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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说不是说陈燕，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也包括我自己。
其实我在北大不算什么，北大学问比我好的教授应该是一百一百数的，不是三个五个。
当然学问好是一方面，学问好不见得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真正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也不见得是学问好的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是像在座的各位这样的看上去不像是学者的这些人。
今天来到现代文学馆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很久没有来在这里讲话了、在这里作报告了。
感到现代文学馆，星期天讲座工作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好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从陈燕来工作之后，可能跟她的工作有关系。
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多站着听讲的人，今天竟然加了这么多椅子还不够，让我感觉这里越来越像北大了。
其实在北大站着听课从来是一种常态，我1983年到北大上学，习惯了要站着听课。
你想坐着听课也好也行，那要付出代价，付出时间的代价，或者是要跟人打一架。
所以，站着听课的人里可能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是更多的。
我虽然很久没有来到这里了，其实周末也经常不闲着，到处乱跑。
因为现在不知为什么，现在凭我自己得到的信息，好像全国人民越来越需要上课。
有人来请我我总是一口谢绝，因为我不能够像柳宗元说的“若为化得身千亿”，一个人不可能切成那么多份儿。
虽然说是总在谢绝，但是其实也总在演讲，谢绝了99个还剩1个你必须要去。
为什么马不停蹄的到处要跑，谢绝也谢绝不过来？
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需要人上课？
其中固然包括一些地方有附庸风雅的要求，有一些地方政府要办一些文化论坛，要完成它的政绩，这都有。
但是，竟然有人听，有这么多人要听报告，这说明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思想，需要启蒙的又一个时代来临了。
那么这就越来越印证我前几年讲的话，不是前几年，大概十来年，我都在讲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又一个鲁迅时代降临了”。
我们现在是又一次回到了鲁迅时代，说回到也可以，不愿说回到，说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鲁迅时代。
当这个世纪降临的时候，那么多文人欢天喜地的拥抱这个所谓的新世纪，好像新世纪就焕然一新。
我们受“新”字的蛊惑太大，自从一百多年前，“新”这个字儿在中国变成了一个褒义词以后，“新”就是具有巨大魅力的。
在古代“新”不见得是一个褒义词，新和旧都是客观的。
新的不一定好，旧的不一定不好。
比如说有人到你家说，“呦，你家的墙挺新的，你家墙上挂的画挺新的”，这都是骂人话，说你家没文化。
有文化的人墙上挂的画至少是五百年以前的，说你家画是新的，是骂人的。
现在“新”不是，现在的“新”是褒义词。
所以新世纪，很多人欢欣鼓舞的去拥抱它。
在1999年，那一年很多文章欢呼2000年，我就说，我们从小就被宣传2000年到来会多么幸福，现在2000年就在我们怀里了，低头一看，恶心无比。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感觉，所谓像那首歌唱的：
走进新时代，走进一个恶心无比的时代。
那么这个时代，我把他概括为鲁迅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并不同意。
因为我们大家都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前进的，是越来越好的，我也不能反驳历史是越来越好的。
但我认为即使这样认为，也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可以这样说，一百年、二百年、五百年、一千年，这样说可以说历史是进步的。
但是十年、八年，时段放小的时候，时代很可能是倒退的。
像鲁迅所说是“进三步、退两步”，有时候进的少退还大。
“进步一尺，反动一丈”，有的时侯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是鲁迅时代？
