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缂丝.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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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绎丝孙佩兰刺绣与绎丝是中国古老的手工艺品,以精湛的技巧、古朴的艺术风格著称于世。

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刺绣与缘丝大都是汉、唐珍贵的文物,是研究早期刺绣与绎丝的重要资料。

新疆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与海峡两岸有关专家为发掘与研究这批文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仅在此基础上从学习的角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当之处祈请专家们批评指教。

刺绣俗称“绣花”、“扎花”。

在古代记载上称为“针带”,肯即是指缝纫、刺绣。

缝纫是将毛皮或麻、丝绸、布等织物按一定款式通过穿针引线制成衣服。

绣则是在织物上按设计的图案穿刺,通过运针将线条组织成图案和五光十色的色彩。

技术高超的绣工巧女,手中的针线犹如画家的笔墨丹青,可以绣出灿烂精美的图画,并可表达绣师的技巧与个性。

从史料记载与出土实物来看,刺绣首先是以实用为目的,最早用于服饰与日用小件。

随着时代发展,又以物质文化形式影响人们的心态,并上升为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心理倾斜,显示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特点和艺术风格。

刺绣作为民族的文化现象,于是出现了从实用刺绣分化出来的与绘画相结合并有丰富内涵的刺绣观赏品,如道释、世俗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等等,品种繁多,题材丰富。

刺绣既与人们的物质文化相联系,又与精神文化密不可分,如岁时风俗、人生礼仪以及文学、绘画、宗教等各种文化现象相融合,从而构成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刺绣日用品主要有、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发现的针筐,中心缀饰一幅绢地刺绣,用单一的辫绣或称锁针绣针法,黄、白、青、绿四色丝线绣出蔓草纹图案,绣工精细,色彩明快。

、民丰县“木乃伊”合葬木棺墓出土的绿底动物花草绣边饰翠蓝底花鸟绣边饰黑底卷叶绣边饰绿底卷草绣镜套黄色如意绣粉包妃色底如意绣袜带,这些绣品与汉锦一起出土,都以各色质地致密的绢为底,用大红、正黄、叶绿、翠蓝、宝蓝、湖蓝、绛紫、茄紫、藕荷、古铜、纯白等色丝线,运用辫绣针法个别绣品上出现接针绣成各种有趣的动植物花纹图案。

、和闻地区汉代墓群出土的铜镜木梳刺绣锦袋上有简单的菱形绣纹大红经编斜纹毛织品上用辫绣针法绣出以卷草纹组成的菱形格子与四瓣花朵,色彩庄重富丽。

上述件均系汉绣,图案有卷草纹、菱形纹、花鸟动物纹。

就其刺绣针法来看,辫绣即锁绣针法占主要地位,只是在个别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洋丝的东汉绣品上出现接针。

辫绣是刺绣中最早使用的一种古老针法。

这是由于最初刺绣原是适用于服饰上单线画绘的针法。

而服饰上的单线图案可视为是原始部落纹身默面习俗的继续和延伸。

辫绣针法,不仅绣者容易掌握,只要针脚长短、弧度均匀即可,更由于用辫绣针法绣出的图案结实、耐磨而具有实用价值。

所以自公元前世纪至公元世纪,从西周到两汉出土的绣品儿乎都是以辫绣针法为主要针法,自始至终少有变化。

这种针法在古代希腊,原苏联境内的克里米亚公元前世纪的希腊遗址中都发现过在毛织物上用辫绣针法刺绣的绣品。

关于辫绣针法的技巧问题,夏鼎先生在新疆新发现的绮锦与刺绣一文中提到汉代锁绣的变化针法“将针刺入一根绣线的中间使它分离成两半,以取得环形效果”。

对此,我们从运针与线条组织形态加以分析认为是不存在的,所谓的锁绣变化针法,其实是接针,只是由于绣者技巧问题没有将后一针紧接着前一针末尾而插入了前一针绣线中间而使绣线分成两半一般是不均匀的两半,从效果看与锁绣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是接针。

