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诊疗技术 武汉名中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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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疗技术武汉名中医

中医诊疗技术武汉名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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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武汉市志（1840-1985）>卫生志>目录>中医>中医诊疗技术中医诊疗技术　　民国时期，武汉中医诊疗技术进展情况虽乏专载，但名医辈出，治绩彰著。

如冉雪峰对鼠疫的论述和治疗，陆继韩对温病的分类，胡书城、曾少达治疗妇科疾病，夏寿泉治疗小儿痘麻，陆真翘治温病，单厚生治乳痈，张星陔、林子陀治瘰疬和喉科专家陈天经等，他们的治绩无不口碑载道。

1945年，三镇流行登革热，中医是防治该病的主力之一。

当年，中医徐相恒、韩培春在防治流行病中名噪一时。

1946年市区流行天花，小儿科医生熊雨农、彭子玉、熊济川对防治天花均有贡献。

　　1946年后，中医内、外、妇、儿、针灸、正骨、五官、按摩以　及痔瘘、草医等科在理论和诊疗技术上各有进展，并开始探索中医各科专病治疗。

同时在八纲辩证的基础上，向脏腑、气血、三焦等深入探讨，诸如内科五脏、六腑、气血、营卫的各种急慢性杂病，妇科的经、带、症、瘕、不孕等病，儿科的食滞、纳呆、泄泻、喘咳诸病，外科的痈、疽、疔、疖各症，针灸科的烧山火、透天凉、灵黾八法、子午流注以及梅花针等技术，骨科的特殊手法，小夹板固定等，眼科的针拨白内障和痔瘘及草医等各科、专病的诊疗技术，均获得新成就。

70年代以后，武汉市中医已开始运用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于临床，对传统医疗技术效果进行测试、计算、储存、诊断，使各科中医诊疗金术得到科学的印证。

　　内科中医内科范围甚广，解放后武汉不少有远见的中医着重对内科常见病和地方病进行研究与探索。

50年代初，武汉市医药学会组织中医对当时流行的麻疹、白喉、脑膜炎、乙型脑炎等急　性传染病进行专题讨论，总结前人的治疗经验，研究出更臻完善的治疗方案，并编印发行《麻疹学习总结》、《中医对白喉的认识和治疗》，为防治麻疹、白喉等病取得积极效果，开创了内科专病防治研究的先河。

60年代初，市区肝病蔓延，名医家总结临床实践经验，研制成“肝炎糖浆”。

70年代，市一医院、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科先后设有“肾病”专科。

市红十字会医院冯发祥、郑家琨最早用鸡眼草治疗慢性肾炎，疗效甚佳。

市一医院管竟环对肾病的致病机制“肾阴肾阳”开始作专题研究。

市中医医院章真如论述的《滋阴论》、《湿热论》、《风火痰瘀论》等，均为内科专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市一医院中医在参加治疗“急性放射病”（本病中医古籍向无记载）患者的实践中，提出对该病的分型和治则，认为是“炽盛火毒”，主要病机系火毒所犯而致肾虚和血虚；在治疗上，应以清热解毒、补气生血、填精补髓、育阴生津为主。

周显堂医师将流行性出血热纳入“瘟病”范畴，视为温热之邪，灼伤津液，导致肾阴不足，甚而衰竭；治疗上，以清热解毒、养阴固肾为主。

　　1980年8月，市中医医院增设了肥胖病专科门诊。

　　在中医控制论方面，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宋瑞玉于1977年提议并与武汉大学李国平教授和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张大钊、吴绍基、吕继瑞、鲍亦万、沈永政等合作，于1979年元月成立“中医控制论学研究小组”，同年12月扩充为“中医控制学研究室”。

该研究室以控制论的思想体系建立了数学模型，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把中医的辩证结构和处方用药结合为一体，将量记法用于概念变量，将符合分离法用于病名诊断，将表象函数值鉴别法用于中医辩证。

该模型基本符合中医辩证论治的逻辑思维，经1500多人次的计算机判断，与湖北中医学院老中医辩证论治的思维符合率达96—97％以上，从施治、处方、划价到取药诸程序需时仅14分钟，1980年7月经国内有关专家鉴定为“国内先进”水平，获湖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1年，以宋瑞玉为主笔所撰的《中医控制学》出版发行，1982年由香港传人日本，译成日文出版，引起巴黎国际模型仿生会的重视；现在正形成“名老中医专家系统”，已储存了4位名老中医对8个病种32种疾病的诊断系统。

