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新出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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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新出路
发展中国家的新出路
内容提要：
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新兴大国将面临结构性的崛起困境，即其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霸权国家的恐惧，由此导致的反应将往往引起一种螺旋上升型的互不安全，从而不利于新兴大国的顺利崛起。
为了确保崛起安全，新兴大国面临两种选择：
奉行对抗的直接战略和追求合作的间接战略。
历史经验证明，直接战略只会增加他国恐惧，间接战略则有利于缓解崛起困境，确保大国成功崛起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关键词：
崛起困境；崛起安全；间接战略
大国兴衰与国际权力的交替是世界政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到世界的格局、和平与安全。
老的霸权国与新的挑战国之间的互动因此往往成为国际合作与斗争中的主轴，一个新兴大国怎样才能够顺利崛起也成为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在新老大国斗争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既奇怪又普遍的现象：
霸权国削弱了，新大国夭折了，另一个相对超脱的大国走上了历史舞台。
从17世纪上半期到18世纪初，法国一直是欧洲多次战争中的主角，它先后同传统强国西班牙、荷兰及欧洲多数大国直接交战，但结果却是英国成为“最大的得益者”，“一跃为世界头等强国”[①]。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气势汹汹的德国向国际秩序发起挑战，最终却是迟迟才参战的美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并在二战后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既如此，新老大国为何还是选择或接受战争？
它们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对新兴大国来说，战争与崛起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试提出以崛起不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崛起困境的概念[②]，以剖析导致新老大国往往走向战争的深层矛盾与原因，并从新兴大国的角度探讨对应之策。
一．不安全：
崛起中的困境
崛起困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
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霸权国家的恐惧，由此导致的反应将往往引起一种螺旋型上升的互不安全，从而不利于新兴大国的顺利崛起。
对于大国权力交替，传统的观点一般都关注于现状国家的不安全，而较少注意到迅速崛起这一事实往往也使新兴大国最终陷入不安全的窘境之中，而这正是崛起困境所要着重强调的。
通观历史，这种以崛起不安全为特征的崛起困境普遍存在于近代各大国的崛起进程之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17世纪下半叶，英国力量迅速增长，企图夺取荷兰的海上霸权，结果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荷兰海军兵逼泰晤士河口。
拿破仑法国的扩张几乎颠覆了欧洲均势，作为均势“平衡手”的英国对此极为恐惧，多次促成反法联盟，这反过来使法国感到如坐针毡，因为敌人散而复聚，始终无法彻底打败。
最典型的例子或许是威廉二世的德国。
德国本来并非英国宿敌，但其力量的迅速崛起终于促使英国与法、俄结成三国协约，从而使德国倍感不安，最终导致其“希望在实力对比有利的情况下发动战争”[2]。
二战时，德国对“生存空间”的焦虑、日本对美国枷锁式制裁的恐惧也部分反映了崛起不安全的存在，而两国的结局则为崛起困境作了一个最为负面的注解。
二战结束后，苏联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向美国的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
美国对此感到担忧，由此而出台的“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又被苏联视为威胁，这种互不安全成为冷战发生及僵持的深层次根源。
与其他大国不同，美
国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崛起进程中较少感到不安全的国家，但也不免与当时霸主英国发生矛盾，最终导致第二次英美战争。
由于存在崛起困境，新兴大国往往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前景：
退则不能崛起，进则不免与霸权国家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亦不利于崛起。
自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起，仅有英国、美国先后渡过了崛起困境，成功崛起为世界大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都在崛起困境中折戟沉沙，功亏一篑。
崛起困境主要是在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互动中产生的，双方本来无所谓谁是谁非。
但由于新兴大国往往被戴上“破坏国际秩序”、“战争祸首”的帽子，在这里有必要强调：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都对崛起困境的形成负有重要责任，后者的责任有时甚至更为关键。
有一种世界战争宿命论和新兴国家原罪论，认为只要世界权力转移，必定发生战争；只是发生战争，责任必在新崛起国家一边。