这对鉴定古代刺绣时是至关重要的。

此时,就要看反面的针迹,如针迹间不相衔接是锁绣,如针迹相衔接或前后略有重叠则可鉴别为接针。

稍后,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刺绣观赏品主要是佛教艺术品。

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北魏时期的佛像残片,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幅佛像。

上绣“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年”等,字迹清晰可辨,发愿文中残存部分是“广阳王慧安元嘉造”。

刺绣的底料是两层黄绢中夹一层麻布,既加强了底料的牢度,表面又光滑平服。

运用细密的辫绣针法以红、黄、绿、蓝、赫等色线满底施绣。

绣制人像的针势走向犹如绘画线条,从残存的一男三女供养人的形象,服饰均穿胡服来看,配色鲜明,泽厚谐调。

辫绣是商周以来的主要针法,这时,不但满底施绣,并且出现了晕色即退晕技巧,极富层次变化是为这一时期刺绣工艺的新发展。

与它同时发现的一条边饰,图案是用龟背纹与圆圈纹交叉重叠,构成富有变化的几何纹,上面饰以忍冬花,用深蓝、浅蓝、浅紫、白色等粗线条辫绣针法绣制,特别是在龟背纹的外轮廓用白色粗线加绣一圈切针将绣线组成粒状,如晶莹细珠的针法更增强了装饰效果。

南北朝时期,以建造佛像为传播佛教主要手段的形象实物。

著名的云岗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都是以佛教为题材,以佛像为主体的艺术宝库,在这股佛教艺术兴起的浪潮中,刺绣佛像应运而生自然是潮流所向。

另据洛阳伽蓝记载“魏孝明帝在洛阳城内所建的永宁寺有绣珠像两躯,作工奇巧冠当世”,出土实物与文献记载颇为一致。

另据年斯坦因曾在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盗走了一幅唐代刺绣佛像。

据他在西域考古记中说“美丽的挂幅是用丝线彩绣的,此像高足八英尺,横宽约五英尺,出自画家之手,只由手艺人或者宁是女手艺人复制而成,但是因为它显出图样的高贵,技巧及设色的纯熟和细心,已成为我们所有唐画最动人的作品之一”。

这是一幅以绘画为蓝本,刺绣艺人运用针法、色线摹绣典型的“画绣”。

内容绣的是佛教传说中最著名的释迎牟尼灵赞山说法图。

亦是唐代壁画中常见的题材。

图中作释迎牟尼蝙祖右肩,右手施指地,身旁侍立迩叶、阿难二尊者与文殊、普贤二菩萨,头戴天冠,胸佩理路,臂穿环,身披飘巾,下著裙裳。

佛项作华盖,西域研究年第期两旁各有一个乘着云涡向下飞舞的飞天。

图下左右男女供养人各有人,男供养人头戴巾债或称双脚嵘头,是为唐和唐以前造型艺术中男性首服所常见,具有同样特色的是女供养人的服饰,身着长裙和小袖紧身短袄,发型为椎髻或缘髻。

人物的服饰与神态,与出土的北魏至唐代的仕女陶泥俑、仕女绢画的人物造型极为相像。

这幅绣像据斯坦因分析是他所盗取的唐画中比注年月最早咸通五年年更前的作品。

这幅绣像被斯坦因盗走后,一直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国内学者无缘见到实物标本,因而有些学者提到此绣时一般都以为是套针绣平绣针法的一种,善于表现绘画色彩的渲染效果,表现力较强。

这可能是由于唐代确已出现了平针绣的套针,史料也确有类似的记载,如清康熙时,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中说他当时曾藏有唐绣大士像,“妙相天然,其布色施采用线凡三四层叠起”。

