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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曾这样记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1]”，在这里我看到夫子师徒强调要以行“仁”为已任，至于“死而后已”；
可见“仁”在他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
那么何谓“仁”？
笔者以为其意蕴可从以下角度进行理解。
1.仁者“爱人”
翻读《论语》，可以发现对“仁”的经典解释莫过于“爱人”二字，“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1]”；
“爱人”二字可以被看做是夫子的“仁”的基本含义。
“爱人”即是说要有仁德之心，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因此，“爱人”是仁德的情感基础。
关于“爱人”，有人说夫子的“爱”只是“爱奴隶主贵族”，也有人说“爱”是一种“不分亲疏远近的爱”，更有人说，“爱人”的对象只是那些遵循周礼的人，对于无视周礼、违背周礼的人，是“恶”而不是“爱”；
因为夫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
但通读《论语》之后，如果仔细对其辩证思考，我们发现夫子讲的“爱人”不是指特定的群体，而是指爱一切人；
同时他的爱是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
这表现为“爱人”的“起点”是爱亲，即孝悌之情——对父母兄弟的爱；
而“爱人”的终点则是爱众，即天下之“民”。
这样夫子就通过“爱人”将家国天下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对后世儒家仁政学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如孟子强调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
2.“克己复礼为仁”
“仁”以人的情感为基础，但人的情感具有多层次性，若放而任之而不以礼为之约束规范则可能陷入邪恶，故夫子以礼释仁，把符合礼之规范的情感视作仁。
“颜渊问仁。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1]（300）（《论语颜渊》）。
那么对作为内在要求的“克己复礼”，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首先，“克己复礼”重在“克己”。
“克己”即要学会自己约束、自我控制。
夫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1]（301）（《论语·
颜渊》）这就是讲每个人要有“为仁”的态度和愿望，何以成仁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非“由人”，不是他人的推动和要求，而是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可见夫子在这里明确地肯定了道德行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
同时它也暗示虽然仁德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很难实现，但并非遥不可及，通过个人自觉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仁的境界的。
其次，“克己复礼”之“礼”，贵在中和。
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矣。
”[1]（149）（《论语·
学而》）；
《中庸》也道：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1]（62）（《中庸》第一章）夫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而是要以礼节制之。
同时，人的情感无论喜怒哀乐都要适中而不过分，这才符合礼，“《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1]（177）（《论语·
八佾》）
最后，“克己复礼”还须以仁充实礼。
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局面，夫子感慨万端，云：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1]”，他认为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乐制度又何谈建起呢？
因此，任何礼乐都只是流于外在的形式，要建立起真正的礼乐文明还必须以“仁”作为作为内在的情感基础，以仁充实礼，从而实现仁德。
3.“忠恕之道”
夫子从“仁”的基本内涵出发，既提出了如何达到“仁”的境界的内在要求，又阐发了如何实行“仁”的外在行为原则即“忠恕之道”。
“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1]（188）（《论语·
里仁》）。
那么“忠恕”二字何解？
首先，何谓“忠”，“忠”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1]（221）（《论语·
雍也》）；
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要自立有成就也必须使他人也自立有成就，即所谓“尽己之谓忠”，自己所希望的，别人也同样希望，故应尽己之力帮助别人、启发别人，让别人去实现希望。
其次，何谓“恕”，“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361）（《论语·
卫灵公》）即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强求他人去做，自己所不愿承受的（坏的状况）也不要强加于别人，要学会包容他人，可见这种“成人之美”的精神，不可谓不是一条处理人际关系、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准则，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故。
总而言之，“忠”和“恕”都是推己及人的施仁方法。
忠”是对自己的要求，表现为一种认真、虔诚的态度——真心诚意、积极为人。
“恕”则是对他人的要求，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宽容——将心比心，宽恕待人。
忠恕之道是仁爱精神的具体化，是行仁之方。
正是通过这种“忠恕之道”，才得以把“仁爱”思想从爱亲推广到“泛爱众”。
二、夫子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
前面，笔者已经就夫子仁爱思想的核心“仁”作了简要的探析，下面我们将由此展开探讨夫子“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或四个层次。
1.“仁爱”是一种情感诉求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既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更是一种情感性的动物；
仁爱之情是人类自然情感的生发，更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诉求。
夫子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仁”以孝悌为本，从孝悌出发，表明“仁”首先立足于亲亲之情。
在这里，引出了“情”的范畴，那么在夫子那里，“情”指的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其“情”主要还是指“亲亲之情”和由亲情推开与放大的对社会他人的关爱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情”是善的。
但是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里，我们发现“情”已经统摄喜怒哀悲之一切情感，其对象也越出亲亲、社会他人而不逮于“物”。
