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许多问题北京该怎么办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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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
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
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
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
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
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
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
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
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
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
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筹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
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至30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
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它们的功能只以居住为主。
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
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继续。
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
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是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
北京市区人口规模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
首先是水资源紧张。
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342立方米，大大低于全国人均2517立方米的水平。
北京可用水资源为年均42至4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2亿立方米，地下水20至25亿立方米，在市区周围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因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区，水资源的供需缺口很大。
其次是土地资源紧张。
全市耕地减少，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已从1952年的0.23公顷下降到0.10公顷，市区的有限土地资源也将制约市区发展的规模。
此外，生态环境、交通设施、能源等都对城市发展规模产生制约的作用。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
这表明，北京市区已不能再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了。
对于目前日趋严重的交通与环境问题，北京市多通过架桥修路、控制排放等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
但是，技术手段只能解决某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东京是用技术手段争取空间的典型。
这个城市通过巨额投资，取得了很高的交通效率，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还是要谈迁都，他们称为“行政中心转移”，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
东京与北京人口相当，城市形态也是“单中心＋环线”模式。
20世纪40年代，东京曾提出在市区及周围地区建设绿地系统和环状绿化带，厚度为1至5公里，距中心区10至15公里，面积计划为180平方公里。
但是在二战之后，东京城市急剧发展，成为“飞速膨胀的大城市”，城市向郊区蔓延，20世纪50年代东京每年增加30万人，60年代人口即超过1000万人，迫使绿化带后退，不断修改计划，到1968年绿化带只剩下90平方公里，而到80年代，又提出广域绿化带构想，把东京绿化隔离带挪到距中心50至60公里的地方发展了。
东京被日本建筑界称为“炸面饼圈”式的城市，犹如我国建筑界称北京为“摊大饼”。
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聚焦”作用越来越强，东京曾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政府不得不投巨资加以解决。
现在，东京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地面铁路规格统一，不仅覆盖整个东京，而且与首都圈内其他城市直接相连，利用铁路要比利用小汽车快得多。
快捷的铁道客运系统已成为东京居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
在东京23个区，公共交通承担着70％的出行，为世界之最。
其中在城市中心区，90.6％的客运量由有轨交通承担，车站间距不超过500米，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的大气污染、噪音等交通污染仍十分严重，市民们纷纷抱怨市中心区是“工作者的地狱”，而每日在进出市区的地铁里被挤成沙丁鱼的样子，使他们很难感到这竟是一个经济水平一流的国际城市。
东京政府当局已认识到通过扩充道路来解决交通问题以及通过技术手段来争取空间的政策已走到极限，为给城市的发展寻找空间，“行政中心转移”被提上日程。
北京与东京城市形态相似，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相似：
绿化隔离带不断萎缩。
北京在1959年明确的围绕市中心区的绿化隔离带有300多平方公里，这一面积到1982年减少到260平方公里，1992年减少到244平方公里，而这24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非建筑面积只有160多平方公里。
现在北京市已把绿化隔离带的建设提上空前高度，但总的来看，在1040平方公里的规划市区内，绿化面积依然匮乏，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城市目前的建设用地与绿化用地的比例约为1：
2，北京相差甚远。
城市发展呈现“飞速膨胀”特征。
