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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关于《关于市场经济与共产党人价值观念的研究》的研究
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
注意一个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价值化的观念，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有多少是马克思主义？
有多少己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什么是：
价值？
说到底，是值多少钱。
用钱可以交换的东西，用钱来交换的尺度，就叫做价值。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也就是说，用多少钱可以买到马克思主义？
！
是这样吗？
这就对了，这就是你说的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判断。
在你那里可以用马克主义买来生产力，但是，出卖的却是马克思主义！
一买一卖，你的这个“价值观”就体现出来了。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庸俗的经济学。
而庸俗的经济学只出自于庸俗的头脑！
虽然这个头脑也能换来钱，但，仅仅是换钱而已。
虽然只是换线，但也体现“价值”，只是值多少钱的问题。
如果把学者们这些庸俗的“问题”拉进现实中，看一看，比照一下，所说的那个没有“姓资姓社”论、毫无“对着干”、并非“为人作嫁”论的“变态的权力崇拜成为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温床”的“世外桃园”里去转一转。
对一些“问题”的结论，究竟还能换得几个钱？
“上层建筑只能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这话是不错的，是有点马克思主义味道的。
但睁眼看一看，现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基础？
再反过来看看，又是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建立其上？
搞清楚一个问题：
究竟是现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相应的上层建筑呢？
还是上层建筑建立了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
！
“经验告诉我们，淡化了党的宗旨，就必然会歪曲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策。
”。
在这个结论中，怎么不见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了呢？
！
夸夸其谈，滔滔江水，似大有“实事求是”之风，就是少了点现实感，少了点对于工农大众血汗的体悟。
“邓小平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曾以十分明确而动情的语言，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两个方面，论证了改革的必要: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
邓小平，他说的很实在，但是，他说完了，就走了。
现在更实在的是：
有人富了，有更多的人却穷了。
面对现实的实在，有谁还去听他说的那些“实在”话吗？
我看不停地说着邓小平的话的人，根本就是不听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不停地用邓的话来说呢？
是“目的”的价值？
“价值目地”？
还是“工具的价值”的“手段”？
说了这样多，总体看来，无论是““目的”的价值”、“价值目地”还是“工具的价值”的“手段”。
这个“价值观”，都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派生出来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又被封建主义拉回旧历史中去的，由于其内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强牵出来的一种空幻的观念。
它即不产生于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中，也不产生于“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中。
它宁可说是在这两者不可调合的对抗性矛盾中挤压出来的一种政治幻觉。
当然，它终会在这种挤压中消失。
从政治思想路线的性质来说，它与封建时代为统治者服务的儒家学说的“以德治国”，在政治思路上没有什么两样，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时代的课题，历史的责任
————关于市场经济与共产党人价值观念的研究
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包括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内，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这一经济基础领域的自我转变，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观念指导下的选择，又会促进我们的价值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主体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思想根据，是决策的思想动机和出发点之所在。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灵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主导成分。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联系着党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党的根本价值观念。
那么，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和根本价值观念呢？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不同于社会上其他政党、集团乃至一般群众的价值观念，也不仅仅指共产党员个人的政治信仰、道德信念、人生准则等等。
它首先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历史观指导下的价值信念、价值标准和价值理想的综合体系。
谁都知道，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和最高目标，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之密切相关，党的宗旨是关于党自身的历史地位、使命和一切行动准则的信念。
共产党不是一个只为自己个人或小团体谋利的宗派组织，它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即“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这个“最高标准”既表明了党的性质，也反映了它的价值导向的最高原则。
它是共产党人全部价值观念最集中的和最高的表现，是一个核心。
无论党的组织还是共产党员个人的其他一切具体价值标准，其中包括党制定和执行关于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纲领、战略和政策的具体标准在内，都要围绕和服从于这个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念。
在谈论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时，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根本点。
党的宗旨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观念。
理解社会主义必须同党的宗旨相联系。
也就是说，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坚持了、搞好了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判断，最终要“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证明。
共产党人如果忘记了这一条，就是对自己根本价值观念的背离，那是十分危险的。
不能忘记，过去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上，确曾有过一种淡化党的宗旨的倾向。
