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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的突出特点是“圆融”，融合南北佛教的特点，南方佛教注重对佛教理论的内心领悟，北方佛教注重坐禅，修行外在的行为；
天台宗提出“止观论”，止又称定，指坐禅；
观又称慧，指领悟，主张止观并重、定慧双修，南北风格得以协调。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体现在“性具实相说”之中。
性也称法性，是万事万物的根本；
性具实相，指各种事物都是由法性派生。
并由此引伸了两个命题：
“一心三观”，三观指空假中，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空的假的不固定的，都是心虚构的，只有心才真实的；
“一心”可以同时体察三观，三者在“一心”中又同时存在。
“一念三千”，一念即一心，三千即宇宙万物，宇宙万物都是由“一心”派生形成的。
法性、一心、一念都是指绝对精神、意识，天台宗认为这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法相宗也称唯识宗、瑜珈宗、慈恩宗，创立者为玄奘和窥基。
主要经典是《成唯识论》。
唐初玄奘西游回国后带回并翻译了大量佛经，弟子窥基在协助玄奘译经时丰富发挥了该派学说。
尽管当时玄奘知名度更高，又有朝廷的支持，但由于修行过程太繁琐冗长，只兴盛了三四十年便衰落了。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唯识论中。
唯识又称万法唯识、万物唯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识”演变而成的，识分两种，一是内识，即最高的精神本体；
一是外识，即人的直观感觉和思维。
直观感觉熏染内识，便产生了对万事万物的印象。
这一派还认为，世人常见的“我”是虚幻的，各种烦恼的根源就在于误以为“我”是真实的，这就是执迷不悟。
消除这种执迷，必须认识到只有作为精神本体的内识才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假的。
万法（物）唯识，也可以说是心外无法，心外无物。
华严宗又称是贤首宗、法界宗，创立人是法藏，主要经典《华严经》。
武则天想当女皇时法藏心领神会，译经时替武则天造舆论，因此迅速兴盛起来。
武宗灭佛后衰落。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法界缘起说”。
法界即一真法界、一心法界，指真如佛性、最高的精神意念；
心产生理、理产生万物，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法界”生化而成的。
并推导说：
既然万事成物都是法界生成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别都只是表面上的，本质都是相同的。
所以应当圆融无间、高度和谐，但成“无碍法界”。
这一派还将事物的差别归为六种：
总相（整体）与别相（部分）、同相（同一）与异相（差别）、成相（先成）与败相（毁灭），都是“一为恒二”、“二而恒一”的关系。
又把法界的含义由浅到深地划分为十个层次，称“十玄门”，十个层次之间不仅圆融无碍，而且都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关系。
禅宗又称佛心宗，主要经典是《坛经》。
传说禅宗始祖为印度僧人达摩，传到弘忍时已是唐朝初年，形成以慧能为首的南宗和以神秀为首的北宗，结果南宗成为正统，并成为最有影响的宗派，在唐代达到全盛。
相传弘忍在传衣钵继承人时，让弟子作谒（五言诗）讲学佛心得。
神秀说：
“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核心是“净”字。
小僧慧能说：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核心是“空（无）”字。
慧能被选中，在于“空（无）”比“净”更深一层。
悟空、悟净、悟能代表领悟的三个不同层次。
南禅宗已经脱离了印度的原始佛教，根植于魏晋玄学，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化的宗教了。
南禅宗的修行方式简单，只要“无念”，心如木石，不受外界影响，处于绝对虚静状态便可“顿悟”，在刹那间领悟佛教真义。
所以在中下层民众中流传很广泛。
这一派声称“不立文字”，其哲学思想相对其他教派而言比较浅显，主要有两点：
一是心本体论，佛性在心中，万事万物也由心中派生。
直接启迪后来理学中的“心学”派。
二是空无观，否认一切客观事物的存在。
唐代佛教各宗的学说有所不同，但其哲学思辨的主要特点则是相同的，都是“心性论”。
