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理论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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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理论解读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理论解读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当代英国着名学者盖尔纳的民族理论的介绍和评论。
盖尔纳在工业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的诸特征中发现了现代政治民族主义的秘密。
他将民族主义的实质问题理解为民族主义时代出现的根源问题，并将该实质的内容归结为工业文明对社会同质性的要求。
其理论是学术界中将现代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讲得最透彻、最有逻辑力的理论。
关键词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民族民族主义盖尔纳
厄内斯特·盖尔纳是英籍捷克人，当代西方着名的现代性问题和民族问题理论家。
《民族和民族主义》[①]是他的民族理论的代表作，别具一格，享有盛誉。
当代英国着名历史学家也是研究民族问题的大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的“导论”中，就将此书列为民族问题研究者必读的12部经典文献之一。
[②]
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民族和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民族一直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以来两个主要思想取向。
从本体论方面看，两种取向是截然对立的。
在具体的和复杂的理论和实践中，两者之间倒也并非始终势如水火，不时有并存乃至互补。
大体上，文化民族说以为，民族是自文明产生以来一直就有的，是人类的再自然不过的聚居形态，用西方文化民族论者爱说的话来说，是上帝对人类的区分。
政治民族说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即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国家是民族的最高和最典型的形态。
对于前近代的族性共同体，政治民族论者普遍认为那和民族有本质的区别，虽然由于语言习惯和迁就常识的缘故，他们有时也用同一个词“民族”来表述这种共同体。
在彻底的文化民族论和彻底的政治民族论这两极之间，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综合或折衷的理解。
在笔者有限的接触中，盖尔纳属于彻底的政治民族论者，他的理论是学术界中把现代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讲的最透彻、最有逻辑力和最令人信服的理论。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关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头两节都是对笔者所理解和接受的盖尔纳的思想的精华的介绍，仅表达和事例是笔者的。
一农业文明
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采集狩猎、农业和工业。
这种分期已经成为常识了。
三大阶段也被广泛地称为三种文明。
盖尔纳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分期的基础上的。
他试图证明，在笔者看来也确实证明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奥秘就潜藏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区别和对立之中。
盖尔纳认为，民族既是文化概念，也是政治概念。
鉴于文化是一个充满歧义和多义的词，有必要给他也即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做一些说明。
文化指的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准则和方式。
从此视角看，不同的人类集团之间的差异，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差异，即处理问题的方法和规则的差异。
据此，因血缘、习俗、宗教、语言、经济生活、职业、种姓和地域等而对人类的区分都属于文化上的区分，这样产生的社会都属于文化集团。
笔者以为，这种分类方法完全不排除其他分类法。
比如，因职业、种姓、经济生活和地域而对人类的划分也是一种经济区分。
人类的政治单位、经济单位和文化单位本来就是多种类多层次和相互渗透的。
主要由于经济的自足性，农业社会一般是封闭的，极端缺乏横向交往。
这个社会既不需要、也不鼓励不同地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和职业等集团间跨文化的交往。
农业社会的封闭性的表现和后果之一是语言差异的广泛存在。
由于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文盲，语言差异主要体现为方言的众多和职业性的行话的无处不在。
而且，“自我封闭的社会往往以必须根据背景来理解其含义的方式进行交流。
”[③]
在教育领域，社会的封闭、分工和职业的稳定、市场的狭小和可预期、劳动的手工性、技术的长期稳定和普遍的文盲状态等，使得劳动者阶层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私人性和职业性。
一般说来，教育由最基层的生产单位独立进行；教育内容几乎全部是直接的谋生技能；接受某种教育者一般被期望以后终身从事相应职业。
父子相传、师父带徒弟就是这类教育的典型。
现代社会所谓的基础教育即读写算能力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根本不存在的。
总之，教育属于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
与封闭相联系，农业社会有强烈的等级性。
社会等级是与分工相联系的、由制度或文化所固定了的职业集团。
在文明的各种形态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严密程度不等的等级。
