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影响关于CHNS数据实证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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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影响关于CHNS数据实证分析

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要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体现，消费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民是国家关注的重点对象。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开创性地把三者结合起来，并采用二值响应变量模型探讨医疗保险对我国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收入、健康等社会经济状况变量后，农村家庭耐用品消费倾向在家庭拥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可以显著增加2%—5%概率。

我们还发现越是与农村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耐用品，其受到的刺激也越大。

关键词医疗保险，农村耐用品消费，预防性储蓄，二值响应变量模型

一、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我国逐渐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

中国经济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中不断前进，中国社会经历着深刻的经济转型。

从2000年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超过8.3%的速度快速增长。

2009年底，国内生产总值达340506.87亿元，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统计年鉴（2010）》）。

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进出口拉动。

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拉动GDP的增长所作出的贡献不是很大。

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0年到2009年，比重从48.9%下降到35%（《中国统计年鉴（2010）》）。

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率每年也在不断下降，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居民消费率加速下降，每年平均降幅超过了1.4%（李文星等，2008）。

如何扩大内需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已成为学界与决策层共同关注的话题，拉动居民消费需求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长期的二元制经济结构使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经济上的二元制导致了制度上的二元制。

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制结构，使城镇居民享受大量隐性补贴，如住房、医疗福利、财政价格补贴等，实际上更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现在总人口为13.3474亿，其中农村人口为7.1288亿（《中国统计年鉴（2010）》），农村作为潜在的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本文以农村1家庭为研究起点、以医疗保险为视角、以耐用品消费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1CHNS问卷上面有二种方法可以判断研究对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一是对象的户籍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二是对象在接受问卷调查的时候，他（她）所处的地点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本文把t2=1，定义为城市；t2=2定义为农村，在样本中城镇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为32.05%，农村样本占总样本的67.95%，这一比率与我

们现阶段的城乡人口比例相接近，因此本文以此界定城市和农村。

本文定义的农村包括：

县、县城、村。

国务院在2008年年末出台了“国十条”，力图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刺激内需，以此来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

在“国十条”中，包含了“加大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医疗保障的待遇”等内容，这些都在国家加大投资力度的范围之内（陈炜和阎开，2009）。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

这些措施表明国家在力图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保障体系实现国内需求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非耐用品消费”和“耐用品消费”；按数据性质的不同则可以分为“宏观”加总的统计数据和“微观”家庭的调查数据两大类（樊潇彦等，2007）。

本文利用CHNS提供的大型“微观面板数据”深入探讨我国农村家庭的“耐用品消费”问题，之所以将“耐用品消费”作为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耐用消费品指的是能够在多个时期内提供效用的产品，同时具有资产和一般非耐用消费品的特性（牛筱颖，2005）。

耐用消费品一般在家庭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因此家庭对耐用品的消费会影响整个家庭的消费支出，对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也会产生影响。

樊潇彦、袁志刚和万广华（2007）指出耐用品消费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5以上，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总量消费，而且在1997年、1998年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耐用品消费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上升。

杭斌和申春兰（2005）研究发现在1997—2000年这个时间段内，农村家庭的年人均实际耐用品消费增长率远远低于城市，城乡差异巨大。

这说明深入分析耐用品消费有着重要的福利政策意义。

非耐用品消费（比如一般的食品消费）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购买的数量多、使用频率高，因此是缺乏弹性的。

相对而言耐用品的消费具有更大的弹性，即耐用品的需求量对收入更加具有敏感性，家庭收入或者说是家庭的预期收入会对耐用品的消费产生重要影响。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未来不确定性的降低可以增加居民的“收入”，有利于提高居民当前的消费倾向。

医疗保险在降低健康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效果易于观测，这意味着医疗保险对耐用品消费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易为我们观测。

本文的结论一方面能够为政府缓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提供政策建议，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进群众福利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更能够为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经验支持。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并提出研究思路；第三部分将会介绍本文数据来源，对控制变量进行统计描述和建立实证模型；第四部分对医疗保险和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计量分析；第五部分得出本文的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以及说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在农村，“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现象司空见惯。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是刚刚过上小康生活的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一个既现实又残酷的问题。

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导致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在对耐用品的消费水平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此部分，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首先，我们将会总结国内外研究不确定性与未来预期收入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更好地理解由不确定性而造成消费倾向降低的内在原因；其次，我们对研究耐用品消费的文献进行梳理，理清影响耐用品消费的相关因素；再者，我们讨论健康冲击、预期收入、医疗保险、消费四则之间的关系，说明医疗保险有助于降低健康冲击带来的损失，使预期收入保持平滑，保持人们对当期消费的乐观态度；最后说明本文研究的方向以及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