天台宗“一心之观”、法相宗的“唯识”、华严宗的“法界”、禅宗的“心本体”，辨析和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意思：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都是心的派生。
各宗都讲佛心，所谓“心性论”可以说是“佛性论”的本质内容。
“心性论”在认识论上有重要地位。
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看，先秦秦汉时期讲“天道观”，讨论宇宙的构成；
南北朝讲“本体论”，讨论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
南北朝后期发展的为讲求心性义理的“心性论”。
唐代佛教各派的哲学内涵不仅与此时的哲学思潮吻合，而且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流。
2．道教教派及其哲学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于东汉时期，宗奉先秦时期老子李耳为始祖，把道学变成了道教。
老子善于冥想，想出了一套超越感觉和经验、超越具体事物的东西——道，作为人类和宇宙的本原。
同时又讲人生策略：
顺应自然、见素抱朴、远离现实。
至于后来的炼丹、气功，是道教精神的衍生，有的已不符合原始的教义。
南北朝时期“南禅北道”，唐代道教很兴盛。
李渊在隋末起事时得道士王知远的“密符之助”，建唐后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神化皇权，也抬高了道教的地位，排在佛、儒之上。
太宗信道常服金丹，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后崇佛，也不排斥道教；
中宗睿宗大修道观，并让两个公主为女冠。
玄宗时期崇道达到极致，道教也进入鼎盛时期。
安史之乱后唐朝衰落，更流行道教。
肃、代、德都信奉道教之术，宪、穆、敬、武、宣都服金丹而死。
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李存勖、石敬瑭、柴荣，前蜀王建父子、吴王杨行密、吴越王钱鏐等都信奉道教。
隋唐以前道教已分很多宗派，但分法不一致。
唐初各派仍在分化组合之中，各派的理论也逐步完善，道教教派也便成了道教学派。
按理论分成了楼观派、上清派和重玄派。
三派中的楼观派因楼观台建在道教发源地——今陕西周至县南秦岭山麓而得名，据传说老子在此写成了《道德经》。
李渊起兵时楼台观的道士曾拿出全部粮草支援，所以在唐朝受朝廷扶植而发展。
但楼观派理论贫乏，没有独立教义，尊奉上德派的《上清经》；
上清派注重修行方法，抽象的思辨很少；
在道教理论上贡献比较大的是重玄派。
重玄派形成于南朝肖梁时期，是道教中哲理层次最高的一派。
“重玄”出自《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之语，形容“道”的深奥难尽。
重玄派用思辨方式解释和发挥老子的学说，到唐朝形成了系统的重玄理论。
最有影响的是成玄英。
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今河南陕县）人。
唐初隐居东海（今江苏北部），后被召至长安，加号“西华法师”，注疏老子学说，训释“重玄”理论。
认为：
老子的“玄之又玄”意思是讲认识“道”的方法原则，即对“道”的认识不能执于“有”和“无”之间，说“有”不对，说“无”也不对；
要去掉是有是无的偏见，又要去除非有非无的偏见；
扣除两种偏见之后再把不偏不倚的“一中之玄”排除，经过这样三次排除和否定之后，才能进入“重玄”之境，准确地把握和认识“道”的奥义。
继而认为用“重玄”的观念看世界万物都是虚幻的，都是道派生的。
人们常讲的境与智（即外界事物与内心认识）、有与无、美与恶、是与非等一系列矛盾也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客观标准，仅是人的感觉），都应当忘却；
唯有“道”是真实的，值得去探究。
只有用“重玄”理论去研究道，在世俗生活中忘却尘世的一切，静心守一，才能得道成仙。
当然，宗教不是哲学，与儒学一样也是讲人生方法、策略，讲如何过好这几十年。
儒学直接告诉人们怎么做，宗教则是先让人明白人自身、人周围的宇宙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讲具体该怎么做；
讲人和宇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有了哲学思辨的因素。
准确地说只是一种哲学意境、类似哲学的思辨方式。
还有，流传最广、影响最长的宗派的哲学思想一般比较低，如南禅宗和重玄派；
层次高的恰恰是流传范围小，时间短的宗派，如华严宗和上清派。
高层次的思辨是少数人的事情，一多就乱，一热就散，此规律也。
3．儒道佛之间的斗争与融合
隋唐时期儒道佛三家鼎立。