我们不从学理上加以证明，只从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的感受中就可以知道。
现在的时代和鲁迅时代在哪里相似呢？
概括的说：
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又回来了。
我说的这“三座大山”还不是今天我们讲的“新三座大山”，不是房价、学费、医疗费的问题，就是纯粹的“三座大山”，已经又回来了。
我们都不知道纯粹的“三座大山”是什么？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扎扎实实的“三座大山”今天又回到了我们人民的头上，压得我们喘不开气。
就像今天早上的大风一样，大家坐着在这里济济一堂，感到很温馨，可是到门口，出现代文学馆，走出这个氛围，到大街上去，那种氛围。
在这个真正的“三座大山”之下，才有许许多多的小山：
广大人民群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现在是一个生老病死无依靠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没有安全感。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毕业了，他到一家很好的公司去做广告工作，在短短几年内，大概赚了一百多万。
当时是特别高兴，他说“我这些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了，人生太好了”。
一百多万那时是天文数字，1990年那还不是天文数字吗？
他认为一辈子都花不完，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好。
我就不相信，我就不相信人兜里装一百万就可以万事无忧了。
那么今天再看看，你家有一百万算什么，连一套房都买不起，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一场大病，100万就没了，马上就没有了。
那我们在毛主席时代，家里没有这100万，但是你可以随便生病，不怕生任何病，不怕动任何手术。
也就是说家家等于有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在国家那里、在党那里，在整个中华民族那里，随时可以给需要的人。
你说你现在家里挣多少钱算是有安全感，有一千万你有安全感吗？
有一个亿你有安全感吗？
没有！
现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
我有一个朋友是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服务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每一次讲话之前的那个戒严工作，需要我们党的另外的高级领导人，把这个椅子全部摸到，底下全部摸到，杯子全部检查好，然后说：
戒严。
不是这屋里戒严，是杯子戒严、椅子戒严、桌子戒严。
哪里能随便摆这些东西，万一哪个爆炸了怎么办？
（笑）就是说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安全感。
我们是泱泱大国，任何一个人、任何时间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都没有依靠。
整个国家，大家会觉得国家有安全感吗？
可能大家是爱国的。
我很理解那些不爱国的人，有的时候理解汉奸，我想他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
这个人是天生良心被狗吃了吗？
不是啊。
首先他是对国家确实没有好印象。
我知道有一些出国留学人员，他本来也挺纯洁，说我到外国学了技术，回来为祖国服务。
可在他到机场的时候，两个机场就把他的印象颠覆了。
在我们的机场受到百般刁难，然后到对方的机场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
飞机一起一落之间就把一个爱国青年变成一个汉奸了。
他发誓要灭掉中国，当然他办的这个事是不对的。
但是说我们的国家没有给我们的子民以安全感。
大家都不爱这个国了，多数人不爱这个国了，在岗位上的人，特别是那些掌握着权利、金钱、话语的这些人，没有爱国之心了，所以大家都纷纷有意无意地卖国。
卖国并不是找了一个主子跟他签了一个合同，我卖给你，你给我多少多少钱。
破坏这个国家、损公肥私就是卖国。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业买办化、三农破产、国防疲软、外交阳痿、官场腐败、文化糜烂，合起来看没有一个领域让人省心，总结起来是内忧外患，用文学术语描述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的那些感觉又回来了。
为什么现代文学馆越来越重要，按理说国家要是正常的话，我们现在并不是现代，我们是当代啊，现代文学1949年就结束了。