（一）不确定性与未来预期收入之间的关系预防性储蓄为由未来不确定性收人而引起的额外的储蓄（Leland,1968）。

Zeldes（1989）提

出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

该理论指出消费者在面对未来收入不确

定的情况下，当期消费水平较确定性等价理论所揭示额消费水平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额，即预防性消费。

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越大，反之则预防性储蓄越小。

预期收入的高低极大地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而预期收入又是影响当期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预防性储蓄在发展中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各种外来冲击的情况下其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Deaton,1997）。

这种现象不仅仅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出现，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会导致同样情况的发生。

我国农村居民有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发展的不平等导致处理风险能力的不一致，使得西部地区的农民有更强的储蓄动机（易行健等，2008）。

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相类似的是Deaton（1991）、Carroll（1992）提出的缓冲式储蓄理论，该理论认为代表性消费者存在一个“目标财富”水平，当现实财富小于“目标财富”时，消费者将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目标财富”的大小取决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若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越大则目标财富水平越高，反之则目标财富越低。

该理论同样说明由于风险的存在人们更加倾向于储蓄，那么消费水平就会降低。

家庭倾向于在时间过程中平滑地消费，所以要平滑收入，在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社会中，储蓄是人们为保持收入与消费平滑的主要手段。

Guariglia（2001）对英国的家庭进行了一个跟踪调查，采用所得到的面板数据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得出，当一个家庭处在一个困难的财政情况下，他们会有更大的动机去储蓄，家庭的消费就被抑制。

Meng（2003）运用1995、1999、

2002年三期横截面数据对影响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他经过实证分析指出收入风险和失业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城镇家庭全部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在国内，罗楚亮（2004）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因素进

行了分析，指出收入不稳定性的增加及医疗等支出的增长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

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孙凤（2001）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得出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是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主要原因。

不确定性对预期收入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但是一些政策的改变会给消费带来显著的刺激作用。

樊纲和王小鲁（2004）建立一个消费条件模型来考察影响我国人均消费水平变化的各种因素，发现一些制约消费行为的“瓶颈”会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转变而获得改善，促使消费行为在短期内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医疗保险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居民消费的增加产生影响。

吴敬琏（1998）也指出在社会生活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首先需要“启动预期”。

冉净斐（2004）认为“启动预期”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让人们不再为未来的生命波折期储蓄太多的钱。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和就业的不确定性和预期的特殊需要迫使人们多储蓄，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李实和Knight,2002）。

基于前人的研究，我们通过总结可以得知居民的消费倾向、预期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三者是息息相关的，更可以预测的是中国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在经济转型时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这种反向冲击可能就是制约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二）综述耐用品消费的理论研究

王非、洪银兴和戴蕾（2010）利用全国27个省（自治区）数据（但不包括直辖市数据），重点对我国农村实行的耐用消费品价格补贴政策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价格补贴政策不仅能够扩大农村居民对耐用品消费的需求，还能够提高农村家庭福利水平；其次农民预期收入降低和教育、医疗负担偏重会对价格补贴政策的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不但不要给他们物质上的补贴，更要帮助他们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

樊潇彦、袁志刚和万广华（2007）对我国城乡居民耐用品消费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集中推行的各项重大改革使居民的“收入风险”显著上升，进而明显抑制了城乡家庭对耐用品的消费；另一方面，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面临更高的收入风险，其消费决策对风险因素也更为敏感，也就是说农村家庭的消费弹性比较大。

荣昭、盛来运和姚洋（2002）对农村耐用品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影响因素中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部分。

他们发现，与提高农民收入相比，通过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短期内实现农村电价的调整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更能够大幅提高农村家庭对耐用品的需求，消化中国经济当前过剩的生产能力。

尹志超和甘犁（2009）运用离散响应变量模型对住房改革给耐用品消费的影响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住房改革对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等重要家庭耐用品的消费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住房改革在短期内可能对空调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较大，而对计算机等非生活必需品的影响较小。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影响他们耐用品消费行为主要还是收入

风险大小，因此要提高居民的耐用品消费水平，关键在与如何降低收入风险与收入的不确定

性。

（三）不确定性、健康冲击、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陈炜和阎开（2009）认为健康冲击（healthshock）是造成家庭收入不确定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原因。

不确定性造成人们预期收入的改变，进而影响人们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

Asfaw

andJoachim（2004）对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进行的研究，发现健康冲击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的收入有显著的影响。

同样Wagstaff（2007）选用越南的数据发现健康冲击对城镇地区居民的收入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健康是取得收入的前提，它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位或者忍受更大强度的工作，且其最直接的影响是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