凡套针的针法组织是线条层层略有交叠的。

而西域考古记中黑白图版,实难辨认针法。

幸有台湾光复书局出版的中国文物织绣卷中收录该绣清晰的彩色图版及有关说明资料,使我们得以目睹该绣品构图宏伟、布局严谨的画面。

绣底仍沿用魏晋以降所用薄绢衬贴麻布的底料,针法主要是用粗丝线辫绣针法满绣,惟眉睫与眼睛轮廓部位,以细线条用接针、滚针都属条纹绣,眼黑用细线条横丝理来绣属齐针绣,以表示水晶体的质感。

这幅以辫绣针法为主的人物绣像,排针紧密,繁而不乱,色彩瑰丽鲜艳,运针纯熟自然,纹理极见技巧,针脚排列,纤填精美,形成了一种纹绸韵律的美感。

辫绣针法从西周到唐代,历经一千多年,代代相传,至此,几乎已达到了炉火纯清的地步了。

这幅绣品无论从底料质地、运用的针法、色彩晕染与莫高窟出土佛像残片都是一脉相承的。

唐代绣佛像在文献和诗文中屡见。

如杜甫饮酒八仙歌诗“苏晋长斋绣佛像,醉中往往爱逃禅”。

旧唐书萧鹅传也提到“太宗以鹅好佛道,尝赛佛像一躯,并绣龋形以佛像侧,以为供养之客”。

在敦煌千佛洞与释迩牟尼灵彗峰说法图同时出土也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刺绣香囊,是一幅典型的唐代花鸟绣。

绣底为暗花素续,满绣串枝牡丹花,花叶间布以鸳鸯。

以深绿、浅绿、浅赫、深蓝、浅蓝、土黄、红色等多种色线绣花叶,用银线绣鸳鸯。

刺绣针法是运用以平针绣为基础的分皮即分层衔接,层次分明,适于表现色彩退晕效果的俄针平绣中的一种绣花叶,表现花叶转折等生貌形象。

平银针法绣鸳鸯,即用银线按纹样轮廓平铺由外向内盘旋,再用细线条短针脚将银线钉在底料上,绣面平服,从整幅刺绣来看,在五光十色的彩线中起到了调和作用。

纹样生动活泼,已脱离了图案化的格局,渐趋于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幅绣品与唐诗中“要金孔雀银麒麟”、“金凤银鹅各一丛”等诗词互为佐证。

此时,刺绣工艺在技术上已突破以往辫绣为主导地位的格局,而且逐渐以平绣针法取代了辫绣的主导地位,采用劈绒或细绒进行平针绣包括哉针、套针、齐针等并流行用金银线以盘金,平银等绣法,不仅色泽华丽,花纹也更见活泼、秀美。

孔雀、鸳鸯、美鹿等翎毛类纹样已被运用在绣品上,小簇花卉更是常见的纹样。

绎丝是以丝为原材料,运用通经断纬的技法,以纬线起花的彩色平纹织物。

使用的工具比较简单。

从目前苏州一带所用的手工绎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绎丝丝机来看,是一架小型的平素织机,上挂两扇平纹棕片,下连两根足踏的脚竿,机身前后设送经轴与卷布轴,并配有竹箱与若干竹叶形的小梭,以及拨纬用的竹拨。

操作时有本色丝综于木机之上,在经线上面绘出图案轮廓线,再按花纹轮廓与不同色彩,用小梭子按图案、色彩局部挖织,变一色,换一梭,即使同花同色在不同部位也得分梭挖织,不能通梭,这种织法俗称“通经断纬”也是绎丝织造技法最主要的特点。

通过“断纬”的技法,使织成的纹样正反如一,与刺绣中的双面绣有异曲同工之妙,亦由于“断纬”的技法,纬丝不贯穿整个经面,因而在相邻的直线花纹轮廓中间便呈现长短不等的裂缝俗称竖破缝,承空而看,似镂刻而成,故绎丝又名刻丝。

