞赛、战争和外交危机等四类。
战争又可以分成世界大战、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等等。
传统安全由来已久。
自从国家出现以后，确保领土完整、主权不受侵犯就一直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人们普遍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间的军事威胁和外交危机上。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交错发展的大趋势下，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相互影响的变量增加，这使国家安全的脆弱凸现出来，一些传统安全范畴之外的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迅速增强，人们开始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又称“新型安全威胁”，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并未遭遇到的或极少面临的安全威胁，具体指除军事和外交冲突之外的其他威胁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因素。
非传统安全的类型有很多，诸如人们较为熟之的典型事例：
超大型油轮的严重泄漏和类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福岛核电站事故等无法挽回的构成生态方面的污染，亚洲、拉美洲以及俄罗斯曾经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近几年电脑黑客制造的跨国网络攻击事件，影响巨大的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例如“9•11”事件“1·7法国杂志社恐怖袭击事件”，以及艾滋病、“非典”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事实上，有时非传统安全威胁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威胁传统安全的战争带来更为可怕的灾难。
众所周知，亚洲经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的经济倒退了十年，“9•11”袭击仅在数小时之内就使美国遭受几百亿美元的直接损失，非洲当代的某些瘟疫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难民潮涌，国家日益贫困的恶果。
正因为如此，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具体而言，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因素主要涵盖国家间经济利益的重大冲突，金融危机、网络攻击、资源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文化摩擦、环境破坏、有组织犯罪、食品安全等等。
非传统安全可分为暴力与非暴力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非军事的暴力活动，如恐怖活动、有组织犯罪等。
恐怖主义已由一般意义上的非传统威胁上升为“国际公害”，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是非暴力的活动，如经济、文化、环境、疾病等方面形成的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特征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关联性、跨国性、复杂性、可逆性。
从这六大特性来看，非传统安全涵盖的内容之广，是很难通过单纯的军事手段来加以解决的。
因此，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依据不同的成因和特点设置相应的措施和有效的防范应对机制，强化危机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国家间的真诚合作与相互支持，否则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可能难以消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
第二节我国国家安全的整体态势
一、美日的地缘政治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增强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同时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但是，但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中日之间的战略博弈趋于激化，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挑战仍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性质。
尽管中美两国在2013年达成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但美国面对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逐渐缩小的战略焦虑越发明显，视中国为主要潜在威胁和对手而在战略上加强防范与制衡的一面不断上升。
美国国务院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就明确表示，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旨在制约和平衡中国影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不放松，不后退，不减弱”。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开宣布了到2020年将美国60%的海空军力量以及相同比例的太空和网络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的计划。
同时，美国继续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支持日本，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为菲律宾、越南撑腰；针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第一时间派轰炸机“闯关”示威；出动“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在南海闯入中国军舰编队防务圈，险些酿成两军军舰相撞事件。
以上种种事件表明，中美两国要超越战略互疑，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绝非易事，中美关系仍将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框架内艰难前行。
2013年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其政治右倾化意图愈加明显。
种种举措不仅使中日关系全面恶化，跌落至自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也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安倍上台以来依然坚持否定侵略历史的右翼立场，先后抛出了“学术界对侵略定义存在各种讨论，政治家不应介入”的“侵略定义未定论”，以及“各个国家都对本国历史抱有自豪感，相互尊重很重要”的“历史自豪论”；尤其是2013年12月26日安倍作为现任首相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不仅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而且也招致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
在修宪问题上，安倍为摆脱所谓“战后体制”的束缚，以彻底修宪为目标，极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图谋以改变宪法解释的方式突破日本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束缚。
在扩充军备问题上，安倍内阁于2013年年底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被称之为“安保三箭”的重要政策文件，提出日本要增加防务预算，引进先进海空作战武器，创建负责夺回离岛的部队，修改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武器禁运政策，并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删除了自1995年就写入大纲的建设“有节度的防卫力”这一表述。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安倍的“安保三箭”无一例外把中国设定为假想敌。
可谓箭箭对准中国。
在对外关系上，安倍上台以来大力推行旨在围堵中国的所谓“地球仪外交”、“价值观外交”；呼吁组成抗衡中国的跨亚洲“民主安全菱形”；并为此遍访东盟10国、俄罗斯、蒙古等国，加强日印关系，图谋构筑对华包围圈。
