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怀念.docx
《永恒的怀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永恒的怀念.docx（7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永恒的怀念
永恒的怀念
-纪念吴仲贤教授诞辰100周年
-
《永恒的怀念》编委会
瞿振元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柯柄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教授
吴常信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院士
张沅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李德发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教授
杨志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分党委书记
张勤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杨宁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徐桂云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序
今年5月12日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仲贤先生的100周年诞辰。
吴仲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动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科奠基人。
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任教授，曾任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第一任系主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六届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数量遗传研究会（现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挚爱的动物数量遗传学事业，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学科发展做出了非凡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为人正直，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勤奋刻苦，淡泊名利，堪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界后辈的楷模。
在吴仲贤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编辑了这本纪念文集，以表达我们对他永恒的怀念。
文集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纪念文章，其中收集了详细叙述吴仲贤先生生平的文章《事业长青藤》，客观而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吴先生的求学、教学、科研经历和坎坷而辉煌的一生，以及由吴先生的子女、学生、同事撰写的怀念文章，这些文章通过他们与吴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吴先生的精彩人生、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表达了他们对吴先生的真挚感情和深切怀念。
第二部分是吴仲贤先生的生平照片，它们是吴先生70余年中学习、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看着这些照片，更加激发了我们对吴先生的敬仰和思念。
本文集中没有收录吴先生的论著和科研论文，吴先生一生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科研论文，这些论文已被选编到了另一本文集（《吴仲贤文集》）中。
因为编辑时间仓促，纰漏在所难免，恳请动物遗传育种学界的同仁和吴先生的亲朋好友们海涵。
在此，我们向所有在此书编辑过程中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永恒的怀念》编委会
2011年4月20日
目录
第一部分纪念文章
第二部分吴仲贤生平照片
事业常青藤
-记吴仲贤教授
吴仲贤（1911～2007），湖北汉川人，动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科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任教授。
历任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畜牧系主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六届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数量遗传研究会（现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求学之路
吴仲贤教授1911年5月12日生于湖北省汉川县。
1933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生物系，获生物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35年生物系毕业，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动物遗传育种学，193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转入剑桥大学作营养化学博士后研究。
吴仲贤教授讲述自己的求学历程：
“由于年少丧母，使我必须独立面对未来，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特殊的一生要活下去，但是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是需要为自己的命运或反对其命运而奋斗。
我进的初等学校是一个教会学校，当时受传教士的误导，以为英文是最重要主课。
就全力以赴。
恰好有一个教师英文文法特别好，使我从中获益最多。
后来我顺利地进入了高中，这所学校英文也很强，从一位转学的同学口中长第一次听到微积分这个名词，经仔细盘问才知道那是一个数学分支，它掌握了宇宙的奥秘。
这是我受教育中的第一次震动！
然而这并没能影响我的学习方向。
进大学时我选择了文科，在经过北伐时期失学时的漫长假期，我把英文小说《金银岛》从头至尾熟读到几乎都能背下来，把半个书柜的英文小说都略读了一遍，使得我的英文水平得到升华。
有一件事给了我一个极大的震动。
一位来重建大学的英文教授看见我整天读英文，特别是当我问起英文诗中的平仄规律时，教授说：
‘你毕业后准备干什么？
’我回答说：
‘教英文’。
教授接着说：
‘年轻人我告诉你，用功是值得称赞的，我很喜欢你。
但教会学校是我们传教士办的，教书的地盘都被我们占据了。
你们的省立学校也会抵制你们，如果你们到那里教英文，他们全都会失业。
我在中国是一个教英文的教授，工回到母校匹兹堡大学只能改低年级作文，我的同学还嫉妨我哩！
