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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与汉语现代性问题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格局中，中国作家通过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重新思考产生了建立“汉语主体性”的语言自觉；第二，在语言资源的问题上，对于民间语言的充分吸纳和对西方语言的互文，是这一时期中国作家与诗人的两种相当突出的语言实践；第三，个体语言策略的采用导致了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化。
这些变革，对于20世纪以来汉语现代性的又一次重建，提供了相当有益的启示。
一全球化时代的汉语自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加剧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还体现在与我们的精神/生存密切相关的文化/语言层面。
全球政治，不仅发生于民族国家之间，还发生于不同的经济集团、文化类型和语种之间。
所以说，全球政治，还是一种文化的政治、语言的政治。
但是，在全球性的语言政治图景中，拥有着全世界最多使用者的汉语，却处于相当明显的弱势地位。
面对这样的弱势处境，作为汉语最为重要的实践者，中国作家产生了相当突出的语言焦虑。
不过，完全不同于20世纪之初的中国作家面对世界所产生的语言自卑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语言焦虑，却是对母语的敬惜与卫护，是一种在全球性的语言政治格局之中建立“汉语主体性”的语言自信以及与此相应的丰富思考和历史承担。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建立“汉语主体性”的语言自觉，在李锐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
他曾明确指出：
“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这些后来者，要用自己的杰出作品建立起现代汉语的主体性，要用自己充满独创性的创作建立起现代汉语的自信心。
这是每个汉语写作者无法推脱的历史责任”。
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之中，汉语文学应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
在贾平凹那里，“汉语主体性”的诉求则以其所欲建立的“新汉语文学”作为表征。
他认为：
“二十世纪末，或许二十一世纪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这种探索应建立于新汉语文学的基础上”，汉语文学应有其“独特于西方的思维”。
的“民族性”。
在语言/民族的意义上来思考“新汉语文学”或“汉语主体性”，在韩少功那里亦有体现，只是他更加强调世界背景中汉语作为母语、作为我们的先民所留给我们的语言遗产对于形成我们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
“晚生代作家”邱华栋也认为，现代世界的文学发展自拉伯雷以来在先后经历了文学的“欧洲方式”和“美洲方式”之后，即将到来的，必然是文学的“亚洲方式”，因此，“作为（东亚）这块大陆上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他不仅“感到了骄傲”，更是深感自己的“任重道远”。
而诗人于坚对于其所认为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这一主张的贬斥，以及对“在诗歌中，中国人、印地安人、老挝人、澳洲土著与英语世界的智慧并没有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发达或不发达的高下之分，不存在所谓‘接轨’的问题”的强调，则正是“汉语主体性”的突出体现。
如果说，在全球性的语言政治格局中，“汉语主体性”的提出是对其弱势处境的自觉超越的话，那么，在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下中国的汉语现实这两个维度上，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语言自觉，显然又包含着对于汉语自身问题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所隐含着的“历史问题”的超越。
对于白话文运动以来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进程，90年代以来的很多作家与诗人均都做过不同的反思。
这些反思所清理出来的“问题”虽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是在各自所清理出来的“问题”的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的语言主张，这些主张，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于他们具体的语言实践。