对于钓鱼岛领土争端，安倍内阁咬定“与中国之间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领土主权问题，也不存在应该搁置的问题”；拒绝承认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要求日本航空公司不向中国递交飞行计划；特别是在军事部署上不断强化在钓鱼岛海域的巡逻力量与军事存在，公然声称要击落在钓鱼岛上空侦查的中国无人机。
以上种种表明，安倍上台以来，倒行逆施力推右倾化政策绝非偶然。
它既是安倍个人成长背景、政治理念使然，也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势力泛滥缺乏强有力的牵制力量有关；既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重心调整相呼应，更与日本面对中国迅速崛起而产生的战略焦虑密切相关。
鉴于目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势力膨胀、安倍有可能长期执政的政治生态，中日之间不仅存在着因钓鱼岛争端擦枪走火的可能，而且伴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与军事大国化，不排除中日之间的战略对抗全面升级、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面临的军事安全压力持续增大的可能。
二、非传统安全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公害。
“9·11”事件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以反恐为由，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两场反恐战争。
但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丝毫没有下降趋势，反倒持续升温。
从我国周边情况来看，恐怖活动十分猖獗。
究其原因：
一是反恐双重标准助长了恐怖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
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哈、吉、塔等周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一边竭力打压威胁本国安全的恐怖活动，一边暗中扶持“东突”恐怖势力和“藏独”分裂势力。
不仅为其提供政治舞台和生存空间，还在军事和经济上给予实质性的援助，对“东突”、“藏独”等分裂恐怖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周边暴力恐怖事件频发。
在南亚地区，巴基斯坦安全局势恶化，恐怖袭击事件呈上升之势，教派冲突不断，部落武装活动猖獗，严重影响巴基斯坦的稳定与发展。
阿富汗安全局势同样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基地”组织活动频繁，“塔利班”残余势力仍具有一定影响，内部各方势力积怨甚深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是阿富汗政府难以掌控复杂局面，政府军军纪涣散战斗力差。
特别是2014年底，美国及北约部队要按计划完成从阿富汗的全部撤军，使阿富汗国内的安全局势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巴、阿两国均为中国重要邻国，其安全局势走向不能不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产生影响。
三是境外“三股势力”向我国西部边疆渗透加剧。
境外“三股势力”把我国新疆地区作为保存实力、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的“战略基地”。
他们派员入境，长期潜伏，组织武装培训，宣传分裂思想，发展骨干成员，向境外输出“新鲜血液”，策划组织暴力恐怖事件，甚至将袭击对象指向我国武装力量和军事目标。
西部边疆幅员辽阔，边境绵长，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历来是多事之地。
国际敌对势力为达到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打着民主的旗号，以西部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为突破口，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策略。
西部边疆地区面临的问题在于首先敌我斗争尖锐复杂。
“藏独”“疆独”分子分裂破坏活动从未停止，暗中发展组织，加紧渗透策反，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人心民意，弱化我国反分裂斗争的社会基础。
加紧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偷运武器弹药，搜集传递反华情报信息，伺机对我国进行反扑，实现分裂建国的妄想。
二是非法宗教活动猖獗。
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大肆向教民散布极端宗教思想，甚至用民族语言念“歪经”，其煽动性、蛊惑性和欺骗性更大。
同时，巴基斯坦“达哇宣教团”、外国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势力也加紧对西部边疆地区的渗透，在各地发展组织、秘密传教，宣扬迷信和伪科学，兜售玄奥神秘主义。
唯恐天下不乱。
三是社会问题趋于多元。
近年来，一些新的影响边疆安全和稳定的社会问题凸显。
群体性事件也开始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
三、台湾问题对我国国家安全与统一的威胁
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变数之一。
近年来，虽然两岸关系一直延续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来一贯的的积极良好态势，朝着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方向发展。
但是岛内的政治生态依然很严峻，各领域起伏波动，不论是马英九的连任还是民进党的“改变”，不论是海基会的换帅还是马英九政府面临的压力，都给两岸关系的和平与发展增添了许多变数，而这些变数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两岸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目前中国正处在新发展机遇时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关乎着我国的国家安全。
台湾问题还将影响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对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由于美日两国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面临国际化的局面。
同时，由于近年美国加强对台售武规模以及其扩大在东亚的军力存在，使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逐渐恶化，台湾问题不确定性的发展趋势使中国传统的睦邻外交政策受到威胁，国家的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台湾问题倘若不能成功解决势必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连锁反应，导致中国国内其他安全问题的激化，例如“疆独”势力、“藏独”势力也会将借机发难。
倘若由于中国政府未能成功解决台湾问题，无法成功统一祖国，这将从而成为一个负面的示例，使中国政府的国内的安全环境逐步恶化，引起新一轮的分裂潮流，故台湾问题不仅关乎中国的外部战略发展的安全，同时也关系到国内环境的稳定和安全。
台湾作为中国大陆架东南部最大的岛屿，是第一岛链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通向太平洋的战略枢纽，因此，只有有效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国家的周边安全环境才能得到较大程度上的改善，同时也有效保证了自身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线路的安全。
四、南海问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主权争端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同时也牵扯了中国外交的大量精力和资源，掣肘了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南海争端问题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之一。
近年来，菲律宾采取种种手段挑战中国领土主权，致使中菲南海领土主权争端出现扩大化趋势。
2013年1月，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联合国海洋法法庭仲裁，同年5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野蛮射杀中国台湾地区渔民，试图借助非法“坐滩”强占仁爱礁，6月，菲律宾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发布声明攻击中国在南海“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化策略威胁地区和平”。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得到了美国、日本的支持。
南海争端问题已经成为威胁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