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是科学时代吗？
英文是学科学的工具。
你改学科学一生都不会后悔！
’这一席话对我是多么大的震撼啊！
我的心在呼唤，要重新振作起来！
一个新物太阳又从地平线上昇起了！
在中学最后一年中，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来到我们学校。
这位教师似乎懂得一切，包括数、理、化，大家都器重他。
后来他得到出国的机会，因为省政府教育厅要求，出国的人，都必须考微积分。
这位老师恰好合乎条件。
这是他第二次听到微积分这个词。
不久，我发现能进的唯一的一个系是生物系，由于大学报考的是文科，必须要选一门理科，这时我选的生物学，教课的助教欢迎他转系，因为这说明他的才能。
从此掀开了我生活中的另一页。
”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也就是生命奥秘和惊异所在，谁能够预见十年后发生的事情呢？
由于我听了一个大学普通物理学的课，受益匪浅，大三时我要求选修一门化学课，未获准，这样我在大学里就失去了接受一个比较完整教育的机会。
我对这种挫折的反应是不管人家说什么，做什么，我只考虑正确的事就要做。
当时我们学校的生物学很弱，而物理学很强，由于教学计划包括一个主修和一个辅修，主修生物学，辅修物理学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
边缘学科有生物物理学和物理生物学，都适合自己。
我还有一个更高的心愿，就是完全变成一个物理学家，那是我的幻想，但它对我很合适，正如后来的事实，我有两个儿子在美国成了颇有名气的物理学者。
”
吴仲贤教授还谈到：
“我的大学教育并非所期望的那么理想，因为在那里条件太差了。
只有北京清华研究院学习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望。
当我由于失去考物理出国的机会时，就考了清华研究院的西洋文学专业，得到了300银圆助学金，可以维持生活。
当我得知在英文的路上充满荆棘，前途是渺茫的。
我又遇见恩师吴宓指导他说：
‘为什么和我们英文系的学生竞争呢？
你主修的是生物学，英文是你的优势，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一定能获胜，’我的眼界被打开了，睿智的指导使他的梦想实现，在报纸上发表的榜中我的名字出现了，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
”
就这样，吴仲贤教授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感兴趣地是如何将遗传学的知识应用于动物乳、肉、蛋、毛的遗传改良。
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他不满孟德尔遗传学对改良数量改性状无能为力的状况，仅仅靠一些质量性状的分离组合，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即使在摩尔根（T.H.Morgan）提出基因学说以后，问题仍是如此。
经过学习和探索，发现这一主攻方向需要运用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
1918年至1932年是群体遗传学进代，1937年至1947年是数量遗传学的奠基时代，数量遗传学是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相结合的产物。
在他攻读博士期间，恰好处于这两个遗传学发展阶段的中间。
因此他毫不迟疑地投身到发展数量遗传学的事业中去。
由于他在早期学习细胞遗传学的过程中就注意与数学、统计学的结合，这为他经后主攻数量遗传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及时地跟上了遗传学的这一发展进程。
他敏锐地洞察到了数量遗传学对于动植物遗传改良的巨大潜力，从此致力于对数量遗传学的学习和研究。
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后，他的导师试图留他在英国再读一个更高学位（科学博士，D.Sc），给500磅的奖学金。
但他却决定去剑桥大学做博士后，学习化学以弥补知识上的缺陷，因为他认为不懂化学的生物学家是一个残疾人，生物学家应该是能读懂含有微积分和苯环符号论文的人。
在剑桥他认识了许多名人以及正在形成的巨人，其中包括他的导师R.G.W.Norrish，那时他是一位刚升教授的人,他们几乎天天见面,30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年轻的Bragg（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学获得者），他曾经被邀请给同学们做报告，后来他继承了另一位英国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Rutherford的职位；Dirac，也是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有他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同学王竹溪（杨振宁的老师）和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华罗庚。
吴仲贤教授说：
“我在这样一群人中活动，我对他们非常了解，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
结束在剑桥的学习后，他面临着回国和留在英国的选择。
虽然留在英国他将会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但是他想国家和人民送他出去学习是想让他学点本领为祖国服务，解除她的一些困难。
国家遭受了鸦片战争，国力衰退。
另外还有像婚姻、赡养父母等问题，如果留下来，意味着把一个世界抛弃，换取另一个世界。
于是，他决定回国。
在七七事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吴仲贤教授回到了昆明。
这段求学经历为吴仲贤教授打下了很宽厚的学术功底，“他在文理两科都有建树”，这是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时的恩师吴宓对他的赞扬。
他有一位好友很羡慕他的这种能力，时常问他何以致此，他回答说，“这只是一个淹没在水中捞稻草而活命了的人的幸运，没有什么决窍值得夸耀的。
”
执教北京大学
吴仲贤教授回国后曾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任教。
1946年他开始执教北京大学农学院。
我校老书记吴汝卓先生，著名动物医学专家孔繁瑶教授回忆当时大学学习安排时体会很深，作为系主任，吴促贤教授十分关心学生的学习，总是尽可能请最好的教师为学生授课。
除本院两系主任，知名学者熊大仕、陈华癸教授讲寄生虫学、组织学和细菌学外；畜牧方面的课程，他聘请北京大学沈同教授讲动物营养学、聘请清华农学院许振英教授讲动物饲养学和养牛学、华北农业研究所的汪国舆研究员讲养羊学和养猪学，他们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
还有牧草学、内分泌学也是一样的。
一个班级两年的专业课能请到这么多位名师授谭，应该说很不简单，这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学到更多的新知识、真知识。
中外，他还有自己的想法：
“名师一门课也许会改变学生一生的选择，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正像英国著名统计学空R.A.Fisher曾对他的影响一样.