现代文学馆应该荒凉破败，没人来，那才是我们国家繁荣的象征。
所以我就怀念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现代文学馆没有这个地儿，八十年代现代文学馆就在西三环万寿寺，离中央民院不远，就是一个荒凉的破败的老园子，没人理，谁去呀？
礼拜天去？
过年都不去，没有人去，院里长满了荒草。
那时舒乙是馆长，吴福辉老师是副馆长，想把草除了，都没有钱。
就像当年鲁迅住在绍兴会馆一样，间或有几个朋友来坐一坐，其中便有一个叫孔庆东的。
（笑）就是那种情景。
那时候现代文学不受人注意，说你们这些都是老古董了，巴金有什么用呀、赵树理有什么用啊、冰心有什么用呀？
没人理。
这很奇怪，现代文学现在越来越受重视了，这就证明我们又回到1949年之前了。
大家看看对面，现代文学馆又在盖新的大楼，很快这里要成为专门展览的地方，办公机构迁进新大楼。
一个只管短短30年文学史的这样一个机构，它在这个国家这么受重用，这不是说明我们又回到了那个“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时代了吗？
我经常去各地开会作报告，从生活角度，我很喜欢那些地方，可是我在哪里不能呆时间长了，因为我已经习惯北京了。
人家说北京这么不好，你天天骂北京，生活这么不方便、气候这么恶劣、交通这么拥堵、人情这么冷漠，你为什么要活在北京？
我说活在北京就是要体会它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战士只能活在这样的环境。
我知道在你们这很享受，你们这里小桥流水、桥洞里面看月亮，多美的地方。
但是时间长了我忍受不了，因为我知道沙漠上虎狼在叫，鹰隼在飞。
这个时代，跟我们的前三十年，跟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跟那个时代比，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进步的一面，这是我们要承认的，有发展有进步。
但是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当我们无法确认的时候，只好找一个参照系，我们找到了1949年之前的这个参照系，跟那个时候何其相像！
我刚才来的比较早，在外面马路上溜达了一会儿，去体会1949年以前的那个精神氛围。
物质肯定不一样了，马路、大楼、汽车都是新的发展，但透过这些东西，看到背后，人，所透露出的那些气质。
街上的人就没一个有精神的，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不管穿得怎样，他没精神。
我是研究人的，我总在想，我在街上，不论是走在王府井还是走在西单我看这些人都在想什么呢？
有时我过马路的时候站在过街天桥上往下看，看看茫茫的人海车流，看看车里的人车外的人，他们在想什么？
当然我这种去琢磨人心理活动的习惯，是受了现代文学馆馆长长陈建功先生的影响。
我上北大的时候，参加第一个作家座谈会，里面有陈建功老师，我向他提问：
“你小说怎么写出来的？
平常都琢磨什么？
”他说：
“我平常就琢磨人，我等公交车的时候看看这人他在想什么呢？
我就心里边给他编一篇小说。
”我觉得这个习惯特别好。
我们随时随地去琢磨你身边普普通通的人，加上你整体性的考察，你才会对时代有一个比较深切的把握。
那我说我们现在是鲁迅时代，我们这个新的鲁迅时代和旧的鲁迅时代有一个区别，就在于现在却没有鲁迅。
如果加上一个定语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鲁迅的鲁迅时代”，这就更加悲哀，更加荒凉。
所以我们要问，鲁迅是怎么面对他那个时代的？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鲁迅面对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文化立场是什么？
他是什么样的立场？
否则的话我们概括今天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用。
因为我说今天是鲁迅时代，有的学者可以把我驳倒。
他说今天不是鲁迅时代，他说今天就是繁荣昌盛的新时代，怎么办？
他有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说“你看我家房子值多少钱呢？
买的时候30万，现在值300万了”，他有很多证据。
最近我在博客上引用了这样一个材料，最近北大中文系韩毓海教授，他上课的时候不知犯了什么“病”，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鲁迅有什么了不起，鲁迅如果没有遇到毛泽东，他不也就是个孔庆东吗？
”（掌声）后来我就严厉谴责韩毓海教授，我说“你这是害我啊，既害我，又害鲁迅，我说你这是什么话”？
他说“当时我说了这句话，同学们都热烈欢迎，同学们认为我讲的很深刻讲得很有道理”。
他说，鲁迅如果后来他的思想没有毛泽东继承并实现的话，鲁迅就是一个发牢骚的孔庆东啊，对社会不满，说点这说点那。
