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TPP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博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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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TPP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博弈

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ＴＰＰ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博弈

　　【论文关键词】“一带一路”；ＴＰＰ；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全球经济秩序；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研究美国ＴＰＰ谈判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新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在承载平台、利益所在、诉求目标、生命力以及价值观上的差别，主张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不能照搬现有多边的或美国的新贸易投资规则，但可借鉴其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成分，形成体现中国价值观和优秀文化的、面对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多层次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体系。

　　２００８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迹象至今不明显，日本经济陷入收缩泥潭，欧洲挣扎在主权债务危机之中。

在中国扩大国内自由贸易区试点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进展，并在国际上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形势下，美国决定加快分裂全球贸易体系的步伐，加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谈判，以创立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代替ＷＴＯ过去２０年日益完善的规则体系，成为主导全球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

美国与欧盟推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及秘密推进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都企图以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制衡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抑制和束缚中国贸易投资增长势头，限制中国发展，进而边缘化和孤立中国，实现亚太力量再平衡战略。

　　美国高官多次喊话要求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遵守美国的金融准则。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６日奥巴马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道：

“如果美国不在亚洲制定贸易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贸易规则。

”他提出与中国争夺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主导权，并且获得美国国会ＴＰＰ谈判快速法案授权。

在贸易规则博弈中，中国过去一直跟随美、日、欧制定的既有多边贸易规则和标准，没有自己制定新标准的计划，但是现在被美国掀起的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战争所胁迫，不得不应战了。

尽管美、日、欧一直主导着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并且不断推出包括竞争中立、政府采购、环境标准、知识产权等新标准、新要求、新问题巩固其话语权（聂平香，２０１４），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呼吁希望加快全球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让各国具有参与全球性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的平等权利。

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美之间展开战略博弈的焦点。

　　以前关于全球贸易规则与标准博弈的文献侧重多边贸易体制内成员之间的博弈，本文着力研究由区域合作组织作为贸易规则与标准承载平台展开的全球贸易规则与标准主导权的博弈。

过去在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是贸易规则的接受者，发达国家主导着世界贸易治理游戏规则的制定，从没有过发展中国家修改或主导制定区域贸易规则并成功转变为全球贸易规则。

　　本文研究中美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在承载平台、利益所在、诉求目标、生命力上的博弈。

美、日、欧在现有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下渐失优势，企图掀起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战争，掌握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的主导权，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发展。

但它们新的规则和标准有致命的弱点，看不到生命力。

中国积极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争取掌握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的主导权，以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开展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博弈，将促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并在全球经济中广泛应用和成为国际惯例，推动全球经济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美国ＴＰＰ贸易规则天生带有缺陷，生命力不旺

（一）争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制定主导权成为一场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博弈

　　任何国家制定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都以最大限度维护本国利益为目标。

谁掌握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主导权、话语权，谁就处于国际竞争的优势地位，获得长期的战略利益。

掌握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权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因此，这种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权的争夺就成了国际经济领域战略博弈的焦点。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２０１５年３月，世界上区域贸易协议有６１２项，实施４０６项；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３２６８项。

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更是千差万别。

近年来，数十个国家正在或已经对各自的国际投资协定范本进行修订，一些国家甚至终止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试图重修协议。

各国都在摸索和寻找比较合适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

　　美国是运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维护自身霸权利益的典范。

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总是以本国的条件提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使本国企业处于有利竞争地位，要求其他伙伴都接受其格式条款，置对手于不利。

而且一旦美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就会提出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设计规则。

美国希望永远主导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这样其他国家永远只有跟从和处于不利的地位。

美国正是通过牢牢掌握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主导权，建成损人利己、扬己之长而攻彼之短，达到限制对手发展目的的不公平规则和标准，从而获得巨大的战略优势地位。

（二）美国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天生带有限制和削弱别国优势的致命缺陷

　　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其占据未来亚洲乃至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权的战略支柱，也是美国对华实施遏制和再平衡战略的关键工具。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日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市场”栏目采访时指出，如果不达成ＴＰＰ，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将有处于劣势的危险。

明确要以ＴＰＰ与中国展开贸易规则主导权争夺，认为ＴＰＰ将有助于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ＴＰＰ成功与否对于美国确立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具有战略意义。