按照持久性收入假说，人力资本对预期收入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良好的医疗服务是构成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具有健康体魄的人必然具有稳定的和较高的预期收入（刘建国，1999）。

同时健康也是人们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重要因素，它可以降低疾病造成的损失保持消费平滑（Klose,2002;BleichrodtandQuiggin,2009）尽管健康冲击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采取预防性措施，降低健康冲击带来的损失，医疗保险正好能够实现此目的。

Folland,GoodmamandStano（2003）是这样定义保险的：

保险是指根据大数定律（TheLawofLargeNumbers）的法则运作，通过将一大群人汇集在一起而减少被保险人收入的可变性。

也就是说，对于保险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由于疾病等原因，健康方面支出的波动幅度很大的。

但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其平均支出可以很明确地预测。

医疗保险也就是针对健康冲击这样的不确定性而制定的。

甘犁、刘国恩和马双（2010）对基本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能带动2.36倍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职工医疗保险带动了相当于政府投资的4.16倍的城镇家庭消费，全国城镇家庭也因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而新增消费2190亿元，说明基本保险确实能够明显地刺激家庭消费。

马双、臧文斌和甘犁

（2010）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不仅医疗保险对非耐用品的消费有极其显著的影响，目前国内已有相关的研究指出医疗支出与耐用品消费支出呈现负相关。

王非、洪银兴和戴蕾（2010）在研究价格补贴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时，得出医疗支出的系数为负。

这说明预期未来大额支出的增加使得农村家庭减少耐用品的购买。

综上所述，医疗保险的确可以降低健康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即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居民的消费。

陈炜和阎开（2009）对医疗保险和耐用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也证明了在当前医疗保险对于耐用品的消费确实有刺激作用，尽管效果在2000年之后开始走下坡路，

医疗保险对农村耐用品消费有影响吗？

——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

但是就医疗保险对耐用品的刺激作用而言仍然是比较显著的。

（四）本文研究的方向与角度从目前国内文献来看，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医疗保险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的文献

很少，尤其以农村医疗保险的角度去研究的更是少见。

国内外大多数文献是从收入、补贴等

角度去研究耐用品的消费；也有从医疗保险的角度去研究，但主要研究的对象是非耐用品或者是没有区分非耐用品与耐用品，直接当作一个总体进行研究；且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起点在全体居民或者是城镇居民，很少从农村层面去探讨医疗保险与耐用品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国内这一空缺。

耐用品也分为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耐用消费品和弹性比较大的耐用消费品，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的耐用消费已经从“老四件”（钟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向“新八大件”（电风扇、洗衣机等）过渡，本文结合农村居民对耐用品实际的消费情况和时代脉搏，将分别探讨医疗保险对不同类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医疗保险对消费正向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增加，二是消费水平的绝对提高。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医疗保险能否真正提高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的绝对水

平。

以往研究采用的数据大多是宏观经济数据或者是截面数据，简单的OLS回归会因为有遗漏变量问题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

本文将采用微观面板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检验论证，运用计量模型分析医疗保险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选择混合LPM、固定效应LPM、Probit和随机效应Probit模型分别探讨医疗保险是否会对耐用品的消费真正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具体程度，同时这样也可以避免因为模型设定的问题而带来的偏差。

三、实证模型和数据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猜测医疗保险与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医疗保险会对农村居民耐用品的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吗？

那么对耐用品消费到底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计量实证的目的就是利用可得到的实际数据检验我们对两者关系的猜测，以及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程度。

（一）模型设定从目前国内外的文献来看，现在用于研究耐用品消费的模型主要有（S,s）模型，（S,s）模型

为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范式，目前已成为分析耐用品消费方面

的基准模型。

这是由GrossmanandLaroque（1990）,Caballero（1993）,CaballeroandEngel（1999）等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而来的。

（S,s）模型所揭示的是家庭对耐用品的购买遵循一个上下界，一旦家庭实际的耐用品存量达到下界或者是上界，消费者即做出购买或者是出售的决策。

樊潇彦、袁志刚和万广华（2007）利用CHNS上面的数据并采用（S,s）模型估计了家庭在面在收

医疗保险对农村耐用品消费有影响吗？

——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

入风险情况下所进行的耐用消费品的行为；尹清非（2009）把马尔可夫骨架过程这一随机理

论应用于耐用品消费支出的（S,s）模型，得出离散状态下消费者进入购买新耐用消费品的临界状态的转移概率；王非、洪银兴和戴蕾（2010）采用国外研究耐用品消费的另外一种典型模型即新古典主义模型，探讨在价格补贴政策下对农民购买耐用消费品行为的影响。