所有形式的等级的共同点同时也是等级区别于阶级阶层和普通职业的特点在于，不同等级的成员的社会流动即身份的改变是极端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
由于农业社会的高度稳定，可以把人口明确地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多数社会差别特别是阶级和职业都带有等级的特征，也往往可以从等级的角度来界定规模很小的地方社群。
最突出的等级划分是脱离劳动的占人口的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与劳动者的严格区分。
许多社会都有一套意识形态把社会分工加以永久性、绝对化和神圣化。
如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就把种姓归因于神所决定的轮回。
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农业社会，在等级化的规模和程度上不尽相同，但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无疑是一种充满不平等、不鼓励跨职业跨文化的流动的等级化社会。
农业社会各方面的封闭性、稳定性、普遍的无知和它的意识形态，使不平等普遍化、绝对化、被容忍甚至受欢迎，而且常常不被意识到。
等级的功能之一是阻止流动，因此，农业社会的等级性加强了其封闭性。
等级化社会的一个必然的特征就是文化差异的普遍性。
和工业社会相比，所有农业社会都堪称文化多元主义的楷模，只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极深，其中最大最深的鸿沟位于统治阶级的文化和被统治者的文化之间。
整个社会或国家特别强调的是文化差异，而不是同类性。
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风格越不同，它们之间的摩擦就越少。
农业社会的统治阶级常常形成跨越地方和政治界限的文化集团。
他们拥有完全不同于地方性的、相互封闭的下层阶级的低级文化的、范围更广的高级文化。
这种高级文化一般以某种统一的书面语为载体，以一种成熟的宗教为核心意识形态。
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祆教都是组成高级文化的宗教的典型。
社会的多数人即劳动者被排斥在高级文化和权力之外。
他们有时又依附于作为高级文化的一部分的信仰和教会，但仅仅是依附，即盲从着宗教，不像统治集团那样，对这种宗教有着或多或少的理解。
与此同时，不管是否依附于同一种宗教，同一政权下的人民又保持着各自的特有文化，被这些文化分割得支离破碎，这些文化可能是语言、习俗、信仰、迷信、职业和血缘等中的任何一种或数种的集合。
这些同类但绝不统一的文化群就构成与统治阶级的高级文化对立的低级文化。
被统治者中间文化的差异性之普遍存在的一大原因是，“几乎没有人对促进这个社会层次上的文化同类性感兴趣。
国家感兴趣的只是课税、维持治安一类的事情。
”[④]僧侣阶级对强迫下层群众接受某些共有的高级文化规范偶尔会表现出一定兴趣。
几个主要的宗教的传播就是这种兴趣的结果。
但是在普遍存在的文盲、等级和封闭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真正成功。
至少，普及高级文化需要普及识字，而农业社会根本不具备能力去普及识字。
统治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的统治者是信奉伊斯兰教、使用波斯语、具有蒙古血统的突厥人，被统治的臣民则被不同的数以千计的宗教、教派、土邦、语言和种姓所分割。
在中世纪欧洲，政治上是封建割据，天主教会代表着跨国的统一的高级文化，并垄断着高级文化。
教士们来自欧洲各地，但他们被拉丁语、统一的教会和对《圣经》的统一的理解严密地组织起来，在欧洲各地用当地人的方言传播教义和对人民进行精神控制。
俗人多不识字。
其他如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其统治者文化和被统治者文化的对立，以及前者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和后者文化上的差异性，如出一辙。
这里涉及到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的关系，或者说政治界限和文化界限是否重合及多大程度上重合的问题。
按照盖尔纳这类政治民族论者的理解，民族不外是这两种单位的统一体。
而在前工业时代，两者的一致是罕见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与国家政权之间缺乏起码的一致。
在农业文明中，“各种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扩散，但是世界的现状总的说来并不鼓励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即某种文化为控制和充斥某个政治单位所作的努力。
决定政治疆界的因素完全不同于那些决定文化范围的因素。
僧侣们有时会极力扩展某个文化的领域，或者更多的是极力扩展他们为该文化创建的信仰；国家有时会醉心于由信仰认可的侵略。
不过，这些并不是农业社会正常的和普遍存在的状况。
”[⑤]“他们所忠实的那个阶级更热衷于划清自己和比自己地位低的阶级之间的界限，而不关心把自己的文化传播给他们，这个阶级常常超越地方政体的界限，超越政治，与国家抗衡。
它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与国家具有同等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现出某种民族主义。
”[⑥]几乎所有的古代统治者，都对使被统治者的文化一致不感兴趣。
他们只对人民的服从和纳税感兴趣。
同样，被统治者一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谁在统治他们，他们关心的，只是统治者是否仁慈。
盖尔纳由此得出结论：
“关于农业识字社会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实是：
这种社会中的几乎一切，都妨碍了从文化边界的角度对政治单位下定义。
”[⑦]对此，笔者想再做一些补充。
帝国、城邦和封建制，是农业社会中最常见的三种国家形态。
帝国的意思是，一个中央政权主要依靠强制和直接统治的办法来治理分散在广大土地上的、文化上千差万别的众多人口。
换言之，中央集权和文化多元，是帝国的两大特征。
如果一个文化上一致的人类集团，政治上被不同的国家所统治，则每一个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视为城邦。
在政治单位与文化单位的关系上，城邦和帝国是两个极端。
如果中央政权不是直接派官僚管理地方，而是依靠世袭的地方贵族，这种制度即为封建制。
在农业社会，一般地，无论在帝国、城邦还是在封建制度下，都不曾有过用文化边界来界定政治边界即一国一族的想法。