以后人们说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喜欢发牢骚，喜欢批评政府，也就跟今天的孔庆东一样。
当然鲁迅不是孔庆东，他确实是一个伟人，而且是能够辉耀千古的伟人。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立场，需要知道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谈到鲁迅，鲁迅是一个说不清的学术对象，北大的现代文学，不论学者具体做那个方向，多多少少都要接触鲁迅，鲁迅是我们的基本功。
全国研究鲁迅的人大概是数以千计，说鲁迅说了八九十年，众说纷纭。
一个伟人的标志，大家老忘不掉，老得说他，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文化立场。
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论是左派右派中间派，都不断地提到鲁迅，对他是既尊重又批评，有崇拜有污蔑有咒骂，这正是伟人的特点。
没有一个伟人，所有人都不赞美，或者所有人不骂他。
肯定是有赞美，有骂。
刚才我们引用韩毓海说“鲁迅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是孔庆东”，这是左派的观点。
右派对鲁迅最大的批评，也跟毛有关系，说鲁迅怎么堕落了，鲁迅怎么和共产党混到一块啦？
在右派看来，鲁迅最大的缺点是跟共产党混到一块了，巴结共产党，助纣为虐，导致中国走向什么专制社会。
到台湾香港会看到许许多多把鲁迅骂得体无完肤的文章，说鲁迅就是大恶魔，没有一点好事，思想专制、心理变态、道德败坏。
有那么多的人仇恨鲁迅。
那鲁迅自己是左还是右呢？
我这个学期在北大开的通选课是金庸小说研究。
我研究鲁迅也好，讲金庸也好，其实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标本，来研究知识分子的心理，这也是从钱理群老师那里继承来的一个思路。
我讲金庸小说第一课我讲的问题就是：
金庸是左还是右？
金庸是左派还是右派？
因为这是当下人们很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当下的人们就喜欢站队。
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批判文革，说文革这不好那不好。
文革中肯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这些批判文革的思路、做法跟你所批判的对象有什么区别？
我们说文革时整人，那么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整了多少人？
文革中被整的人后来都平反了，文革结束后被打成四人帮余孽、爪牙，三种人等等，受迫害受冤屈的那些人何日才能平反？
假如文革中整了三十万，或者五十万人，那么八十年代整了多少人？
“杀人如草不闻声”！
文革中有一条错误就是，强迫人站队，你要表明，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你是新北大还是井冈山？
要站队。
我们现在不还是这样吗？
强迫人家站队。
人家不站队给人家划好了队，他是左派，他是右派，帽子满天飞。
在这种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想，有没有人能够超越站队，不好排队？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
其他很多伟人也都是这样。
大家想孔子是左派是右派？
庄子是左派是右派？
耶稣是左派是右派？
释迦摩尼是左派是右派？
毛泽东是左派还是右派？
当你认真的去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你不能用左右去概括他，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也不是中间派，他也不是此外单独的一派，他有时候左他有时候右。
但是他左也好右也好，他左的时候左就是对的，他右的时候右就是对的。
他永远是站在一个佛的立场，佛家讲，“有一双佛眼”，佛眼是哀悯众生的眼，永远看着人民的苦难，哀民生之多艰。
所以人民需要左的时候他就是左派，人民需要右的时候他就是右派。
你说他是随风倒也可以，他随人民之风而倒，他不随权贵之风而倒。
或者是我们不是有一句话“顺天应人”吗？
顺天应人。
那么回到鲁迅这个具体的人，鲁迅本来就是一个凡人，是一个普通人。
受过教育的都知道鲁迅的原名——周树人。
我小的时候听收音机里广播：
鲁迅，周树人。
我很奇怪我说鲁迅不是绍兴人吗？
（笑）什么时候变成周树人了呢？
因为我在书上看到的是鲁迅是绍兴人，现在说鲁迅是周树人，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后来知道周树人是他的原名。
