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蔡元培的教育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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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泰斗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
主要教育实践及思想
（一）改革北京大学
背景：
当时的北大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第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大学性质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改变学生的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第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第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行政管理）
第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学科设置与教学制度）
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先5科变3科，后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
招女性入学，多种类型学生，开放办学等
（二）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背景：
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军事体育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发展国民经济。
公民道德教育：
自由、平等、博爱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
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
关于美育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美育的这种独特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是德育、智育、体育所难以取代的。
美感的普遍性和超功利性。
他说：
“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
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
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
”
美育能克服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那两层障碍，使人们养成高尚纯洁的习惯，超越利害，融合人我，从而保持一种健康、平静的心态。
尤其是在人类面临战争的相互残杀，或者在“物质愈发达，情感愈衰颓”的社会环境中，美育的作用更为显著。
美育能克服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那两层障碍，使人们养成高尚纯洁的习惯，超越利害，融合人我，从而保持一种健康、平静的心态。
尤其是在人类面临战争的相互残杀，或者在“物质愈发达，情感愈衰颓”的社会环境中，美育的作用更为显著。
五四文化运动中美育的缺失
健全的社会依赖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依赖健全的感情，健全的感情依赖健全的美育，健全的美育不仅包括教育中的文化艺术教育，而且还包括审美化的智育，德育，体育和劳育。
“借了很好的主义作护身符，放纵卑劣的欲望”——蔡元培
（三）“教育独立”思想
背景：
1920年至1922年，教育界在历届军阀政府的摧残、控制之下，危机日趋严重，特别是军阀政府把经费都用于打仗，使教育经费极其短缺。
当时各政党的政客又都是为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经营，从私利出发去干预教育。
帝国主义在华办的学校则由基督教会控制，侵害中国的教育权。
在这样的局势下，教育很难办好。
此时，一个要求摆脱军阀控制、脱离宗教影响的教育独立运动开始了，蔡先生是这一运动的主帅。
蔡元培主要是从教育目的（“教育是帮助受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和教育性质（“教育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
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
教育是进步的，是公同的;教会是保守的，是差别的”）两个方面来论述“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各派教会以外”这一思想的。
同时，他还论述了实行“超然的教育”（高等教育）的具体方法（实行大学区制，成立大学教授会，废除神学课，制定抽税制等）。
著名学者钱理群在北京大学庆祝110周年校庆之际接受采访的讲话,他强调,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这三种精神力量。
“当社会陷于喧闹,大学里的师生,就应该沉静；当社会空气被一些‘杂质’所污染,大学里的师生,就应该清洁；当社会变得浮躁,大学里的师生,就应该有定力。
大学的“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功能与作用，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
其实，“保守”也就是“坚守”。
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
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
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所谓远离尘嚣，保持干净、冷静与清醒：
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为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和中流砥柱的作用。
尤其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教育独立应该包括：
第一，经费独立，要求政府划出某项固定收入，专作教育经费，不能移用。
第二，行政独立，专管教育的机构不能附属于政府部门之下，要由懂得教育的人充任，不能因政局而变动。
第三，思想独立，不必依从某种信仰或观念。
第四，内容独立，能自由编辑、自由出版、自由采用教科书。
第五，以传教为主的人，不得参与教育事业。
主张教育脱离政党、教会而独立，要求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办理，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求摆脱军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在中国独立、自由地发展教育事业的愿望。
朱清时与南方科技大学
（四）展个性，尚自然的教育思想
展个性，尚自然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反对封建主义教育对学生个性的束缚。
主张应该使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自由地发展。
他主张教育应该懂得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用适当的方法教育之，教育者不要事先有个固定的办法，去约束受教育者，他说：
[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
在教学过程中，他反对注入式，提倡启发式，主张充分发挥儿童的个性，强调学生的自动、自学、自助等。
认为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责任只在学生有困难的时候去帮助他们。
清末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很多，但以翰林起来革命的，却只有蔡元培一人。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革命；从五四到同盟，先生之行在自由”——周恩来。
“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
“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
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