这显然是现任世界霸主代言人的理论。
事实上，新兴大国的崛起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大国的兴衰轮替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永恒旋律，它不但不可避免而且还推动而不是制约了国际社会的进步。
真正对国际社会形成挑战的不是新大国的成功崛起，而是新老大国权力交替进程中潜在的危险性。
如果这个进程能够自然、和平地进行，则是国际社会之福，如果这个进程伴随着战争或被战争所打断，则成国际社会之祸。
在福与祸的抉择中，新老大国均负有重要责任，但由于霸权国家仍然保持相对强大的实力和国际主导地位，在新老大国斗争中掌握着主动权，其责任往往更加重要。
有学者注意到，在国际权力更替中，霸权国“总是以武力来保护其霸主地位”，这说明霸权国在很多情况下是崛起困境的主要制造者。
当然，也有例外，在二战中，德日作为新兴国家是战争的挑起者，而霸权国英国是战争的被动参与者。
但即使如此，英国的责任其实也很重大。
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英国等一战中的战胜国先是对德国推行无情剥夺政策、后是推行一味绥靖政策，二战可能也就不会发生。
因此，霸权国绝非大国权力交替过程中的“无辜受害者”，相反，在崛起困境的形成中，霸权国多半起着极其关键的责任，而这正是一些学者常常忽视的。
如有学者在分析中国和平崛起时认为，“崛起过程无战争，是指中国要实现崛起期间不会引发战争，就必须通过国际制度的方式限制自身行为，自觉接受国际社会的制度约束与监督。
”这实际上是将新兴国家置于一种负完全责任的地位，而没有看到霸权国家对形成困境乃至导致战争的责任，更没有看到在有些情况下新兴国家是被霸权国家或其他国家逼入或拖进战争的。
二．崛起困境的理论分析
在揭示了崛起困境这一客观现象后，我们再从理论上开展进一步的分析。
从原因上看，崛起困境是一种结构性困境。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秩序可能得以维持，但安全却总是稀缺。
“国家与人一样，其安全与自由度成反比”。
[3]由于
国家主权都是平等的，彼此之上没有更高的管辖权威，每一个国家都享有广泛的自由权。
这种自由权越广泛，一个国家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安全感以及最终给自己的安全感就越小。
一般国家间关系尚且如此，新老大国关系的不安全性就更大，
因为两者的实力关系处于急剧变换之中。
“在经济发展速度不同所造成的压力下，权力—安全困境中的不安气氛广泛存在。
”[4]这样一来，崛起困境就难以避免。
从结构性这一点来看，崛起困境类似于安全困境。
但崛起困境与安全困境显然存在重大不同。
安全困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
一国加强安全的行为常常使别国感到不安全并就此采取相应行动，其最终结果是削弱而不是加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
一般认为，安全困境具有三个特点：
善意、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的政策。
正是由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不确定性”，才使得“善意”的初衷导致“自相矛盾的政策”这个结果。
这三个特征同样也可以用来概括新兴大国的尴尬境遇。
但在安全困境中，增加力量是为了安全，这种力量的增长只是一种暂时的力量对比变化。
而在崛起困境中，新兴国家力量的较快增长是自身发展所致，是必然性的，安全问题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目标。
这些差异决定了崛起困境要更加僵硬而难以缓解，因为新老大国都不会愿意来降低自身的增长来减轻困境。
而在安全困境中，两国可能通过加强沟通、消除误解、控制军备来达到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目的。
不同的国家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崛起困境，即它们不安全感的程度不同。
什么样的国家更不安全或更为安全呢？
这取决于以下要素：
首先是地缘。
地缘因素主要涉及到地理位置与环境、邻邦情况、领土面积与资源等.其次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最后是新老大国的共同利益与认知程度。
一般来讲，新老大国是很少具有共同利益的。
但如果出现了对两者都有重大威胁的敌人，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就产生了。
如一、二战中野心勃勃的德国使美英走到一起，当前恐怖主义的猖獗则使中美意识到双方间的共同战略利益。
共同利益有利于减轻新老大国之间的敌意与不安全感。
此外，认知也能影响两国之间的敌友关系及威胁程度，因为“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包括合作关系、意识形态、历史、观念，都对国家选择联盟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有两个相同的挑战国，霸权国将倾向于把较少具有相似性的国家视为敌人。
不管如何，在崛起困境中，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相比总是更不安全，形势更为不利。
首先，对霸权国家来说，即使它的力量增长缓慢甚至处于下降之中，但只要新兴大国还未最终实现成功崛起，它的力量一般仍要比新兴国家强大，这使它既有信心也有能力应付挑战。
其次，霸权国家还可以利用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地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新兴大国的外部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等方面制造麻烦，在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这种麻烦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最后，霸权国往往能争取到更多国家，从而形成数量上的优势。
对新兴大国来说，邻国对它迅速崛起的担忧和同等大国之间的竞争，都可能使它在与霸权国的对决中处于少数地位，从而更加不安全。