绎丝能织出各种装饰图案及名人书画,亦可以依据设计裁制的外形织出龙袍、裙、挂以及香囊、宫扇等等。

幅面尺寸大小随意,方圆自如,方可成尺幅,圆可成团扇,大可作屏障,小可作书签。

尤以它精湛的手工技艺,古朴高雅的艺术风格而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珍爱。

丝绸之路上出土的绎丝主要是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现女俑的束腰带,这是目前在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绎丝实物,带宽厘米,长厘米,用草绿、中黄、宝蓝、淡蓝、桔红、浅棕、茶褐、白色八种彩色色丝,运用通经断纬技法织出几何形图案。

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根,纬根。

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唐代已确实出现了绎丝。

唐代绎丝具有粗经、稀箱、纬密、纬曲度大的特点。

织物表层呈瓦棱状亦称纬亩组织。

从八色纬线显花来看,这件唐绎丝的基本技法有、平织织素地,通经通纬,具有纬包经,曲纬的特点。

、结用二色或二色以上的丝在图案纹样中采取有规则的在一根经丝之间和色的方法。

、攒在有一定弧度的纹样中,按弧度用二色或二色以上的色丝顺序和色的方法。

由于这件绎丝的色彩是平涂的,故未见俄的技法。

唐代绎丝据黄能馥先生在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织绣集中介绍还有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分别在敦煌莫高窟与新疆古墓盗走过唐代绎丝残片。

关于绎丝的起源以及“通经断纬”的技法是否从西域传入的问题,在绎丝史研究中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是魏松卿先生在年第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的略谈中国绎丝的起源一文中谈到“通经断纬”织造方法在我国汉魏之间就已经有了,其依据是“从新疆古楼兰出土的汉代中希混合风格的毛织品花边残片与解放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土汉丝织山石树残片来看,两者都是通经断纬的单经的平纹交织物,前者以毛丝织成,可称它为绎毛,后者纯蚕丝织成,可称为绎丝。

它们和宋以前绎丝的织造方法完全一样。

由此证明,这种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在我国汉魏之间就已经有了,其绎制技巧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与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陈娟娟女士在年第期故宫博物院院刊中绎丝一文有关于绎丝起源的探讨,对上述观点又进一步展开了论述,她根据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巴楚西南脱库孜沙来古城相当于北朝一年时期的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块用“通经通纬”织法织成的“红地宝相花绎毛”残片以及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现的一条唐代的几何菱纹绎丝带等实物提出了“如果在唐以前那种通经断纬的织法还仅见于毛织品的话,至晚到唐代就出现西域研究年第期了绎丝”的观点。

武敏女士在织绣台湾幼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年版一文中根据新疆近年出土的先秦毛纺织品中有一例运用通经断纬织法的多采条纹毛织品,从而将这一技法的出现提前到先秦。

这类毛织物武敏认为应名为翔黝,一般称之为绎毛在新疆洛浦东汉墓出土的有花边类与壁挂类,她也认为“这种通经断纬局部挖织起花的默织技法,大约自唐代开始被我国引用于丝织逐渐形成独具一格的刻绎丝工艺。

”上述几位学者在通经断纬织法出现的时间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绎丝来源于西域毛织品中的绎毛,至最晚在世纪已出现。

这也是目前海内外大多数专家的共识。

对此持有不同观点的是张振林先生。

张先生在中山大学学报年第期以绎丝史的珍贵资料为题的一文中提出建国后信阳长台关、江陵望山出土的战国楚竹简中有八简出现“禅”字的史实认为此字是绎丝的“绎”字,并经研究正是绎丝制成的带子,从而“说明绎丝工艺远在战国中期,中原一带就已有生产,不是魏晋,更非隋唐两宋时由西域而输入。

