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吴冠中先生陈丹青.docx

记吴冠中先生陈丹青.docx

《记吴冠中先生陈丹青.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记吴冠中先生陈丹青.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记吴冠中先生陈丹青

记吴冠中先生（陈丹青）

记吴冠中先生（陈丹青）

2010年06月30日09:

22中国青年报陈丹青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

　　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二十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三十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四十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

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

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

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

1949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回祖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

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九十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

他与吴先生均享高寿，不知哪位年龄更大。

今晨得到吴先生辞世的消息，算起来，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众人的场合望望他。

“文革”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

六十年代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不被宣传的。

“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

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

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

“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

此前“文革”，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旺，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

底下掌声雷动。

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

我又看得神旺，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及后渐渐看到过去的资料和影像，才知道吴先生上台全是民国左翼青年的讲演遗风，慷慨激昂，不容分说，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战动员之际。

新世纪初那次访他，他已八十出头，家居清谈，仍然神色刚正，用词肯定，确信自己的每一句话，迹近论辩的模样。

他的面相本来清癯而决然，说到快意处，总有斩钉截铁之势，像是生了气似的。

　　所以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

譬如九十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

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

——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

他说：

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

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神了。

　　我当场听他一回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

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

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

我一个都不招！

“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

”他应声叫道：

“最高60分！

”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

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致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的，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子，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委实少见的。

如今吴先生一去，言动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口气：

这样地不留情面，给人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

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反驳他，但他的资格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究竟拿他没办法。

现在好，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

　　但别的热闹也就跟上来，因吴先生毕竟是可资对外吹嘘的大门面，前些年与他“商榷”的论家们或许笔锋一转，又来称颂他老人家。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的。

老同学孙景波七十年代随吴先生在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

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

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革”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

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大约是七十年代末的某次夜谈吧，老人对运生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四叮嘱，大意是：

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

千万不可外传啊！

　　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令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

今时我们但知吴先生的胆气和敢言，不知他还有许多不能说出的话，现在想来，即便“外传”，谁又会当真。

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他的文章很痛快。

他只一声“哦？

”脚步停了停，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略微见笑意，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询问是哪一篇，又问我同意不同意，意态极是恳切，其时他并不认识我。

很多年后，袁运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问及张仃先生与吴先生的意见，据说他也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作例行年度体检，吴先生刚抽完血，右手摁着左臂的肘弯，腰板笔挺，神色凛然。

那是我末一次见到吴先生，看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等候着，我有点吃惊，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

我又无端想象他1949年怎样在巴黎咖啡馆与两位同学争论到底回来不回来——当初赵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实狠对，吴先生毅然回来，我以为也狠对。

那次家访我对吴先生说了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人中很长，但我忘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的零碎的感念。

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

2010年6月27日写在纽约

古典音乐的新空间——《陈丹青音乐笔记》杂感

2008年04月08日09:

56解放日报晓璆

　　陈丹青是位画家，就像他自述的一样，作为一个外行者来谈论音乐，且是笔记，有点不伦不类。

但这个外行，却向我开放了一个古典音乐的新空间。

　　古典音乐对我来说，真的是完全的真空，充其量也就知道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几个名字，但也仅仅是几个名字而已，名字下面是完全的空白。

　　因此，我只能找一些散落其间的自认为还能看得明白的东西，记下来，不求与人分享，只愿重新回顾一下阅读时的感悟。

　　《泰坦尼克号》过去了很久，在乱成一片甲板上的那几位临难奏乐的乐手，他们的赴死演奏的场景却总是不能忘怀。

记得当时是莫名地震惊了，感动了。

这次见了陈丹青的分析，说使乐手们免于失态的正是音乐，但不全是由于音乐的艺术性，而是奏乐的习惯与纪律性。

正是西方音乐在西方生活中至上至深的渊薮，使得乐手们比其他丧生者幸运———在赴死的途中，奏乐使他们幸免于失态。

　　书中无数次的回闪文革浩劫带给他们的对于音乐的意外收获。

在“阶级与钢琴”中，说资产阶级因为抄家，只剩下了“阶级”，没有“资产”了，但无产阶级，有了“资产”，但依然没有“阶级”，真是入木三分的描写。

　　无论是懂不懂音乐，有没有听过音乐，“人心，是这样地被音乐‘掏’出来”。

“音乐在‘听’我们，‘诊断’我们的心灵”。

也正是基于这点，完全没有音乐背景的我，仍然看着这本书，就是因为作者说：

不是人去读音乐，而是音乐在读人。

　　没有古典音乐的生活，也没觉得生活中缺了什么，但读完了这本笔记，却希望生活中从此多些什么。

陈丹青归来及其文化本位观

2007年03月19日01:

34胡粲然北京日报2005年08月2日　　陈丹青曾这样描述他1992年回国探亲的感受：

　　“……阳春面端上桌来，诚哉上海人所谓'清汤光水'，我举筷端详，惚兮恍兮，给蒸腾热气团团缭绕着，眼眶竟有点湿润。

就着热汤呼噜下去，口舌间滋味似是而非，嗓子眼先已感动了。

顷刻碗底朝天，我又叫一客生煎包子，斟字酌句似的嚼着咽着，同时眼睛也不闲；打量昏暗店铺里的同胞吃早餐也是回国的眼福呀，瞧眼前这两位进城打工的乡下少年，脸上脏兮兮红扑扑，'十里洋场'相依为命一声不响挨紧了坐坐好，吃完了，双双出店，分明不是同性恋，却是施施然手挽着手慢慢走，行得几步，就紧握俩手扬起膀子在空中抡圆了缓缓划圈子，我瞧着，莫名其妙又感动了。

