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闲情赋》理想女性形象之源.docx

陶渊明《闲情赋》理想女性形象之源.docx

《陶渊明《闲情赋》理想女性形象之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陶渊明《闲情赋》理想女性形象之源.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陶渊明《闲情赋》理想女性形象之源

陶渊明《闲情赋》理想女性形象之源

历来对陶渊明的《闲情赋》的题旨的阐释大体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男女爱情说和伦理政治寄托说（忠臣之恋主、思圣帝明王等）。

当代主伦理政治说的学者也有不少，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爱情说。

徐公持先生在《魏晋文学史》中说：

“统观全赋，只能认为是一篇情爱之自赞，文士之恋歌。

”袁行霈先生主张“我们不如从作品本身出发，根据陶渊明本人对其作品的说明，参照同一系列的作品的内容，把《闲情赋》的写作视为陶渊明的一次爱情的遐想或冒险，心飞远了，最后还是收了回来，虽然收得无力。

陶渊明不管多么清高，他总还是人，总还有人的情欲。

清高表现在政治上不同流合污，并非连爱的能力和兴趣也没有。

”叶嘉莹认为：

“陶渊明所写的那个‘负雅志于高云’的女子，有着这样高雅的品格，不是一个现实的女子，是陶渊明理念之中的一个美好象征，他所向往的一个象征。

”这几位先生对《闲情赋》所说的以上观点都是当代学界具有代表性的结论，这些结论主要是从正面分析立论，分析了陶渊明对爱情的礼赞、遐想、憧憬、追求，而对陶渊明的爱情追求及遐想的动因的剖析则远远不够。

本文尝试从陶渊明的弟妹及夫妻关系人手，力求破解陶渊明的爱情之梦的背景及动因。

一、理想女性形象

《闲情赋》的主体部分是赋主对心中理想女子发下的十愿：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

希望与之“接膝以交言”，朝夕相处，须臾不离，如胶似漆，忘物忘己，死心塌地的奉献，绝无保留的忠诚，痴心之至，纯情之至!

那么，愿为之全身心献出，甚至不惜以卑躬屈膝的姿态奉献的理想之女性究竟是何方神物?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

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

鸣佩玉以比絮，齐幽兰以争芬。

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

”这是一位具有美好姿态、艳丽外表、纯洁内心、品德高尚的女子，更是一位远于流俗、旷世超群的奇绝女子，是文士心中理想女性的最佳范型。

此女子的心，敏感得“悲晨曦之易逝，感人生之长勤。

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

”既似善感的诗人，又如多思的大哲。

神妙的心灵和精湛的技艺融为一体：

“搴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

送纤指之余好，攘皓袖之缤纷。

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

曲调将半，景落西轩。

悲商叩林，白云依山。

仰睇天路，俯促鸣弦。

神仪妩媚，举止详妍。

”弹奏进人物我两忘之佳境，技进于道，既“激清音以感余”，导人向上，更令人无法不“愿接膝以交言”，企盼的是神交，流连的是默契，梦想的是知音。

二、理想女性的现实来源

《闲情赋》所构想的奇妙女子，在现实中是否有其人呢?

对此进行无尽的猜想，于事无补。

但是，从陶渊明的其它诗文中，或许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理想再高，离不开现实土壤，陶渊明的女性理想应该就扎根于他的生活，离不开他交往并热爱过的人物，甚至还有自我的影子。

在《祭程氏妹文》中，陶渊明写道：

“咨尔令妹，有德有操。

靖恭鲜言，闻善则乐。

能正能和，惟友惟孝。

行止中闺，可象可傲。

我闻为善，庆自己蹈。

”对于这位令妹，陶渊明自己说是：

“谁无兄弟，人亦同生。

嗟我与尔，特百常情”。

这位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娴静温雅，乐人为善，“有德有操”的令妹，简直就是《闲情赋》中“期有德于传闻”的注脚。