如果这种不利的安全形势日益恶化，新兴大国将被迫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财富投入到军事之中。
考虑到霸权国家的强大，这种努力是否能够保证安全仍是未定之数，但另一个恶果却正在渐渐逼近。
这就是保罗·肯尼迪早已所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导致该国国力的削
弱。
”[5]这种国力削弱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崛起成为不可能。
苏联的冷战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直接战略与间接战略：
实现崛起安全的战略比较
应该明确，崛起困境尽管比安全困境要更为僵硬难解，但并不是不可缓解和摆脱的，英、美的崛起就是成功克服了崛起困境的结果。
对新兴大国来说，能否缓解甚至摆脱崛起困境，在于能否打破螺旋型上升的互不安全，实现崛起安全，
而这与其战略抉择直接相关。
当然，在谈新兴大国的战略选择之前，我们必须承认，它不能任意选定自己的战略，国际环境，特别是霸权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其战略选择。
但是，新兴大国尽管受到多种条件限制，但仍有自己的战略选择空间。
例如，一战中德国之所以与英国为敌，很大程度上就是它自找的。
一战爆发前，英国曾一度犹豫不决的是俄德两强当中哪个最危险，但威廉二世及其近臣们以骄横和挑衅性的“世界政策”决定性地替英国简化了问题。
[6]如果德国当时不通过海军军备竞赛向英国的海上霸权发出挑战的话，大国兴衰历史可
能会要被改写。
但新兴国家仍能影响霸权国家而不只是受其影响。
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战略选择。
一种是直接型战略，以对抗求安全，主动出击，必要时不惜与霸权国冒险决战，以求尽快且一劳永逸地打破这种不安全。
失败的教训表明，新兴大国冒险去挑战霸权国并不足取，间接战略是仍然相对弱小的新兴大国争取成功崛起的唯一之道。
对新兴大国来说，间接战略的主旨在于，以避免对抗、争取合作的姿态来减轻乃至消除霸权国家及其他国家的恐惧，通过尊重他国的安全，最终实现自身的安全，从而缓解崛起困境，为崛起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间接战略主义者应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对人类社会来说，最好的安全就是防御。
”[7]如果说进攻旨在消灭敌人的话，防御的目的则是防止敌人产生。
间接战略旨在通过“消化”而不是“消灭”敌人，从而最大程度地缓解崛起困境，确保新老大国交替的自然、和平进行，这不但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成功崛起，更有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应该说，英美两国的成功崛起不是偶然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两国长期的战略选择与实践。
近代英国一直试图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其实质在于使大陆国家相互为敌，自身则成为他们竞相争取的对象。
通过实施均势政策，英国最大程度地防止了自身成为法国、俄国这样强大国家的主要作战对象，有效地维护了崛起安全，从而得以率先完成工业革命，集中精力进行殖民扩张，成就其百年霸业。
美国则在几乎整个19世纪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与欧洲国家的纷争，专注于国内发展，结果到该世纪末即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其崛起。
四．全球化下的崛起安全：
间接战略的选择与实施
尽管我们已得出结论：
间接战略要比直接战略更为有效，但历史的选择却似乎与此大相径庭。
在本文所归纳的近代几大国中，选择直接战略的有四个，为法、德、俄（苏）、日，而选择间接战略的仅两个，即英国和美国。
为什么不同的国
家会有不同的选择呢？
为什么有更多的国家选择直接战略而不是间接战略呢？
这是因为崛起战略的选择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是新兴大国的不安全程度。
当新兴大国因各种因素面临较严重的崛起困境时，它往往被迫直接应对，而较少有迂回反击的空间，从而更倾向于实行直接战略。
如前所述，英国和美国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而比较安全。
在较为安全的情况下，两国大可不必去冒战争的风险，因而采取了间接战略。
与此相反，法国和德国是不安全感较强的国家，两国的不安全感均来自于地理上受包围和总是处于国际争议与冲突的核心，这就决定了它们实施间接战略有更大的难度。
俄国作为一个侧翼国家，其安全程度要弱于英、美，强于法、德，这决定了它不如法、德那样冒险，但基本战略仍属直接性质。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按理说也是一个较
少不安全的国家，但由于它资源极度缺乏，又没有英国那样广大的海外殖民地，这就大大增加了其危机感与不安全感，从而使其崛起战略带有浓厚的冒险特征。
其次，国际环境也能影响到新兴大国的战略选择。
历史上，当一个国家通过间接战略崛起的时候，往往有另一个大国正在通过直接战略与霸权国进行斗争。
这种多方博弈为奉行间接战略的国家创造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如果仅有双方对弈，其中任何一方就都会被对方死死钉住，因此不容易有迂回取胜的余地。
例如，当英国走向崛起时，法国路易十四的“天然疆界”政策引起了全欧洲的注意与反对，当上世纪初美国偏处一隅独自发展时，威廉德国的“世界政策”集中了全世界的目光。
反面的例子是，二战后的苏联不幸被置于一个两极格局之中，尽管斯大林最初谨慎地尽量不冒犯美国，但美国掀起的冷战浪潮除了迫使他和他的继承人起而应战之外，别无他法。
这种两极对峙的最终结局是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最后，国民性与领导人的个性对战略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植根于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固定特征。