原则上讲儒学为正统，有时并非如此，武则天时把佛教者列为第一，玄宗又把道教列为第一。
但第一不是唯一，如“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的唐太宗，同时也吃金丹，把道士成玄英召到长安，还资助玄奘去印度取经……崇道崇佛是出自将皇权神化的目的；
抑道压佛，常出自经济动机，比如与寺观争夺人口。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三者之间观念的冲突。
儒家讲忠孝，僧尼则脱离尘事，弃父弃君，在儒家看来是不忠不孝之辈。
道教与儒学也有矛盾，儒家主张进取入世，道家则主张超脱，游离世人俗事。
并且佛教与道教也有矛盾，佛教认为人生皆苦，修行成了佛（即死了以后）才得以解脱，而道教则追求长生不老……
冲突最直接的是儒学和佛教。
所以在唐代君臣百姓狂热信佛的同时，总有一些人极力反佛，傅奕、韩愈、姚崇和狄仁杰都有过激烈的反佛言论和行动，斥责佛教教义，主张抑佛乃至拆寺毁庵，迁散和尚尼姑。
尤其是韩愈，当宪宗兴师动众迎举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时侯，直言谏止，主张把佛骨投诸水火，以绝后患。
武宗继位后先是抑佛，继而在会昌五年（845年）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拆除4600多所寺院，还俗26万名僧尼。
五代后周时柴荣也曾毁佛，并且亲自在正定隆兴毁佛像。
反佛灭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因为儒学是传统文化观念的核心，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但儒学的有些内容到这时已明显得有些陈旧过时，需要调整和发展，需要吸收一些新的东西；
佛教和道都也需要吸收一些传统的东西，以便更广泛的传播。
所以，儒道佛在矛盾冲突的同时，更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隋朝经学家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主张，想以儒为主，调合吸收佛道的有用内容。
唐代柳宗元认为佛教有些内容与《论语》相合，“不与孔子异道”。
韩愈激烈反佛，实际上吸收了一些佛教理论，其道统说、复性论，与佛教的法统观念和心性学说有联系，并且韩愈与高僧元惠等过从甚多，有诗相赠。
就佛教而言，隋唐时期佛教各宗派实际上都是吸收了儒道理论的佛教，比如对孝悌观念的吸收有了“教僧”之名。
就道教而言，也开始讲礼义、忠孝，显然是受了儒学的影响；
原来道教理论和教规都不完善，隋唐时期开始创立理论体系，制订教规戒条，则是在佛教的影响下进行的，有的甚至明显地直接模仿佛教。
儒道佛融合的基础，首先是由于三家的学说都是治理天下、安顿百姓所需要的，如《三教平心论》卷上所说：
“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
也可以说是佛修心灵，道修身体，儒修品德，三者缺一不可。
其次，是人在不同时候分别需要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进退自如，甚至佛家的逃避放弃。
仅有一、二种精神是不够用的。
就人生来说主要是儒道精神，道家讲人生策略的时候告诉人们你不需要什么，而儒家只告诉需要什么；
前者是智慧，后者只是知识和本能。
复次，最根本的，是儒道佛三家在思辨方法上的互补性。
儒家重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原则，太实用了，哲学思辨不够深入；
道家和佛家对现实尘世持一种超脱或遗弃态度，总讲些游离现实，抽象深奥的道理，哲学思辨反而上去了。
尤其是佛教，在三家中是哲学思辩层次最高的。
三家在哲学思辨上的互补性还在于，儒学善从正面论述，道家善于反面认识，佛教视而不见，不反不正，三者的配合恰似数学上正数、负数和零一样，配合起来是完整的认识方法。
由于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唐朝盛世有容纳气度，使得隋唐时期儒道佛三家并存、融合，并且都是立足本家，融合另外两家，结果都得到了改进。
比如儒学在这个并存、融合的过程中吸收了佛道精神，开始了由传统儒学向新儒学即理学的转变。
附带说一下儒道佛并存，而基督教、伊斯兰教流传不广的原因。
伊斯兰教是回族人的宗教，只在回族人中流传，凡是回民自然是穆斯林，别的民族不能加入，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宗教。
基督教流传不开，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中国人信仰层次浅，实用性强，为一事而信而求，遂愿后还愿报答，然后完事，是一种“契约型的信仰”；