他对自己的课是十分认真的,听了他的生物统计学和家畜育种学课就会感到他的学术造诣,特别是基础习科方面的深厚功底;同时还能看到他严肃的治学态度.由于预感到统计学对20世纪科学了展的重大影响,他要求学生要学好生物统计学这门课,并在可能条件下提高自己的数学平经加深对统计学本身的理解。
加强大学基础课教学和学习是他一贵的思想。
为了提高学生英语的听、读水平，他用英语授课。
他教的生物统计学课，一本Snedecor,G.W.的<>凡是要讲的章节,他都背的出来,然后用英语做必要的解释,最后才是简短的中文解说。
他的英语讲得十分流畅，语音纯正，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很明显，这种英语水平不是仅靠留学几年就能达到的，是下过苦工夫的。
在课堂上尽管他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但这种授课本身的一种感染力，对学生提高自己的外语起着积极的影响。
原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著名植物生理生化学家汤佩松教授就很赞扬他的英语和学识，曾说：
“清华农学院筹建初期原想聘请吴仲贤教授到清华任教，可是俞大绂院长得前一步把他请到北京大学农学院”。
俞大绂院长后来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尽管作为校长，平时甚少评说自己的教师，但却非常突出地赞誉吴仲贤教授的造诣。
在吴仲贤教授执教北大期间，正值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期。
北大作为五四精神的发源地，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
出于爱国与正义，他支持学术们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反对当局逮捕自己的学生，并掩护他们，使一些学生免遭逮捕，他把自己的这种行为视为教师的天职。
开创中国数量遗传学科
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遗传学本应在我国得到积极的发展，但是由于教条地学习苏联，使我国遗传学研究蒙受巨大的损失。
当时武断地取消了孟德尔遗传学和统计学的教学研究，强制推行所谓“米丘林学说”，在高压下，他的遗传学、生物统计和群体遗传学课程不得不停开，改授家畜饲养学，但他坚信孟德尔遗传学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对自己新的工作他十分认真，由于他生物学、化学的深厚基础，新的教学任务完成得很后好。
他提出了役马的新饲养标准，批评了用公斤公里作为工作单位的做法，因为谁能理解几百万公斤公里究竟是多少工作量呢？
用马力小时作为单位就方便多了，一匹1500公斤体重的马工作一小时就构成一个工作单位，这谁不理解呢？
如马的体重只1000公斤，那么工作一小时只构成0.7个单位,就按0.7单位授粮.由于根据试验结果一个马力小时恰好需要一个苏联饲料单位,即一公斤燕麦,那么这匹1000公斤重的小马工用多小时,就按照小时数乘经0.7,再加上已修订好的每天维持量就够了.这是在家畜饲养学中是一个很重大的创新.
