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古文语言文化现象研讨中医研究论文医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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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古文语言文化现象研讨中医研究论文医学论文

医古文语言文化现象研讨-中医研究论文-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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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古文中,借代的种类较多,常用的有代人、代物等。

通常以地名、居址代人名。

吕复《诸医论》:

“张易水医如濂溪之图太极,分阴分阳,而包括理气,其要以古方新病自为家法;或者失察,指图为极,则近乎画蛇添足矣。

刘河间医如橐驼种树,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为春,利于松柏而不利于蒲柳。

张子和医如老将对敌,或陈兵背水,或济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善效之,非溃则北矣;其六门叁法,盖长沙之绪余也”。

“易水”指代张元素,因张元素是金之易州(河北易水县)人,故称其张易水。

“河间”指代刘守真,因刘守真生于河北河间县,故后人称其为刘河间。

“长沙”指代张仲景,因张仲景曾在长沙任太守,故称张长沙。

又如《魏书王显传》:

“东宫既建,以为太子詹事”。

“东宫”代太子。

因太子居于东宫,太子居址称“东宫”。

或者以官名代人名。

《儒门事亲》:

“自奉议公斯言已出,死者塞路矣”。

“奉议”代朱肱。

朱肱,吴兴(今浙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因曾经担任“奉议郎”这一官职,故人称朱奉议。

医古文中,此类借代较多,在阅读学习时,必须联系古代医家们出生的地点、曾任的官职、居住的地址等,方能读通读懂。

以人名代物。

张从正《儒门事亲群言难正》:

“余他日再读仲景”。

以“仲景”代《伤寒论》。

医界俗语: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以“王叔和”代《脉经》,意即王叔和的《脉经》固然编得很好,学习中医的理论固然非常重要,但中医诊病疗疾,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

这两例都是以作者代书名。

以事物的性状特征代物。

《清代名医医案精华》:

“夫既阳虚气弱,何至呕则见红?

”以血的颜色“红”代“血”。

《小儿则总论》:

“观规矩权衡而知病所主”。

“规矩权衡”原指圓形、方形、秤權、星衡,后成脉学术语,指代人冬秋春夏四时的正常脉象。

《大医精诚》: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含灵”即含有灵性,指代“人民”、“人类”。

《新修本草序》:

“羽毛鳞介,无远不臻”。

“羽、毛、鳞、介”是鸟、兽、鱼、虫的外态特征,用来指代动物类药品。

《医学读书记》:

“虽采掇繁富,而珠砾兼收。

”以珠贵砾贱的特征代良方和劣方。

其它如黄白代金银,朱紫代正宗和旁门等。

以事物的功用代物。

《与薛寿鱼书》:

“先生独能以刀圭活之。

”“刀圭”是医者常用的器物,在此代“医术”。

《素问直解序》:

“有是解宜付剞劂”。

“剞劂”是刻字刀,以其功用代“刻印出版”或“刻工”。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汇订竟,将付梨枣”。

古人刻字多用质地良好的梨、枣二木,故用来代“刻书”或“刻工”。

其它如以“太仓”代胃或经穴名,以“华盖”代肺,都是以事物的功用代事物。

以事物特具的数量代物。

如《魏书崔彧传》:

“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

因《灵枢》是九卷,故以“九卷”代《灵枢》。

《王孟英医案》:

“药无小效,主人之方寸乱矣”,以心脏之体积“方寸”代“心”或“情志”。

以五行、天干地支、八卦、方位代物。

如《医学从众录》:

“石膏清金以伐其木”,以五行代相应的脏器,“金”代肺,“木”代肝。

《医学从众录》:

“药惟补北”,以方位(五行)代事物,“北”代“肾”。

《清代名医医案精华》:

“土金水三脏日渐”,以五行之土、金、水分别代脾胃、肺、肾。

《本草纲目原序》:

“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庚寅”代特定年分,寅属地支。

陈修园《医学从众录》:

“八味丸补坎中真火,以通离火”,以八卦之坎、离各代肾、心。

《医门法律》:

“以泻青为名者,泻东方甲乙之义也”,“东方”代肝(肝火)。

具体代抽象:

《串雅内编走方医》:

“名医拱手”,以具体的“拱手”行为指代抽象的心理“尊崇”。

《大医精诚》:

“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以形象的“昂头戴面”指代抽象的“傲慢自得”。

部分代全体:

《金匾要略心典徐序》:

“凡十易寒暑而后成”,“寒暑”代“冬夏”,“冬夏”代“春夏秋冬”,即年。

《新修本草序》:

“根茎花实,无名咸萃”,以植物的“根茎花实”代植物类药。

《素问识》:

“不仅废卷而三叹也”,以书的“卷”代书。

《赠医师何子才序》:

“老少数口无免者”,以“口”代“人”。

虚代实:

《左传定公十三年》:

“三折肱知为良医”,“肱”:

手臂,几次断臂,就能懂得医治断臂的方法,是说经过多次失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才能成为良医、名医,以“三折肱”之虚代“经验丰富”之实。

如《秦医缓和》:

“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

以古代弦乐器“琴瑟”代“声”,由“声”类及“女色”。

《儒门事亲》:

“若治刍荛之儿,万举万全”。

“刍荛”指拾柴草或砍柴人,以此代“贫穷”。

滑寿《十四经发挥》“针之,灸之,药之,饵之,无施不可。

俾免夫频蹙,抑已备矣”,用痛苦的神态“频蹙(皱眉)”代“忧愁痛苦”。

借代在古汉语中极为普遍,但是因为时过境迁,古今文化背景的不同,今天的医学者们在阅读医古文时不容易掌握,这就要求我们多读多练多积累,了解古代文化知识,提高古代文化修养,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

1.2借代的作用借代在医古文中运用广泛,对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是使语言具体形象,通俗易懂。

《明处士江民莹墓志铭》:

“所至未尝通谒,而缙绅学士争愿从游”。

“缙”,同“搢”,是插的意思;“绅”,指官服的大带,“缙绅”本意是指把“笏”(又叫朝板,臣见君时拿着它记事)插在腰带中,在此借代“士大夫”,因古代官宦、士大夫插“笏”于绅,故由官宦士大夫的装束而借代,形象生动。

《尚书》〈皋陶谟〉:

“在国,则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股肱”,原来分指大腿和上臂,在此借代“得力的大臣或帮手”,大腿和手臂都是人体得力的重要部分,用来借代得力的大臣或帮手,使抽象的意义形象化,通俗易懂,生动可感。

二是使语言简洁精练,以少胜多。

如《韩非子五蠹》:

“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黄帝”代“贤能的帝王”。

“黄帝”是历史上公认的贤能帝王,用这个专名不仅不会发生曲解,而且使语言简洁,干净利落[1]。

吴昆《针方六集自序》:

“兹六集者,倘有补于圣政,亦桔槔之助甘霖耳。

”“桔槔”亦称吊杆,是一种原始的提水工具,在此借代“井水”,语言简洁、精练。

《小仓山房文集与薛寿鱼书》:

“而先生独能以一刀圭活之,仆所以心折而信以为不朽之人也”。

“刀圭”,古代量取药末的用具,在此借代为药物,形象生动,言简意赅。

曲说是采用曲折委婉的词语表达因不便或不忍直接说明的本意。

曲说就是不直说,手法委婉隐约,引人思索。

阅读医古文时要透过字面懂得它含蓄的本意。

曲说一般包括委婉与讳忌。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有些话不便直接说出来,就改换为一种委婉的说法,曲折表述。

刘禹锡《鉴药》:

“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鉴药”就是告诫人们要从用药治病中吸取教训。

此句以养生治病之理委婉地评论时政,论述治国安邦之理:

处理国家政事,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应搬用固定不变的成法。

《医门法律阴病论》:

“今会仲景表章内经之意,敷陈一二,敢辞饶舌乎?