　　２０１５年４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阿什利·泰利斯（ＢｌａｃｋｗｉｌｌａｎｄＴｅｌｌｉｓ，２０１５）撰写的报告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将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实际上适得其反，如今中国势力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应该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反击，包括“通过有意识地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手段，……在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之间建立新的特惠贸易安排”。

未来美国达成ＴＰＰ协议就是要限制和排除中国等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削弱其比较优势，增加其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难度和成本的新壁垒（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２０１５）。

显然，ＴＰＰ成为美国用来分裂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排华制华的排他性封闭贸易集团，成为美国拉帮结派、输出美国价值观、把美国规则转变为全球规则的战略平台。

　　美国领导人对其贸易规则带有更强的自我利益至上内容直言不讳，公然在地区或全球贸易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里隐藏不可告人的私利，这是美国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致命弱点。

奥巴马表示（ＫｕｈｎｈｅｎｎａｎｄＢａｂ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１５）：

“如果我们不尝试设计规则，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将会被排除在外，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它叫作中国，它发展迅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如果美国能同中国的邻国达成一个包含更高标准的协议，中国将会考虑按照国际惯例行事。

”其实他的话有点危言耸听了。

如果美国不制定贸易规则，即使中国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也不会把美国企业和工人排除在外，中国推动的多边或区域合作协议都是开放的，不会搞美国式的封闭贸易集团。

确实在既有多边贸易规则和标准下，美国企业将会逐渐失去来自价格竞争的优势，因此美国试图重新制定一个所谓更高的贸易标准并成为国际惯例，如果中国不接受美国的标准而被排斥在ＴＰＰ之外，就会让中国企业比ＴＰＰ成员付出更高代价才能进入美国市场；如果中国接受美国的高标准并加入ＴＰＰ，那么中国必须要为达到美国高标准付出更大努力和代价，从而可以有效限制和削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这就是美国力推ＴＰＰ高标准谈判的目的所在。

　　２０１５年６月８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在《今日美国报》上联合撰文呼吁众议院通过授权奥巴马政府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谈判的贸易促进法案，表示这将是一个让美国同时提高自身繁荣与全球领导地位的宝贵机会，他们写道：

“ＴＰＰ有助于美国推动反映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全球秩序，它是第一份解决国有企业相关问题并确保互联网自由开放的贸易协议，通过引领贸易美国可以展开全球最高标准的竞赛，发展开放、公平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否则由中国提供的低标准贸易协议将会使那些最快放弃价值观、不计代价的竞争者获益。

”

　　显然，美国推出的贸易高标准就是为了抵消发展中国家由劳动力及资源廉价、环境保护成本较低所具有的出口产品价格比较优势，从而保护美国国内具有较高生产成本的中低端制造业利益，保护美国市场和就业。

因而美国不希望看到由中国主导提出较低贸易标准成为全球通行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削弱美国产业及工人参与全球贸易的优势。

由此可见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

　　另外，美国新推出的投资协议版本，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原则，不仅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自由化水平，而且要求东道国国有企业、环境、劳工、技术标准等方面实现所谓公平竞争，在外汇转移、金融服务、征收与补偿、税收优惠、业绩要求、政策透明度等方面保护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权益。

很明显，美国版本的投资协定过分强调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东道国政府的责任，淡化跨国公司的责任和东道国的主权，甚至要求东道国失去部分经济管理主权，却没有直接规定跨国公司应负有的义务，尤其缺乏针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及其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责任（桑百川，２０１４）。

　　可见，美国新规则和标准明显维护本国利益，限制别国应有的好处，依势压人，偏离了公平原则。

美国借助新的高标准贸易投资高度自由化协议，希望谋求更加广泛的市场准入机会和投资保护利益，减少东道国政府对贸易与投资的干预，保障投资者获得充分权利和优势地位，显然是不公平的。

以美国标准开展的贸易投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不公平竞争。

　　美国追求所谓的公平竞争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世界各国市场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各国市场总是在不断发育变化之中。

没有绝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美国也是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各州政策和税法等均不完全统一，许多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弥补，同样存在垄断和反垄断的斗争。