其实周树人也不是他最开始的原名，周树人是他后来自己取的一个名，他本来叫周豫才。
这个名字的历史我们不考证了，他小时候这个名字的演变很复杂，反正他长期的、正式的官名叫周豫才。
比如他去领工资签名的时候签的字，不是鲁迅不是周树人，是周豫才。
周豫才这个名字就挺好的，挺古雅、挺大气的，挺有学问的名字，为什么改名成了周树人了呢？
我觉得鲁迅的名字是理解他文化立场的一个钥匙，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名字打开一扇小门，从这个小门往里走。
取名，特别是自己取名，显然是一种励志的倾向，大人给孩子起的名是包含着一种希望，包含着一种吉利的希望。
人长大了给自己取名了，那一定是励志，包括取外号、取字、取号，都是这样一种现象。
秋瑾为什么自号“鉴湖女侠”？
鲁迅为什么给自己起名“周树人”？
鲁迅为什么不给自己起名“周树侠”呢？
他不叫“周树侠”，他叫周树人，“人”这个字，是鲁迅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树人。
他的弟弟起名叫“作人”，周作人；
他的三弟起名叫“周建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周氏三兄弟，下联是宋氏三姐妹。
（笑）你说人家的孩子怎么培养的？
周氏三兄弟不得了，其实中国历史上可以没有宋氏三姐妹，当然宋氏三姐妹也很了不起，但是就像孔乙己一样，没有她们人民便也这么过。
但是周氏三兄弟不一样。
树人作人建人，都是一个动宾词组，人都是所指的对象。
人不是天然存在的，人不是自足的，人需要去建、立、树，人需要去作。
如果没有一个主观的动作，没有一个主观的努力，这个人不会天然的完成，不会自我完成，所以人是需要树的，树立的树。
立人、树人是鲁迅的一个核心的文化立场。
这个立场很早就形成了，形成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
那么现在我们文化界思想界斗争很激烈，都拿鲁迅来做武器，但是主要借重鲁迅的两个时期的思想：
一个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二十年代的鲁迅；
一个是大革命以后的鲁迅，27年到37年，鲁迅的最后十年，或者叫革命时代的鲁迅。
用这两个鲁迅来互相打。
右派喜欢五四时期的鲁迅，左派喜欢后期的鲁迅。
在我看来，鲁迅更重要的时期不是他声名显赫的时期，而是还没有鲁迅的时期，就是从周豫才变成周树人这个时期，那是鲁迅的“晚清时期”，我把他叫“晚清鲁迅”。
那时候还是清朝，还没有辛亥革命，没等辛亥革命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就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和那些革命党都不一样。
鲁迅有一首《自题小像》的诗，大家都熟悉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我们中学就会学到的，我们一般就说这首诗是爱国主义的诗篇，表达了爱国思想。
这首诗当然是爱国的，但是这首诗给人的整体的感觉、美学上给人的印象是孤独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他没说我天生就特别爱国，他说是“无计逃神矢”，他说我本来不想爱国，爱神的箭一下子就射到我心上了，如果是谈爱情的话，这首诗的意思是“我本来不想爱你，没办法，可爱神把你推在我面前，不爱不行”，是这样一个意思，想逃逃不掉。
在中国爱国其实有时是无奈的。
所以有时候我很同情汉奸，觉得他们不爱国有一点点自然的合理性，就是国家有很多缺点，国家对他们不好，但我觉得汉奸们没把问题想明白。
你不爱国你害这个国家对你就有好处了吗？
其实汉奸们思想没有往前进，你再往前进就能进到鲁迅这里，你想一想你不爱这个国你害这个国你更痛苦，你更不是人。
所以你还应该想一圈再回来，还得爱这个国。
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缺点，我们承认，这是我们和汉奸共同的立场。
我们都认为国家腐败、官僚主义，到处都是坏事。
这一点左派右派都是共识。
分裂点只在于，面对这样的惨状怎么办？
鲁迅在年轻的时候，“灵台无计逃神矢”，说明他有逃的欲念，想逃过，这个国家我不爱不行吗？
我知道有一些海外的第二代香蕉人恨自己的黄皮肤，到处寻医求药能不能变成白皮肤，买点细砂纸成天蹭，能不能蹭出嫩肉来，长出白皮肤来？
他不能，发现自己怎么弄还是这个皮肤，出去的时候人家就把你当二等公民。
唯一使自己有尊严的一个办法就是爱这个国，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
这是唯一的路，你想改变自己改变不了啊。
有很多人跟外国人结婚，跟外国人结婚每日每时的日常夫妻生活中，得忍受多少文化屈辱啊，除非你是个没文化的人，你不想这些，只要一想就回避不了。
两口子过日子，存在着文化等级，一方是以巨大的文化优势感在对待另一方。
除非你鸵鸟，你避过不见。