不象西方的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
基督教的信仰是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礼拜祈祷是内心世界的表白，对方只是抽象的存在，类似今天的网上聊天），中国人多数达不到这个程度，也不需要。
其二，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不同所致。
西方人侧重科学理论的探讨，追究终极原因；
认为宇宙之谜是上帝设计的，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接近上帝”。
中国人习惯于技术操作的学问，技术操作成功就似乎一切明白了，不追究进一步的原因，也就没有信仰“终极原因”即上帝的必要了。
（二）隋唐时期的经学
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的经学，在隋初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经学自身的南北分异，《隋书?
儒林传》说治经者“南人简要，得其英华；
北人深芜，穷其枝叶”，从方法到内容都存在分歧。
二是佛教和道教的冲击，威胁儒学的正统地位。
所以，这个时期治经者的中心使命是使经学上的南学北学归向统一，尤其是重新树立儒学的核心地位。
隋唐儒学家们完成了这两个任务，更重要的是结束了汉代以来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开启了讲究义理思辨的“宋学”之先河。
1．隋朝的经学：
三教可一
王通字仲淹，河东郡龙门（今山西万荣）人。
讲学治经仅13年，38岁时去世。
死后门人把他讲学时的记录整理成《中说》一书传世。
南北朝以来儒道佛斗争一直很激烈，有人主张毁佛灭道以存儒学，或以道教、佛教来统一各家。
王通新经学特点是调和儒学与佛、道的矛盾，试图通过改进经学来振兴儒学，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
通过吸收佛道二教的可取之处，弥补儒学的不足，提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的主张。
“可一”不是“合一”，不是把佛、道合于儒学之中，而是三家并存；
但在王通内心深处是以儒学为正统的。
王通心目中的正统儒学是先秦时的儒学，暗含的前提是认为汉代以来经学家的解释已非正统了。
这与后来唐代经学家的认识是相同的。
2．唐代经学：
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
唐初诸经文本多有异处，对经文的理解分歧更大。
于是唐太宗令经学大师孔颖达（冀州衡水人）主持，对经书的经文进行统一整理：
对《周易》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诗经》毛传和郑笺、《礼记》郑注、《左传》杜注，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对原有注文进行解释。
注疏编定后成书180卷，定名《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
此后，读经、应试均以此为准，否则就是异说。
这样，东汉以来诸家解说归于一说了。
汉武帝独尊儒术只是把其他学派压了下去，儒学内部并未统一；
统一儒学各派对诸经解释的是《五经正义》。
与之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唐太宗还令颜师古专门考订经书原文。
颜师古将“五经”的各种本子找到后，写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解决了经书原文殊异的问题。
唐末文宗开成二年（837）郑覃主持全面校订包括“五经”在内的儒家经典，纠正了颜师古的失误，刻成“开成石经”114块650252个字，立于太学。
到唐中叶，传统的经学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种“专门之学”开始进行新的探索。
此时在经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地区的经学家啖助、赵匡和陆淳（质），他们以治《春秋》为主，被称为“《春秋》学派”。
《春秋》学派的主要特点是“舍传求经”。
认为《春秋》原文没问题（宋代才开始怀疑经本身），错谬全是三传造成的；
在三传都不合适时，便丢开三传自己解释。
他们“舍传求经”自我发挥解释时以“明王道”为原则，有利于“道”的“无经之传”也可采用，过于实用和随意。
但此后治《春秋》的学者都不再拘泥于三传，从而脱开了章句训沽的汉学路子，走上了义理思辨的路子。
“《春秋》学派”有破题之功。