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傅斯年
陈独秀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蒋梦麟
“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都大”——胡适
“在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中，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之外，找不出第二个”——杜威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段祺瑞政府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当时的北大，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上课铃响时，当差便来“请老爷上课”。
一些有钱的学生，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一心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读书毫无兴趣。
即使有个别肯读书的，也不过抱着科举时代的观念，把读书当做求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对学术研究概不与闻。
至于那些被称为“中堂”或“大人”的学监及教员，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者，混饭度日者，比比皆是。
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犹如一座衙门。
这便是1916年以前的北大校风。
蔡元培是1917年1月4日到校任职的。
到校第五天，蔡元培即向全校师生发表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他开宗明义地指出：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问为灭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北大的举措很多，诸如，整顿教师队伍，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实行教授治校与民主管理等。
蔡元培提出，要办好一流大学，首先要拥有一流教授。
他唯才是用，不拘一格，推行了“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
此时，北大的各派学者得以在“思想自由”的氛围下，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使北大的学术空气得到了空前的活跃，开创了一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新风，也为后来北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蔡元培在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义的同时，也裁除了·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
当时在北大以“探艳团”团长而闻名红楼内外的年轻英文教员、流氓分子徐佩铣就是其中的一位。
蔡元培不仅开除了一些不合格的中国籍教员，对那些不称职的外国教员也决不迁就。
《北京大学校史》记载：
蔡元培“对那些或托中国驻外使馆，或由外国驻华使馆介绍进来而确属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员，也不顾各方面的压力一律撤聘”。
有一个被裁撤的法国教员提出控告，蔡元培委托王宠惠出庭，命其出聘约为据，使对方败诉。
有一个被裁撤的英国教员甚至把他们的驻华公使朱尔典请出来进行无理干涉，但蔡元培依旧不予理会，朱尔典竟威吓说：
“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蔡元培听后，一笑置之。
对那些自以为是、心态不端的洋教授，蔡元培也毫不客气。
北大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之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
如此，不懂英语的老师，只能呆坐在那里，痛苦万分。
蔡元培接任校长后，特别提示举行校务会议，一律用国语发言。
结果外国教师就反对起来，表示他们不懂中国话，蔡先生答道：
“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会不会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
”自此，北大任何会议发言，一律用国语，不再用英语。
经过蔡元培的一番整顿，北大教师队伍焕然一新。
蔡 元 培 北 大 改 革 启 示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一所充满封建官僚习气的学校。
民国成立以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初的民主改革,但由于继承了老式学堂的传统,加上袁世凯复辟的一些政治气候的影响,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
1917年,蔡元培先生赴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入主北大后从自由、民主的原则出发,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而卓有成效的改革,使这所充满封建僚习气的学校一跃成为中国首等学府,使一所衰败腐朽的封建学堂获得了新的生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思想和经验对今天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也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转变师生观念,明确大学的宗旨
蔡元培早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但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仅仅是为混资历谋官位;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人,课堂讲授敷衍塞责。
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追求的是当官发财,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
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蔡元培在1917年1月9日的演讲中为北大设计了未来: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外人每指责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
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
……果欲达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1]蔡元培的这番演说为转变学生和教师观念打下了基础:
（一）转变学生的观念。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长。
他又于1918年指出: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他这是针对当时北大的学生求学的功利目的提出的,当时到北大求学的学生想的都是日后的升官发财,“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他要求学生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就业而是研究学问,研究学问应该是纯粹的、自由的,而不是功利性的、工具性的。
蔡元培认为,真正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
他不再是为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去生活,而是将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他是为数不多的不被世俗之气所同化的人,是将帮助这个国家重新获得道德准则收稿日期:
2003-10-14作者简介:
陈汝平（1975-）,男,重庆江津人,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研究生58人。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的大学生的求学观念又如何呢?