虽然不能讲授遗传学，但他仍争取时间潜心阅读遗传学的有关文献资料，关注学科新发展和开展数量遗传学的研究工作。
1956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召开了著名的青岛座谈会，他应邀参加会议，先后做了题为“遗传学和进化论的关系”和“生物科学的新时代一发现遗传密码秘密的重大意义”的两次报告，阐述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理论和新成就。
这次会议推动了我国遗传学的改革，是我国孟遗传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参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坚持科学真理，捍卫了孟德尔摩根遗传学的理论，使会议达成了恢复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合法地位的协议。
青岛会议后，他重返遗传学讲坛，在北京农业大学重新开设动物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等课，并建立了果蝇遗传实验室。
1961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动物遗传学》教材。
与此同时他开始着手撰写《统计遗传学》一书，为了写好这本书，他几乎读了能够收集到的涵盖本学科的所有相关文章，其中许多文献资料都是他千方百计不辞辛苦查找征集而得的。
同时对涉及本学科各方面的诸多问题逐个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思考、研究和难以计数的推导、运算。
1966年写成初稿，这是他近十年勤奋研究的结晶。
但它的问世却多有不顺。
先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专著出版被禁止，接着文稿又在文革中丢失，后经本人追忆，同事帮助，另外他又做了新的补充，到了1977年文革结束，才重新完成，送到了科学出版社。
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社迟迟不敢出版，他只好致信当时任代总理的邓小平，邓小平把信转到了出版社，有了邓小平的直接支持，这本书很快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数量遗传学专著。
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科的诞生。
这本书不但综合和系统化了当时数量遗传学的全部理论，把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评定家畜家禽数量性状的遗传值的方法都公式化了，虽然在此之前国外也有一些公式，但都是零碎的，没有一整套可以利用的公式。
此外，该书还总结了畜牧业中的乳、肉、蛋、毛遗传改良的育种方法，可直接指导畜禽育种。
《统计遗传学》一书的问世给我国的畜禽育种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此前，我国育种工作停留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
数量遗传学的新概念如重复力、遗传力和遗传相关，以及相应公式的引入，将我国的数量性状育种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统计遗传学》这本巨著已经成为我国高层次的动物遗传育种工作者系统学习数量遗传学理论必读的经典著作，不仅如此，它也是我国从事人类遗传和植物遗传研究人员所推崇的关于数量遗传学的重要参考书。
该书出版后，被引用的次数之多是国内其他著作罕见的。
国外的同行专家对《统计遗传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英国著名的数量遗传和动物育种学家罗伯逊教育（AlanRobertson）1980年在Biometrics杂志的书评中指出，吴仲贤教授的《统计遗传学》是一部令人惊异的著作，特别是其中对于选择的一种规范的论述。
著名群体遗传学家李景钧教授评价吴仲贤教授“大器晚成”。
世界上第一本系统介绍数量遗传学的专著是1960年出版的由Falconer撰写的《IntroductiontoQuantitativeGenetics》（现在已是第4版），它成了世界各国学习数量遗传学的“圣经”。
如果不是各种政治原因的阻碍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吴仲贤教授的《统计遗传学》很有可能会在此之前出版，所产生的影响也一定会大得多。
1978年6月30日，在吴仲贤教授的关心和全国动物遗传育种工作者的努力下，全国动物数量遗传理论及其应用科研协作组成立，吴仲贤教授担任协作组顾问。
12月，协作组主办的《动物数量遗传通讯》创刊号出版，吴先生写了《发刊词》。
，他说：
“《动物数量遗传通讯》的第一期出版了，这是中国遗传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畜牧界的一件大事，是值得我们大大庆祝的。
”《动物数量遗传通讯》一共办了五期（第五期于1984年1月出版），吴仲贤教授相继在此刊上发表了《数量遗传学的创造性》、《从达尔文到基因工程师们》和《根据谱系、同胞和后裔的不同组合对于限性数量性状遗传值的估计》等重要文章。
1983年1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数量遗传研究会（后改名动物数量遗传学分会、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成立，吴仲贤教授担任第一、二届理事长，后一直任名誉理事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自1983年以来，吴仲贤教授就致力于杂种优势理论的研究，退休后也一直坚持不懈。
他认为纯种选育的理论已基本完善了，在育种实践中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但杂交育种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应用了很多年，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传统的配合力的概念只是一个从化学中借鉴来的概念，存在很多缺陷，极大地影响了杂交育种实践中对于杂交组合的筛选和杂种优势利用的效率。
他提出纯种选育和杂交育种应该可以统一到一个理论体系中，纯种选育的理论的核心是遗传力，那么在杂交育种中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概念，于是他提出了杂种遗传力的概念，它可以作为继遗传力、重复力、遗传相关之后的又一个新的遗传参数。
这个参数是联系纯种选育和杂交育种的桥梁，而杂交育种可以作为纯种选育的一个特例，不仅如此，这个参数还将育种与进化联系起来了。
这个概念对于杂种优势的利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自1986年起，先生就陆续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发表关于杂种优势理论的论文，2002年国际著名刊物《Genetica》发表了他的论文。
他的最后一篇论文于2004年发表于《农业生物技术学报》上，此时他已是93岁的高龄，这不能不说是中外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2000年12月吴仲贤教授“用遗传力概念直接分析杂种优势”的科研成果通过了农业部组织的专家鉴定。
专家组认为吴仲贤教授15年来潜心研究的理论成果解决了一个遗传育种百年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吴仲贤教授创造性提出发杂种遗传力的方法，进而对指导动植物杂交生产有重要影响，世界90%动植物生产都采用杂交，该理论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该成果是数量遗传学的重大突破，居国际同类领先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分子遗传学的飞速发展，在国外学术界兴起了数量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相结合的热潮，吴仲贤教授又率先采用统计方法研究饲料中各种氨基酸的相对含量与相应的密码子数的关系，证明了它们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在此项研究结果的论文中，他首次提出了分子数量遗传学的概念，他预言随着分子遗传学发展及其与数量遗传学的不断融合，第四代遗传学－分子数量遗传学必将产生，成为今后遗传学的新的重要研究领域。
