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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之间
传统与现代之间：
犹太教改革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狂飙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命运，也把地球上的大多数族群裹挟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传统。
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任何其它文明，不论其历史多么悠久，多么灿烂辉煌，都无法逃脱传统或现代的抉择。
犹太、印度、阿拉伯、中国，概莫能外。
然而，相比之下，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中，最成功的莫过于犹太人。
一方面，犹太人在物质和制度层面上现代化了，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成功地保存了犹太教。
正是犹太教作为这个族群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在文化上维系了犹太人的族性（JewishIdentityorJewishness），使之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神州大地上发生过的一切政治和思想文化大事，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国民革命、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共产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经济改革，等等，莫不与传统与现代的抉择有关。
现在看来，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中国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在历经曲折和磨难后已经走上正途，其光明前景是可以预期的。
然而，中国人的精神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位。
大多数国人至今仍然没有在文化上自觉“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知道中华民族的族性（ChineseIdentityorChineseness）何在。
现在，是应该在文化上确立这样的族性或民族意识的时候了。
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民族何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确立自己的文化族性？
对此，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关的论战此起彼伏，大开大合。
“全盘西化”、“国粹主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新儒学、新道家，诸如此类。
其立场既有民族主义的，也有世界主义的；既有激进的，也有保守的。
不一而足。
本文不打算在这些理论或主义的基础上“接着讲”，而试图另辟蹊径，即采取历史叙事、比较宗教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路径，首先阐述犹太教改革的过程和主要措施，分析其作用和意义，然后比照犹太教改革的成功经验发掘它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最后分析犹太教改革和中国当代文化背景的共同性，借以证明何以犹太人现代化和宗教改革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攻玉”的“他山之石”。
一、犹太教改革梗概
1801年，“犹太教改革之父”以色列雅克布逊在德国哈茨（Harz）的一个小镇上建立了第一个改革派圣堂，从而拉开了犹太教改革的序幕。
此后，在德国的柏林、汉堡、布来斯劳、波恩、海德堡、法兰克福等地相继出现了许多改革派的圣堂。
尽管由于王权的干预和传统犹太教的阻挠，改革曾几度遭受挫折，但是，到1846年第一次自由派拉比大会召开之际，犹太教改革派已经从传统犹太教阵营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兴独立的宗派了。
犹太教改革的著名理论家是盖革（AbrahamGeiger,1810-1874）、科罗赫马尔（NachmanKrochmal,1785-1840），候德海姆（SammuelHoldheim,1806-1860），后来有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代表怀斯（IsaacMayerWeis,1819-1900）等。
作为黑格尔和维柯哲学的追随者，克罗赫马尔认为，“绝对精神”在不同是时代和不同的民族那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
在希腊为艺术和哲学，在罗马为法律和政治，在以色列则为对上帝的宗教探求。
每一个民族都受制于形成、成熟和灭亡的规律。
但是，犹太人由于从民族形成之初就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因而是彻底精神性的、永恒的民族。
犹太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引导人类走向绝对精神。
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改革派形成了犹太人的使命观：
在全世界传播伦理一神教，成为人类信守一神教的榜样。
因此，犹太人的散居不是如传统所说的是对犹太人犯罪的惩罚，而是上帝为使其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而做的有意安排。
也正是由于这一使命观，犹太教改革派长期拒绝犹太复国主义。
候德海姆更明确地指出：
历史之展开过程是一部不断前进的历史，在这个进步之梯上，后来的步伐必定要超越前人的足迹。
传统如果不再适应新的时代就必须做出调整。
犹太教必须服从时代的潮流。
在这些思想家的引导下，改革派以历史进化论为理论武器，与传统犹太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传统犹太教相信，《托拉》是摩西在西奈山接受的上帝的启示，《圣经》和《塔木德》中的诫命和律法是超时空的、永恒的，因而不可更改。
时代可变，犹太教不可变。
改变了的社会现实应该适应不变的犹太教，而不应该让不变的犹太教适应变化了的时代。
与此不同，改革派认为犹太教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信仰体系，是一个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传统，进而将整个民族都卷入其中的动态过程。