因而，“情”也可能被指为恶的情欲并需要被加以引导与控制；
那么该如何引导、控制情欲呢？
《性自命出》称“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
所谓“情生于性”就是说“情”是人生而有之，本性如此的。
“情”作为人生而之的一种本性，当然也是内在于每个个人的、主体的，而夫子多讲“仁”、“为仁”
实属主体内在之事，体现为主体内在的情感诉求；
而所谓“道始于情”即指“道”是从引导、调适“情”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
那么接着，“道”是什么呢？
《性自命出》中这样说“长性者，道也”；
这就是说“道”生于对“情”的引导、调适，便具有“理”或“理性”的意义；
而郭店楚简《语从一》中又云“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此处的“道”自然是人道；
但从儒家看，“人道”本于“天道”，故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夫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虽主“仁爱”但并不否定利欲的作用。
这是对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尊重和遵循，这种强调仁的情感性的思想和取向在儒学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谓一以贯之，它教会人们要重视人的情感追求，理解、同情、关心他人，要把理解人的情感，理解他人的需要作为“爱人”的重要内容。
因此“仁爱”是维系整个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情感根基，是整个人类社会最显浅、也是最深沉的“爱”。
2.“仁爱”是一种伦理原则
东汉古文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仁”字为：
“仁，亲也，从人二[2]”。
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也曾注释：
“亲者，密至也。
从人二，相人偶也。
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词。
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
[3]”“从人二”说明了什么呢？
这从字源上说明了“仁”是用以指称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范畴。
那么“仁爱”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
《论语》有云：
“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
在这里夫子强调要加强道德自律；
夫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人生志向，而“礼”的普及是以“仁”为前提的，他主张用“仁道”来控制自己，克制过度的物质欲望，甚至在有必要时要敢于为“仁道”而自我牺牲，这是“克己”的最高要求。
正如他所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1]”，为了“仁道”的实现，君子要无所畏惧，必要时要勇敢献身，舍身成仁。
这一道德要求千面年来不知激励和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了道德理想的实现，他们无不敢于泣血人生，笑看风云；
于是我们看到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壮，看到了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看到了林则徐“苟因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担当。
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言词，不仅仅是慷慨激昂，更是“成仁”精神的真实写照。
“仁爱”是一种伦理原则，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为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夫子重视亲亲之情，在他看来，子女对父母的“孝”不仅仅指孝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更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敬重，但并不是无原则的绝对服从，子女应该“事父母几谏[1]”，要委婉规劝，使其改正。
而“悌”也是不仅仅是兄长对胞弟的关爱之情，它也是双向的，弟妹兄长也应有敬爱之情，所谓“父慈子孝，兄弟友恭”就是这个道理。
上面的主要是针对亲属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而对一般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夫子也有他独特的看法。
“夫子提出了“恭、宽、信、敏、惠”等道德条目，“恭”即恭敬，要以“恭敬”之心对待他人；
“宽”即宽厚，做人宽厚，待人宽容自然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喜爱；
“敏”即“敏捷”，做事要勤恳干练，“天道酬勤”，自然会取得成果。
“惠”即“慈惠”，要有恩惠之心，经常资助他人，就能使别人幸福，自己快乐[4]”“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从而使用人。
此外，夫子还说：
“刚、毅、木、讷近仁”；
而“温、良、恭、俭、让”也是这一精神的传达。
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除了具体的道德规范外，还有最高的道德要求与规范即如何把握“尺度”的问题，据此，夫子提出“中庸”的概念，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
所谓“中庸”即“不偏不倚，执两用中”，指做人做事都要把握好“度”，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
传统的解释即程颐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5]，他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而夫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这种“中庸”精神的实质是寻求人际关系的高度和谐。
“礼之用，和为贵[1]”。
这里的“和”就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
同时这种和不是“一团和气”，不是折中和无原则，而是在承认矛盾与差异的基础上使双方共生共荣，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和谐”；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生焉[6]”，推行“中庸之道”实现人际和谐，天人和谐，万物和谐，从而实现最高境界。
当然我们也要反观中国历史，认清“中庸之道”的两面性：
“一方面它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
另一方面它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7]”
3.“仁爱”是一种治国之道
夫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教育弟子，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有道德修养的“君子”，然后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
然后凭借他们的管理和教化，使社会和国家道德理想化。