　　在脉象仪研制方面，为证实“切”诊脉象对疾病反映的可靠性，1981年5—12月，湖北中医学院脏象研究室、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科用国产BYS—14型四导脉仪进行测定描记。

湖北中医学院描记336例（男性171人，女性165人），从中分别筛选出76例健康人和79例肝郁病人的脉象图进行比较。

结果说明脉象虽由医生切脉时的主观感觉而得，但却具有历代医家共同认为“肝病脉多弦”的特征，为数千年沿用切诊的合理性提供了初步的科学依据，获湖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外科民国时期，武汉中医外科名医毛韵臣、范寿山、毛鹤峰、单厚生、张丹樵、李子范等皆擅治痈、疽、疗、疖等及皮肤杂症，仍以“望、闻、问、切”辨别疮疡的阴阳属性，分析肿、痈、脓、痒的主症性质，判断善、恶、逆、顺，采取内治、外治、火针等疗法以愈病。

其内治，以消、托、补为法。

“消法”通用方有银翘散、牛蒡解肌汤、荆防败毒散、黄莲汤、润肠汤及阳和汤等，以避免溃脓和开刀之苦；“托法”主方透脓散、托里消毒散等抗毒外泄，以防内陷；“补法”主方有八珍汤、六味地黄汤、桂附地黄丸，以补充气血，扶助正气，促使伤口早日愈合。

其外治，对局部病区施以“围药”、“　膏药”、“参药”、“薰洗”，以行敷贴、沐浴、湿敷，达到消毒散肿、去瘀脱腐、提脓生肌、止痛止痒、疏通气血的治疗目的。

其火针，主要用于阴寒补证，有破坚散结的功用，凡遇阴寒凝滞的外症，用火针刺患处，促使转阴为阳，脓化毒出。

　　50年代中期，治疗阑尾炎以大黄牡丹皮汤加减或清肠饮与之，效果理想。

继此对肠梗阻、胰腺炎、胆囊炎等，不经手术，中西医结合，而以中药治疗为主，多著成效。

治脉管炎以“四妙勇安”、“当归四逆”、“二妙丸”加味亦效。

市中医医院单苍桂研制的黄连膏、九华膏、提脓丹、九珠丹、丁桂散、奔江丹等药常用于临床，效果甚佳。

　　妇科解放后，市区中医对妇科病的诊疗基本上是在精长妇科的已故名老中医胡书城、曾少达、黄寿人、宋长龄等的学术思想影响下，从经、带、胎、产四大病种的诊疗实践中，发展为治疗不孕症、宫外孕（1966年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宫外孕并应用天花粉治疗恶性葡萄胎、绒癌）、子宫肌瘤等病的诊疗技术，多数中医行家在治疗女性“不孕症”的临床实践中，认为此病主要病因系月经不调，治疗必先从调经入手，着重调理冲任、疏肝养血、补虚导滞、温经散寒、逐痰化瘀、常用方以经方温经汤、时方逍遥散等为主，随症化裁，如胸胁痛加金铃子散；经行不畅、量少，加茺蔚子、益母草、蒲公英、路路通；疏肝调气加香附、玫瑰花、月月红等，临床有效率达80％。

市中医医院通过对140例“不孕症”分析，认为肝郁气滞与黄体功能不良有关，治疗应从调肝入手，以改善黄体功能的作用。

该院徐升阳医师为此撰写《女性不孕症辩证与基础体温、子宫内膜治检关系的初步探讨》论文，载入《上海中医药杂志》1985年第工期，被评为1985年湖北省优秀科技论文三等奖。

　　带下病为常见妇科病之一，由于病因复杂、症状各异，桂晓云等认为其病机为湿热下注，脾肾亏损者多。

在治疗上据其不同病因，总结出基本大法，为健脾利湿，以完带汤为主方，随症加减，对药物配伍用量，重用山药、白术，轻用芥穗，颇有疗效。

　　此外，对“五色带”应重视作“癌症”的早期臆测。

　　妇女孕期有恶阻、腹痛、子肿（孕妇身肿有水气）、子痫（孕妇牙关紧闭，不省人事）、胎动不安、胎漏、胎萎不长、胎死不下等疾病，医者重在审因辩证，用调肝和胃、开郁理气、固肾益血诸法治之，对胎死不下可用天花粉注射液，或与西医结合，转西医手术。