199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1991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后仅过去两年，北京市区中心就提前15年实现城市用地规模，达到288.07平方公里，人口也达到527万人，比2010年人口目标还多出82万人。
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交通及环境问题，但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效果并不理想。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
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
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2000年2月22日，《经济参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筑学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
》，尖锐指出：
“精华日遭蚕食，京城‘撑’破在即”，“旧城内大规模拆房开路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旧城‘聚焦’效应，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
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长期以来，北京各届政府由于大都急于在任期内做一番‘宏伟’事业，并且常常把城市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央的支持上，因而一直缺少对北京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
其结果导致城市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大都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建设需要，并且多集中在旧城做文章，使北京多次错过了合理解决‘旧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矛盾的机会。
”
在这篇文章里，50年前的往事被再次提起。
方可介绍道，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的中心区主要是指中央的行政中心）。
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
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
旧城本来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
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
“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常学术味的争论，很快就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加以否定了。
他认为，“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见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带来的后果，不能不感叹梁思成当年的远见卓识。
从北京1950年以来发展的事实来看：
短短四十余年，市区建设已经‘摊’到四环一带，不算卫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六至七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当初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完全可以往旧城外建设几个新的中心。
由此可见，梁思成的主张不仅是一个新的行政中心选址问题，而且是关于北京城市空间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
历史就这样画了一个圈，许多问题又回到原点。
为此，有许多人提出来迁都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迁都会的问题
首都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了，比如我们用“北京”指代中国，用“伦敦”、“巴黎”指代英国和法国等，所以，首都担负着“国家形象”的重任，说它是一国象征也不过分。
有了这样的身份，按说应该稳定才对。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首都是很稳定的，迁都只是出于无奈。
然而，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全世界相继有1/3的国家迁了都，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近现代首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作者掌握着丰富翔实的资料，把近现代涌现出的迁都现象作了巡礼式的介绍，既有正史又有轶事，阅读中我们会有窥探一国家务事的感觉。
本来嘛，给首都搬家就是一件棘手的家务事。
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世界历史发生了诸多变化，世界经济在飞速变革，人群与人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随着战争的消长而变幻莫测。
在这个动荡的背景之下，我们对任何事都不能抱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它永固不变，比如说一个国家的首都。
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生命体，首都就相当于神经中枢，在任何时候，首都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地点，她的兴衰反映了国家的命运，内外战争中首都被攻占，往往代表着政权的更替，甚至国家的灭亡。
所以，首都应该是稳定的，正如大多数首都所表现的那样，一旦确定，就生根发芽，直到成为一国的象征。
但是首都搬迁的事古今中外都有发生，在个别国家的某个时期，迁都之举还频繁进行。
比如日本，在公元6世纪末～8世纪末的200年间曾七迁其都，平均28年搬一次家。
历史上一些大帝国在开疆拓土、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迁都——既为了巩固已得到的战争成果，也为了建立突袭性的前进基地。
这些，我们暂且不谈。
单说近现代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迁都，就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了。
本文所说的“近现代”，把时间的上限基本定在18世纪末，时间的下限，则至当前。
在这期间，全世界发生过迁都的国家共有61个，将近现有国家总数（194个）的三分之一。