李锐认为，“自白话文运动以来到现在，汉语一直极度缺乏主体性”，因此，明确提出“汉语主体性”问题，无疑也出于他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认知。
而韩少功却认为，白话文运动作为一种语言革命在完成其最初的反专制任务而在后来“广为普及一统天下的时候”，反而“在胜利中自我消解”，形成了新的语言专制。
而他的《马桥辞典》正是以方言反抗普通话的具体实践。
诗人于坚在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区分为“普通话写作”和“受到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两大向度之后，在对前者予以贬斥的基础上，明确主张以后者来“重建汉语自从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曾有过的那种光荣”。
而诗人陈东东对于现代汉语的历史“回顾”在切实清理现代以来汉语内部的语言政治——即现代汉语的发生对于古代汉语的断裂以及现代汉语内部的口语、方言、翻译语体间的复杂关系——之后，对于现代汉语的未来表示了充分的自信，认为“这种语言有一个朝着未来的方向，并且被赋予了在朝着未来的进程中言说中国的现代化、创建中国的现代性传统的使命和责任”。
这种在历史重省的基础上对于现代汉语“朝着未来”的确认显然又与诗人桑克的观点取得了一致。
后者认为：
“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使古典汉语时代终结，开辟了现代汉语时代”，“不到百年的现代汉语发展中预示了现代汉语发展的巨大潜力”，现代汉语是一种“未完成”的语言。
这些作家与诗人在“回顾现代汉语”的时候所曾揭示的汉语“历史问题”，无论是李锐所指出的“汉语主体性”的“极度缺乏”，还是韩少功指出的普通话专制；无论是于坚指出的普通话所造成的“汉语自从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还是陈东东和桑克所认为的现代汉语的“未完成性”，无疑都是他们极为重要的语言焦虑，从而也构成了他们所要超越的语言“问题”；
另一方面，是对汉语“现实问题”的认识与超越。
对于当下中国的语言现实，李锐有着这样的看法：
“所谓的国语，所谓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这个书面语，它已经成为一种等级化的语言，普通话已经成为这个国度里最高等的语言，而我们各省的方言都是低等的，而且在书面语里头欧化的翻译腔的语言被认为是新的，最新潮的、最先锋的”，而且，由于现代汉语中有着“无处不在的语言蒙蔽”和语言“垃圾”，在“语言也被市场一体化的今天，现代汉语的粗鄙化已经到处泛滥成灾”，所以，他才以《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中的“口语倾诉”来反抗既存的语言等级，并且“冲破那些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的语言蒙蔽”，以“清除现代汉语当中的垃圾”。
这种对现代汉语充满“垃圾”的指认与清理，在“晚生代”作家李洱和“女性主义”作家林白那里也有相当突出的体现。
李洱认为：
“现代汉语受过严重的污染，我们的各种经验使得词语蒙上了许多污垢，这使得我们的表达往往是非真实的表达，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表达的各种经验中，有许多虚假的经验”，所以，他要通过自己的语言实践完成“对一个词，一个基本的词象的清理”，并以“拯救每一个词”作为自己的语言责任。
而在林白那里，她所面对的语言现实却是“一大片陈旧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摧肝折胆，碰到的并不是我们的肝胆，连皮肤都碰不到，它被许多漠然的嘴说出，早已严重磨损”，所以，她才力图“通过感官发现语词”，以其女性主义的语言实践超越既有的语言现实。
实际上，林白认为汉语现实的“陈旧”一方面类似于李锐等人所说的“语言垃圾”，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汉语现实存在着亟待打破的“陈规”，这一认识，在韩少功、张炜和余华那里表现得相当明确。
韩少功认为：
“语言大体上依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而不是任何现实的陈规”，在具体的语言实践和语言现象面前，“固守某种语言定法”，无疑是对人们“生活智慧”的一种“漠视”，所以，为了有益于“语言的生命”，作家的语言实践便是要打破语言陈规以“释放语言的文化潜能”。
余华也认为：
“为了表达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几个层面，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
很显然，汉语现实中的等级制度、“粗鄙化”的“语言垃圾”以及僵死“陈旧”的语言陈规，均都构成了中国作家亟待超越的“现实某种语言定法”，无疑是对人们“生活智慧”的一种“漠视”，所以，为了有益于“语言的生命”，作家的语言实践便是要打破语言陈规以“释放语言的文化潜能”。