世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市场，除非在实验室中人为建立。

国际之间很难做到以同样条件开展公平竞争，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两个企业之间也难以实现公平竞争，因为企业之间总有差异，否则就失去竞争激励差异化的意义。

各国在劳动、环境、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企业所有制、技术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是正常的。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国家，差异是常态、常形，而且各国的情况都在变动，没有一个不变的国家。

存在发展水平差距的各国之间开展贸易，可以利用和发挥比较优势，不可能要求所有参与贸易国家在企业所有制、知识产权保护、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处于同一水平，更不能说存在这些差异的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就是不公平竞争。

难道发展中国家都达到发达国家的同样水平，才可以开展贸易竞争吗？

显然不现实。

面对现实避免明显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包括倾销、补贴、歧视、强买强卖、拒绝交易或制裁等问题。

　　所以，美国提出的公平竞争标准是另有目的的，它希望所有参与全球贸易国家都要按照美国标准要求达到美国水平，从而让许多国家达不到美国的条件，不能进入国际市场，让想达到美国条件的国家及企业额外增加进入门槛及成本，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比较优势。

美国要求其他伙伴按照美国标准才构筑了公平竞争环境，在国际贸易协议中强调企业所有制或其他差异而要求对方与自己一样才是公平竞争未免太霸道。

实际上美国要求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歧视性贸易投资规则。

美国以为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对美国构成不公平竞争。

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不存在补贴的问题，也未必就能进入美国市场。

其实，国有企业未必就有来自国家的优惠和资助，而且要多为国家做牺牲和更多贡献，私人企业也未必没有得到来自国家的资助和优惠，而且常有偷逃税的损公肥私行为。

美国私人企业同样能够得到来自政府的各种帮助、保护和支持，甚至直接给予财政支持、税收减免和政府采购订单。

中国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中国家必要的经济组织形式。

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只有靠国家力量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进行竞争。

美国攻击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削弱和打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美国新的贸易投资严规则、高标准严重歧视和限制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损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

美国贸易投资严规则、高标准事实上就是对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贸易投资壁垒和限制，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实质上，美国所谓公平贸易原则是站在美国人利益立场上并以此为标准判断的公平竞争，其实质是对落后国家和与其形成竞争关系国家的贸易投资活动的歧视或变相拒绝。

　　（三）美国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的生命力不看好

　　世上没有唯一正确或永远正确、一成不变的贸易投资标准。

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生命力在于其被接受的实施效果。

如果新贸易标准能够促进各方利益的扩大，各方就会维护新标准，它就具有生命力；反之，新标准只使一部分成员受益而不是全部，部分成员就会试图放弃和打破这种标准，它可能就不适合继续存在，需要重新修改和制定。

　　美国抱持着冷战时期的零和博弈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对外经贸战略思维僵化、守旧和带有侵略性质，把自身利益置于伙伴们的利益之上，既不愿与其政治、价值观以及安全利益不一致的国家开展合作、分享和共赢，也不愿与志同道合伙伴命运与共。

所以，美国版本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必然导致强国鱼肉弱国，弱的伙伴最终不堪失去经济主权的奴役，纷纷退出所在区域经济组织，加入新的区域经济组织，从而埋葬美国的不平等规则和标准。

因而，ＴＰＰ协议中美国贸易规则的权利和义务不平衡，必将导致伙伴的抵制和退出。

　　美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侧重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依靠技术创新势力强，经济技术领先，拥有管理和环保等丰富经验，企望在全球以及区域贸易投资活动中推行严规则、高标准，能够最好维护和增进美国利益，充分体现了资本获得更大自由度、更高保护和更大权利的利益要求，但它只会被少数发达资本输出国接受，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多数国家来说无疑是新的殖民条约和发展枷锁，他们会要求改变规则或者退出协定。

我们的判断是：

美欧之间、美日之间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维持高水平、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是可能的，但是ＴＰＰ成员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采取美国严规则、高标准的组织稳定性会比较脆弱。