近30年来遗传学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言。
分子数量遗传学已成为现代遗传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成为世界各国遗传学家们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对动植物育种以及人类遗传疾病的控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随着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吴仲贤教授当初的设想，但他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已为世界所接受。
杰出的教育家，桃李满天下
吴仲贤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
他把恩师吴宓一本厚厚的诗集就放在沙发旁的书案上。
书皮早已退色，想必他是经常要读的，读诗以寄托对恩师的思念之情。
英国爱丁堡大学F.A.E.Crew是他的另一位恩师。
2003年吴仲贤在一篇论文“解开神秘杂交优势黑匣子之谜—纪念英国爱丁堡大学动物遗传研究所F.A.E.Crew教授，”中，他特意写了一段话“最后，我必须对F.A.E.Crew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他教给了我遗传学，并是使我对遗传学的应用发生兴趣的启蒙者。
他是这一胜利中的引导者，这是我在60多年之后才意识到的。
”
吴仲贤教授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以治学严谨而闻名于学界。
出于对事业的责任感，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他认真读书，勤于思考，思想深邃。
他阅读领域很广，包括哲学的书，从世界哲学史到中国哲学史，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
他重视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分析和研究问题。
他本人做的大量工作是把复杂的理论问题给出简易的表述，便于广大群众掌握和运用。
他强调，我们研究数量遗传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农牧业生产中的问题，以提高生产。
在《统计遗传学》书中，他讲过，“从几个基本前提出发，牲畜的所有数量性状都可以用几个遗传参数来定义，从而得到改进。
”这就是他通过自己艰苦的、系统的研究工作使理论回归实践，实现了理论的价值，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他讲课时双目传神，思维敏捷又不失风趣。
他告诉学生们，人们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求得知识和智慧，知识比较容易求得，而智慧则难于学到。
智慧的精髓是判断力，智慧的标志是判断力的表现，培养的是用各种方法从家庭、社会、学校、大学和其他的机构求得判断力。
这使学生深受启迪。
他培养学生的方式比较开放，他不拘于把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如有机会，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学生送到更好的学习环境中去培养。
他认为学生应有国际视野，他亲自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5个研究生学生及以后的学生写推荐信，使他们有机会先后到美国、德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留学深造，为提高学术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解放前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他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原贵州农学院的俞谓江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生物统计学家）是他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
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各个政治运动的干扰，他并没有系统地招收研究生。
自1978年文革结束以后，他才开始系统地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到1987年他退休，共招了4届硕士研究生。
虽然他也具备招收博士生的资格，但却一个博士生都没有招，因为他认为当时国内还不具备培养博士生的条件，他动员和支持他的学生们到国外去攻读博士学位或进修。
除了培养研究生外，吴仲贤教授还培养了一批进修生，在文革前的1963年，他就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全国高校数量遗传教师进修班，系统讲授数量遗传学，在文革后的1978年，他又主持举办了全国各农业院校遗传学教师参加的“全国动物遗传学师训班”。
除举办进修班，他还接受一些外校的进修教师到他身边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
他的学生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与现在的教授们相比），但他们大多成了我国动物数量遗传学和育种的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有的在国外，成为国际著名学者。
我国动物遗传育种学队伍愈来愈壮大，整体学术水平愈来愈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吴仲贤70余年的辛勤耕耘。
作为数量遗传学一代宗师，吴仲贤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影响了几代人。
他一生为人正直，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勤奋好学，淡泊名利，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学生如何报效祖国，如何学习，如何做人，他以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敬重。
堪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界的楷模。
对教育的期望
吴仲贤教授认为，东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这就是他世界麻烦问题的所在。
西方人相信武力而东方人相信正义，前者回答强权就是公理，东方人说那只是从林法则。
问题是东方人太理解西方人，而西方人不理解也不在乎东方人怎么样，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实用主义（pragmatism），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
中国发明火药时，我们的祖先把它做成爆竹来庆祝祖父生日，而西方得到后做成武器，用以征服其他民族。
这就反映了上面所强调的东西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差异。
也就是说，如果文明只是伪装，世界永远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