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释道的共同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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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儒释道的共同点
途迹各异理会同一
——试论儒释道的共同点
姓名:
仇小梅学号:
040620010专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
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
儒、释、道三家优劣之论争,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而发生。
研究三家异同的学者也日渐增多,他们认为儒释道三家尽管迥异,但也存在着许多相通融合之处,以至在唐宋之际,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三家服务对象、伦理规范和生死观念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儒释道的共同点,以便对三家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
儒道佛教王权善尊生惜命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刚传入异国时,由于各国在民族性格、政治伦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本土文化必然会与异国文化发生摩擦冲突,为了减少这种冲突,以便本土文化能够在异国得以生存发展,传入者必然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迎合异国文化,在文化冲突中寻找彼此之间的融合,寻找与异国文化之间的某些契合点,以便其传入与发展。
佛教也不例外。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初始,便是以道术的方式传入的。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又依附玄学。
为了求得生存,佛教总是不断调和自身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有关儒、释、道三家优劣之论争也产生了,研究三家异同的学者也日渐增多。
通过批评研究,学者们认为儒、释、道三家并不相违背,而是有许多互通融合的地方。
汉代末年的牟子早就认识了这一点,他在其著作《牟子理惑论》中指出,反对佛教者认为佛教是“背五经而向异道”,殊不知五经之道也可以“拱而诵、履而行”的。
他还认为道,既可以治国,也可以修身。
因此,儒释道三家并非互不相融,而是相互联系,互通融合的。
北朝名僧道安在其《二教论》中也说道:
“然三教虽殊,劝善义一。
途迹诚异,理会则同。
”东晋、南朝之际的宗炳也认为三教“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
（《明佛论》）可见,道安、宗炳都认为儒释道三教是同一性质的存在,所不同的,仅仅是“殊迹”。
唐宋之际,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三教的融合性。
明代的大师德清禅师也说:
“为学有三要:
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1]在这里,德清大师调和了三教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了三教之间所存在的深层联系。
他在前人三教合一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教一源论。
他以一心统三教,以三乘分三教,以工夫、体用圆融三教。
指出了三家在以“无我”与“利生”之体、用上不二,所以三家的理论本身就是圆融的、一体的。
[2]由此可见,儒释道三教尽管“途迹”,彼此却融通无碍。
为什么三教会互通融合呢?
其原因主要在于它们有着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我们认为,儒释道三教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都维护了王权统治
主张入世的儒家学说最终是为君主集权的专制政治服务的,它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孔子创立的儒学即孔子之道为中国君主制社会树立了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
春秋末年,社会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
面对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十分向往古代的礼乐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3]孔子希望以“礼”建立一个国民安的理想社会,因此,他提出了“为国以礼”的治国方案和“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主张“克己复礼”,希望通过强化伦理,施行教化,提升人的内在道德,来恢复并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他的这种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包含着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国的要求。
在“仁”的系统中,儒家倡导的“仁”是遵从王权的,在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王权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孟子也有“舍身取义”之说。
这就是“仁”所要求的最高道德标准。
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这种“杀身成仁”的思想被发挥到了极致,它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敢于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的英勇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为了加强这种道德修养,儒家又倡导向先贤圣哲学习。
孔子把尧、舜、禹看成是理想的圣人。
孟子也提出:
“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
告子下》这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儒学进行了改造,进一步突出了“外王”的政治理想,并提出了“三纲”说: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说是儒家的礼教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和束缚性。
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专制政治制度。
董仲舒还将儒家理论神圣化,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这进一步强化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巩固了封建专制王权。
在“礼”的系统中,“忠孝”是其核心观念。
其中,“忠”与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直接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逆命而利君谓之忠”。
《荀子?
臣道》这把臣民对君王的敬畏尽心,绝对保持一致作为一般国民的当然义务。
这种道德信仰加强了专制政治的绝对权力。
同时道德观念的“愚忠”必然培养和助长政治统治上的独裁。
儒家的孝道也被赋予了一种绝对权威,它建立在父辈对子辈终身享有绝对权力之上,“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孟子?