犹太教的历史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犹太教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因此，犹太教应该与时俱进，尤其是其中的礼仪、程序和习俗更应该应时而变。
犹太教的改革主要表现为圣堂礼拜以及习俗的革新。
按照传统犹太教，在圣堂礼拜仪式一律用希伯来语，即读希伯来语《圣经》，用希伯来语布道、祷告和吟唱。
改革派则将礼拜用语改为当地语言，在德国为德语，在法国为法语，在英国即为英语；传统犹太教圣堂礼拜时有歌唱而无合唱和伴奏，改革派引入了基督教的管风琴伴奏与合唱；传统犹太教在圣堂做礼拜时男女分席而坐，女人没有正式席位。
改革派则改为男女混坐；传统犹太教的成年礼只适用于13岁的男孩，不为女孩举行成年礼，改革派的成年礼既包括男孩，也包括女孩。
传统犹太教规定每一个犹太男孩在出世后第八天施行“割礼”，以表明其为“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
19世纪的改革派废弃了这种“野蛮的、血淋淋的行为”。
传统犹太教有系统的饮食律法，明确规定那些动物和植物可以或不可食用，而且还规定了可食动物的屠宰方法。
改革派废弃了这些“稀奇古怪”、没有根据的陈规陋习。
传统犹太教对于犹太人日常的穿衣戴帽也有许多繁琐的律法，这些也都被改革派弃之不用了。
犹太教改革的直接后果是传统犹太教的分裂。
公元六世纪，拉比犹太教取代了更早的圣经犹太教。
一直到改革之前，拉比犹太教一直是犹太教的主流，是大多数散居犹太人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指南。
改革一下子打破了维系了上千年的传统犹太教，改革派（ReformJudaism）从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教派。
传统犹太教仍然以正统派自居，而且还出现了正统派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正统派，其主要代表是德国的赫尔施（SamsonRaphaelHirsch,1808-1888）和意大利的卢扎托（SamuelDavidLuzzatto,1800-1865）,从而形成了改革派与正统派的双峰对峙。
19世纪中叶之后，原本拥护改革派的一些人感到改革派的立场和改革措施过于激进，从情感上难以接受，转而趋于保守。
这批人先是在德国称为历史学派，后来移民到美国后正式建立了保守派的犹太教（ConservativeJudaism），其代表人物是弗兰克尔（ZachariaFrankel,1801-1875）、拉波鲍特（SolomonJudahRapoport,1790-1868）和美国的谢西特（MorrisJoseph,1819-1900）等。
其实，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基本立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主张犹太教的历史性和与时俱进，反对僵化陈腐的传统，主张对传统律法和宗教礼仪实行改革，因而都属于自由派或进步派（LiberalorProgressiveJudaism）。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教又分化出“重建派”，这是一个观念上更为激进的犹太教宗派，它用“拯救的力量”取代了传统犹太教中的“上帝”，认为犹太教不是以上帝为核心的宗教，而是一种内涵更丰富的文明。
其创始人是美国纽约的开普兰（MordecaiKaplan,1881-1983）。
犹太教改革兴起于19世纪的德国，发展、壮大于20世纪的美国。
这是因为随着欧洲反犹主义的肆虐和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日益加剧，大部分犹太人逐渐移居美国。
目前，全世界有1200多万犹太人，其中近一半居住在美国。
在美国的犹太人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犹太人占72％，足见其势力和影响之大。
二、犹太教改革的作用和意义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作为犹太启蒙运动先驱的门德尔松就提出过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目标：
“一方面他试图冲破隔都的禁锢，把犹太人改造成真正的欧洲人；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犹太人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
因此，在犹太人融身于欧洲文化时，他们必须学会如何生活于两个世界――世俗世界和犹太世界，也就是要肩负双重的文化重任。
”就是说，一方面使犹太人现代化，另一方面要保住犹太教，从而维系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或宗教共同体的存在。
历史表明，犹太教改革就是朝着这两个目标努力的。
从总体上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检验，犹太教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的两个目标基本上得到了实现。
首先，犹太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犹太人的大多数，包括多数正统派都接受了科学，而且在不到100年中培育了1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犹太人可以参与现代化国家的管理，不仅以色列这个现代民主国家是犹太人管理的，就是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从首相、大臣、国务卿、部长、州长到议员和具体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有犹太人置身其中，而且代不乏人。
如今犹太人在欧美各国的工业、金融领域坚执牛耳，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师荟萃，他们在物质财富的占有和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大大高于平均值，就连犹太教的学校、圣堂以及家庭也都装备了现代化的设备。
可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现代化的程度比同一国度的非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犹太教仍然对犹太人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美国为例。
根据联合犹太社团（UnitedJewishCommunity）2002年10月公布的人口调查，目前美国的犹太人口为520万，他们分布在290万个犹太家庭中。
犹太人口的56％在归属于某个圣堂，坚持常规的宗教活动。