时代变了,但学生求学的功利性目的较之八十多年前并没有多大的转变。
今天,什么专业热门,毕业以后好找工作,收入较之其他专业要高,人们就争相学习什么专业,像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一直是学生们报考的热门。
当然,由于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学生们在选择自己就读专业的时候为将来打算本无可厚非,说明他们存在着忧患意识,这对于他们学好自己所选的专业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事实上他们在学校里又是如何求学的呢?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现象在今日的大学校园内极为普遍。
在今天校园内,考试作弊,为求过关而“通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泛滥,很多学生求学的目的仅仅是为混一张文凭,为日后找工作寻一块“敲门砖”而已。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今天的学生不转变观念,端正学习态度,那今天的高等学校教育状况与蔡元培改革北大以前的北大教育状况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多年前在媒体上广为报道并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中日小学生夏令营”的事件引发人们对中日下一代差距的反思。
报道中的那些小学生应该就是今天的大学生了,而他们现在在大学里的学习观念如呈上述情况,那又会与人家形成多大的差距呢?
这恐怕应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二）整顿教师队伍,转变教师观念。
蔡元培在教师聘
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都可以聘任做教师。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钱玄同、李大钊、辜鸿铭、刘师培、马叙伦等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政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一时云集北大,这是蔡元培在用人制度上的不拘一格的重大改革。
蔡元培还对北大的教师队伍在专业素养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要潜心研究学问,做学生的表率,反对那种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教师。
人才的培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依赖于教师。
教师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前人早已有了诸多的论述。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语重心长地寄语教师:
“你不仅是活的知识库,不仅仅是一名专家,善于把人类的理智财富传授给年轻一代,并在他们的心中点燃求知愿望和热爱知识的火花。
你是创造未来人的雕塑家,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殊的雕塑家。
教育创造真正的人,就是你的职业。
社会把你看成能工巧匠,我们国家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能工巧匠。
”[3]但总观今日的学校教师队伍,却存在许许多多令人忧虑的问题。
首先是教师人才的流失问题。
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出现许多优秀教师纷纷转行或跳槽的现象。
作为选择教师职业的从教者,如果不树立终身从教的观念,不树立安于清贫,以从教为乐的思想,不能自觉抵制物欲的诱惑,是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中去的。
这对于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极为不利。
其次是教师学术研究水平和自身素质的问题。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
但现在有些教师,自己学术不精但又加强学习以期提高,一本讲义几十年都不变,甚至照本宣科。
据调查,我市30多所高校中,有不小比例的教师是一字不落地在课堂上念教材。
另外,有的教师在私人利益上斤斤计较,成天就想着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课时费,有的教师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不管自己有多少“斤两”,猛开乱开新课的教师在许多学校可能都不是极少数;有的教师醉心官场,整天勾心斗角,就是不把学术及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在首要位置。
都说“学为师,身正为范”,试想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日后又以这样的姿态去教他的学生,那我们的教育可能就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教师专业化的建设,这为我国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首先就是从改变师生的观念着手的。
今天,全国各高校在进行着各种改革,但我们要在教育领域取得新的成就,紧跟世界潮流,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人们过去陈旧的教育教学观念,形成新的学校观、知识观、人才观、师生观、多元教育价值取向观等新的观念,学校教育教学才会与时俱进。
二、北大改革的重要举措
（一）积极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蔡元培在进行北大改革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允许各种学术派别自由发展,允许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大学任教,这是思想自由的原则,也是大学的特色所在。
蔡元培认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并认为这是各国大学的共同准则,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对学术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制度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来校任教,也延请了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执教。
一时间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声誉鹊起。
“兼容并包”几乎成了蔡元培和北大的一个标示符。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兼容
并包”使北大具有了别具一格的宏大气象。
也正是“兼容并包”使得中国的学术在烽火连天、内忧外患的艰苦条件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生机。
但在今日之高校,有很多的大学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近亲繁殖”,本校毕业留校的“人才”能以很快的速度进入学校的当权者阶层而外来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处处受排挤。
在引进外来人才上,“门槛”也要比“自己人”高得多。
高校要发展,应该适当借鉴和发扬蔡元培的一些办学思想,提倡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多样化,不同学术思想之间展开论争,求同存异,以共同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
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把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展开讨论,提高认识,正是我们拥有自信的表现。
尽管有的学生可问题,但可以肯定,更多的学生将会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美好人生与美好社会的建设者。
在用人上,也要积极推进人事制度的改革,依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对教师进行选拔与任用。
北京大学现在正进行的“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被认为是继蔡元培之后北大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二）对学科和教学体制进行改革。
蔡元培在学科和教学体制上的改革,首先是进行了文理扩充,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与术的区别就是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区别。
学生在学校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把基础打好才谈得上应用。
由于当时存在着“轻学而重术”的现象,蔡元培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纯粹是“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进行扩充并加强建设。
我们姑且不论蔡元培对文理两科的扩充问题对现在高等学校的影响,仅就他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而言,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因为只有把基础打好了,才能谈得上高深的学术研究,“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牢固的基础,要实现蔡元培所倡导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宗旨是不可能的。
但在现在的高校内,系科和专业的设置却和蔡元培所提倡的背道而驰,表现出极大的急功近利性,即社会上什么专业热门学校就开设什么专业。
虽然,这样做对于满足社会急需的人才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学校在开设这样的专业的时候却没有仔细考虑是否具备办好这种专业的人力、物力。
在有很多专业,连培养人才的教师也是“半路出家”,对所设专业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那培养出来的学生又会怎样呢?