这位“可象可傲”的闺中贤淑妹妹，应该算是《闲情赋》理想女性的一个现实女性的原型。

陶渊明与这位小他三岁的妹妹，“爰从靡识，抚髫相成”，两人的感情非常人可比，“特百常情”，恐怕也是其他女性难以取代的。

陶渊明在《归去来辞》序文中如此解释他辞官而去的事由：

“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一般对此的解说都以为是托词，但联系全部作品来看，这也是陶渊明的真情的流露，对于《闲情赋》的解读自然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在《祭从弟敬远文》中陶渊明写道：

“于铄吾弟，有操有概。

孝发幼龄，友白天爱。

少思寡欲，靡执靡介。

后己先人，临财思惠。

心遗得失，情不依世。

其色能温，其言则厉。

乐胜朋高，好是文艺。

遥遥帝乡，爰感其心。

绝粒委务，考槃山阴，淙淙悬溜，暖暖荒林。

晨采上药，夕闲素琴。

”陶渊明这位从弟除了具有令妹的操守品性外，还能具有忘怀得失，先人后己，乐善好施，择友远俗的性格，既有儒者风采，又有道人高志，更兼有爱好文艺，娴熟于琴的雅趣。

这位从弟，虽然小陶渊明十多岁，但在陶渊明心目中，是他真正的知音：

“斯情实深，斯爱实厚。

念畴昔日，同房之欢。

冬无蕴褐，夏渴瓢箪。

相将以道，相开以颜。

岂不多乏，忽忘饥寒。

余尝学仕，缠绵人事。

流浪无成，惧负素志。

敛策归来，尔知我意。

常愿携手，置彼众意。

”兄弟之间，生活处境相同，志趣爱好相似，是真正能悲喜同感，又能相互欣赏的旷世知音。

《闲情赋》中的那位志气不凡、才艺超群、思虑渊深的女子也许可以从这位从弟身上找到部分内质。

从陶渊明的至亲弟妹可以寻获到一部分《闲情赋》理想女性的品性因素，但作为一部爱情畅想之作，其构想的女性理想也许是陶渊明自我形象的反观，追求与欣赏的或许就是赋主本身。

“少学琴书”（《与子俨等书》），“弱龄奇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其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琴书成为了陶渊明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闲情赋》中“泛清瑟以自欣”的女子俨然就是陶渊明的自我写照。

在《拟古九首》之五中陶渊明描绘了一位理想士子：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

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

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

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

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

”苏轼在《东坡题跋》卷二《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说：

“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

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这位被服不完，三旬九食，十年一冠的士子，虽然辛勤无比，但能安贫固穷，与青松和白云相伴，更能显出不俗的气质，安贫乐道，才有此好容颜，孤高不凡、志趣高雅的境界即体现为《别鹤》、《孤鸾》的弹奏上，而曲名的“别”和“孤”的深意耐人咀嚼!

《拟古九首》之七直接把自我写成了佳人：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

歌竞长叹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此佳人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可谓深矣，其情绪的转换也许就是陶渊明的心灵轨迹之自况吧!

三、因遗憾而遐想

《与子俨等疏》中说：

“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

”这对理解《闲情赋》的理想范型至为关键。

从各种陶渊明年谱可知，30岁原配去世，继娶翟氏。

与翟氏的生活关系，有些传记略有涉及。

沈约《宋书·隐逸传》中写陶渊明“为彭泽令，公田悉令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由此可知，夫妻两人，一放达，一实际。

妻子也有自我意识，有着相对的自主性，敢于与夫君争执，并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女子。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记载：

“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

”似乎有些夫唱妇随，相濡以沫的味道，这也与“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之七）有一致之处，仁慈，贤惠，务实，勤劳，说是“仁妻”不为过。

可是，“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

翟氏未能明白陶渊明“岂不实辛苦?

所惧非饥寒。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固穷守节之心。

因而陶渊明发出“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的感叹也就自然而然了。

陶渊明固穷守节，安贫乐道，忘怀得失，不慕荣利，志趣高洁，襟怀坦荡，旷放达观，冲融远淡，要真正成为他的知音，谈何容易。

南朝梁时的诗评家钟嵘在《诗品》中把陶渊明的诗品评为中，还不如品评为上的张协的诗。

刘勰在《文心雕龙》未提及陶渊明。

这两位大理论家都有如此失误，又怎能责怪翟氏对其丈夫的不理解、不支持呢?