离娄上》这种对“孝”的强调依然是与专制政治紧密相关的。
诚如李大钊曾说:
“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4]由此可见,儒家理论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伦理道德,都是与专制王权紧密联系的,其伦理也是为王权政治服务的,在本质上成了统治者的政治意志。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采取了与儒家不同的应对态度,为了抨击仁义有为而提出了自然之道。
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
道家理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巩固封建王朝而创建的,只是在治国为政方面,道家有着不同于儒家的独到的见解。
针对儒家的有为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希望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政治突出的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5]道家的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一种至上的为,绝对的为,纯粹的为。
[6]它通过无为之手段和途径以达天下无不为。
老子说: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老子》第七十五章）“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老子》第二十九章）这里,老子提出了妄为强作之有为的危害,强调了无为的必要性。
他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第五十七章）老子在这里为统治阶级提出了告诫:
为政者应顺应万物之理和人类的本性自然而不恣意妄为,应尊重天下人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样才能使便民“自化”,“自正”,“自朴”。
这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的体现,王弼将这种治国之法称之为“以道治国”。
庄子也十分推崇无为而治,他说:
“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庄子?
天地》）“至人无为,大圣不作”。
（《庄子?
知北游》）老庄的这种无为政治,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王权提供了一套治国为政的新方案,即只有因任自然,尊重、顺应和遵循客观规律,才能达到“无不为”或“无不治”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权。
道教自它创立之始,便兼收并蓄地吸收了儒家忠君孝亲的思想,提出了“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的主张,又说:
“子不孝,则不能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
”道教是道家理论的宗教化发展,二者的根本精神是相通的。
[7]对父亲的“孝”,也必然要求对君王的“忠”。
道教强调臣民事奉君王应该尽心尽力,忠心耿耿。
应时刻关心着君王社稷的安危。
一些方士甚至还到处为君王求奇方觅殊术,以便君王能够延年益寿,以更多的精力治理国家。
道教的这种忠君孝亲思想显然是与封建专制政治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王权统治的需要。
为反对婆罗门教而创立的佛教,宣扬“出世”的人生哲学。
表面看来,它似乎与统治阶级无关,但实际上却为封建王权提供了服务。
佛教宣扬的许多教义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例如,佛教的人生皆苦观、业报轮回学说、缘起观等理论曾被统治阶级大加宣扬与利用。
佛教认为,人生皆苦,并将人生之苦分为八种: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
[8]在佛家看来,人生的本质是“苦”,人们所面对的世界也是苦。
这是一种典型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底层被压迫被剥削阶层的思想情绪。
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对造成自身痛苦的原因也缺乏科学的认识,不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一切苦痛正是统治者长期剥削和压制造成的,反而相信统治者大肆宣扬鼓吹的佛教人生皆苦、业报轮回之说。
认为自己今生受苦,是对前世作恶多端的惩罚,是罪有应得的。
只有忍受这种苦痛,修善行,才能修得善果,达到彼岸世界。
由于人们寄希望于来世,渴望来世有一个好的处境,因此,面对现实的一切苦痛,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默默忍受。
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这一点,从而大大消磨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意志,使他们变得逆来顺受,毫无斗志,苟且偷生。
这样,无形之中就巩固了统治者的执政地位,维护了封建王权。
对王权的遵从,也同样体现在佛教的一些伦理规范中,如佛教所宣扬的忠君思想,“奉佛以信,奉法以净,奉僧以敬,奉亲以孝,奉君以忠。
”这显然是与封建王道相符合的。
佛教也有一些专门论述“孝”的经典,如《孟兰盆经》,其中所描述的“目连救母”的故事,体现了孝的精神。
佛教认为:
“凡以致孝为首,则仁被四海,释以大慈为务,则化为王道”。
可见,这种孝义教化是与王道相统一的,因为伦理道德上的修养,有利于民政淳和,国家安定。
由此可见,佛教并非与封建王道相悖,相反,它为统治阶级安抚民众、巩固王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都体现了“为善弃恶”、“无我利生”的伦理道德
儒学即人学。
[9]它主要研究人的本质、个性以及人的价值、理想人格等方面,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
并认为:
“惟人万物之灵”,“人者,天地之心也”。
这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突显了人的主体精神。
在理想人格的实现方面,儒家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重视道德的自我完善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因此,儒家提出了“仁”与“礼”的观念。
“仁”与“礼”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
儒家所倡导的“礼”,实际上是规范社会伦理道德和人们生活行为的准则。
儒家以仁爱、仪礼来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以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及道德完善。
儒家重人伦,讲“仁爱”;重群体,讲“无我利生”。
这就要求人们应该为善弃恶,不要为了一己私利而执著于自我,而应该打破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做到“无欲无我”,给众生以更多的关注。
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它强调了人们应该拥有一颗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倡导了一种博爱精神,有了这种仁慈博爱的精神,人们自然便会做到为善弃恶,无欲无我,从而达到利益众生的目的。
道教吸收和发扬了儒家的伦理观,在追求长生成仙的同时,也注重自身的德性修养,认为: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信和顺仁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抱朴子?