　　产后常见疾病有产后血晕、恶露不下或不绝、腹痛、发热、发痉、大便难、小便频数或不禁、乳汁缺乏以及三冲急症（冲心、冲肺、冲胃）等病，各综合医院中医科多能据新产之后气血两虚和血虚有瘀的矛盾适情治疗。

1957年，武汉市中医药学会以民间验方天花粉等药配制乳浆剂进行试验，虽能引产，但对孕妇身体损害较大。

1965年，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将天花粉等药制成栓剂引产，效果较前满意。

1970年以后，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和武汉医学院等单位经多次动物试验和临床观察，证明天花粉素，不仅含毒，且有较强抗原性，为此进行皮试，使用药安全范围增大。

1975年5月，制成天花粉素注射液用于临床，通过1036例临床观察，有效率达97％，是一种较好的引产药物，治疗死胎和过期流产效果更佳。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儿科清末民初，儿科以夏寿泉著称。

在30年代前后，汉口有儿科三杰——陈远超、吴士雄、徐士英，他们以擅治小儿痘麻、急慢惊风而名世。

武昌有专治小儿疳积的王润生，以银针为患儿挑疳积，治疗营养不良、腹胀筋爆、厌食纳呆诸症，名噪三镇。

50年代，“挑疳积”发展为“割脂疗法”，兼治咳喘，风行一时。

儿科名医熊济川、熊雨农及彭子玉、张介安、　万文熙等，他们着重研究了小儿生理“三有余”（阳、心、肝）、“四不足”（阴、脾、肺、肾）等特点，较系统地总结归纳出“儿科治脾十法”。

（1）益脾补气法，主方参苓白术散加减；

（2）健脾化痰法，主方四君子汤合苏子降气汤为代表；（3）扶脾温阳法，主方附子理中汤加减；（4）运脾导滞法，主方保和丸加减；（5）开脾益中法，主方补中益气汤加减；（6）补脾摄血法，主方归脾汤；（7）理脾调肝法，主方逍遥散合茵陈五苓散加减；（8）燥脾化湿法，主方胃苓汤加减；（9）泻脾清心法，主方泻脾散加减；（10）养脾益阴法，主方益胃汤生脉散加减。

　　市儿童医院中医药人员针对小儿常见病研制成便于小儿服用、疗效较佳的中药制剂，主要有川贝清肺露、麻甘冲剂、抗麻注射液、醒脑静注射液、参术合剂、利便合剂、霍香合剂等，都有一定疗效。

此外，用针灸、按摩疗法治疗小儿麻痹症、高烧、腹泻均有较好效果。

　　针灸科针灸、方脉原为一体，历史上长期为封建礼教所束缚，医家、病家均厚方脉而薄针灸。

民国时期，针灸在武汉虽不普及，却有几位杰出的针灸医师颇具声威。

“金针专家”魏廷兰曾受南京国民政府的谭延闿礼　聘求治，以长针著称；曾留学日本5年的刘止安也为蒋介石治过病。

杨济生、屈逸民、陈铎、王瑞卿等针灸医师均负盛誉。

　　50年代，针灸在武汉逐渐普及，各综合医院多数设针灸科，针灸新秀辈出。

1957年，王永生自制“针灸快速进针器”。

60年代初，市三医院刘绍安开始对古时针法“烧山火”、“透天凉”进行研究。

1979年，市区各综合医院针灸科又开展了耳针、头针、手针、微针、激光针等疗法。

　　1980—1982年，为使“烧山火”、“透天凉”针刺效应取得科学依据，市三医院针灸科与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何海乎协作，利用液晶测试，经56例“烧山火”、“透天凉”手法在人体的感传试验，针下能出现凉热反应和沿经络游走的感传，清晰地在液晶膜热图象上准确地显现出色彩来。