在夫子看来，治国就是治民，治民之本在于把握民心，故他提出了赢得民心的实政方针“道之以德”即实行“德治”和“礼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为政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以内在化的道德教化为基本导向，同时还要以礼义规范为外在的调节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上下“同德”而“同心”，国家自然会兴旺发达。
夫子主张“为政以道”，其终极目的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所谓“修己以敬”是指治国者要加强自我管理，严格要求自己；
所谓“修己以安人”是指要加强各级官吏的管理，上司要给下属作榜样，带好头，这样才能提拔出优秀的人才；
所谓“修己以安百姓”即是说对老百姓的管理，要“使民以时”让老百姓繁衍生息；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让老百姓“奔上小康”；
“教之”对富裕起来的老百姓要进行道德才华，让人民过上富足而文明的生活；
做到做好这三样，就能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社会走上文明和谐。
4.“仁爱”是一种人生境界
夫子以“仁”为核心的“仁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和伦理原则，更是一种道德的精神境界或称之为人生境界与理想人格。
人格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品性或品格，它包含了智慧、品质、道德、能力等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构建人格观念的是夫子，他提出的“仁”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人格主要是从道德层面上讲的，虽然儒家不排斥功利，但他们反对完全以个人利益为生活目标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小人。
因此君子与小人之分即人格与非人格之分，而夫子所说的人格即君子人格，它的人格包括三个层次：
最基础的是“君子”的境界，紧接在上面的是“贤人”境界，而最高的境界则是“圣”即“圣人”的境界。
从第一层到第三层境界的实现就是“完成人格”，如胡适所说“成人即是尽仁道”《中国哲学史大纲》，即是仁。
杜聿明也说过“作为一个个体道德的概念，仁被用来指那些道德上的修身而达到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8]”；
这是对仁塑造的理想人格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最好阐述。
事实上，夫子倡导的人格理想是与他倡导和睦有序的礼乐社会的社会理想相一致的，在这种理想社会中，理想人格的境界就是成贤成圣，道德自足。
现在，我们要具体理解这种理想人格，必须从君子与小人之辩说起。
夫子指出，君子的人格境界、修养进路和行为准则是：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那么“君子”应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然后君子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对于物质利益君子应当秉持“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正确态度。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这是夫子对君子人格的阐述，也是君子的内在要求。
接着，再说“贤人”。
所谓“贤人”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夫子曾称颜回为“贤人”，他是这样盛赞弟子颜回的：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这种被后人称为“孔颜乐处”的精神风貌，则无疑根源于坚执宗教性操守特有的乐观性和理性面对变迁而显呈的洒脱性，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
最后讲“圣人”，我们知道“圣”或“圣人”都是后人对前人的追封，夫子是怎么看圣人的呢，“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1]”，可见圣人是“见”不到的人格典范，又说：
“闻君子道，聪也。
闻而知之，圣也。
圣人知天道也。
[1]”，所谓“闻君子道”的“君子”即指圣人。
那么对于这三种“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郭齐勇在《孔孟儒学的人格境界论》中这样进行阐明的：
“理想的至上境界：
圣人（超越于贤人人格的、理想的仁人与成人）――天道层[9]”
“现实的理想境界：
贤人（超越于君子人格的、现实的仁人与成人）――人道层[9]”
“现实的道德境界：
君子（超越于自然人的道德人）―――――――――人道层[9]”
从上面的展示我们可以得知，圣人的境界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也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可以通过贤人体验、仿效圣德，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成圣”，“见满街都是圣人”。
夫子所塑造的人格境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代后人，如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夫。
[10]”；
张横渠先生的四句经典更是深入人心，令人感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夫子的“仁”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仁爱”思想不是一套抽象理论。
夫子所推重的是“仁爱”的践行，在夫子的“仁爱”思想中，何以成“仁”的道德修养方法远胜于“仁爱”何以成立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夫子的一整套道德修养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呢？
且看下文一一分解。
第一，“为仁由已”人可以成仁，夫子概括之“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1]；
又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1]在这里夫子表明了道德实践，道德修养的主体性原则和实践性牲。
第二，“求之于已”夫子说“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这就是说道德修养主要依靠个人的内心自觉和主观努力，同时夫子倡导“内省不疚”，要求严于律己，时常反省自己。
第三，“笃信好学”夫子十分注重学习，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1]”，同时他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道德修养之学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之学。
即儒者的修养，主要是靠自我觉悟，提升自己，成就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摆摆样子，装饰自己以向别人炫耀。
故夫子主张“为己之学”，强调“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
第四，“躬行实践”夫子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还是身体力行，正如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而且，夫子强调要“言行一致”，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听其言而观其行[1]”，对于伪君子，夫子是深恶痛觉，“耻其言而过其行[1]”。