44％的犹太人没有在圣堂注册，不参加常规性的犹太教活动。
但是，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按照犹太习俗生活，例如过安息日以及逾越节、新年和赎罪日等重要的犹太节日。
尽管在西方各国都有一些世俗的犹太人，但从总体上看，现代化了的犹太人仍然是一个以犹太教为文化认同的族群。
由此可见，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抉择中，犹太人做到了“兼顾彼此”（both/and），既实现了现代化，又保持了犹太教传统。
当年门德尔松提出的双重任务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曲折经历后基本上得到了实现。
虽然传统犹太教分裂了，但毕竟多数犹太人仍然留在了犹太教的阵营，没有皈依基督教，因而挽救了犹太人的族性（Jewishness）。
时至今日，犹太人仍然是一个具有统一文化认同即犹太教的族群。
概括犹太教改革及其后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第一，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调和的统一关系。
现代化就是凸显理性，就是工业化，就是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就是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物质生活的提高。
这些都属于物质文明或器物文明的范畴。
器物的改善、物质方面的现代化是人必要的，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增益了人类的福祉。
但是，人不仅需要物质生活，还需要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
人的道德和精神生活关乎价值，物质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
它需要文化和宗教，而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传统的民族来说，价值和精神就体现在传统中。
因此，传统不可以随意抛弃，只可以改造和革新。
犹太教改革运动恰好是这样做的。
不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还是重建派，尽管它们对传统的取舍多寡不一，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传统的价值，存留了犹太教。
第二，理性的科学可以移植到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
尽管经过改革的犹太教诸宗派对于神启、神迹，以及律法的变与不变有不同的认识，但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上帝概念和摩西律法的道德约束力。
同时，各个宗派都培育出了杰出的人物，不论是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还是科学家、思想家。
一个犹太人，既可以是宗教信徒，也同时可以是哲学家或科学家。
作为整体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既可以是宗教性的，同时也是现代化了的。
这表明，现代科技文明完全可以嫁接在传统价值的基础之上，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可以并驾齐驱，彼此不仅不对立，而且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第三，传统必须改革。
保留传统不等于全盘接纳传统，而是要改造或重建传统，使传统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更好地为当代人服务。
因此，传统的去留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传统本身而保留传统。
时代不同了，传统必须改革和重建。
不改革，传统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没有吸引力，没有信众，因而无法起到犹太教的作用。
犹太教之所以至今仍然是犹太人信奉的宗教，就在于它是经过改革的宗教。
改革派和保守派都属于改革了的犹太教，其信徒占了犹太人的大多数，就是正统派也朝现代化的方向做了适当调整。
第四，改革是对传统的扬弃，是在犹太教框架内的推陈出新，而不是全盘否定或与传统“彻底决裂”。
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批判的继承”。
美国的改革派分别于1885、1937、1976、1999年四次发布纲领性文件，其中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饮食律法的条款有所改变，但是其基本信仰和精神没有变，犹太教之于犹太人的作用没有变。
1885年的《匹斯堡政纲》写道：
“我们确信，在此起彼伏的斗争和考验中，在迫不得已的孤立情况下，犹太教为人类保存并捍卫了上帝观念，并奉之为宗教的核心真理。
”到了1999年，中央拉比大会的文件仍然认为，“改革派犹太教的伟大贡献就是能够使犹太人民得以在保留传统的同时进行革新，在确定共同性的同时包容多样性”，改革派的原理“肯定犹太教的核心信条，即上帝、托拉和以色列人。
”这些犹太教改革派的纲领表明，改革对传统是既保留又革新，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正是这种改革了的犹太教成了多数犹太人的精神支柱。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犹太人通过改革实现了现代化并保留了犹太教精神这个事实，证明了宗教对于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尤其是在处于优势且具有强烈传教倾向的基督教文明面前，任何民族，哪怕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要想抵御住侵袭，免受同化，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巩固和发展原有的宗教，把大多数人吸引到自己的宗教上来，使之成为民族的精神，成为该民族的灵魂，否则，都无法逃脱被同化的命运。
犹太人之所以至今仍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和共同精神的族群自立于世纪民族之林，得益于犹太教，得益于改革了的犹太教。
如果没有犹太教，犹太人就没有独立的犹太精神；如果没有犹太教的改革，陈腐的犹太教则不能凝聚犹太人群体，散居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犹太人恐怕早已皈依了基督教，同时被现代化的浪潮卷得无影无踪了。
如果说古代的犹太教塑造了古代犹太人的族性，使之和外邦人区别开来，那么，宗教改革后的犹太教则塑造了现代犹太人的精神和族性，使之在现代甚至后现代社会中仍然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