帝国和城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不一致。
在封建制下，各个封建邦国的长期的自给自足，几乎必然导致和巩固各个诸侯国文化上的地方性和特殊性。
在具体的农业社会中，政治形态可能是以上三种或其中两种的不同程度的混合。
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共有的文化及其与野蛮人的文化的差别，他们瞧不起东方人，比如波斯人。
但是，这种文化统一的意识并没有转化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类的政治抱负。
希腊各城邦一直是分裂的，希腊的统一是被异族马其顿人强加的。
而马其顿人建立的、起初仅包括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最后变成统治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的那个政权，则始终容忍着其臣民在文化上的不一致。
自罗马帝国解体后，在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上，由于封建制，欧洲历史上占优势的始终是一种马赛克式的风格：
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的边界极少一致，政治忠诚的对象和文化忠诚的对象极少一致。
模糊、对立和交叉是近代以前的西方在政治、文化的归属单位和归属意识上及相互关系上的主要特点。
若要将以上对农业文明的讨论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在文化上和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农业社会是一种高度异质、复杂和混沌的社会。
在以上所述的约束条件下，农业社会的政治统治的效果是不难想象的。
总的特点是，政治权力专横而非有效。
国王的权力虽然专断，但其权力幅度却有限，行政效率极为低下。
人民对于国王与官吏固然无法控制，朝廷对于全国百姓也缺少有效的控制。
根本原因是，和工业国家相比，由于深刻的等级差异和文化障碍，农业国家缺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缺少人民对政权的积极认同和政权对人民的广泛动员。
这些认识可以说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常识了。
盖尔纳没有直接谈及农业社会的异质性对政治统治效率的影响，但他对前者的讨论实际上是有助于导出后面的结论的。
二工业文明
迄今为止，工业社会是唯一的一个依赖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生存的社会。
财富的增长一旦停滞，工业社会就丧失了合法性。
由财富的不断增长所要求，工业社会离不开创新，创新是工业社会生死攸关的基础。
由创新所要求，工业社会中的知识增长也是无止境的。
农业社会也曾有过发明和改进，有时发明和改进的数量和规模还相当大，但是，进步从来不是、也不能被期望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进步最快的农业社会，其创新的数量、水平和影响也远远不能和工业社会相比。
农业社会的本质要求相当静止的社会和稳定的分工，工业社会的本质要求永远的创新和变化。
无限增长需要高生产率，高生产率需要发达的分工，还要求这种分工必须有不断的、有时是迅速的变化，因为创新不停地带来新的分工和新的产业。
因此工业社会有着比农业社会多的多的职业，但它们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
这个社会中的人一般不会终身呆在同一个位置上，他必须时刻准备着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
因而这是一个没有严格划分的职业的世界，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职业。
因此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必须是其成员能够顺利地交流和流动的社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被工业社会视为基本人权的经济根源。
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里，不可能在任何分工之间设置深刻的障碍，不允许社会层级的划分一成不变，那样做会影响流动性。
由此带来职业的平等。
职业平等的逻辑结果就是呆在任何职业中的人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的平等，身份基本不起作用。
换言之，工业社会有职业、有阶级而无等级。
阶级和等级都是分工的产物，差别在于，阶级的成员可以流动，等级的成员不能流动。
工业社会在财产占有方面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巨大差异，与阶级、阶层和职业有关的其他不平等也的确存在，但一般说来，相对于农业社会中的僵化、绝对和深刻的等级划分来说，它们具有一种弹性、相对、温和的性质。
工业社会的平等主义既不是完全的幻想，也不是纯粹的现实。
工业社会成员不再是贵族、臣民、贱民和愚民，而是公民。
对此，笔者还想补充指出，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也有助于平等。
大众消费是不断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需要，为此，就必须使所有人都成为现代工业的终端消费者；进而，一切妨碍消费的过于悬殊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差距就不能允许长期存在。
工业社会成员的频繁的大规模的流动和平等，意味着一个陌生人社会。
工业社会的陌生人之间需要持续、经常和直接地进行交流，为此需要共享一种无条件通用的标准语言，对它的理解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文化背景。
他们还需要一种为使用这种标准语所必需的、共同的和世俗的文化，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在面对面的短暂接触中进行密切交流。
这就要求创造一种标准语言并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这种标准语言的和其他为社会流动即多变的分工所必须的基础性、通用性和标准化的知识的教育。
盖尔纳将掌握标准语及其他与他人沟通所必需的同时也是与他人共有的普通技能，即拥有读写算的能力、基本的表达和理解能力和关于自然和所处社会的基本常识，称为“识字”。
工业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半自然半人为的产品，即通过对一种精心选择的方言的改造而来。