余华也认为：
“为了表达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几个层面，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
很显然，汉语现实中的等级制度、“粗鄙化”的“语言垃圾”以及僵死“陈旧”的语言陈规，均都构成了中国作家亟待超越的“现实问题”。
正是在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深入反省的基础上，9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才以相当充分的语言自觉展开了自己的语言实践，从而也促使了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
二语言资源问题
（1）：
对于民间语言的吸纳
语言资源问题一直是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必然会对此有所涉及。
从语言资源的角度来看，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探求出现了新的变化，恰好构成两极的民间语言资源和西方语言资源得到了不同作家与诗人的高度重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观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文体面貌。
“民间写作”，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潮流。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于“民间写作”的研究所关注的，大多都是民间生活世界、民间文化精神与民间文化立场问题，而对与此密切相关并且相当重要的民间语言问题往往缺乏集中与深入的研究。
实际上，“在无限广阔的民间世界里学习语言”，并对民间语言进行自觉广泛的吸纳与创造性运用，正是90年代以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现象，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莫言曾经说过：
“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
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
鉴于思维和语言的同一性关系，莫言强调“老百姓的思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民间语言呈现出真正的民间，那些以“知识分子立场”和“非民间的语言”（即“非老百姓的思维”）所“粉刷”过的民间，并不是真正的民间。
相应于其理论主张，莫言的小说《檀香刑》实际上就是对民间语言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具体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民间语言的吸纳，首先表现在对民间语言中积淀着的传统语言形态即“文言”与“旧白话”的吸纳，这以贾平凹的语言实践表现得最为突出。
贾平凹的大量作品经常运用文言文的基本词句和旧白话小说的叙事语言。
如《高老庄》中“坐坐无聊，各自进屋睡去”、“黑暗里并不看清西夏，却在说”、“喜得众婆娘说”、“众人嘻嘻哈哈扶着去”和“子路听了，没有言传”这样的句子，以及“就••••••了”、“事毕，••••••”、“众人听了，••••••”、“那女子并不••••••”和“一时无语”等文言文和旧白话小说的叙事套语。
但是，贾平凹对文言文和旧白话小说语言的吸纳，最主要的，并不是来自传统文学的直接影响，他在谈及此点时，更加强调民间语言的重要作用。
他曾说：
“有人说我的语言是古汉语，不是那么回事。
我对陕西的民间语言有意识地挖掘研究过”，“在陕西，民间土语是相当多的，语言是上古语言遗落下来的，十分传神，笔录下来，又充满古雅之气。
我在《高老庄》里专门写到了这些。
外界评价我的语言有古意，其实我是善于在民间寻那些有古意的土话罢了”。
在回答其语言实践与《三言》、《二拍》等旧白话小说语言的关系问题时，也曾明确指出：
“我的语言多来自民间”。
很显然，贾平凹对文言文及旧白话语言资源的吸纳还是通过民间语言这样的中间环节，所以在本质上，他的语言实践还应属于对民间语言的吸纳。
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民间语言的吸纳，其次体现在对民间语言的重要构成即带有地域特点的民间方言的接受方面。
在谈及自己对民间语言的吸纳时，贾平凹就曾屡次强调其所吸纳的民间语言所具有的“陕西”、“家乡”和“地域”等属于“方言”方面的特点。
由于民间方言实际上包括着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的语音、语汇、句式、语气、语言资料和语言风格，所以，文学语言对民间方言的吸纳，往往又不是单纯地仅止于语汇，而是体现在上述很多个方面。