”这一观点为李浴先生所采用,并编入中国美术史纲年版。

为了解张先生的这一观点,笔者详读了该文,提出几点疑问,首先是禅字是否就是绎字,查阅了说文解字与书法辞典,我认为很难讲禅就是绎。

其次张文中提到“其中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信期绣手套和素罗绮手套,掌间的两端都有纬丝线特别引人注目的所谓千金伤压缝,其千金字样和边缘纹饰可能即是绎丝技法织成”。

经查阅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副手套是压有千金绦绦是装饰衣物用的一种丝织带,但这种织有阴阳纹交替的千金字样的绦在同墓出土的竹简二六六,二六七,二六八中称之为“千金绦饰”,就其技法来看不是通经断纬,正反如一的绎丝,因为这几条织有篆字千金纹与回纹的绦,在竖缝与花纹与素底衔接均无似镂刻而成的空隙,这一点恰是绎丝技法最主要的特点,因而它们仅是织花的经编平纹丝织品而不是绎丝。

据高汉玉先生研究,这种以重经经编起花的绦,属于编织物的结构类型,它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即用一组左经线与一组右经线,呈度角相互编织,利用双层组织的原理,编成图案和文字,以使其华丽美观,显然是与通经断纬织法使织物正反图案呈一致的绎丝是不同的。

所以我认为信阳长台关和江陵望山出土竹简上的“禅”假借为革,正如郑玄记玉藻注云“凡佩系于革带”的观点。

鉴于上述的认识,我以为绎丝通经断纬的技法来源于西域的绎毛织法,至晚在世纪出现绎丝的说法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定州究属是何地有关绎丝的记载,最早的是北宋政和年间进士洪皓著的松漠纪闻与南宋庄绰所著的鸡肋篇,尤以鸡肋篇的记载更为详细,书中记述“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

以熟色丝经于木挣上。

随所欲作花鸟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放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

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

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

”这里所指的定州属何处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定州有五地。

在今河北省定县。

后魏始置。

宋时以造瓷著名,世称定窑。

前凉置,故治在今甘肃武威西北。

唐置羁糜州,明初废,故治在今四川琪县西南。

西夏置,故治在今甘肃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绎丝平罗县东南。

辽置,在今朝鲜平壤西北三十里。

关于庄绰指的定州,台湾学者倾向于指甘肃武威西北,其依据是按洪皓松漠纪闻称回鹊人善织“克丝”,后著临近熟户回鹊之汉化者,善织锦续聚居之地,以此之故,庄所称之定州,容当指此。

而大陆学者一般认为是指河北定州。

陈娟娟在绎丝一文中提出“对庄绰鸡肋篇所谈的定州,有人以为不在河北,而在甘肃武威县西北前凉所置之定州,这是值得讨论的”。

她认为庄绰是宋清源人山西,主要在顺昌今安徽阜阳,津州今湖南洋县做官,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战乱年代,他何必舍近求远,老远去甘肃了解绎丝的工艺技术和生产情况呢我认为仅以此为证,似乎依据还不够充分。

据鸡肋篇校点说明中庄绰自署清源人今山西程山县东南,他生于年,卒于年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时期,先后曾仕宦龄襄阳湖北、临经甘肃汉置镇原县、洪州今甘肃镇番县西、津州湖南、笃川江西高安或四川荡连县、鄂州湖北、南雄州广东省。

长期浮沉郡县,奔走南北,足迹遍及京西河南洛阳县以西,黄河以南全境,他还到过秦风甘肃天水县、淮南今江苏江都、晚山河南信阳、要册揪甘肃正宁县东六十里求访古迹,见闻很广。

从上述说明来看,庄绰曾到过甘肃一带。

再从鸡肋篇正文中也有提到西北风物的,如“世谓西北水善而风毒,故人多伤于贼风,水虽冷饮无患”,“南方多集,而西北绝少”,他还将南北习俗作比较,如“陕西田窖与江浙仓庚”,“西北人生子,即济辈即科其父,首使作会宴客而后已,谓之将箱会。