它主要表现为:
把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只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形式，而不是来自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更深刻动因；只强调它是一种社会政治体系，而排斥它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意义；只记住了它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却忘记了它同时也取决于人、尤其是人民群众的价值选择，等等。
并由此而导致了种种偏执和僵化的态度:
——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简单化。
以为既是历史必然，就不需要、也不应该强调价值标准，要少谈什么“有利与否”的问题，否则就会导致“实用主义”、“偏离方向”等等。
对“三个有利于”和“生产力标准”等这类原则，很难去考虑如何深入地全面地理解它们、贯彻它们；而是宁愿寻找种种理由，从政治或道德方面怀疑它们、冲淡它们。
“姓资姓社”论代表了这种倾向；
——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绝对化。
只看到两种制度之间相互对立的一面，看不到历史继承和相互借鉴的一面；不切实际地要求社会主义在一切方面都要立刻“高于”或不同于资本主义，否则就认为是“倒退”。
在“左”的思想泛滥时期，这种片面论调曾直接发展成为“对着干”的极端口号和行动；
——把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和文化对立化。
习惯于认为只有“政治任务”才是唯一最重要的任务；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即使不是冲击和有害于政治的，也总是从属的或次要的任务。
已往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论，后来的搞经济是“为人作嫁”论等等，都是这种态度的表现；
——把社会主义政治标志片面化。
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只是政权，政权就是一切；离开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片面地看待政权建设和政治建设，孤立地就权抓权，就上层建筑看上层建筑；不知道或不愿多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棗上层建筑只能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得到人民拥护的结果棗颠倒了这里的本末和因果关系；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强制命令，不尊重群众意愿，不注重工作实效；结果是，这种变态的权力崇拜成为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温床。
经验告诉我们，淡化了党的宗旨，就必然会歪曲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策。
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关系是极其复杂和多变的，但是却可以归结为两种：
即对人来说，一种是成为人追求的“目的”的价值；另一种是作为人的“手段”或工具的价值。
因此人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也可以划分出这两个层次：
目的性的标准和观念、工具性的标准和观念。
“社会主义”本身既有目的性的内容，也有手段性的内容。
从价值观念的角度看，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观念，无疑是根本目的性的标准和观念，同它相比，其他任何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都可以说具有相对的手段性或工具性意义。
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上，实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是，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而且应该放开手段，选择其最优者而用之，不受任何陈规偏见的束缚。
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上，保持最高度的目标原则坚定性和最大的策略手段灵活性。
这决不同于实用主义的投机心理。
因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还告诉我们，人们选择任何手段本身也要受客观规律和历史条件制约，而不能主观任意。
同目的相比，手段更有客观性和现实性的特征。
手段不仅仅服务于目的，它也检验目的、制约目的。
因此无论目的还是手段，都只有符合实际，只有达到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才能在实践中彻底成功。
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应该说是社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棗这一具有解放思想巨大力量的认识，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我国近十几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启示。
通过理解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更深切地理解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理解为什么选择市场经济。
邓小平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曾以十分明确而动情的语言，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两个方面，论证了改革的必要: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文选（1975?
982）》第123页）邓小平多次谈过类似的话。
他把这个问题同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三位一体的目标，指明了它们之间互不可分、互相检验和互相促进的联系。
这段话再集中不过地表达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
它是共产党人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上的鲜明贯彻。
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和充实，邓小平又进一步将它们概括为“三个有利于”原则，指出这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
“三有利”的实质仍然是为人民服务，它代表着新时期共产党人价值观念的核心，并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逻辑上说，它是党作出市场经济决策在价值观念上的出发点。
选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要以利用商品经济的规律为手段或途径，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本质形式或发达状态。
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不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从目的和手段统一的高度说来，决策的根据与出发点只能是首先看这两条:
一看是否符合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二看为人民服务的实际效果。
这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在过去的观念中，曾把市场经济完全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看不到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仍然不能摆脱商品经济，或低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定依赖性。
由于受这些观念束缚，导致对客观存在的商品经济规律及其作用理解不足，尊重和利用不够。
结果是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充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