也有研究直接采用非线性参数估计法，如荣昭、盛来运和姚洋（2002）用Probit模型实证中国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行为。

考虑到许多中国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属于初次购买，尹志超、甘犁（2009）运用离散响应模型（DiscreteResponseModel）来估计家庭购买某种耐用品的概率。

由于耐用品具有使用周期长、购买频率低等的特点，Cragg（1971）运用限制因变量模型（LimitedDependentVariableModel）研究耐用品的需求，并对Tobit和Probit模型在耐用品需求上的应用进行了拓展。

基于前人的研究，同时考虑到耐用品消费周期长且离散的特点，本文将使用二值响应模型（BinaryResponseModel）来估计医疗保险影响家庭购买耐用品的

消费行为。

我们设定家庭消费行为的方程如下：

Pr（Yit=1|MIit,Xit,ai）=F（βXit+αMIit+ai）

（1）

ititi

z

⎰-∞

令βX+αM

+a=z，如果F（z）=Φ（z）=

φ（v）dv，则采用Probit模型；如果F（z）=z，

则采用LPM模型。

在模型中我们的被解释变量（dependentvariable）为某种耐用品的拥有情况2，为了更好验证医疗保险对耐用品消费的刺激作用，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将会选取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耐用品进行考察。

假定在方程

（1）中被解释变量服从二项分布：

家庭拥有某种耐用品是取值为1，否则为0。

我们把解释变量分成三类，对主要变量的定义见表1。

第一类变量主要涉及医疗保险3的拥有情况以及健康4状况。

我们将主要解释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医疗保险（medicalinsurance,MI）设定为哑变量（dummyvariable），MI=1表明该家庭拥有医疗保险，否者取值为0。

我们在本文中暂时没有考虑一个家庭中参保人数的比例，这是由于在典型的中国农村家庭中，户主是一个家庭经济等各种资源的生产者，其面临风险的大小直接影响整个家庭

的消费，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界定一个家庭是是高参保率还是低参保率。

根据

一般情况下，可以把耐用品的购买与消费可以看成是同一种行为，本文把耐用品的消费与购买等同起来。

同时考虑到CHNS数据的可得性，在本文的论述中把家庭拥有耐用品当作耐用品的消费和购买。

3我们根据CHNS问卷上对问题M1回答来判断受访者是否有医疗保险，M1=1表示拥有医疗保险；M1=0

表示不拥有医疗保险。

4CHNS评判一个人是否健康主要有两种指标，M23指的是前四周你是否生过病或受过伤、是否长期患有慢性病或急性病；U48a指的是与同龄人相比，你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

它们分别是受访者对自己健康的客观和主观评价。

主客观的身体健康状况都会影响人们的消费支出进而对耐用品的消费产生影响，对健康程度的主观评价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当中，而农村居民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就会相对小一些。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农村层面上的研究主要考虑的是M23的情形。

一般理论，身体健康状况越差的人越会拥有医疗保险，且身体健康状况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家

庭的消费行为，因此把健康因素纳入到家庭消费行为方程加以考虑是非常必须的。

第二类是具有人口学特征的变量，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有户主的年龄、考虑到年龄对于耐

用品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我们把年龄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放到估计模型中去。

除此之外，户主的受教育程度5、婚姻状况6以及家庭规模也是我们控制的解释变量。

第三类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均收入，主要考虑到耐用品的消费决策是在家庭层面上做出的而非个人层面上，因此以家庭人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是比较合理的，并且我们根据2009年的通货膨胀率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调整，同时为了降低极端值对回归的影响我们将会对收入取对数；工作单位7也会影响人们对耐用品的消费，我们也应该考虑；同时还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变量是婚嫁8，婚嫁是中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按照一般逻辑这也是一个家庭购买耐用品最集中的时候，因此把这样一个解释变量放到家庭消费行为方程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价格对需求有极大的影响，但CHNS上面没有提供有关耐用品价格方面信息，且价格指数也无法体现地区之间的差异，参照相关研究（尹志超和甘犁，2009）本文在控制变量中也没有引入价格因素，价格因素和技术变动趋势在不同年份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我们将通过引入年份虚拟变量进行控制。

除了这样的考虑之外，为了消除耐用品消费的时间趋势，我们必然也会把年份虚拟变量引入消费方程。

除了价格因素以外，基础设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家庭对耐用品的消费（荣昭等，

2002），比如说当地的电网建设等。

同样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引入地区9虚拟变量来消除地区固定效应的影响。

考虑到不可观测因素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潜在影响，我们引入不可观测因素a。

a是一

ii

些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可能包括家庭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