霍布斯鲍姆指出，欧洲各国语言的标准化过程，多半发生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
[⑧]汉语普通话、白话文和简化字的形成，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统一的官方语言的物质基础是工业文明。
“标准化的民族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写文字，若不是借助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还有公立教育的广设，将不可能出现。
”[⑨]
在工业社会里，“识字”不再是一种专长，而是所有专长的先决条件。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赋予他公民身份的那部分知识不再是专门的技术，而是所谓的识字能力。
真正职业的教育，虽然也必不可少，但和农业社会比较，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
在这里盖尔纳对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劳动进行了独到的比较。
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中的劳动有下列特征：
绝大多数劳动是体力劳动；绝大多数劳动都是直接和作为劳动对象的物体打交道，而较少和人打交道；较复杂的即包含智力因素的体力劳动的专业化程度很强，特别是在手工业中，这类劳动及其产品的复杂性和艺术性要求劳动者具有长期的训练和娴熟的技能。
因此，农业社会劳动者所必备的知识主要是关于作为直接劳动对象的特定物和作为直接劳动过程的特定技术的特殊知识。
农业社会的教育属于私人而非公共领域，与农业劳动的这一特征有直接关系。
在工业社会中，由于技术进步，类似农业社会中劳动所具有的体力性和智力性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消解。
工人操作机器，机器才直接作用于生产对象。
机器越来越自动化，劳动的体力因素也越来越少，工业劳动特有的智力因素则越来越重要。
就后者来说，主要不是关于机器和控制机器的知识，而是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原因有二，一是频繁的职业变换；第二，由于工业经济在生产前、生产过程中和生产后的所有环节中都具有的社会性，工业社会的大多数工作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交流。
总之，工业社会的劳动主要是并且越来越是交流性和语义性的，离不开与人、意义而不是与具体事物打交道，只有极少数专家才需要真正专业的知识。
换言之，工业文明的较之农业文明发达的专业化，仅仅体现在专家和物化的专家即机器中，工业社会对绝大多数人的要求仅仅是识字。
笔者以为，工业劳动的上述特点可以称之为劳动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与之对应，农业社会中的劳动充满了特殊性。
因此，培养广大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即让他们识字，使之能够不那么困难地和迅速地胜任不同职业，而非培养专家，成为工业社会的教育体系的主要任务。
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建立在人人识字基础上的、世俗的和大众的文化，是农业社会所完全不可想象的事业，这就需要现代国家。
只有拥有社会内部最大范围的和最高的权力及控制最多资源的政治组织即国家才有能力和意愿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和持续不断的教育。
工业社会的成员要想具备工作资格并成为真正的公民，就必须按照共同的要求，达到一定的识字水准，这是家族和地方单位根本不可能提供的。
因此产生的对教育的要求也规定了国家这种政治单位的最小规模。
这种规模归根到底是由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和无止境增长所决定的人力资源的规模及大规模流动的必要所决定的。
它必须比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多数文化单位和政治单位要大。
不能过于机械地理解这里的“识字”，盖尔纳把它理解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综合素质。
在他看来，工业文明的性质要求永远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具备大致相同的能力，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决定了这种能力肯定是越来越高的，而拥有真正专业知识的专家只是极少数。
因此，用“识字”这个词只是表明其大众性。
工业经济决定了国家需要它的成员们在文化上具备相同的特征，或者说，经济增长需要一种由国家维系的普遍识字的大众文化，盖尔纳把它理解为近似于农业文明中的高层次文化的世俗化和普及。
是这种跨社群跨地方的大文化而非社群和地方文化提供了国家内部的约束力。
“在农业社会里，高层次文化与低俗文化共存，需要一个教会来维持。
在工业社会里，高层次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他们需要的是国家而不是教会。
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一个国家。
”[⑩]这意味着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一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种普遍的和共同的、与政治单位同一的现代文化的世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就变成了自然的社会单位。
这种单位就是近代国家。
就像他没有具体分析农业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效果一样，盖尔纳也没有刻意去列举近代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细节。
由于了解这些细节对理解盖尔纳的思想是不可缺的一环，因此笔者以为花些笔墨对这一几近常识的领域作些勾画还是有必要的。
近代国家的特征是从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形成的。
理想的近代国家都有下述特征：