（表59、60）　

　　1982年，刘绍安据此写出《应用液晶膜鉴定“烧山火”、“透天凉”的成败，同时观察成功例的经络透影》论文，在全国第二届针灸、针麻会议论文汇编上发表。

为深入探索冷热感的发生机制与经络的分布规律及经络与脏腑的连锁关系，1984年底得到武汉大学测试中心的支持，列为探索性科研项目。

　　此外，针灸医师张家声于1963年和1971年两次参加援外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1973年应摩洛哥哈桑国王之邀，为其弟阿卜杜勒亲王治疗枪伤后遗症，针灸治疗1个月，效果显著；继为王太后、公主及王室大臣等30余人治病，疗效深受赞扬。

此后，有王明章、高锡章、梁福煌、王洪贵、高国巡等先后参加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应用针灸治病。

　　1981年，张家声以针灸治疗男性不育症，根据病情采取针、灸并施，或只针不灸、取穴以肾俞、次髎、关元、气冲为主穴，随症配穴，如阳萎配足三里、太溪；不射精配三阴交、太冲、阴棱泉；精子异常配足三里、太溪、太冲、命门、挟脊，隔日施针、灸1次，20次为一疗程。

至1985年12月，共治疗男性不育症248例，有效16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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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午流注”、“灵龟八法”为古典针法，是依据人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观为指导，结合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藏象经络等，以天干、地支进行演绎运算，推求人体气血盛衰开合的周期变化，选取针刺最佳时间和穴位。

但推算复杂，理论深奥，难为现代针灸医生所掌握，影响临床推广应用。

1985年，市职工医学院杨赞瑜在海军工程学院电子系协助下，研制成计算“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PC——1500袖珍计算机，使用BASIC语言进行程序编写，解决了按时取穴的运算，为应用“子午流注”、“灵龟八法”治疗疾病创造了条件。

　　针灸别流——梅花针（刺激神经疗法）为汉口孙惠卿医师所擅长，对哮喘、瘫痪等疑难病症获得一定疗效，1952年先后在武汉市中医药联合改进会门诊部、市二医院推广试用，1953年，孙惠卿调北京中医研究院。

1955年，承淡庵著《中国针灸学》，详细介绍了梅花针的适应症及其手法。

其治疗范围广泛，适应于神经系统内、外、妇及五官科等多种疾病，并能预防疾病，对恢复期体弱病人有促进康复的作用。

1976年，其传人柏钟扩在市第二医院继续以梅花针为人治病。

　　骨伤科中医骨伤科技术多为武术师所掌握，如闵八爹、张金亮、李德顺（铁头）、徐占奎、郑子瑜、柯长春、金燕子等均以教武习艺兼治骨伤，服务对象多系劳动人民。

民国时期，三镇以专治骨伤为业的有黄平安、李志仁、李哈师傅（兼营益寿堂药铺）、闵仲儒等。

50年代后，各级医疗机构纷纷设置骨伤科，闵仲儒加入市中医药联合改进会门诊部，金燕子在友谊联合诊所，姜金林在前进联合诊所，郑顺卿在硚口区联合诊所，林家顺在市中医医院，张童飞在满春卫生院。

　　骨科医师治疗骨折、关节脱臼均采用手法正位和小夹板固定，对骨与关节结核、急慢性化脓性关节炎、骨髓炎则用中药外敷并辅以内服。

尤以对软组织损伤及颈、肩、臂、腿、腰痛诸疾患，用松解手法使“紧张”、“痉挛”、“粘连”的软组织得到松驰，以达消肿止痛、经络舒展、气血流畅的效果。

市四医院骨伤科周明志近10余年用“颈椎提牵”、“侧旋复位”手法治疗颈椎错位（椎间关节），共治疗颈椎病1500余例，总有效率为97％，深受患者好评。

　　1973年，湖北中医学院骨科开始将试制成功的“78—4型骨折不连治疗仪”应用于临床，经8年实践，疗效较好，方法简便、安全，痛苦较小，患者乐于接受。

1980年9月经省级鉴定，认为该治疗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82年获湖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眼科解放前，著名中医眼科医师桂放勋对“胬肉攀睛”、“血翳包睛”、“凝脂”等险恶重症均擅治疗，效果甚佳。

解放后，祖传眼科医师王国富（“桂花树”是他家的堂名）1979年被吸收到市中医院任医师，精于针拨白内障，治疗视网膜炎等疑难眼疾。

1980年，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对中级以上医师进行专业定向，有角膜病、眼底病、眼外伤、眼肌病、屈光等专业。