而改革的成功经验恰恰显示出，将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势在必行。
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我们在选择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和手段问题上的观念变革，其实质正是如此。
面对国内商品经济的客观现实和当代世界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主动地实行向市场经济转变，争取走出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国情与实事求是地坚持党的宗旨高度统一的结论。
在这种实事求是的智慧和勇气中，才能更加体现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观念的坚定和执着。
三、价值观念建设的时代课题
转向市场经济并未背离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念，而是从更深、更强的意义上重新凸现着它。
但也不能否认，这一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多年奉为传统的许多具体观念，其中包括那些“传统社会主义”的具体观念，将要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实践的面前重新经受历史的考验，并进行必要的自我更新。
关于主体观念。
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
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主体观念，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中心。
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国家各级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应是构成正确的社会主义主体观念的两个主要方面。
但是这种主体观念究竟是怎样的？
如何使它充分地落实和体现出来？
这个问题过去解决得并不理想。
在计划体制下，国家这个整体的、最高的主体，同时也几乎是唯一的主体，它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行政控制来强化自己的作用。
而基层集体主体和群众个人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在一些方面并不到位，事实上存在着整体与局部、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之间责、权、利结构不合理、不健全的情况。
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则表现为主体意识的不健全和不落实。
例如一方面，“公仆”总觉得自己已经代表了人民，是“为民作主”者，只要对上级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了。
因此“公仆”二字往往更多地联系着特殊的权力、级别和待遇等，而相应的服务意识、接受监督意识和权力约束感则不够充分；另一方面，“主人”对自己的全部权力和责任缺少完整具体的实际体会，反而形成了某种依赖性强的脆弱心理，要么实际上不觉得自己是主人，要么以为“主人”二字仅仅意味着有权享受保障，而无须承担风险。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意味着具体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国家、每个集体和独立经营的个人都成为一定责权利的主体，彼此之间将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控制关系，而是双向或多向的相互关系。
与之相联系，必然产生关于“公仆”和“主人”的新观念。
例如集体和群众的个体主体意识大大增强，同时也就使他们对国家公仆的监督和选择观念强化，从而更切实地感受自己的主人地位。
这是观念变化的主流。
同时，多元化也必然带来新的问题。
过去那种不健全的、脆弱的主体意识由于经受不起冲击，则可能演化成种种失落和失控状态，造成思想混乱和风气败坏，严重地削弱甚至瓦解社会的凝聚力。
例如“主人”由于破除“三铁”而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公仆”在金钱和物质的引诱下失去控制等等。
“化公为私”现象的泛滥，便是这种情况的突出表现。
如何在这种多元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整体意识呢？
显然，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重新实现计划体制下那种单一式的统一，也不能放任多元化造成无政府状态来瓦解社会。
新的观念只能是：
在承认和引导多元主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经济上的客观联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化，通过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文化凝聚力，造就一种富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全民族主体意识。
这一点在价值观念的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
关于社会理想。
人们的社会理想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它的力量是巨大的。
那么，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
过去在这一点上确实存在着不少含混观念。
例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之一，是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公平和平等:
没有剥削压迫，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等等。
没有这种新型的公平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但是以往对社会主义公平的理解和贯彻中，却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公平。
多年来，不少人习惯的是“截长续短，劫富济贫”的方式，而不大习惯于“公平竞争，各得其所”的方式。
有人甚至正式把这一方式加以理论化，说“资本主义的原则是‘损不足以补有余’，社会主义原则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然而实际上，所谓通过“损有余补不足”的途径实现公平，这种观念最初来自古代社会小农的平均主义幻想，它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无产阶级革命是“剥夺剥夺者”，并不是什么“损有余补不足”。
再将这一“损补”（即剥夺）方式用于理解社会主义公平的途径，则无异于把人民内部以劳动为基础的先富与后富、较富与较贫的差别，与旧社会中的剥削占有关系混为一谈。
这种仍未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方式，与过去曾有过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思想方法同出一源。
按照这种思想方法来追求平等，必然是片面依靠行政权力来推行平均主义，排斥竞争，不重效率；诱导人们在行动上保守封闭，在待遇上的攀比成风。
只求“共同”不求“富裕”的结果，只能是抑制了先进，保护了落后。
这种思想方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格格不入。
相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确立新的公平观念。
这种观念以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但决不排斥效率，不留恋贫穷，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来实现富裕；不排斥竞争，不保护落后，而是鼓励公平竞争，通过“让短的赶上长的”来达到共同富裕；等等。
与公平问题相联系，是建立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大题目。
什么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通过实现市场经济，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目标?
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
什么样的平等与公正?