唐后期经学的共同特征与中期相同，不再宗奉东汉以来经学家注疏，自己重新解释，通过自己解释经义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代表人物是韩愈。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先世居昌黎（今属河北），故称“韩昌黎”，其著述由弟子编为《昌黎先生集》。
韩愈经学思想的核心是“道统论”。
“道”即儒家正统学说，“统”是这种学说的师承关系。
韩愈著《原道》一文，认为道发端于尧、经舜、禹、汤、文、武、周等，到孔子时发展到“大明”即完美；
孔子之后诸门子弟均不能得其要领，只有孟子是正宗。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孟子死后（即秦汉以后）的经学家均未得其真传。
失传千年后至此到韩愈才接上。
韩愈自认为是师道、传道的“卫道士”。
在韩愈颇为自负的语气中，有与此时经学家们相通的地方：
都认为东汉以来的解释不准确，都是对汉学的怀疑和否定。
陈寅恪认为韩愈是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人物。
韩愈他把一向不受重视却最能代表儒家精华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专门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成为儒家原始经典中的经典。
至此，经过隋唐时期几代经学家的努力，已经给经学加进了一些新内容，完成了从汉学到宋学转变的准备，并且已经开了宋学的先河。
（三）宋代的理学
宋代文人写诗的兴趣小了，治经的兴趣又多了起来。
而且延续唐后期韩愈的风格，形成了与寻章摘句的“汉学”相对的“宋学”。
宋学是以探求义理为特征的治经方法，用这种方法治经，就产生了理学。
理学也称道学，是以理、道为哲学范畴，探讨“性命为理”的学说。
理学以儒为主，兼收佛道有关理论，同时又剔除了“胡化”的成分；
用“宋学”的方法解释儒经，在原来儒学探讨人生问题（人生观）的基础上，又探讨了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起源、构成（宇宙观）等哲学问题，是儒学的一个新学派，后来被成为新儒学。
这个学派，产生于北宋，形成于南宋。
对理学的考察不应当以唯物、唯心为标准，也不宜按照黄宗羲《宋元学案》中的师承关系来讲，把胡瑗作为开山；
应该按照理学自身的发展顺序和主张，分为“天理”和“心理”派，以及相对的“事功”派来考察。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初步建立一套探讨宇宙本源、万物生成、人性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
依据道家学说和《周易》等著《太极图说》，以“太极”为宇宙本源。
太极动、静产生阴阳，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五行，五行（五气）推移变化形成宇宙万物。
张载，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人，字子原，人称横渠先生。
著有《正蒙》、《经学理窟》，提出“气”是万物本源，气聚为太虚（太空），由太虚生成万物。
气的变化规律就是“道”（所以理学又称为道学）。
同时又讲“学贵心悟”，重视自身的体悟。
二程，程颢和程颐是洛阳人。
周敦颐的弟子，有《二程全书》，自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提出有系统的理气说、人性论和格物致知等。
朱熹，徽州婺源人，著有《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晦庵文集》。
继承了二程学说，兼收其他学派，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
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以上是用天道解释宇宙和人性的一派。
陆九渊，江西金溪人。
以儒为主，吸收禅宗的思想，强调内心觉悟，提出了“心即理也”的命题，被称为“心学”派。
著名论断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与朱熹在鹅湖辩论天理、心理，称“鹅湖之会”。
朱熹的学说通俗易懂，响应者多（当时还不是官方哲学）；
陆九渊的学说太深奥，到明朝王守仁的时候才有进展，合称为“陆王心学”。
上述两派都是理学派。
同时还有与理学并立的陈亮和叶适的“事功派”，以“物”作为最高哲学范围，“盈宇宙者无非物”，“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反对抽象的“理”说。
理学有些脱离实际，陈亮“事功派”是从联系实际的角度补充之，不全是反对理学。
从学的内容和思维方式上讲，陆九渊是心理，但张载的“学贵心悟”、二程的“体贴”与陆九渊是相同的；