对于民间方言独特的语音语汇、句式语调及语言资料的吸纳，除了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多有所见之外，也很突出地体现在张承志、张炜、韩少功、莫言、李锐、阎连科和刘庆邦等作家的笔下。
在张炜的《九月寓言》中，这一特点既表现在诸如“端量”、“吃物”、“转醒”、“拉呱儿”、“歹人”和“俺”这样的地方语汇上，也更主要地体现于鲁地民间所特有的凝重厚朴的叙事语调。
在莫言的《檀香刑》中，民间语言一方面体现在对鲁地方言、特别是旧白话小说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的适度吸纳上，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地体现于莫言对“猫腔”这一地方戏文语言的独特运用上。
而阎连科小说中的民间语言，除了表现为其对民间语汇如“她便不说话，在院落里默一阵，开了院落门”、“像一只春骚正浓的啥儿”（《日光流年》）、“她生青冷白地问”、“秋罢了”、“在村街东头上，血裂着嗓子骂”、“来吊唁的人也山海”（《耙耧山脉》）之类的直接录用之外，其对民间修辞方式以及民间语调的运用，更加独特。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够读到“日子过得缺光少色，寒寒凉凉的”、“脸上的山山脉脉间，都藏匿了白色茫茫的绝望”、“山脉上粉红淡淡”、“东西也都置办了八八九九”、“心里有些悦悦的慌，有些慌悦悦的跳”、“双眼里有生生的光辉”、“她••••••玉样圣圣洁洁的”、“袅袅飘飘地烟消云散了”、“蚂蚱太多，群群股股”、“眼里的光还生生气气亮着哩”和“村人们海海浪浪涌来了”这样的句子，这些句子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其中经常会出现由一些合成词（如“山脉”、“圣洁”、“生气”和“海浪”）、一些单字（如“悦”、“生”）、或者是由属于同一个语义场的两个单字转换而成（如“寒/凉”、“八/九”、“袅/飘”和“群/股”）的单声或双声叠音的合成词语。
此外，其以民间视点或从民间生活与民间物事取譬修辞，也使他的语言具有了浓厚的民间色彩，比如“山脉上玉蜀黍的甜味，黏稠得推搡不开”（《耙耧天歌》）和“从东山脉斜刺过来的光芒，一竿竿竹子样打戳在他的脸上、手上、脚尖上”（《年月日》）这样的叙事语言。
而在韩少功的《马桥辞典》中，马桥方言虽然很少进入作家的叙事语言，但很独特的是，它除了经常出现于人物语言之外，还有着更加重要的价值，这便是它不仅在形式方面形成了文本的结构方式，而且在内容方面，它也是作品的主题指归——实际上，《马桥辞典》就是以“辞典”这一特殊的文本结构方式并且通过对马桥方言的释义，来挖掘或“释放”马桥方言的“文化潜能”。
张承志的《心灵史》对民间方言的吸纳，则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哲合忍耶这一特定地域中民间宗教的独特语汇，如“哲合忍耶”、“束海达依”、“克拉麦提”、“多斯达尼”、“穆勒什德”、“打依尔”、“尔麦里”、“满拉”、“毛拉”、“拱北”、“举义”和“前定”等；二是作品大量录用并与整个文本有机融合的民间语言资料，这主要是民间宗教典籍如关里爷的《热什哈尔》、毡爷的《曼纳给布》、形形色色的民间抄本《兰州传》、《谨著哲罕仁耶道组太爷历史》和《哲罕仁耶道统史》以及流传民间的波斯文体赞辞中的语言组织；第三，更重要的在于，张承志还在文本中主要运用了哲合忍耶民间的“粗语村言”和前面所述民间典籍与民间抄本的语体来叙述哲合忍耶在“公家”迫压下的反抗历史及宗教故事与宗教传说，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意味的“拟经语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民间语言的吸纳，还表现在对于民间口语的自觉接受。
虽然在方言/口语之间往往会有一定的混杂或同一关系，但是，方言的对比性语言是官话，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语言的普通话语言。
而口语的对比性语言，却是书面语，是知识分子或文人依据一定的语法规则对于口语的提炼与净化，所以，文学写作对于民间口语的吸纳，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对民间方言的接受。
具体地说，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所曾吸纳的民间口语资源主要有“历史/乡土口语”和“现代/都市口语”两种基本类型。
历史/乡土口语主要是指源自乡土或者具有一定的地域（比如北京、沈阳或东北地区）特点的民间口语资源，它们往往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口语遗存，具有突出的历史继承性与稳定性，李锐的《无风之树》、贾平凹的《高老庄》、莫言的《檀香刑》、韩少功的《马桥辞典》、张炜的《九月寓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阿来的《尘埃落定》、张承志的《心灵史》、成一的《白银谷》、刘庆邦的《鞋》、王安忆的《长恨歌》、何顿的《生活无罪》和徐坤的《沈阳啊，沈阳》等作品，便对乡土/地域口语有着相当充分的吸纳。