对俗》）它强调了求仙应与德行并重,否则,便不能长生。
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道教也教导了人们应该为善弃恶,加强道德修养。
一方面以天地鬼神的“赏善罚恶”,给善人增寿,给恶人减年来说明为善弃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承负说”,强调了为善弃恶的必要性。
“承负”是说先人的过失,成为一种影响后人的力量,而由后人负担,故前人对后人有所欠负。
[10]这里的“后人”,指的就是后代子孙。
道教以先人之善恶将由子孙后代承受报应的“承负说”来要求人们应当为子孙考虑,以免除子孙的“承负之厄”,所以人们应该多多行善,造福子孙。
道教也讲“无我”。
怎样才能做到“无我”呢?
道教认为,要真正做到“无我”,首先
得破我执,老子“专心破执立言,要人释智遗行,离欲清净”。
他认为,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因,若是执著于贪欲,便是远离了清净,无益于终生。
因此,人们应该破我执。
只有做到了“无我”,才能真正“利生”。
因为“无我”与“利生”是相互关联,互相补充的,正所谓“由无我方能经世,由利生方见无我”。
老子还说: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老子》第二十七章）这里的“救人”、“救物”,说的就是对众生的关心,实质上讲的就是“利生”。
以“慈悲为怀”的佛教,把“悲天悯人”作为道德的出发点,它告诫人们“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要求人们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
佛教修行的基本方法是戒、定、慧三学,其中的戒,就是一种道德修养,佛教谈到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就是规范人类行为的五种要求。
此外,佛教还讲究“因果报应”和“轮回转生”之说,认为人要受报应,人死后依据其生时所作业的善恶而转生为较高于或较低于今生的东西。
这也就是轮回。
这种“业报轮回”说告诫人们应从善弃恶,努力修行,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超出报应和轮回,求得永恒的解脱,获得永恒的幸福。
佛教以“救世”为目的,以“利生”为要务。
它所解救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切众生”。
佛教大乘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便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它提出了“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口号,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我上度去”。
“若能使一众生发菩提心,宁使我身受地狱苦,亦不疲厌”。
这反映了佛教救度众生的坚定决心。
但如何才能真正普渡众生呢?
对于这一点,佛教同道教一样,都主张破我执。
佛教认为,人生有三毒:
“贪”、“瞋”、“痴”。
这三毒便是造成我执的主要原因。
它使人执著于贪欲而变得自私自利,有时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不正当的手段。
所以,要实现利生,人们应该消除三毒,破我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无我利生”。
三、都尊生惜命
儒家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的学问,儒家文化是围绕人而展开的。
它尊重人的价值,爱惜人的生命。
对生命的重视,在孔子“未知生,焉知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
的话语中就已得到了清楚的表达。
《论语·乡党》也有孔子关心人的例证:
“厩焚。
子退朝,曰:
‘伤人乎?
’不问马。
”马厩失火,自然应该问及马,但孔子首先关心的是人而不是马,表明了孔子是十分尊重生命的。
《孝经·圣治》中也提到:
“天地之性人为贵”。
中国传统文化将天、地、人视为“三才”,认为“三才”中人处于崇高的地位,因此,不能被轻视。
陆九渊也说:
“天、地、人三才等耳,人岂可轻!