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看，又有事功派的特征。
很难严格分类。
原因在于今天的标准和宋代不一样。
金朝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学》，赵秉文传播程朱之学，被称为“斯文盟主”，赵复、姚枢、许衡和窦默等人也传播理学，建太极书院。
但只是传播，没有加进新内容。
宋代理学有两个特点：
一是探讨义理心性为主，大都以“理”代表抽象的本原，以“气”代表具体的事物，从这对哲学范畴出发，探讨精神与物质、人类和社会的本源的问题。
抽象思辩能力超过了旧儒学（此前过分注重实用）。
有了思辩哲学的风格。
朱熹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命题，“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致无穷。
皆是一生两尔”，是超出了技术实验手段的思辨，更具思辩哲学的特色（明朝的方以智提出“合二而一”）。
中国学者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思想、主义和学说，没有严格的概念和体系，主要是一种精神和状态；
宋代理学家在朝着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努力。
二是以论证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为目的，通过理学的探讨使道德自然化。
这是中国古代所有学说的共同思路和方法。
但这不是束缚人的思想，是让人发挥应有的作用，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都是这个意思。
对理学的认识，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1．理学兴起于北宋，盛于南宋理宗时，但《宋史?
道学传序》说“道学兴于宋，而宋弗究于用，甚有厉禁者”，如韩佗胄镇压理学。
远不如明代理学地位高，因为尚末被官方使用起来，理学本身在宋代尚在发展。
2．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不是压抑人性的禁欲，而是反对奢侈的节欲。
朱熹说：
“饮食者，天理也；
要求美味，人欲也”，是原始的解释。
后常被浅人作极端化的理解，不符合宋儒的原意。
响应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倡导，不是要求；
是一以此劝喻大臣忠于皇帝，不是专门为了限制妇女改嫁。
3．张载的“学贵心悟”、二程的“体贴”到陆象山的“心即理也”，都是通过内心反省来理解宇宙、人性等问题，与“天理”相辅相成，并且有比“天理”更积极的意义：
从社会意义上看，注重内心自我，与后来王守仁的“心学”、李贽和龚自珍的“童心”都属启迪自我意识的一派，可以导致启蒙思想的产生。
从思想意义上看，心学是理学中思辨层次最高的一派，超过了朴素唯物主义。
朴素唯物主义看问题只偏留在具体的物上，唯心主义则要进一步探讨事物的本源，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找到的只能是“心”和“天”。
但毕竟比唯物主义深一层，是深层思考时的失误。
古代思想的精华在“心学”学派之中。
二、史学
1．唐代的史馆和国家修史制度
史馆是唐代常设的管理和主持编修史书的机构。
自先秦以来史书修撰都是个人为之，隋文帝开始禁止私人修国史，贞观三年正式建“史馆”并由宰相掛名监修国史，设有专职史官。
史馆的建立也就是官修史书制度的形成。
唐太宗曾专门令魏征对所修前代史“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
所谓“损益”不只是为了体例一致，更是为了统一口径和思想。
史馆和国家修史对史学的影响有利有弊。
史料征集和利用方便了，史官地位提高了，并有了相互切磋的场所。
官修史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统一思想，把史学的功用仅仅局限于提供治乱兴衰之一途，限制了史学的拓展，史学成了政治的附属。
再者，众人共同修史固然可以取长补短，但由此一来都缺少了个人修撰时的个性和思想，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说“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手，未能自成一家”，正是看到了这一层。
2．前代史的修撰与贯通的趋势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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