我知道很多跨国婚姻，最后不能成功，或者忍气吞声的维持，就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文化的先天因素。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故园并不好啊，故园是风雨如磐哪。
和我们今天一样，鲁迅没说这个国家好。
我遇到的一些国家的人特别爱国，比我们国家的人爱国多了，他爱国的表现就是他们国家特别好。
“我们国家特别好啊，我们国家什么都是世界第一，你们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
那我就问这个国家的公民，假如你的国家不好怎么办？
他经不起我这一问。
我说你爱你的国家原来是因为你们国家好，那你的国家如果不好呢？
假如你的国家什么都没有了，假如我给你证明孔子不是你们国家的人，曾子是我们国家的人；
李时珍也不是你们国家的，是我们国家的；
毛泽东也不是你们国家的，是我们国家的；
姚明也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
端午节也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你们最后啥都没有，你还爱这个国吗？
连你们国家的泡菜都是我们山东生产的，（笑）你还爱不爱这个国？
他就懵了。
他的爱国就崩溃掉了。
我说，哦，原来你爱你的母亲，是因为你的母亲长的漂亮！
这叫什么爱国呢？
真正的爱自己的母亲，并不因自己的母亲长得漂亮，不因为自己的母亲有钱有文化，不。
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感动于艾青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只要他养育了我，我就爱她，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
这个国家风雨如磐也好，鸡鸣不已也好，我都“灵台无计逃神矢”，这是鲁迅跟其他的那些爱国者，跟其他精英不同的地方。
他的这份心是“寄意寒星荃不察”，这是来自屈原的离骚，“荃不察余之钟情兮”，没有人理解我，我也不需要人家理解。
不需要理解是孔子和屈原的共同点。
不患人之不己知，人们怎么评价我都可以，说我什么我都无所谓，我自己想明白了。
在别人不了解、不理解自己的前提下，仍然“我以我血荐轩辕”。
所以，表面上看鲁迅经常常反对一些爱国者，鲁迅嘲讽那些爱国者是“自大的合群”。
鲁迅自己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冷静的思考，他自己先成了一个冷静的个体先觉者。
鲁迅在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派了。
我们笼统的说鲁迅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参加过这个革命团体那个革命团体，但你发现他跟谁都拢不到一块，他跟谁也拢不到一块，不是因为他不会事故不会做人，不会搞人际关系。
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确太独特，也可以说太超前了。
当时晚清的时候救国论很多，势力最大的，一个是洋务派，一个是立宪派。
立宪派对于洋务派是具有革命性的。
那我们想一想和今天的情况不是一样吗？
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又变成了洋务派和立宪派了吗？
当然洋务派和立宪派在打。
洋务派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一切都解决了。
结果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垮了。
这是洋务派。
所以立宪派攻击洋务派，说你看你这个不行，虽然经济搞上去了，还是专制野蛮，必须要立宪，必须要实现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加强法制，加强民主，让记者随便说话，随便跑到人家去采访。
我们今天不还是洋务派和立宪派吗？
洋务派和立宪派其实都有一点道理，就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想到了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把他们想到的好东西无限放大。
结果就制造了比它那个好，要坏百倍的后果。
鲁迅当时面对的主要的主流意识就是洋务、立宪。
因为洋务派、立宪派失败了，才有革命派的出现。
但是革命派，革了命要干什么呢？
不知道。
革了命之后还是立宪。
清朝在什么时候垮的？
什么时候崩溃掉的？
清朝不是在最黑暗最反动最腐朽的时候崩溃掉的，清朝最黑暗最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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