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其人民直接统辖，不存在任何足以妨碍流动的中间统治环节；国家对人民进行普遍的读写文化和公民准则的教育，但几乎都不宣扬宗教；由于普遍的教育、迁徙和就业使几乎每一个国民都成为现代经济的成员，由于等级和身份的废除和经济社会差距的缩小，使得所有人都被赋予纳税的义务和能力，现代国家的财政制度得以建立；由于人民是税收和军队的主要来源，由于平等，近代国家必须时时关注其人民的意见，不得不允许人民参政议政，只有获得人民的认可近代国家才能维持下去。
这意味着，和农业时代相比，现代国家或多或少必须是民主国家,至少是大众动员和参与的国家。
而在农业文明中，民主属例外，专制是常规。
发达的分工和健全的社会与政治网络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的了解和控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较高的行政效率。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概括盖尔纳所指出的工业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的以上种种特征的话，笔者首选同质性或同质化。
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一个工业社会是一个同质的社会，一个农业社会则是一个有着许多异质的亚文化的不同质的社会。
统一市场，统一语言，普遍的社会流动和平等，无处不在的标准化等等，都是同质化的具体表现。
三民族主义
思想进行到这里，离盖尔纳所理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了。
他对民族和民族主义没有下学院式的咬文嚼字的定义，但他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
他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民族主义的政治性：
“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
”[11]“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把掌权者和其他人分开。
”[12]二是民族主义与工业文明的紧密联系，即工业文明对社会同质性的要求，或者说，对国家和文化的边界一致的要求，就是民族主义。
而民族，在他看来，就是适应工业社会的、由民族主义所创造的、文化上同质的政治单位，即现代工业国家。
或者说，在政治上组织成国家的、共享一种大众工业文化的全体公民的集合体，就是民族。
盖尔纳并不否认作为自然历史产物的族性共同体的存在，换言之，不否认独立于工业文明和政治之外的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的存在，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盖尔纳并不反对这样的看法：
在自然自发自在的意义上，可以根据地域、血缘、宗教、语言、习俗和经济生活等等差异把地球上的居民划分为不同的、数以千计、也许是数以万计的共同体；在上述领域中，任意数量和种类的差异组合都可能足以构成族性共同体之间的界限。
盖尔纳理解的农业社会是由众多不同的文化单位组成的不同质的社会，这些不同质的文化单位的相当一部分，就是族性共同体或族裔或文化民族。
按照盖氏的理解，如果说族裔是纯文化概念、国家是纯政治概念的话，那么，民族就是一个兼具政治性和文化性的概念。
他认为，从发生学的视角看，两者有联系，但本质截然不同：
前工业时代无一例外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族性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用来塑造民族的主要原料，民族是主要用族裔这种自然的原料创造的人工产品。
在他看来，多数民族主义者从来就没有理解民族的本质，他们为各自的特殊的民族主义找出了众多的理性或非理性的、真实的或虚幻的理由，如民族是古已有之的存在，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性，等等，却很少深思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古代能够容忍一个国家内部人民在族性上的多样性，而现代就必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可以说，民族主义者大都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他试图证明，现代已经司空见惯的民族国家的本质存在于工业文明所要求的文化同质性之中，其内容就是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的一致。
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民族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只有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一致的国家才具有合法性。
从方法的角度看，寻找民族的本质，只能从所有民族的共同性下手，不可能从对每个民族来说都具有唯一性的单个民族的特殊性中着手，而这就意味着回答民族主义时代出现的原因。
盖尔纳还顺便在民族国家与民主之间建立起了必然联系。
根据这种联系，流动带来的平等，意味着理想的民族国家必然是民主国家，而最起码的民族国家虽然并非一定是民主国家，但一定得是社会动员和大众参与的国家。
至少统治者要以人民或民族的名义才能进行统治，并且在被统治者中间培养一种是他们在当家作主的感觉。
这种感觉的真实程度在现实中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但不会完全是幻觉。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既是第一批民族国家也是第一批民主国家、既是成熟的民族国家也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的缘故。
成熟的民族主义必然包含着全体公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代表着特定土地上的全体人民对该土地上的制度的超阶级超特殊利益的认同。
欧洲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19世纪初到20世纪早期，工业化如火如荼并先后完成，民主和平等尚未普及，阶级斗争一度十分尖锐，跨民族的阶级认同有压倒超阶级的民族认同从而撕碎民族国家之虞。
在后来，以政治的民主化和福利国家为转机，欧洲告别了阶级战争的时代，进入了成熟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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