”所谓“饶舌”就是“发表意见”之委婉说法,不敢妄加评论。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

“读仲景论,不能博通诸医书,以发明其隐奥,专守一书者,吾未见其能也”。

“末见其能”,以含蓄藏锋的笔法述说不同意见,实际是说“不能”,委婉含蓄。

《伤寒论自序》:

“上古有神农、黄帝……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未之闻”:

没有听说过。

许多医者在论争或立说时常用这种笔法,表示不予苟同,既不伤大体,又持见不移,并略有自谦之意。

医古文中,这类用法很多,如:

“《素女经》去滋味,窒情,未之敢许也”;《汤头歌诀正续集凡例》:

“有识之士,当不以愚言为狂僭也”;《医门法律》:

“不揣凡驽,窃拟议仲景传世之文”,都是委婉的表达手法。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

“臣等承乏典校,伏念旬岁”。

“承乏”本为接受空缺,用以表示“所任职位一时无适当人选而暂由自己充数”之意,这是因不便直说而产生的自谦词,也是用的委婉手法。

语讳,语言文字中的避讳,避免直说某些词语而采用别的词语。

医古文中主要有三类。

一是因凶险、不吉利而讳言的,用得较多的就是讳说。

如《扁鹊传》:

“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这是虢君为了救治昏死的虢太子,对扁鹊说的话,“弃捐填沟壑”是同义词复用,代死。

《释名释丧志》:

“不得埋曰弃,谓弃之于野也。

不得其尸曰捐,捐于他境也”;“填沟壑”,人死后扔在深山沟里,因忌讳而不说。

又如元高启《赠医师何子才序》:

“咿嘤,僵卧满室,汤粥之奉不时,恤问之友不至,相视兮为沟壑矣”。

“沟壑”指死,意即赵子贞全家贫病交加,相互看着等死。

《温病条辨自序》:

“父病年余,遂至不起”,“不起”:

死,表述委婉,避说。

《明史吴杰传》:

“倘至宣府有不讳,吾辈宁有死所乎?

”“不讳”:

不能避免,也是表述中讳说。

《医案六则》:

“母氏平时食素,气血羸弱,因先子捐馆忧恼(因父亲死去而烦恼),忽一日气厥,牙噤涎潮”。

“捐馆”本谓捐弃所居屋舍,在此用以表示“死”义,这是因不忍直说而产生的讳忌。

《三国志华佗传》:

“何忍无急去(藏)药,以待不详?

”“不祥”即“死”的讳忌语。

《秦医缓和》:

“巫言如梦。

公曰:

‘何如?

’曰:

‘不食新矣?

’”桑田巫师为晋景公解梦,说他吃不到当年的新麦,即说他将死于当年麦收之前。

在君王面前,巫师不便直言,委婉含蓄。

《明处士江民莹墓志铭》:

“母郑安人以暴疾终,既含不瞑。

”“含”本谓置物于口中,既不咽下,也不吐出义,这里为的讳辞。

对疾病这样的凶险之事,古人也常常使用讳忌手法。

如《鉴药》:

“刘子闲居,有负薪之忧”,“负薪之忧”指病,最早出于《禮记曲禮上》:

“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

'某有负薪之忧'。

”唐孔颖达疏:

“不直云疾而云负薪者,若直云疾,则似傲慢,故陈疾之所由,明非假也。

”不直云疾,而曲陈得疾之因,是为委婉說法,后成为古代士大夫托病之辞。

《温病条辨》:

“乾隆丁未春,萱堂不豫”。

“不豫”,豫:

安和,避说生病。

陈寿《华佗传》:

“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

“不快”即不舒服,生病。

二是避名讳,封建时代等级森严,遇到当朝君主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而用其他的字或词来代替,臣民对帝王、圣人、长官,社会地位卑下者对尊者、晚辈对长辈,都不能直呼其名而要设法避开或改写,就是“避名讳”。

如:

《孙思邀传》:

“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

“代”通“世”,避唐太宗李世民讳。

《串稚序》:

“顾其方,旁涉元禁”。

“元禁”即“玄禁”,“玄”字因避康熙帝玄烨讳,而称作“元”。

三是避粗、避耻之类。

医古文中有关性和大小便的问题,因避其粗俗或污秽,常常改用别的说法。

性、男女之事往往用“内”、“交接”、“劳事”等称代;大小便则用“前后”、“更衣”等指代。

如陈寿《华佗传》:

“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即死。

”“劳事”、“御内”指代男女房劳之事。

“其妻闻其病除,从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间三日发病,一如佗言。

”“交接”指房劳之事。

戴良《丹溪翁传》:

“此阴虚而阳暴绝也,盖得之病后酒且内”,“内”谓行房事。

《素问上古天真论》: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竭其精,以耗散其真。

”“入房”指男女之事。

《阳有余阴不足论》:

“善摄生者,宜暂远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

帷幕本谓“帐幕”义,因帐幕之内是男女之事的场所,便产生“男女之事”义,这些都是古人因不便直说而避耻。

《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前后”指大小便。

“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更衣”指大便。

《清代名医医案精华》:

“暖气不爽,更衣不通。

”“更衣”代粪便。

“起,更衣”,“更衣”代上厕所。

另外,医古文中,一些可入药治病的废、秽之物,古代医家为避俗、秽之嫌,常隐去俗称,而雅化其名,如称鸽粪为“左盘龙”;人乳为“仙人酒、蟠桃酒”;人尿称“轮回酒”等,因为粗俗而讳忌。

曲说在医古文中,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带来消极因素。

所谓积极作用,曲说是和当时人们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社会文化形象,它使语言更加形象,表述丰富,委婉含蓄,发人深思,意在言外,表达效果突出。

所谓消极作用,是因为讳忌使传统的医学用语意义深奥难懂,词义更加复杂,有些文字因为语讳,或拆字,或用同音字代替,或省缺笔画,带来了汉字使用的混乱,甚至混淆了史实,给人们阅读古籍带来了困难。

医古文中,借代和曲说是两种常用的修辞手法,两种手法完全不同,但对初学者来说却容易混淆。

借代就是把要说的事物不直接说出来,而用同本体事物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事物代替本体事物;曲说是用曲折委婉或者不同的词语来表述要表达的意思。

严格来说,借代是借用和该事物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去代替,本体同借体之间是相关关系,借体直接代替本体,本体不出现;而曲说只是换用不同的词语去表述,或委婉,或曲折,或者换个说法,事物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请看下面这段话:

“其实,有许多借代是由于恐怖心理,或等级制度等原因而产生的。

因为恐怖,明明知道该事物的名称,但是不敢说出来。

由于等级制度的压力,人们不能够直接说(顶头上司)的名字,这就导致了许多借代的产生。

”[2]很显然,这里的“借代”就是曲说中的讳忌,作者把它归结为广义上的借代。

还有学者认为名词转指就是借代,“名词的转指就是名词由所表示的人或事物的名称转而表示另外一种与之有关的人或事物的名称。

它是修辞上一般形态的借代”[3];这也不矛盾,这说明了借代手法借体与本体之间的相关关系。

“其实,借代和名物化虽然属于不同范畴,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借代这种修辞现象有着一定的语法特点,本身就是一种语法现象;而名物化也具有修辞特点,同时又是借代现象。

”[3]“修辞格的确存在着交叉现象。

但是基本辞格之间还是有明确的界线的,而且研究者必须划清楚这些界线。

通过对事物的进一步深入认识,不断分化中间地带,正是研究者的责任。

”[2]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借代和曲说这两种修辞都收到了言约义丰、形象生动、曲尽其妙的表达效果,为增强语言的表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流传至今,仍然丰富着我们的语言表述,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两种手法的产生都和特定的时代、社会有关系,是一定历史阶段文化价值观念的体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观念,一方面体现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语言形式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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