作为天才诗人的灰暗背景，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女性，勤勉操劳之时偶然来点抱怨也在所难免。

在陶渊明的生活中，翟氏扮演的只是生活伴侣，而极难成为心心相印的契友与知音。

试设想一下，如果翟氏真正懂得陶渊明，且如黔娄妻和老莱子妻那样，成为丈夫的生活伴侣，更是精神上的知音，那文学史上的陶渊明及其诗文将是另一番模样，或许会少了些矛盾与苦恼、落寞与惆怅，那由悲凉与欣豫交织而成的张力也许会减退不少。

据杨勇先生《陶渊明年谱汇订》，《咏贫士》诗作于56岁，《与子俨等疏》作于57岁，《闲情赋》作于58岁，《闲情赋》有句“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可证明定于58岁为是。

假如是这样，那么，《闲情赋》的创作的直接动因或许就是陶渊明在夫妻关系上“室无莱妇”的遗憾激发了补偿爱情失落的冲动。

陶渊明是一个追求高致的士子，他在《自祭文》中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

箪瓢屡罄，絺绤冬陈。

含欢谷汲，行歌负薪。

翳翳柴门，事我宵晨。

春秋代谢，有务中园。

载耘载籽，廼育廼繁。

欣以素牍，和以七弦。

冬曝其日，夏濯其泉。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

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

惧彼无成，偈日惜时。

存为世珍，殁亦见思。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

宠非己荣，涅岂吾缁?

摔兀穷庐，酣饮赋诗。

”固穷守节，乐天委分，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高洁襟怀，普通人难以践履，即使同为“庐山三隐”的周续之之辈，也顶不住外在的压力与诱惑，从而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陶渊明在夫妻关系上所欠缺的情感需求，更高的精神超越，从哪儿获得补偿呢?

他得以持守节操的动力何在?

知音的缺乏，只能在非现实的精神生活中去获得弥补和提升。

因而，就出现了袁行霈先生所说的那种“爱情的遐想”。

四、追寻传说中的女性知音

陶渊明在遐想中去获得补偿外，还有另一种更为内在的方式，即“缅怀千载，托契孤游”（《扇上画赞》）。

以下几例就是《闲情赋》所追求的理想女性的最佳原型，是构成《闲情赋》最为浓烈的底色。

《与子俨等疏》中有“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一句。

“莱妇”就是指老莱妻。

老莱妻事迹见《列女传》卷二：

“莱子逃亡，耕于蒙山之阳，葭墙蓬室，木床著席，衣蓬食菽，垦山播种。

人或言之楚王日：

‘老莱，贤士也’。

王欲聘以璧帛，恐不来。

楚王驾至老莱之门，老莱方织畚。

王曰：

‘寡人愚陋，独守宗庙，愿先生幸临之。

’老莱子曰：

‘仆山野之人，不足守政。

’王复曰：

‘守国之孤，愿变先生之志。

’老莱子曰：

‘诺。

’王去，其妻戴畚菜挟薪而来，曰：

‘何车迹之众也?

’老莱子曰：

‘楚王欲使吾守国之政。

’妻日：

‘许之乎?

’曰：

‘然。

’妻曰：

‘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椎；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斧钺。

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禄，为人所制也。

能免于患乎?

妾不能为人所制。

’投其畚菜而去。

老莱子曰：

‘子还。

吾为子更虑!

’遂行不顾，至江南而止，曰：

‘鸟兽之解毛而织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

’老莱子乃随其妻而居之。

”老莱子妻贤明之至，其理念为“妾不能为人所制”。

拒绝“守国之政”，态度坚决，把自由、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决不为利禄而动心。

陶渊明对自己的儿子们表明自己的遗憾，从正面树立起自己的理想配偶的光辉形象，体现出傲睨权贵、追求自由的崇高人格。

为了获得儿子们的理解，在《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提到“余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

”孺仲妻事迹见《后汉书·列女传》：

“太原王霸（霸，字孺仲）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

霸少立高节，光武时连征，不仕。

妻亦美其志行。

初，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后子伯为楚相，而其子为郡功曹。

子伯乃令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

霸子方耕于野，闻客至，投耒而归。

见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视。

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

妻怪问其故。

始不肯告。

妻请罪，而后言日：

‘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曹蓬发厉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

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

’妻曰：

‘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

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贵?