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侯毕嫁,亦大会亲宾,谓之倒箱会”,特别是他在谈到“定州绎丝与各地工艺”这一节中还提到原州,西夏等地的土产。

据鸡肋篇附录二,庄绰生平资料考辨年版萧鲁阳点校中提到庄绰曾官原州。

“秦汉以来,原州就是边防要塞。

鸡肋篇表明,西北的百寒边地生活的苍凉,都给庄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可见庄绰并非是没有到过西北,而且在原州等地当过官,从而有条件在甘肃一带了解风物特产。

再从通经断纬的技术确来源于西北以及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块绰丝实物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史实来看,我以为庄绰所指的定州在丝绸之路上的武威可能性比较大。

三,“通经断纬”技法是否西来的间题。

英国大百科全书第卷页中关于绎丝的例目中曾提到“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起源于叙利亚、埃及,后来经由波斯、中亚,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新疆。

对此,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的赵承泽先生在新疆出土的三件织品谈有关“织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持有异议,该文中提到的三件织品是吐鲁番出土东晋时一双丝麻交织的花鞋,另一双是织有文字的东晋时期丝质花鞋与巴楚出土北魏毛毯残片,该文第一节织成是什么认为“织成”是特定的织品。

是我们常说的挖花,也就是“通经断纬”的方式织作的,即织成就是绎丝。

第二节织成和绎丝差别中又指出古代的织成在南北朝后期萧梁以后演变为绎丝,两者的差别一是厚度,萧梁以前的织成厚,以后的绎丝薄,二是用途,萧梁以前的织成都是实用品,侧重于厚重,以后的绎丝多半是艺术观赏品。

在第三节我国制造织成和缘丝的技术是外来的吗明确提出“这一技术却是我国固有织作西域研究年第期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受到外来的作用”。

关于上述几点,我以有关专家研究成果与个人浅见提出以下不同的看法,首先是织成是否就是绎丝对此,清代学者段玉裁曾指出“凡不待剪裁者曰织成”。

近年来,陈娟娟与武敏依据从汉到宋以至明清时期的文献与出土,传世的实物进一步说明织成即是按实际用途、规格要求、设计织造的各种成品与半成品而不是某一种织物的名称。

笔者曾见到定陵出土的绎丝衰服。

苏州刺绣研究所复制时是按其形制和各部位的规格,分十三片绎制后,缝缀而成的,不需裁剪。

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龙袍的袍料是“织金妆花纱”,据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时也只需在料子织成后,按式缝缀,即可成为完整的服饰。

类似的足料在定陵出土的还有不少。

因而可以这样说,织成包括绰丝,而绰丝不能包括其它纺织品种的织成,并非只有绎丝才是织成。

再说,据武敏研究,吐鲁番出土织有字样东晋时期的丝质花鞋是以丝麻为原料编结而成的,由于它是按用途、规格编结而成的成品,故名织成履。

其次,赵文中认为织成与缘丝的区别在于厚薄与用途不同的问题,既然“织成”与“绎丝”是两个概念,也就不存在前后厚薄之分与用途不同了。

织成所包括的纺织品有厚有薄,如缎质地厚,纱就显得薄,其用途有作为袄、裳、袜等实用品,也有佛经、屏风、挂件之类的观赏品,如五代时期的织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件作品在台湾,光复书局出版的中国文物织绣卷中列为最早的一幅绎丝实物,其实观其图片可知它是黑色斜纹地,黄色纬丝通梭织的,故是织成而非通经断纬所织的绎丝,元代织成凤仪图等。

绎丝织物也有厚有薄,有以绘画为蓝本而织的观赏品,也有织成袍、袄以至蔽膝,便壶套等日用品。

第三点也就是通经断纬技法是否西来的问题,赵先生认为是“我国固有织作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海峡两岸有关的学者一般倾向于西来说,如台湾索予明先生在中国文物织绣卷绎丝一文中提到“说到绎丝的源流方面”。