等等，都需要有科学、健康、文明的观念注入其中。
这些恰恰是最现实的社会理想问题。
决不应轻视这个层次的理想建设，它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是对立的，而是通往未来理想的阶梯。
离开了现实空谈大目标，或用庸俗、片面的观念代替崇高目标，都是要不得的。
关于社会规范。
无论是经济、政治、法律，还是道德、艺术、文化以及日常生活领域，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经济基础上都有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
在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时候，形成和确立新的规范系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键。
我们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此一方面需要充分吸收人类已有的精神成果，借鉴国外市场经济文明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需要从自己的社会条件和民族传统出发，去创造自己的现代文明。
例如，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道德，它有自己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和规范:
利益导向，经济优先；各自独立，自负盈亏；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等价交换，注重实效；诚信守约，依靠法治等。
这些道德和规范既是经济规律所必然要求的，也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创造。
它们有的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有的则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既有尊重人的个性和权力的一面，又有对人冷酷无情的一面；既有注重效率、鼓励积极进取的一面，又有利已至上、弱肉强食的一面。
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怎样对待市场经济的这些基本规范，怎样采纳其中合理有效的内容，怎样用更先进更合理的规范来克服它的消极因素，既要保持社会各方面规范在整体上是统一、和谐的，又要防止商品交换原则侵蚀政治和道德。
这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待于进行大量的探索和创造，决不是仅凭热情和口号就能解决的。
所以，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积极创造精神。
“科学和理性”应该成为我们新时期最重要的社会规范。
关于价值导向。
一种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念，必须有自己合理而又切实有力的核心价值（也叫本位价值）标准作为导向。
在以“家族本位”和“家长主义”为灵魂的封建主义时代，宗法等级权力是核心，“权本位”和拜权主义是其价值观念的导向；在以“个人本位”和个人主义为灵魂的资本主义时代，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私有权是核心，“钱本位”和拜金主义是其价值观念的导向。
我们是在一个有长期封建主义历史的国度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目前又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因此面临着防止和清除旧社会影响的双重任务:
既要反封建主义、家长主义、拜权主义，又要防止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既与个人主义相对立，也要不同于过去的家族主义和它的各种形式的放大，如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帮会主义等等。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是以人民为本位，为整个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光明前途而奋斗的价值观念。
它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以人民大众创造历史和自我解放的实践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价值。
因此在目前阶段，区别于“权本位”和“钱本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应该是“劳动本位”。
“劳动光荣，诚实的劳动和创造是致富和文明的根据，是人的价值的标准!
”要让这样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在社会体制和社会风气中都得到贯彻，是当前最需要的价值导向。
四、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
价值观念是一个全方位的思想文化系统，它是社会精神文明的内涵。
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和精神文明形态就是一个人、一个阶级和政党、一个民族和社会的“精神形体”、“灵魂形象”。
我们要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现代化的中国，不能没有相应的精神文明的自我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样离不开新型价值观念的引导和支持。
这一“灵魂形象”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是首先是我们党和全体党员面前的历史课题。
因为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精神面貌，将决定我们国家和社会今后的精神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价值观念体系，将成为对这一历史课题的最好答卷。
它既是党的精神旗帜，也是中华民族走向21世纪的精神旗帜。
共产党员要自觉要高举起这面旗帜。
“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3页）。
生活在世纪之交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需要有一种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感。
在20世纪，我们党和人民完成了一场中华民族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
在走向21世纪之际，我们正在实现又一场更加伟大的变革与发展。
这一跨世纪的转变对我们来说，不仅具备国内外环境的难得机遇，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切实可行的理论、路线、战略和规划，并奠定了一定基础，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但是，同已有的进程相比，今后的路更长，面对的问题会更新更复杂。
这是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成败的关键时期，唯有依靠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才能赢得胜利。
共产党员就要站在这个立场上，以勇于改革、开放、求实、发展的精神，去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用自己艰苦创业的努力和成就，去实践自己的崇高誓言。
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跨世纪意识。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骨干的思想观念，能够切切实实地提高到、统一到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基本路线上来，是完成跨世纪转变的精神基础，是宏图伟业成功的思想保证。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真正理解这一理论和路线的实质和意义，并能够胜任愉快地付诸实践，本身就是同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上的一定变革相联系的。
如前所说，是同深刻理解党的宗旨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相联系的。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意味着在根本价值观念和思想路线的高度上，同党保持一致，全党保持政治上的团结一致。
这也是党本身在新时期的生命力所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
党领导的改革是从宏观整体上落实和深化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为了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一切资源为人民服务。
因此它也意味着，要在全社会建立高度有效、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并形成相应的社会风气。
可以说，在新的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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