夫子的上述修养之道其终极目标是“成圣”，“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1]”。
三、夫子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夫子仁爱思想与当代大学道德教育
夫子仁爱思想中最有生命力地方莫过于其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论说，而且这些思想离我们并不遥远，可以说是“平民之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伦和谐紧密相关，特别是它所提出的伦理原则、价值标准、修养方法以及塑造的理想人格等等对于今天我们开展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人文素质、构建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21世纪的头十年即将过去，这十年来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说其发展真可谓是日新月月异，一日千里。
就目前的情势来说，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思想文化活动异常活跃，“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也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大学生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受到极大考验[11]”，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各种西方式的“自由”思想像洪水猛兽般蜂拥而入，充斥整个社会和大学校园，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许多大学校园里歪风邪气四处漫延，所谓“后现代”的“自由”思想正一步步地侵蚀大学生们的头脑，他们大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上产生了错位和倾斜。
具体来说，“当代大学生在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道德观念上过分功利化，拜金主义十分盛行；
道德行为上推崇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缺乏刻苦耐劳的精神和品格；
[11]”人际交往上，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崇尚极端个人主义，对父母亲友只懂得索取，不懂得奉献，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思想观念比较淡漠。
学习创造上，急功近利，投机浮躁，缺乏学习创造力和价值判断力等等。
总之，当代大学道德教育可以说是迫在眉睫，急需重视和解决。
那么从夫子的“仁爱”思想中可以带给我们些什么启示呢？
1、以“仁心”铸人心，成材更先成仁。
“仁”是夫子思想的核心，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夫子仁爱思想或称为“人学”，通俗地讲就是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处事的学问，在夫子看来没有什么比“仁”显得更重要，“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就是说人如果不仁的话，怎么来对待礼呢？
人如果不仁的话，怎么来对待乐呢？
没有仁者之心就不能正确对待礼乐，而如果一个人连礼乐就不懂的人是不能称其为“人”的，正如诗经有云：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12]”因此，做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仁爱或仁德之心，这是立人之本。
今天的大学教育，倡导德智并重，以其作为对学生培养的终极目标，所谓德智并重即不仅要高学问高知识同时还要高素质高道德，在这一点上立场和想法是相当正确的，但是这些观念学生并没有正确接受，我们看到很多学生在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过程中忽视了自我道德的提高，在他们眼里，金钱至上、利益至上才是“王道”，鼓吹大家“一切向前钱”，所谓“前途”变成了“钱途”，而对真正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渐渐淡忘，这实质是在道德观念上过分功利化的体现。
在拜金主义的驱使下，享乐主义也趁势滋长，这两种主义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副产品”，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而在今天自由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物质利益第一”仿佛已成金律，其结果使人物欲激增甚至欲壑难填，从而对金钱、物质过分“依恋”，过分崇拜，从而走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至道德停步，人格精神缺失。
诸葛亮曾说：
“非淡泊无经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子在几千年前就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塑造一种完美的人格——“君子”的修养方法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1]”他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或成材需要以“仁”和“义”为本。
他曾用“松柏”比喻，“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句话赞扬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傲然挺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这也是他终其一生对生命的本质、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认识与体验，是对崇高理想境界的追求和伟大人格的向往，这些所思所悟所言正是时下精神萎缩、人格精神丧失的大学校园所匮乏的“精神养料”。
夫子所向往的君子人格也是对现在大学校园职业化、技能化的强烈反讽。
大学不是岗前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大学的精神应该是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大学生最重要的能力不再是书本上一点皮毛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学习创造力和价值判断力。
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会识字的人，而是不懂得价值判断和如何学习的人；
所谓知识构成素质的基础，能力构成素质的外显张力，而人格构成素质的最高灵魂，体现人的素质的整体风格；
因此，大学生应当注重自身道德的修养和人格培育，只有拥有完善的人格才能真正地实现理想和抱负，正如《大学》中所云“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3]”，这就是说成材之前先要成仁，而成仁的基础乃是修身，由身修而后治人，由治国而实现天下大同，而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实际上正是要求我们大学生要有“仁爱”之心，以“仁德”为本，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和精神素养，志存高远，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面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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