他引用德国学者格劳氏意见,认为“源出波斯,经由新疆少数民族而传来我国”。

并谈到“至其传来方式,据宋代的一位学者洪皓著松漠纪闻书中有如是说“回鹊自唐末浸微。

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州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靡放西夏。

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下多虫髯又善织熟锦熟续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

”接着,他归纳言之“我国绎丝之法传自西域,是经由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而传入”。

大陆学者陈娟娟在绎丝一文中说“这些徙迁进来的回鹊人与汉人杂居,有的与汉人通婚同化,他们把绎丝技术带到华北,在定州这样素有丝织工艺基础的手工艺品重点产区生根发展,当是很自然的事情”。

也就是说绎丝技巧是由回鹊人传入内地的。

武敏在织绣一书中谈到山普拉出土的一件红底人面纹戮汤绎毛挂毯时认为这件已残的壁挂,如果不是来自大夏以西希腊化地区,也是希腊文化影响的产物。

年笔者有幸在新疆博物馆、新疆考古研究所看到新疆出土的绎毛织物,其中有作为衣服的缘、带等日用品,也有类似壁挂的观赏品,特别是山普拉出土汉代红底人面纹绎毛壁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件毛织物画面上是一站立持长矛的武士,正上方是一匹健壮的骏马。

从图案来看,人物与中国传统的绘画迥然不同,浓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绎丝眉、大眼、高鼻,面部刻划运用光与色的浓淡来表示,与中亚传来的希腊式雕刻有点相象,而那匹骏马又类似西汉时期雕刻的马,健壮,雄伟,结实。

从织造技法上看,这是一幅典型的用通经断纬织法的毛织物,在不同色块之间有明显镂刻之状。

基本技法有平织,织素地,具有纬包经,曲纬的特点。

结织头巾与服饰上方形与圆形的图案。

攒织发际,眉毛,嘴唇轮廓。

俄运用长短不一线条和色的技法,也是宋代织观赏品的主要技法。

这幅织物由于面部色彩是运用色、光的块面表现的,所以眉毛、眼睫毛、鼻与面颊交接处运用不规则的俄法和色,这在其它同时期的绎毛织物中所未见。

另据武敏研究,高昌地区在南北朝时期是丝织产地,出土的织锦是平纹纬二重显花织物,目前出土最早一块唐代绎丝织物,恰恰又在高昌附近的阿斯塔那古墓群。

这样,是否可以理解为在高昌地区本地织锦技术基础上,吸收了外来通经断纬的技法,从而产生了以丝为原料,以纬起花的绎丝织物。

再从技法上看这件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一件绎丝腰带与西域绎毛织物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绎丝起源于西域的绎毛织物,而这门古老的手工纺织技艺在古埃及的可布特织物中,南美自厄瓜多尔到智利中部之间太平洋沿岸沙漠的印加织物中都有发现,再从西域出土绎毛织物那种中希混合风格的图案来看,不能排斥缘丝的主要技法“通经断纬”是从埃及通过中亚传入西域为少数民族所采用,随着丝绸之路中外文化、经济交流逐步深入,这种特殊织法为高昌地区丝织吸收,从而在我国新疆吐鲁番产生了以丝为原料的绎丝织物,并在丝绸之路附近的定州甘肃武威西北逐步发展,技法日益完善,所以才有庄绰在鸡肋篇中一段有关刻丝工具、技法、用途的详细记载,这类丝织物十分名贵,逐渐作为对上的贡品,而传到长安、洛阳等地。

宋代,随着皇室南迁,绎丝工匠南移,加上皇室对绘画的倡导,绎丝工艺与绘画结合,制作内容逐渐趋于以艺术观赏品为主,技艺的成熟远远超过前代,绎丝工艺进入了历史上的繁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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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苏州刺绣研究所特邀编样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