”（《多余的素材·归国的确认》）　　前半部分是自我感受，后半部分则分明出于画家的艺术本能，将朴素的生活细节文艺化为艺术的真实了。

而无论自我还是他者，都离不开去国十一年后既近且远、眷恋反又疏离的内心苦闷。

　　陈丹青后来的言说，基本上是循着这样的体位和理路自然流泻出来的，表现出他独特的视角和敏锐。

他为人为文庄谐共生的特立独行源发于传统，与时尚明里暗里的交欢成长于西方，两者与当下中国全方位的文化主体性流失和僵固的制度性制约形成了看似浅表实则深层的矛盾，便更使陈氏的文化本位观念在时髦的读图时代焕发出光彩。

于是，人们的眼球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但这绝不是因为大众忽然发现了旧经典《西藏组画》的全新时代性，而恰是陈丹青的文化本位观念构成了对中国不良文化景观的有力冲击。

　　陈丹青既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卓异的文化人。

他深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在世界文明中立足，就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文化成就。

具体到艺术教育，是应该培养出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

这样的艺术家不能来自行政机制的管而不理，不能被囿于理工农医文诸学科整齐划一的外语和政治分数准绳，而应遵循一种艺术和文化自身发展需要的独特客观规律和主观创造。

眼下中国艺术教育的人才选拔考试制度和陈旧僵化的教学模式，只能以貌似公平公正的外衣，裁汰真正的天才和艺术的聪灵宠儿。

对此，陈丹青感到无奈而悲观，他只能声嘶力竭地到处宣讲他的文化本位观点，实际上却遭逢着无人理睬的尴尬和冷遇。

　　陈丹青的文化本位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世界的。

他由中入西，再返身东顾，表现出中西融和的大气度和大胸襟。

从陈丹青的文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鲁迅血液的灼热、禅宗顿悟的棒喝和国画上漫汗淋漓的质感。

而他对西方文化理论的拾珠去屑，对人生意义的善意讥讽和对荒谬狂悖世界的顺应和坦承，则分明显现出叔本华式的由荒谬感受中得来的真实生命意义。

有了中国和西方两碗酒垫底，陈丹青回归故国，便显得气定神闲，宠辱不惊了。

　　若论自我实现，他是早已超越了。

陈丹青之归来，大约既不是失意以寻求“西方不亮东方亮”，也不为投身纷乱无序之中国大市场以攫取属于他的那桶黄金，而是满怀文化抱负，为了重建而来。

所以，他顺应中国的现实，在教学间隙拿起单色的画笔，一篇篇、一本本地写来，锋芒毕现，毫厘不爽。

故国的感受早已超越阳春面的唯美想象，而直抵问题的深处　绘画和影像、艺术教育体制、城市规划漫评、貌似戏笔的个人历史回望以及一次次不分场合遑论对象的堂·吉诃德式呼喊的行为艺术，都幻化着他丹顶青羽的绝色身姿。

　　画家陈丹青本应孜孜矻矻于画架和画布前，沉心静气，一笔一笔描摹心中的世界　那里尽管也有冲撞和抵牾，但终究掩着艺术的轻纱，有着网络般虚拟的本质。

可这现年五十一岁的男人偏偏爱上了如刀的辣笔，顾不上喷涌着缤纷的色彩激情，非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能够直击痛处，能够吸引路人，这充分表现了陈丹青的中国问题意识。

当国人无可奈何而又习以为常的制度性规范侵犯了骑士的尊严，你就怪不得他要摆出中世纪古板的架势，一决雌雄了。

这绝不仅仅是他对艺术尊严的本能性维护，而是他体认到重塑文明古国未来新文化之绝对必要的理性选择。

（陈丹青本人极反对“选择”一词，我却不得不用。

对于我辈，侈谈“选择”是虚妄的，而对他来说，却是可以选择的。

）　　别以为喜欢身穿中式服装的陈丹青黑衫下有着一颗纯正圆熟的中国灵魂，或是如数家珍叨唠西方艺术前沿话题的他已“全盘西化”，他最讨厌的是中国变成了他者，上海失去了旧貌，北京摇身为纽约。

他知道，中国如果不坚持文化本位，只会导致文化和艺术的枯竭，失去了本真，那将是人类文明的日落。

用他的话说就叫　“会有报应的！

”我们本来有着悠久的文明、如画的历史，掌握着和谐的秘密，难道非要懵懵懂懂地顺着人家的理路，重复建构一个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罗马花园”，肆意毁坏弥足珍贵的全人类文明遗产而代之以死水不兴的伪“塞纳”、右“左岸”，让青堂瓦舍、桑竹流水的家园变成庸俗、纷杂的水泥垃圾场？

这就是我们历经百年屈辱和贫困，而终于感到腰间有钱时所要实现的文明振兴吗？

　　陈丹青既怀有对传统文化的悠悠深情，也了解当代西方文明的长足和优越，对于两者，他不离不弃，就是想在其中架起一座互动的桥梁，俾使中国站在辉煌的传统之岸，向西方一侧伸出坚定的手臂，摘取他们文明的花朵，使我们的花园更加娇美丰茂，让我们的物种更加坚强，给世界和人类未来留下一些充满活力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