国民性直接渗透进了一个民族的社会意识与文化中，从而对其战略抉择发生影响。
如历史上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甚至是法国人都崇尚冒险和扩张，而英国人和美国人显得较为谨慎、保守，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战略取向。
领导人个性的作用也应强调，这主要是因为领导人个性虽基本与国民性一致，但亦常有例外。
众所周知，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奉行冒险、扩张的直接战略，由此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但同样是在德国，曾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在实现德国统一后却谨言慎行，他不是直接谋求欧洲霸权，而是通过一个复杂的结盟体系来维持德国的既有优势。
结果，“在俾斯麦惊人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的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外交家们注意到，这时条条道路通向柏林。
”不幸的是，其后的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奉行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导致自然也是一个不同的结局。
从消极的方面看，首先是中国当前的不安全程度较高，这将使中国更易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直接而不是间接战略。
从积极的方面看，最重要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间接战略具备了更强大的生存基础与效力。
“中国崛起与历史上其它大国的兴起不同，它发生在国际关系正处在大转变的全球化时代。
”在全球化时代，一系列因素有利于新兴大国选择间接战略。
首先，崛起概念已发生了变化。
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中国政府明确了提出和平崛起战略，这表明了中国准备走一条间接而不是直接崛起路线，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崛起困境，以崭新的姿态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
当然，和平崛起不是想当然就能实现的，推行间接战略需
要比推行直接战略有更多的政治耐心、智慧甚至是勇气。
在当前复杂环境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崛起困境这一问题，仔细研究并实践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
有学者注意到，“我们的战略缺乏宏观目标和具体的可操作性策略。
”[8]这是应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和平崛起战略绝不能口号化、空心化，绝不只是一个供宣布的政策，更应是一个实际的政策，它必须被细化成一套系统的、可操作的、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战略方案，切实指导并融入到我国的外交实践中去。
总而言之，中国只有结合英、美崛起的成功经验，根据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变化，紧紧把握住间接战略的内涵，才能实现崛起安全，确保成功崛起。
如果这一进程顺利，将不但是中国之幸，更是世界之福。
参考文献
[①]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②]门洪华博士曾提出“大国崛起困境”概念，他指出：
“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大国崛起面临的困境是天然存在的。
……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是当它们已经或试图获取绝对安全或过分利益时，将可能产生安全困境或加剧已有的安全困境，从而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利益争夺引发的大国战争。
”（门洪华：
《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应对》，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第14页）
[③]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④]吴稼祥：
《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载高全喜主编《大国》（第1期），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98页。
[⑤]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著：
《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⑥]郭树勇：
《大国和平崛起研究的逻辑起点》，载高全喜主编《大国》（第1期），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08页。
[⑦]阎学通：
《和平崛起与保障和平——简论中国崛起的战略与策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第12、13页。
[⑧][美]肯尼思·华尔兹著：
《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程
期末考试论文
论文名称发展中国家的新出路
年级2008级
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应用心理
学号10084125
姓名张碧月
任课教师徐永健
完成时间2010年9月20日
成绩
论文评语
评阅教师签字：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