而当代/都市口语，则是指那些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社会总体语言的变迁新近出现的、往往最先流行于都市的民间口语，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从未来的社会总体语言或民间口语中消失，从而失去语言生命，而另一部分，却会作为语言遗存进入未来。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当代/都市口语，往往更多地出现于像于坚、韩东、朱文、伊沙、徐坤、何顿、李洱、张生、卫慧和沈浩波、尹丽川、李红旗、朵渔、李师江等年轻作家或诗人的作品之中。
三语言资源问题
（2）：
对于西方语言的互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资源”之成为问题主要有着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语言焦虑以及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反思，必然会涉及到作为母语的汉语和西方语言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分别偏重于吸纳民间语言资源和西方语言资源的两种不同语言实践间的分歧与争论，也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具体地说，西方语言资源问题的最为集中的体现，便是诗歌领域中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两大群体在语言资源问题上的不同策略与诗学论争。
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张曙光、孙文波和西渡等人的语言策略，往往更加倾向于西方语言资源，这也是自认为是“民间写作”群体的、更加侧重于民间口语资源的于坚、韩东和伊沙等人所着意批评的重点所在。
在语言资源问题上，“知识分子写作”并不否认自己的西方取向，但它承认此点的基本前提，就是王家新所说的——“汉语就是我们的现实”。
他们对西方语言资源的竭力寻求，其出发点与最终指归，均都在于诗人对作为母语的汉语的语言责任，这一点与“民间写作”的语言意识并无不同，只是“知识分子写作”对于汉语现代性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认知要更加理性和开放，也更加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
在谈到对现代汉语的基本认识时，王家新指出：
“我宁愿把现代汉语视为一种历史的话语实践，或一种对文化再生的伟大想象。
无论如何，它没有一种先天、既定的本质需要我们来固守，它要求的只是不断的拓展、吸收、转化和创造”。
西川和陈东东也认为：
“诗歌语言的大门必须打开”、“应该有一种内在的活力促使语言向着未知生长”，“现代汉语有一个朝着未来的方向”，“现代汉语是迈向它越来越开阔的未来的语言”。
很显然，他们更多地是在强调现代汉语是一种开放的、具有广阔未来的、正在生长的“新生语言”，正因如此，他们才在历史责任的意义上来理解自己的语言实践，认为这种“新生”的语言使得自己“有那么多的事情要为它去做”。
在对语言资源的寻求方面，“知识分子写作”最为重要的语言策略便是与西方语言的“互文”。
对于“互文性”的语言策略，虽然主要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予以阐释，但在其中，王家新的阐释最为充分，也更具有理论的自觉。
王家新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基本关系已发生一种重大改变，即由以前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变为一种对话关系或互文关系”，“中国诗人已由盲目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转向有意识地‘误读’与‘改写’西方文本，进而转向主动、自觉、创造性地与西方诗歌建立一种‘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既把自身与西方文本联系起来，但同时又深刻区别开来”。
王家新对这种互文关系的确认与肯定，自然与其独特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史观念有关，但是，具体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史观念未必与其完全一致的欧阳江河，也曾用“语码转换”、“语境转换”这两个社会语言学术语和“复杂”、“混合”以及“对借入词语（即语言变体）的使用”这样类乎“互文”的意思来概括“知识分子写作”的语言策略”。
在论及西方语言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产生的“影响”时，欧阳江河更是明确指出：
“所有这些影响在融入我们的本土写作后，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对于那些实质性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写作”的西方诗人，欧阳江河认为：