并不是说这样开设的专就培养不出好的人才,但没有雄厚而牢固的基础,总觉得有点虚幻。
（三）废科设系和学分制的建立。
蔡元培在学科建设上要求文理沟通。
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他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
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原来的文、理、法等科分别改为不同的院。
蔡元培的这一施得到了后来高校的继承和发展,现在的高校基本上都是按照院、系的方式来对学校进行逐级管理和安排的。
学分制是蔡元培效仿的美国大学中通行的学籍管理方法。
他认为同在一个年级或一个专业的学生,由于其能力和兴趣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学校中实行学分制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蔡元培改年级制为学分制体现了他崇尚自然、发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落实了他沟通文理的思想,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提供了方便。
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也纷纷采用学分制,新中国建立后,学分制被取消。
九十年代以来,很多高校又开始采用学分制,然而,所谓的学分制也只是徒有其表。
表面上看也是在实行学分制,实际上学生仍然是按每学期由学校规定几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学习的,只是在期末考试中每门学科考试通过以后再按照有关学分的规定给学生记多少学分,以达到应该修满的学分。
实行这样的“学分制”和年级制又有何区别呢?
要真正尊重学生个别发展差异,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就必须彻底实行真正的学分制,而不是这种名不副实的所谓的“学分制”。
（四）蔡元培的管理思想。
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的一校之长，他的管理思想也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是他以开放的
心态对待北大的管理。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和北大的一个标志符,然而在“兼容并包”的背后所蕴涵的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这种开放心态不仅造就了蔡元培那“海纳百川”的宏大气度,更养成了他那放眼寰宇的战略眼光。
其次是他以民主的运作实施管理,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某些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
在赴任北大校长以后,他又实行一系列的措施,如校长校务公开、不忽视少数人意见等来提高北大管理的透明度和民主化的程度。
蔡元培的北大管理无疑是成功的,不知他的这种管理的理念能否为现在的高校管理层参考吸纳,以之为鉴?
三、结语
蔡元培的改革已过去八十多年,当我们重新踏着先生的足迹追慕其昔日的风采时,我们得到的是更加宝贵的遗产。
蔡元培先生将一所充满封建沉疴的学堂改变为中国近代的头等学府,其改革的思想有很多都值得我们今天的高校借鉴。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的北大也在进行着一轰轰烈烈的改革,而今天北大的改革究竟是喜是忧,学术界正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但无论如何,这种求变求发展的思想是值得倡导的。
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
“兼容并包”聘任制是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学术氛围的一项重要措施。
他的“兼容并包”政策并不是无标准无原则的,而是坚持以“积学与热心”为标准,坚守以学诣为主,不求全责备;耳听为虚,眼识为实;群策群力,又最后把关;真才实学者终身聘用,不合格者解聘等原则,保证“兼容并包”向良性方向发展,这对当今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改革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对当今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启示
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呼声已有多年了,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无法真正体现,也未能对教育产生影响。
近几年来,有些高校虽然开始进行了内部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模式,但各高校的各种所谓聘任还只是对局部岗位的聘任,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
相当一些高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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