人字又岂可轻!
”（《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五）以上种种都充分表达了儒家对人的尊重。
对人的尊重,说到底也就是对生命的爱护。
儒家的这种对生命的尊生惜命,也影响了儒家的政治观。
儒家反对战争,主张施行仁政。
这种以德治国的施政方案,就是儒家尊生惜命的表现。
道家也是十分重视生命的,充分肯定了一个生命的价值。
老子针对社会“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这一俗人常情,便提醒人们思考:
“名与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
”（《老子》第四十四章）在老子看来,生命比名利更可贵,知有名利而不知有身,忽视生命价值去追名逐利,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庄子也赞同老子重视生命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生命重于名声、利禄,是高于一切的。
他在《让王》篇中,引用了十五个寓言故事来阐述以生命为贵,以名利为轻的重生思想,呼吁人们要爱惜生命,“今世俗之君子,多舍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为了更好地爱惜生命,庄子还提出了一系列养生保命的方案,“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近年。
”（《庄子?
养生主》）关于如何养生,道教具有更多的方法。
为了长生不老,道教注重炼丹、画符、修仙,以求延年益寿。
显然,道家道教对生命是十分尊重爱惜的。
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对生命更是爱之有加,并以“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为其道
德准则。
佛家有言: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人身难得,佛法难闻”。
这些都说明了生命的可贵。
所以,人们应该爱惜生命,珍惜生命。
佛家还宣扬“六道轮回”,即地狱、鬼、畜生、阿修罗、人和天。
在这六道轮回的长夜中,生于人间的机会是极为难得的,因此,世人更应该好好把握在人间的机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
在佛教的“十重禁戒”和“五戒”中,第一条就是“不杀生”,这里的“生”,既包括人,也指世间所有有生命的东西。
若触犯了此戒即构成破门罪,就丧失了佛教的资格,这充分说明了佛家对生命的重视。
佛家尊生惜命,也唤起了人们关心、重视生命的良知,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综上所述,儒、释、道“三教虽殊”,却异中有同。
除了上面所分析的三大共同点之外,许多学者还提到了另外一些共同点。
有人认为儒释道都体现了相同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儒家的“尽心知天”,道家道教的“坐忘得道”,“形神合道”以及佛教的“得性体极”、“与道冥符”等都表现出了将天人视为一体的思维模式。
有人认为三教都是关于心身性命的学说,它们在心性方面是一致的,儒家“正心诚意”,佛家“明心见性”,道家“澄其心则神自清”。
这说明了三教语殊而心同。
通过以上对儒释道的探讨和分析,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共同点,即三教虽途迹各异,然理会同一。
参考文献:
[1]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
[2]夏清瑕,《憨山德清的三教一源论》,《佛学研究》,2002
[3]《论语?
八佾》,文中所有《论语》引文皆出自李捷主编,程昌明译注,《论语》,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此后不再作注。
[4]刘三富,《儒教道德体系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价值错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第3期
[5]《老子》第2章,文中所有《老子》引文均出自刘富康撰,《老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此后不再作注。
[6]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7]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
[8]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出版社,1986
[9]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
[10]汤一介,《佛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differentway.sametruth---discussthecomongroundofConfuciandoctrine
summary:
attheendofDONGHAN,BuddhismwasintroducedfromIndiatoChina
withthecomingofBuddhism,thedebateofConfucian,SHI,DAOdoctrine
ConfucianismandDaoismBuddhismSinceitsintroductiontoChina,BuddhismcombinedwithConfucianism.
AStudyontheRelationbetween
Confucianism,BuddhismandTaoism
Tao;syncretismofthethreereligions（三教合一）ADiscussionofConfucianism,TaoismandBuddhisminNotes
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
价值,即个体价值,它主张顺应自然,反对刻意人
为,以自然、完美为满足,最终复归自然,这种人生
态度和价值取向如同《老子》所欣赏的水,悄然无
声地滋润着默默无闻者的心田,给他们以柔弱胜
刚强的精神支撑.
。
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它主
张顺应自然,反对刻意人为,以自然、完美为满足,最终复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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