“重要的不是他们在各自的母语写作中原本是什么，而是在汉语中被重新阅读、重新阐释之后，在我们的当前写作中变成了什么，以及在我们的今后写作中有可能变成什么。
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不同语种的上下文关系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他们基于“自身经历、处境、生活方式、趣味和价值判断等多种复杂因素”对于西方资源的“误读和改写”。
很显然，欧阳江河所概括的“知识分子写作”与西方语言资源间的关系，正是王家新所说的“互文”。
“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具体诗作与西方语言资源的互文性关系不仅体现在较为表面的语词和语汇方面，还体现在很多诗作的句式、语调和语言组织方式上。
在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和《游动悬崖》、西川的《汇合》与《致敬》、孙文波的《地图上的旅行》与《散步》、欧阳江河的《茨维塔耶娃》和《哈姆雷特》、陈东东的《秋歌二十七首》和《冬日外滩读罢神曲》、萧开愚的《国庆节》与《动物园》、张曙光的《雪》和《存在与虚无》等大量作品中，除了频繁出现作为语言资源的西方著名诗人与作家的名字，以及源自于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意象、象征、诗句、场景、细节和故事并且对它们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之外，像西川所习惯运用的“仿经书语言”、萧开愚和张曙光冗长繁复的诗歌句式、王家新的布罗茨基式的语感、王家新和西川等人所经常使用的类似于散文诗的“断片”式的语言组织方式，显然都是对西方语言资源不同方式的互文。
在“知识分子写作”与西方语言资源的互文性关系中，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文本。
这首诗作中，生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1989年，冬，北京）的诗歌文本以汉语的方式创造性地重新叙述了帕斯捷尔纳克5日瓦戈医生》中日瓦戈与拉拉重返瓦雷金诺之后的一个经典场景——瓦雷金诺的风雪之夜，狼群在逼近。
狼在嗥叫，妻子在熟睡，烛光下，日瓦戈医生仍在写作。
这一经典性的场景，不仅象征性地喻示了在那个严酷的年代之中作为知识分子诗人的日瓦戈医生悲剧性的坚持与反抗，而且，通过对它的创造性“改写”，在“瓦雷金诺”、“俄罗斯”、“普希金”、“蜡烛”、“松木桌子”和“狼群”这样一些来自俄罗斯、来自《日瓦戈医生》这一著名文本的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背后，诗人王家新与日瓦戈医生、进而又与帕斯捷尔纳克、甚至还与俄罗斯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普希金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对话，从而，在“严酷的年代”之中而“把苦难转变为音乐”，就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度三位诗人所共同具有的悲剧命运。
所以说，语言互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为现代汉语吸纳源自于西方的语言资源，更在于通过对西方文本的“语言的互文”转而提升为“精神的互文”与“历史的互文”，从而，语言的互文也成了精神、思想、生命与语言在阔大深远的世界性的历史时空中扩展、探求、自由穿梭的具有多重意义的诗学策略。
“知识分子写作”对于西方语言资源的互文策略，存在着两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其一，就是他们的语言实践与“翻译体”间的深刻关系。
虽然诸多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均都有着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直接阅读西方诗人的原作，但是，他们大都又很强调“翻译文学”即“母语化”的西方文学或“翻译体”对于他们的资源性意义，强调和肯定他们语言实践中的“翻译体”特征。
在他们看来，“‘汉语中的里尔克’已不是德语中的那个里尔克”，“隐匿在我们写作深处的叶芝、里尔克、庞德、曼杰什塔姆和米沃什等诗人也已经汉语化，本土化了”。
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他们所吸纳的西方语言资源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西方”，而是“隐匿于”汉语深处的已被“翻译”的“西方”，或者说，他们所吸纳的西方语言资源不过是现代汉语中的“翻译体”，是现代汉语之中一种特殊的语言资源。
这样，他们的语言实践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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