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

’霸屈起而笑日：

‘有是哉!

’遂共终身隐遁。

”这则史载传记见出王霸之妻取向高洁，为夫分忧，志趣相投，能从最贴心处开导丈夫，高情薄云汉，坚定了丈夫的守节之志。

这与“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之七）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

《归去来辞》写辞官归田，心情之欢快溢于笔端。

但是有一奇特的现象：

欢快中竟然没有出现妻子的身影。

“稚子候门”、“携幼入室”乃在情理之中，写童仆欢迎，也很自然，即使是松菊和三径，也没遗漏。

“仁妻”何在?

是疏忽忘写了吗?

当杜甫听闻官军收复蓟北时，不也写道“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吗?

这肯定有原因，或许不只是在彭泽令上争论种秫和粳的问题。

《归去来辞》中写道：

“依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陶渊明之高趣，其妻也许难以理解，其孤独的情怀，其妻也许无法化解。

因为“仁妻”并非於陵仲子妻，不能明了“容膝之易安”。

刘向在《列女传》卷二记：

“楚王闻於陵仲子贤，欲以为相，使使者持金百镒往聘迎之。

於陵仲子曰：

‘仆有箕帚之妾，请人与计之’。

即入，谓其妻曰：

‘楚王欲以我为相，遗使者持金来。

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

可乎?

’妻日：

‘夫子织屦以为食，与物无治也。

左琴右书，乐也在其中矣。

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

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其可乎?

乱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

’于是仲子出谢使者而不许也。

遂相与逃而为人灌园。

”於陵仲子贤妻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不贪分外之欲，过左琴右书的生活，安贫乐道，保命免忧。

因此，陶渊明才会在《扇上画赞》上赞曰：

“至矣於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甘此灌园。

”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赞曰：

“黔娄之妻有言：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

”把黔娄之妻的话奉为人生箴言，把黔娄夫妇引为同道。

黔娄妻事见刘向《列女传》卷二：

“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

其妻出户，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砖席稿，组袍不表，覆以布被，首足不尽敛。

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

曾子曰：

‘斜引其被则敛矣。

’妻曰：

‘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

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于此。

生时不邪，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

’曾子不能应，遂哭之曰：

‘嗟乎，先生之终也!

何以为谥?

’其妻曰：

‘以“康”为谥。

’曾子曰：

‘先生在时，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

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

’其妻日：

‘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

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得仁，求义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

’曾子曰：

‘唯斯人也而有斯妇!

’”这对相知相爱的夫妇，是天造地设的绝佳配偶，是陶渊明最为心仪的人生伴侣和奇情知音。

上述史传中的贤明女子，有追求个人的自由而不愿与最高统治者合作者，也有因男子为女子差点失去一生节操，还有不愿因贪富贵而丧命之安贫乐道者，更有钦佩丈夫的正直人格且为仁义而珍爱其夫者，这些志趣高雅、情感深厚的女性，与丈夫的关系不仅是生活情侣，也是情感密友，更是精神知己。

这些光辉的女性为陶渊明的《闲情赋》的理想女性的塑造，提供了最佳版本。

赋中那位“负雅志于高云”的女子，与史传中这些贤惠明智又感情细腻的女子，都成为了陶渊明心目中的最理想的女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此结论：

《闲情赋》的写作缘由，从陶渊明的序言中看，似乎是一次模仿张衡和蔡邕的“闲情”之作，但更为直接的缘由是陶渊明弃官归隐田园后，由于谋生的艰难带来的家庭生活的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境况，妻子的不理解及愠言刺激了作为诗人的陶渊明那敏感的神经，极度的孤独感与失落感，促使他只有在对离去的至亲的思念中回味人生，在自尊自恋中傲睨人生，在缅怀千载中追寻理想。

因此，我们可以说，《闲情赋》的写作的直接动因来自他的“室无莱妇”的遗憾，其中理想女性的塑造来自于现实中的至亲弟妹，甚至包括自我的形象，同时也来自于陶渊明因现实的失望而从史传中寻觅到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