正如犹太教改革派1937年的《哥伦布纲领》所说：
“如果以色列人是一个躯体，那么犹太教则是其灵魂……以色列已经靠共同的历史，首先是共同的信仰遗产的纽带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一个民族的维系，没有宗教不行，有宗教而没有与时俱进的改革也不行。
一言以蔽之，犹太教的改革是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其回应的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兼顾与妥协。
事实表明，犹太教的改革是成功的。
犹太人的成功的宗教改革为类似的族群走出了一条可以通行的路。
三、犹太教改革对中国文化改革的启示
当代中国人可以从犹太教改革的成功经验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既然犹太人的经验表明，传统和现代化是可以调和的，那么，中国人在传统或现代化的抉择面前的态度也应该是“兼而取之”，而不是“非此即彼”。
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既不应该全盘西化，数典忘祖，照搬外国的一切，也不应该盲目排外，固步自封，采取“国粹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接受现代性的同时，兼顾传统的价值观。
既然犹太人可以在犹太教的基础上成功地嫁接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那么，中国人也不妨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为基础来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
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没有确定的国界和疆域。
现代科学技术发生、成长于欧美，来自西方，但是不属于西方。
它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不乏科学的因素和成分，但没有系统的科学，更不可能包含现代科技。
因此，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有些人那样苦心孤诣地从中国传统中去“开出”什么现代科技或寻找其根源。
也许我们应该采取犹太人的态度，把西方现成的现代科技“拿过来”，直接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哲学家们在这方面尽可以省却脑细胞的耗费，让科学家们放心大胆地引进和创新。
人文学者另有使命，那就是创造性的革新和重建传统，为国人确立精神价值，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
既然犹太人的成功经验在于改革传统，那么，我们也应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行改革。
对于价值和文化精神，我们不能采取“拿来主义”，而应该改革和重建。
改革传统就是扬弃传统，就是对传统既保留，又摈弃。
和犹太人的宗教改革相似，中国传统的改革和重建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运作，而不是“彻底砸烂”后“另起炉灶”；就是要甄别和保留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性的精华，剔出其不符合现代需要、不符合人性的糟粕。
与此同时，还要敞开胸怀，将东西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优秀成果尽可能吸纳其中。
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建立可以作为中华民族之魂的新文化、新宗教。
犹太教改革虽然导致传统犹太教分裂成各个宗派，但这些宗派都没有超越犹太教的范畴之外。
“五四”前后，中国学界在对待传统和西方科技的问题上也分为若干学派，例如以陈独秀、胡适等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张之洞等代表的“中体西用”派，以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为代表的“国粹派”，以及“文革”后李泽厚等主张的“西体中用”派。
后者主张以西方的科技和价值体系为主干，适当接纳中国传统。
因其以西方理念为“体”，故可以称为“准全盘西化派”。
从犹太教改革的经验来看，“全盘西化”论和“准全盘西化”论都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它们的基本取向是拒绝传统，不承认前后相继的民族精神。
“国粹派”食古不化，固步自封，不合潮流，没有体现时代精神，因而也不足取。
“西化派”和“国粹派”有如犹太教改革时期的改宗者和正统派。
前者是传统的叛逆，后者则是传统的卫道士。
犹太教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有效地遏止了皈依基督教。
犹太教之正统派虽然作为一个宗派有其独立存在的地位，但是属于少数派（在美国只占信教犹太人的21%）。
这样看来，在这几种选择当中，“中体西用”是公允可行之论。
它类似于犹太教之自由派，即包容大多数犹太人在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
但是，我们的“中体西用”和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主张有所不同。
他们的中体西用是在引入西方之科技的同时，原封不动地接受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
他们所说的“体”是宋明儒学的体系，他所谓的“用”就是“经世致用”，即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利用。
在这里，“体”具有“根本”、“主要”的意思，“用”则是工具性的、次要的，辅助性的。
就其目的而言，仍然没有超越更早的魏源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其根本错误是无视时代的变化，没有认识到“体”也应该与时俱进，应时而变。
我们所说的“体”不离中国的传统，尤其不离儒家的传统，但是，“体”指的是以时代精神改革了的传统，是在传统基础上广泛吸收东西方文化之精粹后重新建立的新传统；不是那既定的、原封不动的旧传统。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体”，才是可以和科学技术的“用”相结合的“体”；只有这样的“体”，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人性需要，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人的族性，起到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和犹太的不同，我认为有两点：