同时，进行“祛风清热饮”对聚星障的临床观察。

市中医医院眼科刘曙东用传统针灸方法治疗近视眼，中药治眼底疾病，如眼出血、中心视网膜炎、角膜炎等；尤以用中药治疗小儿皮质盲，取得满意效果。

该病案及总结资料发表于1982年《中医杂志》（海外版），被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作为资料收存。

　　痔瘘科邱凤林、陈济民、司永令是武汉市颇负声誉的痔瘘科医师。

50年代初，治疗内痔多用枯痔散、枯痔酊和结扎等法，但“散”和“酊”含有砒剂，疼痛难忍，且极易中毒。

1956年，市中医医院痔瘘科陈济民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咸能软骨，治积聚结核”的道理，把食盐溶入“明矾枯痔注射液”中，改进结扎压缩疗法，临床证实能减轻病人术后痛苦。

1959年9月，试制成内痔注射油，其配方先将盐加入甘油，在电炉上加温溶解、冷却至60℃左右，再加石炭酸，适应初期内痔、二期内痔、三期内痔、环形内痔、混合痔（外痔较少者）等症。

1984年，市第八医院痔瘘分院用中药二花、连翘、地丁、当归、乳香、没药、黄连等对患者行薰洗治疗1000例左右，疗效达80％。

1985年，开展“外割内扎”手术。

　　按摩科“按摩”与“推拿”是循人体经络、孔穴进行推、拿、按、摩、●、揉、搓、抖、运拉，拍打诸手法治病。

1950年以前，“按摩”在武汉极少独立成科。

50年代初，市中医药联合改进会始设按摩科，由赵泽民、柴少升任医师，后到协和医院开设专科。

1959年，市中医医院设按摩科，按摩医师为袁靖。

此后，各综合医院、卫生院亦相继设此科，武昌、汉口均开办“盲人按摩医院”。

1981年，在武汉成立了湖北中医学会按摩学组。

1983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武汉分会召开首次“按摩导引学术会议”，1985年成立武汉按摩咨询服务部。

　　按摩科除治疗颈椎、臂、腰、腿疼痛有立竿见影之效外，对腹泻、便秘、急腹症、失眠、发热、神经痛等病均有效果，尤以老年保健、防病、康复效果更佳，深受社会重视。

　　草医科草医是中医药的一部分，长期散在民间，为劳动人民防病治病。

所用药品多系自制、自采，简便易行，疗效较好，一些草医土方土法在市区民间世代广为流传。

1958年，武汉市中医药学会开展群众性的采风运动，收集各种民间药方18102种。

草医草药的特点是药味少，多以生药直接煎服（不加炮制）；外用药多以新鲜生药捣碎贴敷，或煎水薰洗患处，对湿热毒邪引起的皮肤溃疡效果尤佳。

名草医邵森林擅长外科，善治痈、疽、疔、疮等疑难杂病。

共治痈疽如附骨疽、环跳疽、乳痈、手搭背花等，常用仙方活命饮、四味解毒汤辩证加减，外用冲和膏、金黄散、鲜半枝莲、仙人掌，将其捣碎涂敷患处；后期化脓，外用玉红膏、蛋油膏、夹纸膏（自制）；脓尽时用生肌散。

治疗疮类的面部疔、手足疔、蛇头疔等，内用五味消毒饮、黄莲解毒汤加减，外用芙蓉花研细末，加蜂蜜涂敷患处，红丝疔用放血法，均能取得较好疗效；疔毒走黄则采用马鞭草、土大黄、见肿消、下马仙等四味鲜药煎服，待大便排出黑色毒水，再服一碗排骨汤补之。

又以八厘麻、曼陀罗外敷，治疗关节炎亦有效。

　　用草药专治蛇咬伤的知名蛇医傅水平，医治蛇伤40余年，积治蛇伤草药70多种，除蛇咬伤外，对蜈蚣、蝎子、毒虫螫伤等均能医洽，唯其方药秘而不传。

名蛇医魏立法将秘方公之于众，在民间流传使用。

九峰郑姓蛇医用磁针放血再用草药敷治，效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