　　当今全球产业链条相互依存、相互紧密联系，具有相当程度的粘性，人为打破链条会伤害各方利益。

ＴＰＰ把排除在外的非成员与ＴＰＰ成员之间全球产业链扭曲，甚至撕裂，直接伤害ＴＰＰ成员的经贸利益。

ＴＰＰ给成员带来的贸易转移利益能否抵消这种损害还需要具体分析。

ＴＰＰ对各成员的利弊会有明显的差别。

ＴＰＰ会增强大经济体和大型跨国公司的组织内部市场力量，明显削弱小经济体和小型企业的市场地位，对小国、弱国的中小企业打击比较明显。

在欧盟及欧元区内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同样将会在ＴＰＰ成员中出现。

ＴＰＰ很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命运短暂的俱乐部。

　　不仅如此，美国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还带有很强的美式价值观判断，具有虚伪性、欺诈性、两面性，带有双重标准的特点。

美国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作为贯彻美国价值观和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不仅仅是贸易投资领域的尺度，而且成为政治考量的工具。

美国是否愿与伙伴开展公平贸易，是否利用霸权对贸易投资伙伴施加贸易制裁，与政治关系好坏、与是否符合美国价值观密切相关。

美国对政治立场上不站在自己一边的国家采取贸易投资限制迫使其改变立场。

政治立场成为美国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的潜规则。

美国对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等都采取过程度不同的制裁，现在仍对中国进行技术出口管制，许多国家遭遇的不公平贸易对待都与政治关系上不臣服于美国有关。

　　如果一个国家政治上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保持一致，西方在贸易投资上无所谓规则、标准。

反之，如果不与西方政治上保持一致，不符合美国价值观和政治标准，不仅不会给予融资支持，甚至要进行金融和投资制裁。

西方就会反对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贸易和援助，一致形成排斥和边缘化对手的国际集团。

这就是西方的双重标准，其实质就是看对方政治上是否与西方保持一致。

西方惯于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利用贸易力量达到政治外交目的。

西方贸易标准的虚伪性一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越南作为ＴＰＰ中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成员，与美之间的政治与贸易利益矛盾会非常复杂，融入西方体系的难度非常大，出局的可能性高。

由于美国贸易规则要求许多国家必须按照美国标准进行经济制度再造，实施ＴＰＰ贸易规则阻力会巨大，预期效果不会好，比如越南就会面临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美国力推ＴＰＰ希望形成事实的严规则、高标准，但是他们的包容性小、隐藏矛盾多、排他性强。

ＴＰＰ内各成员国发展水平、经济利益诉求与主张差异较大，ＴＰＰ作为排除中国的俱乐部，不仅谈判难度较大，结果可能会ＴＰＰ难产（包蕴涵，２０１５），也难以实施和推行。

而且ＴＰＰ将扩大贫富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收入不平等，更不能解决收入和发展水平差距问题，长期必将遭到所有欠发达成员的反对。

所以，美国新的贸易规则和标准生命力不被看好。

针对美国从总统到学界一致要以ＴＰＰ作为树立新贸易规则的战略博弈平台，摆出要与中国展开决斗的阵势，美国商界大佬索罗斯（Ｓｏｒｏｓ，２０１５）指出：

“如果美国政府将中美关系视为零和博弈，不仅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失去很多。

”美国价值观主导的旧国际经济秩序存在固有的缺陷。

美国继续在贸易投资规则上搞霸权和零和博弈，搞排华贸易集团，不愿与中国合作共赢没有出路。

　　二、中国“一带一路”贸易规则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生命力旺盛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没有生命力，但它的行动迫使中国必须响应，超越现有全球贸易经济秩序，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适应“一带一路”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需要的有生命力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

（一）“一带一路”倡议要从战略概念实体化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组织机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区域发展梦想、区域发展规划安排，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发展战略。

这个战略落到实处就是一个区域发展组织。

这个组织是一个松散的、以合作发展为目标的、以共建共享共赢为宗旨的区域经贸合作组织。

共建“一带一路”实质就是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经贸合作组织，在其中各国之间自愿合作，共同促进发展。

共商、共建、共享和共赢是“一带一路”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

“一带一路”贸易规则制定的技术路线是在民主协商基础上，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见，多数表决通过。