这还仅仅就国家的“个数”而论，假若按这些国家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比值就高得多了。
可见迁都影响非常广阔，是牵动全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动作。
把首都迁向国土的中央
近现代迁都的国家，虽然在迁都的动机与设想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内迁”。
中国有“择天下之中而王”的说法，这个“中”指的是交通的中心。
在古代，国家的交通中心往往位于国土内部四通八达的一个地方，显然，首都定在这里有利于上情下达，也有利于把各地资源汇集过来。
所以，自古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把首都放在国境的内部，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有不少国家的首都位于海岸线或国境线上，但是，一旦政治情况发生变化了，它们就会把首都向国境内部迁移。
但并不是说从来没发生过首都外迁的事情。
比如俄罗斯18世纪初把首都从莫斯科外迁到圣彼得堡，日本19世纪中把首都从京都外迁到江户（即今东京），然而这类首都外迁的事后来再没有发生过。
近现代各国首都的内迁，是指从沿海迁向内陆，或从边境移向内地。
尼日利亚的首都内迁阿布贾，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与国内各地区的联系，均衡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发展，减轻原首都拉各斯人口过度密集的压力；
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马，位于国境中部，与全国各行政区的距离几乎相等，交通便捷，既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运作，又便于促进和推动地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所以说，首都内迁，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利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要么弥补原首都位置过于偏远的不足，要么分散原首都的人口和环境压力，从全国的范围内找一个新的重心，用来平衡各地的经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首都就像银河系的轴心，它迁到哪里，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重心就会偏向哪里，它的位置，决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布局。
因此，迁都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件纲举目张的事，目的就是以后不再迁都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国家在迁都之前都要做大量调研工作，寻找最适合建都的地点。
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国家会普遍征求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有的国家，甚至出现过要求举行全民公决的呼声。
首都内迁的地点，大多是（或靠近）该国的地理中心，非洲的尼日利亚、科特迪瓦与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就有这个特点。
而且，新首都的海拔大多比较高，从而具备了一系列天然优点：
气候温和，温差小，降水适中等。
如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马位于国境中部的高原东侧，海拔1136米，属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22℃，年降水量600毫米。
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位于巴西高原中部，海拔1000米，气候干燥、温和，年平均气温27℃，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再如马拉维的新首都利隆圭，位于中央高原上，海拔1134米，受附近的马拉维湖的调节，几乎是四季如春。
巴基斯坦从1947年8月15日起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这个新国家独立之初就面临定都的重大抉择。
当时印巴刚刚实现分治，巴基斯坦衡量自己各省的条件，多数都不利于奠都其间，比如西北边境省偏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俾路支省自然条件差，经济、文化水平低；
旁遮普省虽然富裕，地理地位居中，但教派矛盾突出，它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拉合尔，与印度过于接近；
东巴基斯坦省与国家的主体部分隔离，联系极其不便，等于孤悬一方。
总括看来，这些省份都不具备建都的应有条件。
惟独信德省的卡拉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国际往来便捷，又是全国第一大城市，有自然形成的号召力。
加之信德省政府明确表示，愿意联邦把首都设在本省，并且很快正式提出建都卡拉奇的建议。
事实上，当时也只有信德省有能力、有条件承担建都的任务。
建都卡拉奇的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下来。
1948年7月23日，巴基斯坦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正式宣布卡拉奇为宪法首都。
从定都开始到1959年9月，共有6任总督或总统和7任总理在卡拉奇供职。
在这里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推动了各级行政机构的建立，巩固了国防，安置了数百万难民，为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巴基斯坦在卡拉奇设都，也存在许多难题：
首先是人口压力大，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不了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
1941年，卡拉奇人口仅40万左右，独立后人口猛增，1950年就已超过百万。
随着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住房、就业、卫生、交通乃至食品等问题愈益严重；
其次，大量生活必需的水和食品需从外地调入，既难于满足人口需要，又增加了交通运输的压力；
第三，中央政府的设置，加重了卡拉奇的负担，无形中限制了它作为进出口中心和国际海运枢纽等优势的发挥；
第四，卡拉奇商业气息浓烈，整日人声鼎沸，市况嘈杂，不利于政府日常工作的进行；
第五，气候炎热、疾病多发，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到气候宜人的地方休假，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开支；