其一是说，犹太教是一个连续的没有间断的传统，而中国的传统则是间断了的传统。
其二是说，犹太传统是典型的宗教传统，中国的传统则不尽然。
这两点不同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之路和犹太教的改革方式不完全相同。
因为犹太教是一个连续的传统，其改革方式就是对现有的一脉相承的犹太教进行革新和改造，即以历史进化论为准则，甄别并放弃犹太教中那些不合时代精神的、陈腐的学说、仪礼和习俗，选取并保留那些合乎时代要求的因素。
事实上，犹太教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这样做的。
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传统在“五四”前后中断了。
目前，除了职业哲学家、思想家以外，大多数中国人对传统价值观不甚了了，传统价值已经失去了人的载体。
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就不能像犹太人当年的改革那样以革新为主要任务，首当其冲的是传统的接续，即回到“五四”，回到传统中断的地方，和原有的传统衔接起来，“然后”再进行革新和改造。
然而，时间的一维性特征决定了历史不能重演，我们无法在时间上回到过去。
因此，接续传统和革新传统不是时间上有先有后，而是逻辑意义上的先后。
不是先用10年或更多的时间恢复传统，然后再用若干年的时间改造传统，创建新文化。
从时间上看，接续和革新是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说，在了解传统，接续传统的同时对传统进行改造和重建。
但是，接续和革新毕竟是双重任务，因此，较之犹太教的单纯革新更繁重、更复杂。
对此，担当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任务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和犹太的第二点不同十分重要。
犹太人的传统是一个宗教传统。
宗教传统不仅有信仰、礼仪和习俗，而且有组织和信徒。
这也就是说，犹太教是制度性的宗教。
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信仰，没有组织和信徒，那它只是哲学。
哲学永远只是极少数人的理性追求，因而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宗教则依靠信徒和教会式的组织把信仰化为每个信徒的精神，使之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和具体的行为中。
因此，宗教比哲学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目前，世界上80％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宿。
犹太教之于犹太人也是这样。
无疑，中国的传统中包含宗教，佛教、道教即是。
但是，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大陆信徒不多，只是少数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况且，佛教和道教因其过于出世和消极而不可能成为多数人的宗教。
实际上，中国的主流传统是儒家。
然而，儒家在许多人心目中不是宗教。
就观念上说，先秦儒家由于有较多关于天道的内容而具有较强的宗教性。
但是，宋明儒学则不强调天道，人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体，礼教和修身养性成为其主旨，这就削弱了其宗教性。
然而，如果从功能上着眼，儒家始终是宗教，而且是有信仰（如天人论、性命论）、习俗和组织的制度性宗教。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教还成为与君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官方宗教，即国教。
从隋朝起，儒教借助科举制度成为信众广泛且稳定，并与官僚体制融为一体的国教。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毋庸置疑，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国性或族魂的作用，是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和生活指南。
鉴于犹太人的经验，中国应该恢复儒教，使之成为多数中国人的信仰和文化认同。
当今中国的文建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儒教。
也就是说，回到五四，承续传统主要是接续儒家传统；在接续儒家传统时，要通过“批判地继承”或“创造性的转换”，使儒家成为有教义、有仪礼、有组织、有信众的宗教。
美国犹太学者列文森认为，儒教已经随着君主制在中国的覆灭而被放进了历史博物馆，永远不会复苏为活的宗教了。
列文森看到了传统儒教与封建国家一体化的特征。
但是，他忘记了，儒教并非一直是官方的宗教，从孔子到董仲舒之前就不是官方的宗教，因此，它在未来也不必是官方的宗教。
列文森不懂得，意识形态有它的独立性，因而能够脱离原来所依附的主体而寻找新的载体。
我们认为，在封建官僚制度覆灭之后，儒教的载体应该从官方转移到民间。
中国有13亿人口，他们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一样，渴望具有人性本身所要求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指南。
这就是儒教赖以生根、发芽和成长的温床。
因此，在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学者的使命不仅是接续传统，创立新的教义，使儒教学说“慧命相续”，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儒教民间化，把儒教的学说传播给广大的群众，使之成为儒教的信徒，使儒教的信仰和价值观真正变成老百姓的精神和生活指南。
只有那时，我们才可以面无愧色地说：
中国人不仅可以实现物质上的现代化，而且在精神上有自己独特的族性和国魂，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堂堂正正的一员。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极力提倡“孔教”，力图使之成为中国的“国魂”。
列文森总结了他的看法：
“如果没有儒教，中国就像一条无舵的船，随时都会沉没。
儒教是中国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犹太人由于保存了犹太教，所以尽管他们的国家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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