尽管我国政府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一再以低姿态处理与有关国家的争议，但有关国家仍不断滋事挑衅，占我领土，犯我主权，并试图将问题国家化。
有关国际势力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也趁机插手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问题，从中渔利，这不仅仅加剧各方矛盾的复杂性，也危及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安全。
美国多次与菲律宾举行联合军演，提高对菲军事援助额，频繁派出军舰和军事人员造访菲律宾；日本也以贷款形式向菲方提供十艘海岸警卫巡逻舰。
中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面临着既要应对菲律宾等国的寻衅滋事，又要应对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插手其间制造麻烦的严峻挑战与复杂局面。
四、朝鲜半岛的不稳定性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有着重要影响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也未能得到有效的缓解。
纵观历史，美国日本多以朝鲜半岛当做跳板以此侵略我国。
近年内，朝鲜半岛一直危机不断。
对东北重工业基地将形成长远重大威胁，也不利于我国北方的稳定和沿边开放。
2013年，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以全票通过关于朝鲜核试验问题的第2094号决议，在原有制裁朝鲜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制裁力度，扩大了制裁范围。
针对联合国的制裁，朝鲜宣布朝韩关系进入战时状态，朝韩之间的所有问题将按照战时条件处理，建议各国使馆考虑从平壤撤出外交人员。
美国则以出动B-52轰炸机在朝鲜半岛上空进行模拟轰炸训练作为强硬回应。
金正恩执掌朝鲜政权之后确立的“实行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路线”将产生何种影响，不仅事关朝鲜半岛局势走向，而且也将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节西部边疆地区在构筑中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一、西部地区构成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
纵观近几年来我国的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的更大的潜在压力,影响其安全的变数也随之增多。
面对这样的形势，毫无疑问，西部地区应当构成中国国家安全的新战略纵深。
当前，台湾问题将更趋复杂性多变性,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丝毫没有降低。
郭观桥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困扰一书中》明确指出，“台湾是21世纪中国安全问题的焦点也是最有可能的爆炸点。
”由于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原因，中美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很有可能从侧面利用东南亚海洋和周边各国来孤立和遏制中国,同时南海问题将会凸现、尖锐起来,由此中国会增大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
这样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的威胁呼之欲出。
目前我国的经济战略重心是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地区所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该地区经济建设如果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我国西部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7%达528万平方公里,。
从人数上来看，西部地区人口2.73亿,占全国总人口总数的23%。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该地区各种资源组合匹配条件良好,更加有利于形成整体上的经济优势。
通过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多年实施与推动,西部地区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经济基础和优势。
其有色金属工业、电力工业以及能源工业在国内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较其他地区而言，西核工业、航天航空工业及相关国防现代化的工业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
基于以上优势,一旦东部沿海一带由于国际局势的发展而产生现实威胁,甚至面临爆发的军事冲突时,西部地区无可厚非必须担当起国家安全战略纵深的重任。
二、西部地区是中国能源安全的生命线之所在。
能源作为现代工业的生命之源。
能源安全问题不仅仅有着经济意义，同时还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新兴体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能源安全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能源安全问题从根本上关乎着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和环境的改善。
同时也与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外交空间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在新国际政治经济的形势下，我国的能源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和“外患”。
能源问题关乎着国家的核心利益，能源安全问题早已超越了传统经济贸易范畴，成为十分紧迫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不论是从现实刚性需求还是潜在需求来看，中国的能源需求都面对着强大的压力。
充足的能源供是一个重关乎到我国安全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2009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了30亿吨。
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仅此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2009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国际安全警戒线”所规定的50%。
2012年进口量达到2.84亿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58%。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20年，中国原油产量将开始下降，2030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飙升至75%。
中国的天然气消费从2006年开始以年均15%的增长率快速增长，对外依存度将突破50%。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能源供应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美国作者威廉·恩道尔在《石油大棋局：
下一个目标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
“在伊拉克和俄罗斯之后，美国马上把目标转向中国，阻止石油流向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早已是美国之前的棋中之意，在打击了欧亚大陆最有可能崛起的对手俄罗斯之后，终于可以将精力放在中国。
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石油来源，进而控制中国。
对美国来说，封锁中国的这场石油战争才刚刚开始。
”中东和非洲是中国的的主要石油供给国，但大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不稳定，这存在着对石油供给量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同时，中国石油进口以海路为主，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洲和中东输出石油的必经之路，但我国在此处航路的安全却不得不完全受制于他人。
因此，海上能源通道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面对不容乐观的国际形势，我国西部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能源工业基地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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