第六，外省人与当地人龃龉不断、中央政府和信德省政府之间也矛盾重重，在卡拉奇的归属问题上，中央政府和信德省政府之间的争执尤其尖锐。
制宪会议决定将卡拉奇从信德省划出，组建为直属中央的单独的行政区域，信德省穆斯林联盟理事会反对；
经过反复协商，信德省当局作出让步，将省的首府迁至海得拉巴。
但在房屋交接、难民安置、信德省议会补缺选举等问题上分歧犹在；
第七，卡拉奇濒临阿拉伯海，作为首都，易于遭到攻击，安全性差。
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使得巴政府必须就首都所在，作出新的统筹安排。
1959年初，巴总统下令组织了有气象、铁路、水利、电力、农业等方面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的委员会，对首都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论证。
同年7月15日，正式发表了委员会起草的报告，明确认为不惟卡拉奇不宜作为首都，全国也没有其他哪一座现成的城市可改建为首都。
只有另起炉灶，平地起家，从头建立一个崭新的首都，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建都问题。
国家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且立即开展新首都的选址工作。
最后选在旁遮普省最北端、拉瓦尔品第附近的波特瓦尔地区营建新都。
这个地区位于波特瓦尔高原西北部，地势起伏有致，在海拔503～610米之间，北有海拔1500米的马尔格拉山为屏障，西部有浅丘偎依，东南部是林木繁茂的开阔地，小溪和河流纵横交错，为城市生活和农业提供了充足水源；
基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有干、雨两季，平均年降水1143毫米，附近山上还会有雪，气温远较卡拉奇适宜；
自然资源丰富，有建筑用的大理石矿，土地肥沃，粮食和蔬菜供应充足；
公路和航运设施齐备，土地征用费用低廉。
1959年9月，制订新都建设规划的联邦首都委员会成立，包括了地形、地质、气候、供水、通讯、电力、卫生、人口等16个部门，各对有关项目进行具体的分析，仅“地区历史报告书”就长达300多页，从石器时代一直写到巴基斯坦独立，足见工作进行的细致和深入。
1960年5月24日通过了迁都总体规划，其中特别指出：
“首都不应当是工业或商业中心，只应当是首都”，应该把新首都建成“一座花园和花的城市，使全城看起来像一块美丽的地毯”。
6月22日，总统下令成立首都发展局，具体负责新都的建设。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新都取名为“伊斯兰堡”。
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护其国民不受外国的侵犯，因此，古代统治者除在首都集中大量的军队外，往往会选择有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的地理区位作为首都。
但在现当代国际环境下，国家已经不那样担心外敌的军事侵入，所以凡是首都内迁，考虑较多的是政治、经济乃至人口层面的问题，力求通过这种大动作，收到施政更加灵活、经济均衡发展、人口分布趋于均匀等多重效果。
但在某些国家，首都的内迁，似乎仍然包含军事上的某种筹划乃至国家安全的考虑。
尽管目前有人认为，在现当代日益先进的军事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真正致命打击，往往是“垂直地”突然而降，并非是“水平地”缓缓推进，所以地上的平面“纵深”不拘大到多少公里，都没有什么实际保障意义，但有关“内地安全”的传统构思，对某些国家首都的内迁，仿佛仍起一定的作用——至少在心理上蕴含着某种“安定”和“缓解”的潜在功能。
给首都搬家是个系统工程
迁都是件大事，有“牵一发动千钧”的效果。
不仅迁都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将随着新都的诞生而发生改变，其他国家也将依照新都的情况而改变与这个国家的联络方式，比如驻该国的使馆要迁到新都啦，随着该国政治经济和人口分布的改变，对该国的经济政策也要变化啦等等。
因此，迁都实际上牵扯到许多人的现实利益，是个系统工程，由于众口难调，实施起来就格外困难。
坦桑尼亚关于迁都多多马的打算，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坦桑尼亚独立建国之初，就已经有所酝酿了，只因费用过高，当时国力薄弱，无法承担，所以只能纸上谈兵，搁置了十多年，才得以正式提上日程。
1973年9月，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现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的前身）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把首都从达累斯萨拉姆内迁多多马的决议，并且计划10年内搬迁完成，当时估计需花费2.28亿英镑。
为了保证迁都工作的顺利完成，中央政府还特别增设了主管迁都工作的首都发展部。
多多马原是多多马行政区的首府，坦桑尼亚迁都于此，主要出于战略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考虑。
它位于坦桑尼亚的中部，几乎是全国的地理中心。
但是它的自然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干旱缺水，而且有的地方土地疏松易陷。
“多多马”一名，来自当地的主要居民戈戈（Gogo）族语言，意思就是“下陷”。
但多多马的农牧业发展良好，尤其交通发达，是东西向铁路和南北公路交通的枢纽。
把首都设在这里，既有利于国防，也便于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施政，还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
然而30多年过去了，虽然多多马的人口在2005年时已达到了40万，但迁都的进程却大大落后于计划，新都的营建，远没有全部完成。
到上世纪80年代末，已搬迁到多多马的党政机关不足计划搬迁单位的20%，已搬迁的政府工作人员占全体计划搬迁人员的百分比更低，仅10%。
这之后的20多年间，迁都的速度也并没有加快，不免给人举步维艰的感觉。
虽然总统府已经矗立在新都了，总统本人却仍在达累斯萨拉姆处理国务。
即使到2006年，坦桑尼亚中央政府基本上仍在达累斯萨拉姆运转，各国使馆全没搬家，中国的大使也仍然原地驻节。
以至于不明就里的人，仍旧认为达累斯萨拉姆是坦桑尼亚的首都，甚至一般出版物（包括地图集）也照旧把达累斯萨拉姆当作坦桑尼亚的首都来介绍。
更何况多多马固然在“日益成长”，但达累斯萨拉姆“成长”得更快：
2005年时人口已经达到400万。
迁都迟速与否，也能反映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特点。
比如韩国和缅甸，两国近期都发生了迁都事件，但他们一个是吵吵嚷嚷，久拖未决；
一个是不动声色，闪电搬迁。
韩国的政治生活，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为样本，其根本特点就是互相“扯皮”，优点是“多数说了算”，谁也别独断专行，缺点是拖拖拉拉。
缅甸自1988年以来由军人掌权，政治生活具有“军人说了算”的特点，一切无须跟谁商量，办起事来当然“干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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