加入和参与此组织要履行自愿申请、组织讨论、组织批准和成员国内法定批准等有关程序。

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组织并接受其章程与规则，可以享有其相应的权利，同时承担一定的义务。

　　为此，中国要加紧制定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抓好共建“一带一路”日常推进工作，创立共建“一带一路”常设国际合作组织机构，领导制定组织章程、机构安排、经贸协定以及各项规则，把“一带一路”倡议在组织机构、治理架构、制度制定等方面具体落实。

每年例行举办共建“一带一路”高峰会，在共建“一带一路”章程基础上讨论重大的现实合作问题，解决遇到的难题、摩擦和纠纷，并且下设互联互通高官会、贸易投资高官会、文化交流高官会等，促进各国间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对接、规划对接和合作需求对接，推进经贸合作协定谈判。

（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要有自己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

　　现有多边的和美国新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都不能恰如其分地满足共建“一带一路”的特定环境和任务需要。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和社会发展差异很大。

各国政治体制、权力结构、治理能力以及政治稳定性、可持续性差别明显。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内外环境与经济结构相当不平衡。

科技输出型国家、科技自主型国家和科技依赖型国家并存。

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等宗教文化的各国齐聚在这块连接非洲、阿拉伯半岛和欧亚大陆上。

少数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多数国家正在工业化前期，也有一些国家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门槛。

　　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希望用目前既有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实现共同发展，现实告诉我们已经失败，许多国家没有在这个体系下发展起来。

美国新的更高标准的体系更不适合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发展需要，盲目采用美国推行的严规则、高标准会遭到多数国家的反对，也很难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达成共识。

因此，“一带一路”需要构建符合自身条件和环境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

中国不能指望拿既有多边的和美国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去实现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任务和目标，必须要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大的现实，根据自身条件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与各国共商构建适合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新的规则和标准体系，这样的贸易标准体系会受到各国的拥护，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三）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成为树立富有自身特色贸易规则的战略平台

　　近代以来，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深受西方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压迫，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现有多边贸易规则非常不满意，但是中国目前没有制定过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也未打算过自己主导制定国际规则。

然而，现在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中国倡议和领导落实“一带一路”计划必须要制定一套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

中国看穿了西方贸易标准的两面性，认识到必须要掌握自己命运，应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重构（金中夏，２０１５）。

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代表，对不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不能不管不问，不能躲避，要负起责任，要有所作为，构建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合理的贸易投资新规则和标准体系。

中国不谋求主导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权，但中国期望开创一个平等的、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希望与世界各国共同改进全球治理。

　　美国在亚太地区拉山头，搞排除中国的ＴＰＰ贸易集团，中国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区域贸易组织。

“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开放的、自愿的、松散的贸易组织因此孕育而成。

针对ＴＰＰ加快步伐强化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在全球治理中所具有的标杆意义，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需要走出坚实步伐，拿出切合实际意义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回应美国的行动。

中国即使未来不能完全掌握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也要积极迎战美国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权的博弈，至少要能与美国“分庭抗礼”，你搞你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我搞我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最终看谁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更有生命力。

“一带一路”合作组织就是中国与美国ＴＰＰ展开贸易规则博弈的战略平台，这是中国与美国开展对话、谈判和博弈的筹码。

中国以倡议的“一带一路”创立自己的俱乐部，它展现一个带有组织性质概念的势力范围相当大的全景画卷，中国要开始制定国际规则了（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２０１５）。

中国领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组织机构会着手推进经贸合作协定谈判，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贸合作规则。

中国正为发展中国家利益做出特别的努力，与其建立了信任，相反美国却摒弃它们（Ｍａｓｏｎ，２０１５），中国将以“一带一路”倡议带领它们制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贸易规则，发挥领导作用。

“一带一路”就成为了中国与美国开展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博弈的战略承载工具。

未来，在“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机构的贸易投资高官会框架下，会下设“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委员会，开展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的商讨、谈判和制定工作。

中国要在“一带一路”合作组织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委员会工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机构缔造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机构全面工作主持国，中国将领导“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机构制定出适合共建“一带一路”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

　　（四）中国“一带一路”贸易规则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生命力旺盛

　　中国“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与美国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有着根本利益关系、价值观和生命力等方面的区别。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